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堵了，流行的政策是控制人口。好簡單。其實，這種控制人口的政策不僅治不了堵，反而會給人心“添堵”，給中國經濟增長的道路“添堵”。在此，不妨問以下三個問題。 　　
　　公共服務能否均等
　　
　　有沒有一個理論，支持對城市人口規(guī)模的人為控制?
　　坦率地說，到目前為止，我沒有發(fā)現(xiàn)一個理論認為城市的人口規(guī)模是需要通過行政手段來施加控制的。謹慎起見，這個問題我又問了其他硼究區(qū)域和城市發(fā)展的學者，答案都是“沒有”。
　　那么，一個城市的人口規(guī)模是如何決定的?其實，只要想想自己去某個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決策就可以了。為什么有很多人愿意在城市(特別是大城市)工作和生活?
　　從好的方面來講，大城市給人們帶來更豐富的消費品和更多的服務種類以滿足人們的需求。
　　同時，大城市也能借助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產生相互學習的效應，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優(yōu)秀的人才之所以聚集在大城市，也是因為大城市比中小城市有更強的相互學習效應。
　　研究發(fā)現(xiàn)，與高技能相比，低技能勞動者在城市中從他人那獲得的相互學習效應更強。
　　當然，集聚也會帶來一些問題，相對于中小城市來說，大城市更為擁擠，犯罪率也較高。
　　于是，不同的人根據自己的情況來選擇居住地。通常來說，那些從事知識越密集職業(yè)的人，以及越向往豐富生活的人，越愿意生活在大城市。但這樣就得支付更高的生活成本，比如房價和面對擁擠。
　　不同人的選擇的結果相加，決定了城市的最優(yōu)規(guī)模。值得強調的是，城市最優(yōu)規(guī)模并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值，隨著服務業(yè)比重的提高，城市的最優(yōu)規(guī)模也是增長的。
　　更通俗地講，城市的生活成本是調節(jié)城市人口規(guī)模的自然機制。之所以不能指望政府代替市場來控制城市規(guī)模，是因為政府根本不可能知道怎樣的規(guī)模對城市來說最合適。
　　這一點我必須坦白地說，控制人口規(guī)模的政策雖然流行，卻不是基于正確的理論。
　　唯一的解釋就是，控制人口規(guī)模其實就是為了保護原有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因為人們總是認為外來人口進城會分享原有居民的福利，特別是公共服務領域內的既得利益。
　　在城市擴張的過程中，基于提高勞動生產率目的的人口流動有利于經濟發(fā)展和生活質量的提高。
　　中國的現(xiàn)狀有點特殊，在歷史上，中國已經形成了地區(qū)之間公共服務提供的巨大差別。政府真正要控制的，只是那些僅僅為了獲取更好的公共服務而進行的人口流動。
　　即便如此，正確而有效的政策也不是直接去控制人口，因為政府幾乎無法判斷那些進城的人當中誰是為了就業(yè)，誰是為了公共服務。
　　政府要做的是使地區(qū)之間基本公共服務的適度均等化。
　　在中國還有一項特殊任務，就是逐漸降低高校集中的大城市錄取本地學生的比例。否則只能加劇這種教育資源的非均等化。
　　即使要給中國式的控制人口政策找一個理由，也只能是因為公共服務的地區(qū)間非均等化問題已經積累太久，如果要放開戶籍，必然一時對城市造成太大壓力。
　　反過來說，漸進地放開戶籍，一定是在一定程度上對城市人口的流入進行控制，但必須明確，控制人口不是根本出路。
　　
　　是否激化社會矛盾
　　
　　世界上有沒有哪個城市只要“大學生”，不要“小學生”的?當然沒有。
　　原因很簡單，城市是服務業(yè)集中的地方，越大的城市，服務業(yè)比重越高，而大量的服務業(yè)崗位的從業(yè)人員并不需要很高的技能。因此，一個城市如果沒有“小學生”而只有“大學生”，是無法運轉的。
　　最近在一些城市的控制人口政策中，幾乎無一例外地潛藏著這一層意思，他們不歡迎低技能者。極端的政策甚至要“對吸附大量流動人口的餐飲、洗浴、美容美發(fā)等企業(yè)和小百貨、小食品等各類場所實行強制退出機制”。
　　這樣有差別地控制人口，結果會好嗎?不會。對于那些在城市里謀生的人來說，這無異于被砸了飯碗。對于城市的原住民，或者被城市所歡迎的“人才”來說，如果缺少服務業(yè)相關從業(yè)人員，那么生活成本將上升，生活質量將下降。表面看限制外來人口，似乎原住民的福利沒有被更多的人分享。但實際上，控制人口的政策會間接地使原住民利益受損，而這點卻被人們忽視。
　　更重要的是，給予戶籍與否還是作為控制人口的政策手段，那么戶籍控制得越嚴，原住民和新移民之間的社會分割就越嚴重。
　　只要中國的城市無法將自身像一個獨立的經濟體那樣把外來人口擋在外面，那么即使存在人口控制的政策，還是會有人為了追求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而進入城市。
　　而當他們已經進入城市后，卻恰恰被戶籍制度擋在正常的城市生活之外，在就業(yè)、社保、公共服務等方面受到歧視，這樣的城市將會出現(xiàn)越來越多的社會矛盾，也會為應對這樣的社會矛盾而消耗越來越多的資源。
　　與其將資源用來應對由戶籍身份而產生的社會矛盾，何不把這些資源用來提供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從而減少社會矛盾呢?
　　當前，在一些大城市，沒有戶籍的常住人口已占常住人口總數(shù)的三分之一，在一些南方城市這個比重甚至遠遠超過50％。
　　新―代的城市新移民當今所處的生活狀態(tài)可概括為留也留不下，回也回不去。留不下，是因為沒有戶籍，從而不能充分享受城市戶籍人口的福利，生活成本太高，難在城市生根；回不去，是因為新―代的移民已經習慣了城市生活。
　　如果城市仍在戶籍制度問題上采取以堵為主的政策，那么即使可以緩解交通和居住的“堵”，也勢必為人心“添堵”，為城市和諧與經濟發(fā)展“添堵”。
　　當前，政策制定者還應問―個問題：再過20多年，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可能達到75％甚至更高，那時在城市人口中還可不可能存在戶籍身份的歧視?
　　如果我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那么就應盡快地讓更多人體面地在城市生活，并且讓其自愿加入城市的養(yǎng)老體系，既對百姓好，也能緩解城市的社保壓力。
　　難道要把戶籍改革的困難不斷往后拖延，直到社會矛盾轉化成為社會危機嗎?
　　
　　辨析人口承載力
　　
　　世界大城市的人口規(guī)模仍在擴張，為什么中國不能?
　　當前，在主張控制城市人口規(guī)模的人那里，最重要的關鍵詞就是“承載力”。而且不斷有數(shù)據說，“據測算，某某城市的人口承載力極限是多少，而目前的人口早已突破了極限”。
　　但換個思維方式，我們不得不問這樣一個簡單問題：如果承載力真的有這樣的極限，那么當極限一次又一次地被突破時，那些在極限外的人是如何被承載的呢?
　　事實上，正如前面說的，如果人口增加形成了對城市資源的競爭，那么一定會帶來城市資源價格的上升，而資源價格的上漲自然會成為阻礙人口進入的屏障。
　　在發(fā)達國家，為了實現(xiàn)不同技能的勞動力在城市里和諧共生，政府甚至會為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以防止城市的高額生活成本將其阻擋在城市之外。
　　政府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低技能勞動者是消費型服務業(yè)的供給者，是城市生活所必需的；二是低技能勞動者的就業(yè)和收入本來就應成為政府工作追求的目標。
　　城市人口規(guī)模的擴張會帶來一些問題，但只要規(guī)模擴張的好處更大，那么人口規(guī)模就會繼續(xù)增長，直到規(guī)模擴張的負面效應超過正面效應時。
　　這個基本原理決定了城市的最優(yōu)規(guī)模，當服務業(yè)比重不斷上升，特別是經濟發(fā)展對于知識和技能的要求越來越高時，城市的大型化就越來越顯示出其必要性。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在全球范圍內，一些大城市的規(guī)模仍在不斷擴大的原因。
　　當然，這并不是說每一個城市都要成為大城市，更不是說城市規(guī)模應該無限擴張。每一個城市的地理位置不同，功能定位不同，產業(yè)結構不同，其最優(yōu)規(guī)模也就不一樣。
　　這里的關鍵問題是，規(guī)劃師和政策制定者并沒有科學的標準事先判斷一個城市的規(guī)模應該多大。
　　對于城市最優(yōu)規(guī)模而言，市場是最佳的發(fā)現(xiàn)機制。
　　已有數(shù)據說明，由于存在著對人口流動的管制，從現(xiàn)狀來看，中國的城市規(guī)模普遍偏小，而大城市的數(shù)量不夠多，規(guī)模也不夠大。
　　在城市規(guī)模的問題上，難點在于人們的直覺總是最先感受到城市擴張所帶來的問題，但城市規(guī)模擴張對于勞動生產率和生活質量的正面作用卻很容易被忽視。
　　其實，簡單地將城市病歸結為人口規(guī)模是缺乏科學依據的。
　　城市的擴張在多大程度上會讓城市生病，關鍵還是看科技和管理。合理的人口擴張有利于轉變城市的職能，通過服務業(yè)的發(fā)展降低單位GDP的污染排放；人口的合理擴張還有利于分攤地鐵等公共交通的成本，以此緩解交通擁擠，減少生活排污。
　　對此，看看香港就知道。香港面積不大，而在有限的面積里，政府也保留了大量的綠地和郊野公園，人們只是集中居住在香港那些島嶼的邊緣地帶。
　　但是，通過道路的合理規(guī)劃，通過地上和地下各類交通設施的完善，在這塊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qū)，卻沒有嚴重的交通擁堵和污染問題。
　　當人們普遍認為城市病是與城市規(guī)模和人口密度相伴生的問題時，香港的經驗被嚴重地遺忘了。(作者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摘自《財經》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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