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文革開始后的第一個春節(jié),國務院宣布全國不放假,“革命化春節(jié)”一直持續(xù)到1979年。取消過年,消減了合家歡的氣氛,也消減了中國人對于傳統(tǒng)文化及人倫秩序的敬重之心
　　
　　1967年初,在23歲的上海針織漂染
　　 一廠技術員劉其舜的印象里,是一個特別寒冷的嚴冬。他當時想,文化大革命差不多了吧?天冷了,該過年了,還要搞下去嗎?
　　但他錯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差不多”了,而是正在進入高潮�！耙辉聤Z權風暴”席卷而來,從上海蔓延至全國。
　　最鬧心的是,連春節(jié)也過不成了。1月29日,國務院向全國發(fā)出了關于1967年春節(jié)不放假的通知:“當前正處在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lián)合,以排山倒海之勢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展開全面奪權的關鍵時刻。根據(jù)廣大革命群眾的要求……決定1967年春節(jié)不放假;職工探親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暫停執(zhí)行,以后再補�！�
　　18歲的上海玻璃機器廠青年工人章仁興正是發(fā)出“廣大革命群眾要求”的第一人。他投書《解放日報》,在全國最先發(fā)出倡議:“在兩條路線和奪權斗爭進行得這樣尖銳激烈的時刻,我們怎能丟下革命和生產,回鄉(xiāng)去過春節(jié)呢?不能!不能!堅決不能!”
　　這封“革命造反派來信”刊登后,章仁興在廠里大出風頭。工友們以開玩笑的口吻質問他:你不休息人家也不休息?直到前兩年,還有人提起此事,他都只笑不語。
　　2009年冬天,在章仁興家中,他向記者生平第一次披露了這個秘密:其實,這封信不是他寫的。
　　
　　“革命造反派來信”的出爐
　　1967年伊始,章仁興所在的上海玻璃機器廠動員人們不回家,就地“抓革命,促生產”。
　　春江水暖鴨先知。上海玻璃機器廠總是得風氣之先:第一個成立工人造反隊、第一個奪了廠里的權。這一切,皆因出了個潘國平。潘國平曾與“四人幫”主犯王洪文共同發(fā)起成立了“工總司”,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肮た偹尽笔侨珖�第一個工人造反派組織,控制上海局面達10年之久,而一度,人們只知道“工總司”有個“潘司令”,不知道有“王(洪文)司令”。作為“老造反”,潘國平文革時紅極一時,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
　　章仁興算是廠里較早追隨潘國平造反的一批人了�！肮た偹尽背闪⒛翘�,章仁興跟廠里的人去看熱鬧,熱血沸騰,當場參加了造反隊,而且當即扔下自行車,跟著隊伍爬上火車進京討說法,見證了炮打中共上海市委的“安亭事件”。
　　對于春節(jié)不回鄉(xiāng)的動員,作為造反派成員,章仁興理所當然積極表了態(tài)。不久,他就被廠里管宣傳和政工的造反派頭頭找了去,拿出一封以他的名義寫的倡議書請他過目。倡議書寫道:“我到底要不要回鄉(xiāng)呢?這個問題最近一直在我腦子里打轉。經(jīng)過再三考慮,我決定不回鄉(xiāng)了。為什么我要做這樣決定呢?我想,我是個革命工人,又是個造反隊員,應當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做‘抓革命,促生產’的模范�！�
　　章仁興被挑中并不是偶然的。他是廠里小有名氣的造反隊員,而且家在外地,每年都要回鄉(xiāng)探母,這在以本地人為主的廠里是不多的,這就使得他成為春節(jié)不回家的豪情造反形象的最佳代言人。
　　章仁興沒有任何猶豫地簽了名,因為,“我是什么號召都聽的”。對他來說,“造反有理”是很自然的事。簽字后的事,章仁興就一無所知了。他只知道,頭頭們“跟上面有聯(lián)系”。
　　
　　革了春節(jié)的命
　　1月25日,署名“章仁興”的倡議書在“工總司”控制下的《解放日報》以“革命造反派來信”的形式登了出來,同時刊登的還有上海國棉31廠“毛澤東思想戰(zhàn)斗隊”的類似來信,并配發(fā)“本報評論員”文章宣布:春節(jié)算得了啥!我們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最盛大的節(jié)日來到了!
　　國棉31廠,是上海造反派頭頭黃金海的娘家,跟潘國平的娘家上海玻璃機器廠一樣,同為造反派的中堅力量。黃金海也是“工總司”的發(fā)起人之一,是王洪文的親信,“文革”時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務委員、財貿組負責人、市總工會常務委員。
　　從這一天開始,全國各地的報紙紛紛刊登所謂“讀者來信”和“倡議書”,開足馬力大造輿論。上海“工總司”控制下的另一家報紙《文匯報》發(fā)表“本報評論員”文章《戰(zhàn)地黃花分外香》,深情地稱贊“章仁興”的話“說得多好啊”:回鄉(xiāng)探親,畢竟是私事,是小事;聽毛主席的話,“抓革命,促生產”,鞏固剛剛奪來的大權,才是公事,才是大事。
　　僅僅4天之后的1月29日,中央便順應“廣大革命群眾的要求”,發(fā)布了春節(jié)不放假的通知。北京火車站,宣傳車開始反復廣播該通知。許多準備回家探親的人,立刻到車站售票處退票。從包頭去杭州的一個干部在北京轉車時聽到廣播,立刻換了回包頭的車票。
　　雖然不放假,春節(jié)還是一天一天臨近了。上海話說:過了臘月二十三,白相過年關。但這一年的年關,全國一浪高過一浪的奪權大戲,成了新年俗�！啊�…什么敬神、拜年、請客、送禮、吃喝玩樂,都統(tǒng)統(tǒng)見鬼去吧!我們工人階級從來沒有這些骯臟的習慣。”
　　奪權大戲的高潮,發(fā)生在臘月二十六。往年正是家家戶戶“割年肉”開始準備年夜飯的日子。而今年的這一天,上海不知有臘月二十六,只知道這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紀念日――2月5日。
　　這一天,全面奪權后的上海市造反派在人民廣場召開了百萬人參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宣布“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張春橋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章仁興和劉其舜都在這百萬大軍的海洋里。章仁興記得,各單位都是一卡車一卡車拉去的。他們廠的造反派都去了,200多人坐了四輛卡車。劉其舜是自己一個人去的。春節(jié)前不久,劉其舜被造反派一紙借令借調去當了工人記者。他去逛了一圈就走了,沒有寫任何報道。反正上面有統(tǒng)一稿件,湊湊熱鬧就行了。
　　令他們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這個“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就規(guī)定,春節(jié)不準提前發(fā)工資。通知說:工資一律按正常日期發(fā)放,不得提前;確有困難者,提前發(fā)放的最多不能超過本人全月工資的三分之一;凡提前發(fā)放工資的款項,銀行一律拒絕支付。上海人民公社甚至專門成立了一個叫“反對經(jīng)濟主義聯(lián)絡總部”的機構,針對“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用‘串聯(lián)補貼’、‘生活補貼’、‘活動經(jīng)費’等反革命經(jīng)濟主義的手段來腐蝕革命群眾的陰謀”宣布,他們以前的簽字許愿一律作廢。
　　在熱熱鬧鬧的奪權聲浪里,“革命化春節(jié)”不但破了春節(jié)這個“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大觀園、大市場、大喇叭”的最大“四舊”,還解決了奪權后的新政權面臨的現(xiàn)實困難。僅以“春運”而言,上海奪權后,全國來串聯(lián)的“革命群眾”多達數(shù)十萬人,單水上運輸預計就有40萬人次,團體登記比去年同期增長了約50%,這對于“文革”期間脆弱的國民經(jīng)濟而言壓力可想而知。
　　
　　沒有年三十的春節(jié)
　　1967年的春節(jié)靜悄悄地來到了。2月8日除夕這天,上海玻璃機器廠正常上班。章仁興一直到下午4點半才準點下班。晚飯和平時一樣,在食堂吃的。
　　不過上海針織漂染一廠下午2點時就幾乎沒人了。雖然不放假,可是大家心照不宣,都提前開溜。造反派頭頭們也睜只眼閉只眼,他們其實也盼人早點走完了自己好回家過年。
　　劉其舜回家不久,家里來了一位不速之客,是跟他同一個車間的小張,兩人一起進廠的。劉其舜告訴記者,其實,這是他的初戀對象。以前老伴在世時他不敢說,只含糊說是小學同學,現(xiàn)在他可以說了。
　　小張是來求助的。就在剛才,一個學生跑來給她的“反動學術權威”父親通風報信,說造反派要在大年夜來抄家,過個“革命化的春節(jié)”。小張怕家里那些“封、資、修”的書籍被抄走,希望在劉其舜家暫存。他立即答應了。他現(xiàn)在還記得,其中有《莫泊桑短篇小說選》《紅與黑》、《基度山恩仇記》、《三言二拍》等。
　　劉其舜的哥哥姐姐們都還沒下班回來,小張又急著回家,劉母就給他們倆做了簡單的年夜飯。按照老家的風俗,先吃了寧波湯圓,甜食之后還要“漱漱口”,又吃了兩口帶魚。
　　吃完飯后,劉其舜送小張回家。她家住在弄堂口的過街樓上,在街上就能查看動靜。見她家里很平靜,機會又這么難得,兩人就掉頭繼續(xù)逛馬路。沿著自忠路,走過淮海公園,往北走到人民廣場,再慢慢往南走。
　　怕她難過,再說也不敢對文化大革命說三道四,一路上,劉其舜東扯西拉。盡管明知兩人都有這么一點意思,但劉其舜不敢表白。他只敢在過馬路的時候,口稱“當心”,一把拉住她的手,隨即放開。大多數(shù)的時候,兩人只是默默地走著。
　　街上,行人稀少,“中央文革小組來電”、“一月革命萬歲”、“砸爛某某的狗頭”、“火燒、炮打、揪出”……的標語橫幅和大字報到處可見。
　　一路走來,看不到?jīng)]有任何過年的氣氛。家家大門上不貼“招財進寶”和“福”字,改貼“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的春聯(lián)。沒有哪家敢在年夜飯前點燭焚香,擺上碗筷,供上六七個菜,磕頭祭祖。
　　那一天,沒有最高指示出來,因而也沒有鞭炮聲。平時總在響的高音喇叭似乎也靜止了。街頭很平靜。也許造反派也想過年吧?畢竟還是中國人的傳統(tǒng)節(jié)日,劉其舜這么猜測。
　　但他猜錯了。張春橋等人根本全無心情過年。上海人民公社成立這么天大的事,一連等了三天,既不見新華總社發(fā)布電訊,也不見《人民日報》刊登報道,他坐不住了,準備親自到北京去匯報。
　　好不容易熬過春節(jié)之后,張春橋和姚文元立即飛赴北京。在2月12日到18日的一個星期里,受到毛澤東三次接見。張春橋帶回來的最高指示是:“如果全國成立公社,那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不要改名?改的話,就改成中華人民公社,人家承認你嗎?上海還是改一下,改成革命委員會�！眱H僅存在了18天的上海人民公社壽終正寢。
　　普通人并不在乎上海人民公社的榮辱。1967年除夕,劉其舜走過的是亦真亦幻的青春歲月。晚上9點,劉其舜陪小張再次回去探聽動向。還沒到門口,就聽見樓上傳來乒乒乓乓的砸東西聲和“老實交代”的吆喝聲。兩人遠遠看著,不敢靠近,小張只是默默地流淚。劉其舜又把她拉走了。他找不到安慰的話,只能陪著她一圈一圈地繞,同時一遍一遍地說:“別怕,別怕,有我在……”他說,當時反而產生了一種戀愛的感覺。
　　兩家之間步行只要15分鐘,但這一晚,他們一直走了7個小時。等到樓上沒有響動了,他才目送著小張上樓回家了。劉其舜并不知道,小張跟他將緣盡于此,因為她母親執(zhí)意要讓她找個“成分”好一些的人。
　　這時候已經(jīng)是12點了。那年臘月是小月,除夕其實是大年二十九,緊接著就是大年初一。新的一年已經(jīng)在不知不覺中到來了。天氣極冷,快要下雪了,初一還要正常上班呢。劉其舜在心里感嘆:今年真倒霉,沒有年三十。
　　而在1967年除夕的寒冷中,唯一暖人的消息來自新華社,該報道指出:為了讓大小金門等島的同胞及蔣軍官兵過春節(jié),福建前線炮兵部隊奉命在2月9日和11日兩個單日停止炮擊,以示關懷。
　　
　　過年“封殺令”
　　辛亥革命后,民國政府曾試圖取消農歷新年,提出以 12月31日為除夕,1月1日為新年,1月15日為元宵節(jié),要求“廢歷新年不許放假,亦不得假藉其他名義放假”。結果遭到強烈反對,被指責為摒棄中國傳統(tǒng)文化。1934年初,當局不得不承認:“對于舊歷年關,除公務機關,民間習俗不宜過于干涉。”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決定把農歷正月初一定為“春節(jié)”,并規(guī)定放假三天,讓人民愉快過年。
　　1967年,中國開始“破四舊”,過“革命化”春節(jié):“移風易俗過春節(jié),大年三十不歇腳”、“干到臘月二十九,吃完餃子初一早晨就動手”;1967年12月,印尼政府發(fā)布命令,禁止當?shù)厝A人在戶外公開慶祝春節(jié),因為這些信仰和習俗,“能影響人民的心理、思想和道德,因而阻撓人民的正常發(fā)展”。該禁令于2000年被解除。
　　中國的“年”是在“文革”后復蘇的。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報》上發(fā)表有針對性的群眾來信:《為什么春節(jié)不放假》《讓農民過個“安定年”》。
　　1980年,中國全面恢復春節(jié)休假制度。
　　(《中國新聞周刊》2009年第45期,作者為該刊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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