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 起 　　1958年“大躍進”，左傾錯誤造成國民經(jīng)濟失衡,伴隨而來的是“大躍進”后期發(fā)生在全國的空前大饑荒。 　　災難同樣波及北京,幸運的是，北京作為首都，有著獨一無二的“政治優(yōu)勢”。黨中央采取非常措施，全國各省市以“政治大局”為重，用行政手段壓縮當?shù)厝嗣竦幕�本需求，全力以赴支援北京。北京的百姓最低生活水準得以維持。
　　
　　民以食為天
　　京城用糧全靠外地調(diào)入。自1959年以后，調(diào)入發(fā)生困難，曾一度出現(xiàn)庫存用糧不夠維持六天需求的緊急狀態(tài)。當時全市享用商品糧待遇的“非農(nóng)業(yè)人口”不足400萬，遵照黨中央指示：居民口糧低標準供應，把自1954年“統(tǒng)購統(tǒng)銷”后實行的居民“憑證”供糧改為“憑票”供應。凡是在京有正式戶口（所謂“吃商品糧的人”）每人按月發(fā)放糧票。糧票分為：粗糧票，面粉票，大米票……糧食定量依年齡大小，因人而異，此外還依身份不同，指標各異。其中面粉供應占總定量20％，大米占10％，其余供應粗糧：玉米面、白薯干，有時即高粱面兒、鮮白薯等雜糧。
　　
　　由于口糧標準低，副食品短缺，人們饑餓，加之受社會影響，糧管部門在管理上時有漏洞，一時間貪污、偷盜、倒賣糧票以及印制假糧票的案件屢有發(fā)生，1961年1市斤北京市糧票黑市價格3元（當時生產(chǎn)一線工人80％以上月薪為三四十元），1市斤全國通用糧票黑市價格4元，1市斤北京市面票黑市價格5元。
　　當年作為多數(shù)居民“骨干”副食品的豬肉自1959年元月起憑票供應。凡是在京有正式戶口的，每人每月三張票（上、中、下旬各一張），每票供應鮮肉1-3兩，依貨源狀況而定，肉少時供應1兩，肉多時不得超過3兩。同年5月起，把每人每月三張票削減為兩張（上、下半月各一張）。1960年豬肉貨源急劇減少，到當年7月已無鮮肉可供應市場，即投放陳年肉罐頭頂替鮮肉供應。1961年起，將原發(fā)放的每張肉票面額最多3兩削減為2兩。同年4月，用庫存的雞、鴨、魚罐頭頂替鮮肉。6月到年底，對居民停止供應豬肉。
　　牛、羊肉自1959年元月起憑票供應。凡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shù)民族居民，在京有正式戶口的，每位每月發(fā)給“清真肉票”三張，每張票一次性使用，可購鮮肉1-3兩。貨源不足時曾從西北調(diào)入駱駝肉頂替牛肉供應，同時規(guī)定：內(nèi)臟頂替鮮肉分量。
　　據(jù)官方統(tǒng)計：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費量是8兩半（全年），是有史以來北京市居民消費水平最低的一年，但仍遠遠高于其他兄弟省市。
　　1960年，蔬菜被正式劃為“國家二類商品”，強化“產(chǎn)銷統(tǒng)管”體制，對居民實行憑票限量供應。凡在京有正式戶口的，每人每天供應鮮菜2兩。蘿卜、土豆、白菜等任擇其一，但以土豆居多。另外還發(fā)放有少量的“蔥票”，持票可購買到少許蔥、姜、蒜等，主要由“居委會”安排，重點是照顧基層革命軍烈屬。但有時出現(xiàn)憑票也無菜可買的情況，仍可持票買到腌菜或咸菜（腌醬菜也憑票供應）。
　　雞蛋自1958年元月起就實行限量供應。1960年至1961年，雞蛋對普通居民停供，僅按中央有關規(guī)定，對“特需”人員提供，如在京的領導干部，全國頂尖級的知識分子，駐京外交人員等。
　　花生和瓜子一年“品嘗”一回；食糖供應憑《北京市居民副食購貨證》每人每月供應2兩；食油供應按在京正式戶口，每人每月發(fā)放油票一張，憑此票可購食油3兩（豆油或棉籽油居多）�；ㄉ�油則在年、節(jié)期間少量投放市場。此外，春節(jié)每戶額外增發(fā)“節(jié)日補助油票”一張，憑此票可購芝麻油1兩；食鹽、稀黃醬、芝麻醬供應憑《北京市居民副食購貨證》每戶定量供應。逢年過節(jié)有粗粉條、粉絲、花椒、大料、木耳、黃花、堿面兒，皆憑證按戶供應少許。醬油（低檔）、醋（散裝）等基本敞開供應，“限量不限次”。
　　糕點食品自1958年下半年起，供應日趨緊張。為彌補日常飲食熱量不足，許多居民搶購充饑，出現(xiàn)排長隊“景觀”，市場經(jīng)常脫銷。自1959年春節(jié)起，正式實行憑證限量供應。當年9月起，由憑證供應又改為憑票。每戶每月發(fā)給糕點票和餅干票各一張，憑票購買糕點半斤和餅干2兩，同時另加收北京市糧票4兩（全國通用糧票不行）。
　　
　　茶葉自1959年起被劃為“國家二類物資”。鑒于當時“以糧為綱”，產(chǎn)量銳減，市場罕見，1961年春節(jié)，每戶居民憑證供應茶葉1兩（低檔）。1962年，貨源更緊張，市場脫銷，考慮到“政治影響”，不得不從中央各大機關、部隊招待所、賓館等單位庫存茶葉中回收一小部分填補首都市場“空白”。
　　北京的餐飲業(yè)（各類餐館、飯莊）奉市委之命于1960年7月30日實行就餐收糧票制度。許多老字號餐館、飯莊關門歇業(yè)，剩下的勉強維持，主要提供大眾化的主食饅頭、烙餅之類�？墒堑搅�1959年底，又發(fā)生變化，當時由于糧油茶肉蛋短缺，北京附近周邊城鎮(zhèn)（天津、保定、石家莊等地）的大小飯館率先實行就餐收糧票制度，加之當?shù)鼐用窨诩Z標準低，副食品奇缺，許多外地居民集中涌入北京，專程覓食就餐。一時間京城大小餐館門前出現(xiàn)前所未有的排長龍景觀。人流云集，徹夜不散。從晚上開始排隊（次日早餐），清晨早餐后又排起午餐隊，午飯后又開始排晚餐隊，晚餐過后又開始排次日早餐隊……循環(huán)往復。往往一家多人輪番上陣，同時又有大批本市居民也加入隊列……局面混亂，“政治影響”太壞，此狀況引起中央高度重視。對此，1960年7月30日零時起，北京市轄區(qū)內(nèi)的飯館餐廳一律憑票供應。僅保留少數(shù)高檔飯館不收糧票，但價格昂貴，高價菜肴，非普通居民所能享用。欲到這些高級飯館用餐者須提前一日在飯莊門前預約，領取“號牌”，次日憑“號牌”入座用餐，每日“號牌”數(shù)額有限。
　　1960年11月14日，黨中央發(fā)出緊急指示，要求立即開展大規(guī)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群眾運動。黨中央根據(jù)科學院的建議，向全國人民推薦了若干種代用食品，例如玉米稈粉、小麥稈粉、橡子面粉、小球藻等。由于口糧標準低和副食品嚴重短缺，人們攝取熱量不足，不少群眾患了浮腫、肝炎等疾病。經(jīng)醫(yī)院確診“無誤”可領取“康復粉票”一張，憑票到指定地點可買“康復粉”一份（麥麩、豆粉與砂糖摻制），每日用開水沖食數(shù)次。據(jù)老者回憶道：療效還行。
　　
　　確保“特需”萬無一失
　　北京作為首都，集中了黨中央、國務院、人大、政協(xié)、解放軍、公安等首腦機關的一大批領導干部。為了保障這一特殊群體的日常消費，堅持“為黨中央服務”的主旨，北京在物資和商品供應工作中堅持確保重點、照顧特需、全力以赴、萬無一失。
　　
　　“特需”又稱“特供”。早在我黨建政之初，為了保衛(wèi)偉大領袖及其戰(zhàn)友們的人身安全和身體健康，公安部曾設中南海特需供應站，專為中央領導人生產(chǎn)、特制、加工優(yōu)質(zhì)的糧油、菜蔬、水果、肉、雞鴨、蛋、奶等副食品。
　　“特需”主要“特”在三方面：第一安全（絕對安全、萬無一失），其二高質(zhì)量、高水準，第三方便。為了做到這些，食物從原料生產(chǎn)、采摘、采購、監(jiān)測、加工、制作、化驗、包裝、調(diào)運、配送、驗收等各環(huán)節(jié)，皆由專職人員、專門車間、專用設備、專庫、專車進行，做到：“數(shù)量、質(zhì)量、品種、及時、安全”五個保證，一絲不茍、絕不松懈、全力以赴、萬無一失�！疤匦琛鄙唐钒�括：糧油食品、豬牛羊肉、禽類、各類蛋品、各類海鮮、乳品、生猛野味、糕點、糖果、小食品、調(diào)味品、罐頭、煙酒茶，熟食、鮮菜、干果、硬果、蔬菜、雜貨及日用品、招待品等等，應有盡有，精華薈萃。
　　特需供應無小事。為了做到絕對安全，其業(yè)務干部和職工皆由北京市商業(yè)局選調(diào)，但保衛(wèi)干部和化驗人員則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北京市公安局選派。工作人員不僅是“政治可靠”，思想過硬，而且其出身背景、家庭成份皆經(jīng)嚴格審查。他們不僅認真執(zhí)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和“組織紀律”，還能把服務對象“需求什么？喜好何物？”深入研究，認真落實。
　　享有“特需”待遇的干部的特供標準依每人級別不同，有所差異，除享有“一級勤務”的首長之外，二級首長、三級首長……逐級遜色。
　　如人大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簡稱四副雙高）中央明確規(guī)定：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應之外，每戶每天再供應鮮肉1斤，每月供給雞蛋6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食油、果蔬等適量。正、副部長一級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給鮮肉4斤，雞蛋3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鮮菜、果蔬不等。正、副司局長一級的，每位每月再供鮮肉2斤、雞蛋2斤、白糖1斤，甲、乙級香煙各一條。在北京市、地方上的國營大企業(yè)、大單位任職的凡是行政七級以上的，每人每月再供給鮮肉4斤、雞蛋3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行政七級以下、十三級以上的（當時干部劃分為25個行政層級，十三級以上屬“高干”）每位每月再供給鮮肉2斤、雞蛋2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1條。行政十三級以下、十七級以上的，除享受普通居民的標準供應之外，每位每月能得到2斤黃豆、1斤白糖的額外“關照”（群眾詼諧地稱呼這個檔次的是“糖豆兒干部”）。
　　除此之外，還有“軍特需”、“國宴特需”、“兩會特需”、“外國專家特需”……不一而足。雖皆屬“特供”范圍，但規(guī)定不一，標準各異。
　　這里僅以體育運動員為例，對即將參加國際比賽（注：困難時期在京僅舉辦一次國際賽事，即26屆乒乓球賽）在京集訓的運動員、教練員、裁判員和領隊，每人每天供給鮮肉2兩半。凡是達到國家級“運動健將”一級水平的，在京比賽期間，每位每天供應鮮肉4兩（據(jù)考：當時享有這一待遇者僅有兩位：舉重的陳鏡開、游泳的穆祥雄）。對即將參加全國比賽的運動員、教練員、裁判員和領隊，在京集訓和比賽期間，每人每天供給鮮肉1兩半。
　　“僑匯供應”。困難時期為盡可能多賺外匯，充實國庫，黨中央決定“對在大陸的僑眷實行商品供應優(yōu)惠政策”。凡是從境外匯入的外幣，折合人民幣超過100元的，可憑“僑匯券”增加供應糧食6公斤（大米、面粉和豆類各占1/3）、食油1公斤（花生油、豆油二選一）、白糖2斤，鮮肉2斤（豬牛羊肉任擇其一），此外還有棉布10尺。
　　
　　艱辛的時尚
　　大饑荒引發(fā)連鎖反應――物資匱乏。1960年黨中央決定：減少民用棉布供應。布票按人頭發(fā)放，凡是在京有正式戶口的每人全年四尺五寸，實際夠打補丁用。當時的拆洗縫補業(yè)總有做不完的活兒――您送去無論多么破舊不堪的衣物都能補好。打一塊補丁，除了收錢，還要按尺寸大小收取布票。
　　1964年后，情況稍緩，發(fā)放布票略增。除布票外，還發(fā)行過：棉花票、絨衣票、汗衫票、背心票、褲衩票、膠鞋票、棉鞋票……為了分配有限商品，還發(fā)放過：肥皂票、火柴票、煙筒票、鐵爐子票、鐵鍋票、鋁壺票、生爐子用的“劈柴票”和“炭煤票”。還有大衣柜票、大木箱子票、木床票、圓桌票、鬧鐘票、手表票、電燈泡票、縫紉機票、自行車票等。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北京市1961年度憑票供應的物品達69種，還不包括“憑證”的。
　　1961年底又發(fā)行“工業(yè)券”。從此，除憑證和憑票之外的商品皆“憑券”供應。工業(yè)券發(fā)放是在職人員按其工資收入比例，平均每20元工資配一張券。購買范圍較廣：毛巾、毛毯、毛線、手帕、電池、軸線、鐵鍋、鋁盆、鋁飯盒、搪瓷面盆、搪瓷口杯、搪瓷便盆、線手套、鐵殼暖水壺、運動鞋各類箱包及定量之外的香煙、茶葉、白酒等等。
　　城里供應緊張，農(nóng)村就更困難。由于辦“人民公社”，社員被迫吃“集體食堂”，淳樸的農(nóng)民響應號召，把自家鐵鍋、鐵勺等無償捐獻出來，投入高爐，大煉鋼鐵。1961年“公共食堂”辦不下去了，各家農(nóng)戶不得不重起爐灶，但又買不到鐵鍋等炊具，紛紛涌入城里尋購，然而，市區(qū)的商品幾乎全都“憑證”或“憑票”供應，農(nóng)民根本買不到，因此，農(nóng)民不得不忍饑挨餓，把省下的點滴口糧和土特產(chǎn)與城市居民進行私下交換，換一點生存必需品。
　　 （摘自《炎黃春秋》2007年第8期。作者為原北京二商局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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