[我心目中的季羨林先生]我記憶中的季羨林先生閱讀答案
發(fā)布時間:2020-02-17 來源: 日記大全 點擊:
他的名字召喚我考進北大 第一次聽到季羨林先生的名字,是在遙遠的1962年。那一年,我即將高中畢業(yè),面臨著高考升學還是回鄉(xiāng)務農(nóng)的兩難選擇。我從心眼里是想上大學的,家里雖然很窮,但父母還是愿意讓我繼續(xù)讀書,特別是一向十分開通的爺爺,更支持我上大學。但當時我所在的中學建校才五年,剛剛從一個小學附屬中學班轉(zhuǎn)為正式中學。校領導和老師都缺乏指導學生高考的經(jīng)驗。而我們這批從農(nóng)村出來的學生幾乎從來沒進過城,更不知大學為何物,對高考非常茫然。幸好我們的俄語老師邵文秀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俄語系,她也是當時在校老師中畢業(yè)于名牌大學、學歷最高的老師。于是我們便都去請教邵老師。我告訴邵老師想學外語,于是她建議說:那你就報考北大東方語言文學系吧!東語系系主任季羨林懂九種語言(后來才知道,季先生精通英語、德語、梵語、吠陀語、巴利語、吐火羅語,可以閱讀法語、俄語)。他學貫中西,非常有學問,做他的學生,你一定能學到很多東西。于是乎,我和我們文科班的大部分同學第一志愿都報了北大東語系。
我僥幸被北大東語系錄取了。拿到錄取通知書的時候,我簡直是“漫卷詩書喜欲狂”。夢寐以求的大學夢實現(xiàn)了!我即將成為季羨林先生學生。
第一次見到季先生
我是懷著對季先生的尊敬、仰慕之情走進北大的。1962年9月1日,開學第一天,我們幾個剛?cè)雽W的女生正在學生宿舍二十七齋收拾東西,整理床鋪,記得我被分配到133號房間。忽然聽見有人喊了一聲:季先生來了!我們急忙放下手里的東西,跑到門口。只見季先生已經(jīng)走到二十七齋門前。他中等身材,穿一身褪了色的藍色中山裝,步履矯健,面帶微笑地向我們走來。大家圍上去不約而同地說:季先生好,季先生好。先生含笑點頭示意,笑得那么燦爛,沒有一點大教授的架子。先生走進我們新生的宿舍,親切地詢問我們是從哪里來的,生活習慣不習慣,有什么困難,語速不疾不徐,態(tài)度和藹可親,我們一開始的拘謹也就一掃而光了。其實那年東語系招收的41名新生中,女生只有11人,系主任還是親自來看我們,而且是在開學的第一天。這怎能不讓我們這些剛剛邁進大學門的大孩子感動呢?于是我把這一激動的場面寫進了《踏進北大第一天》――我在北大的第一篇命題作文里,更把它定格在我的腦海里,銘刻在我的記憶中。
吾生也晚!可惜當年梵文、巴利文專業(yè)不招生,使我無緣一睹先生講課的風采。要是早兩年考進北大,我一定會申請學梵文、巴利文,親耳聆聽先生授課,也許我的人生道路會是另一種走法。
在校園里每次遇見他,我們都會走上前去,叫一聲季先生。先生照例微笑著點頭示意,表示知道我們是他的學生。而每當看到在圖書館前草地上在未名湖畔坐椅上讀書的我們,他總是投以贊許的目光。我們心里明白:先生對我們寄予厚望,他希望我們早日成才。
“文革”中的季先生
突如其來的“文化大革命”打破了北大校園的寧靜,攪亂了北大師生的正常生活。剛剛從農(nóng)村“四清”回來的我對眼前發(fā)生的一切茫然不知所措。在所謂“池淺王八多”的北大,一批批叛徒、特務、走資派、反動學術(shù)權(quán)威等“牛鬼蛇神”被揪上了“斗鬼臺”。這期間的季先生安然無事,因為他“頭上沒有辮子,屁股上沒有尾巴”。但是正常的教學秩序被打亂了,一切教學活動都被停止。成千上萬的學生從全國各地潮水般涌進北大,據(jù)說那時每天北大要接待四萬人,而我們這些在校的學生又都紛紛跑到外地去“煽風點火”,繁重的接待任務自然就落在了北大教職員工的身上了,作為系主任的季先生也不能例外。據(jù)說他用自己的錢給來串聯(lián)的學生買了幾百個臉盆和其他日用品,而季先生本人的生活一向是非常簡樸的,正如后來一位臺灣學者在一首詩中描繪的那樣,先生經(jīng)常是:“池塘看老蓮,午夜抱書眠,虛名滿天下,袋中常無錢!
隨著“文革”的逐步升級,本來還平安無事的季先生卻因反對“老佛爺”聶元梓(當時北大一派的頭頭)而慘遭厄運,被抄家、批斗、關(guān)進了“牛棚”。
離校前的最后一次見到先生,大約是在1967年的初冬。運動正“如火如荼”,畢業(yè)分配又遙遙無期。一天下午,百無聊賴的我正在大飯廳前閑逛,突然一輛大卡車自北向南呼嘯而至,停在了我的眼前。抬頭一看,車上被批斗的對象竟然是季先生,只見他低著頭,彎著腰,身上的衣服很單薄,身后是兩個身強力壯的學生。我沒顧得聽他們羅列先生什么罪名,便迅速逃離了現(xiàn)場,逃回了我的宿舍二十七齋。心中充滿了惶惑和不安:季先生怎么了?我一向敬仰的先生怎么落到了這般田地?我欲哭無淚。九十年代后期讀到先生的《牛棚雜憶》,才知道那一天是1967年11月30日,是在先生被抄家之后的一天。
在逆境中堅持翻譯
1968年1月,我被分配到外文出版社工作,因為當時正陪團在外地做翻譯,所以直到4月初才報到。就在北大爆發(fā)大規(guī)模武斗的第二天,我離開了兩派高音喇叭震耳欲聾、遍地磚頭瓦礫的北大校園――我心目中曾經(jīng)無比圣潔的學術(shù)殿堂。在以后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對先生的情況幾乎一無所知。從后來讀到的他的文章中,才知道后來他作為“不可接觸者”被安排在學生宿舍四十齋傳達室收發(fā)報紙。他于是利用空余時間,悄悄地開始了他的翻譯計劃。這就是198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七卷本、洋洋二萬頌二百萬言的印度古代文學史詩、皇皇巨著《羅摩衍那》,填補了我國梵文文學翻譯的一項空白。
否極泰來 煥發(fā)青春
打倒“四人幫”,改革開放以后,年過六旬的季先生煥發(fā)了青春。從1978年開始,先生任北大副校長兼東語系系主任。繁忙的行政事務、社會活動、學術(shù)研究之余,先生仍筆耕不輟、“舞筆弄墨”,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散文。每當在報刊上讀到他的散文新作,我都感到既親切又激動。最喜歡的一篇是《春歸燕園》,那雋永的詩一般的語言令我愛不釋手,它正好與先生1962年寫的《春滿燕園》遙相呼應,把我?guī)Щ亓嘶隊繅艨M的母校校園。印象最深的是先生懷念母親的文章《賦得永久的悔》和回憶胡適的文章《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至今我還保存著這兩篇文章的剪報,因為我喜歡先生的文章特別是他的散文。讀先生的散文,就好像在聽老者述說歷史,聽智者講幽默故事,聽學者談論學問,聽大師論述人生,娓娓動人,如沐春風。
關(guān)于先生的故事也不時有所耳聞。一年九月,學校剛剛開學,一個新生站在路邊對著一堆行李發(fā)愁,他要去吃飯,而行李卻沒人照看。這時一位老先生走過來,學生一見喜出望外,急忙求老先生幫忙。先生毫不猶豫地答應下來,老老實實地看著行李,直到學生吃完飯回來。迎新大會上,先生坐在主席臺上,這時那位新生才知道為他看行李的“老頭兒”原來是德高望重的北大副校長季羨林。
不解的“書緣”
2000年,外文局提出三項改革措施,其中一項是“整合出版社”,局領導多次囑我要為整合以后的新世界出版社搜羅人才,組織選題做好準備。因為整合以后的新世界出版社將由原來出版外宣圖書為主轉(zhuǎn)變?yōu)橐猿霭嫔缈祁愔形臅鵀橹鳌?
2000年8月初的一天,我和張世林同志來到季先生在北大朗潤園的家。先生家門前的池塘里,大片的“季荷”開得正旺,正是滿塘荷花“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的時候。我們小心地敲門,門開處,只見季先生已經(jīng)站起來迎候。落座后,世林是不用介紹了,因為他在編《學林春秋》、《學林往事》的時候跟先生打過交道,而且已經(jīng)很熟識了。而我雖然是先生早年的學生,卻必須先作自我介紹。我雙手遞上自己的名片,嘴里喃喃著:“季老,我是您的學生,1962年入學,越南語專業(yè)的。”季老仔細看著名片上的名字,又看了看我,肯定地說:“我記得,記得你,有印象,有印象。”先生執(zhí)教五十余年,可謂桃李滿天下,怎么能記得我這個普普通通的學生呢?可我從心里愿意相信先生真的記得我。
我們來訪的目的,世林在電話里都說了,先生自然清楚。李玉潔老師拿出一大摞先生的書讓我們看。我見有幾本書是外地的出版社出版的,便趁便說:“季老,讓您的學生給您出一本書吧,我們保證能出好!焙眯牡睦罾蠋熞娢覀儜B(tài)度誠懇,也在一旁敲邊鼓。先生果然答應了我們的要求。于是商定把先生在2000年所寫的除《龜茲焉耆佛教史》以外的全部散文、雜文、序等等文章收集在一起,出一個集子。2001年春節(jié)剛過,李老師便把季老的文章整理好交給我們,這就是2001年4月份出版的《千禧文存》。在2001年3月1日為本書寫的自序中,先生是這樣說的:“雖然增長了一歲,卻覺得身心兩健。希望在今年結(jié)束時,在舞筆弄墨方面能夠有更大更好的成績,庶不致辜負這個新千年的第一年。”當時年屆九旬的季先生對新千年充滿希望和信心。
2002年,我們又把先生在2001年寫的文章結(jié)成一個集子,名之曰《新紀元文存》。在《新紀元文存》自序中,先生稱出版《千禧文存》“是一次新的嘗試。以后的實踐證明了,這一次嘗試是異常成功的。春末交稿,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印刷、發(fā)行。初版六千冊,在不太長的時間內(nèi)即銷售一空,立即加印了五千冊。這在我一生出版的書中,除了《牛棚雜憶》以外,是絕無僅有的” 。
先生的夸贊和鼓勵大大激發(fā)了世林和我的積極性,于是商定出版一個系列叢書,并請先生作序。先生慨然應允。先生在叢書總序中說:“拙著《千禧文存》問世后,蒙讀者垂青,銷路廣通。具有出版工作‘特異功能’的周奎杰女士和張世林先生,慧眼如炬,看出了讀者是歡迎這一類文章的。于是別出心裁,以拙作為濫觴,擴大作者范圍,編成了一套叢書,名之曰《名家心語》!痹谶@里先生仍不忘獎掖后學,鼓勵我們繼續(xù)努力。
因為“名家心語”的作者大都是耄耋老人,所以先生在序言中專門談到老年人。他反對老年人“一是倚老賣老,二是無所事事,‘坐以待斃’”,認為“這二者都是要不得的,于己有損,于人無利” 。先生也不贊成“硬是以六十歲為界,把人類切成兩半”,認為“六十歲以上的所謂‘老齡’,實際上是被打入另冊的” 。對于“余熱”的說法,先生尤為反感。他說:“我絕不是由于自己年老才為老年人辯護的。我也反對現(xiàn)在非常流行的‘余熱’這樣的詞兒,不管年老年青,熱都是熱,難道老年人的熱是涼的嗎?”九十高齡的季先生,其思想之敏銳、思路之敏捷、文筆之犀利,由此可見一斑。
此后,我們又先后聘請季老為《中國文化與文明》叢書(中美合作項目)中國國際出版集團編輯顧問委員會成員、《二十世紀經(jīng)典作家傳記》叢書特邀顧問,先生都欣然接受并在一次談話中幽默地說:“不顧不問,不顧不問!逼鋵,他對于這兩套書的編寫計劃和作者情況都是了解的,在看了我們帶去的材料,聽了我們的詳細說明之后他才說這番話的。記得2002年我們把《中國古代建筑》送去的時候,先生還手捧這本書,跟我們合了影。2004年9月,我陪中國外文局周明偉、郭曉勇兩位常務副局長把《中國文明的形成》和《二十世紀經(jīng)典作家傳記》(第一批共6冊)送到301 醫(yī)院時,先生還清楚地記得他受聘顧問的事。這一次,先生把他的《新紀元文存》分贈給同去的幾個人,在送給我的書的扉頁上,先生端端正正地寫著:奎杰校友小友。先生把我看成是他的校友,其實我永遠永遠是先生的學生。
就這樣,我和季先生結(jié)下了不解的“書緣”。
在先生的新著《病榻雜記》即將問世的時候,作為先生的學生和一個普通編輯,寫下了如上的話,以表達我對先生發(fā)自肺腑的仰慕之情。無論在做人和為文方面,先生都永遠是我學習的榜樣,效法的楷模。我由衷地祝愿先生健康長壽,不斷有新作問世,并期待著在先生壽登期頤和年屆茶壽的時候,再次參加先生的壽辰慶典。
責編:于 淼 馬新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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