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里的“傅園” 　　來，來，來 　　來臺大 　　去，去，去 　　去美國 　　 　　2001年，我在美國費城賓州大學采訪數學系主任楊忠道教授。他的夫人畢業(yè)于臺灣大學。她當時背誦了這首在臺灣流傳甚廣的“民謠”。她就是“來，來，來，來臺大”，然后“去，去，去，去美國”的。她告訴我，臺灣大學是臺灣首屈一指的大學。臺灣大學的招生分數線遠遠高于臺灣其他大學，很難考。一旦考進臺灣大學，學生們便以為“半只腳已經跨到美國了”！因為在20世紀50、60、70年代，臺灣的大學生在畢業(yè)之后都渴望前往美國公費留學，而臺灣大學畢業(yè)生前往美國公費留學的概率是最高的。
　　我很想到臺灣大學探究一番。
　　真巧，臺北有一條以美國總統(tǒng)的名字命名的大道，叫做羅斯福路。我所住的南海路，正好與羅斯福路交叉。羅斯福路又寬又長，分為四段。與南海路交叉的是羅斯福路一段，沿著羅斯福路往前走，走過二段、三段，來到四段的時候便可以見到臺灣大學的校門。
　　如今，中國內地的大學很講究校門，花幾千萬元人民幣建造一個氣魄宏大的校門是常事。然而，作為臺灣第一號大學的校門，卻是那么的不起眼，大門口有一座半圓形碉堡式建筑，用褐黃色的磚頭砌成，看上去有些年頭了。在這半圓形碉堡上方，寫著“國立臺灣大學”六個字，如此而已。
　　臺灣大學確實有些年頭了。臺灣大學的前身，是日據時期的“臺北帝國大學”，建校于1928年。日本當時建立了九所“帝國大學”，“臺北帝國大學”是其中之一。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國民黨政府在這年11月15日接收“臺北帝國大學”，經改組之后更名為“國立臺灣大學”。不過，臺灣大學仍把1928年作為自己創(chuàng)辦的年份。其中，歷史最為悠久的是臺灣大學醫(yī)學院，前身是創(chuàng)立于1887年的日本人山口秀高在臺北病院開設的醫(yī)學講習所，1899年正式成立總督府醫(yī)學校，1936年并入“臺北帝國大學”。
　　臺灣大學校門是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建校時建造的。校門對外朝向西南方，位于羅斯福路與新生南路交叉口，以羅斯福路為主要的出入口。進入校門后道路則轉向東方，據說這象征“帝國東升”。
　　1998年，經臺北市政府把臺灣大學定三級古跡，從此臺灣大學校門成為臺北市的文化遺產之一。
　　2007年12月16日，臺灣大學園藝系的研究生謝小姐陪我和妻參觀臺灣大學。走進大學校門之后，倒是頗有氣派，一條筆直的大道兩側，種著兩行高大、筆挺的椰子樹。這條大道因而得名椰林大道。椰林大道是臺灣大學的主干道，一幢幢紅棕色的大樓分列于椰林大道兩側。在椰林大道的盡頭，則是學校的圖書館大樓。
　　謝小姐不僅在臺灣大學就讀，而且她告訴我，她家就在臺灣大學附近，從小就在這一帶長大，所以對臺灣大學非常熟悉。謝小姐告訴我，椰子熟了的時候，從高高的椰子樹上掉下來，發(fā)生過落椰傷人的事故。尤其是有些人喜歡把轎車停在椰子樹下，曾經發(fā)生過多起落椰砸車的事故。后來，學校就禁止在椰子樹下停車。在椰子成熟的季節(jié)，師生們也注意跟椰子樹“保持距離”。
　　謝小姐指著那一幢幢紅棕色的大樓告訴我，那是文史院，這是土木工程系，這些大樓都是日據時期蓋的。這些樓房如果有損壞，往往修理的時間很長，因為所用的磚頭必須請工廠按照原樣定做，因為這些磚頭在現(xiàn)在的建筑市場上已經“絕跡”了。
　　謝小姐帶領我們去校門口旁邊的一座希臘式紀念亭。這座由十二根花崗巖羅馬柱支撐的石亭，名叫傅園，因為紀念亭里安放著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先生的靈柩。
　　傅斯年人生的最后一站
　　在臺灣大學歷任的校長之中，傅斯年的任期算是很短的。他在1949年1月正式就任臺灣大學校長，1950年12月去世，前后不足兩年。然而，他卻是對臺灣大學影響最大的校長。正因為這樣，臺灣大學的學生們一提起校長，第一個要提到的名字就是傅斯年。
　　
　　傅斯年出任臺灣大學校長的時候，正值臺灣處于風雨飄搖的時刻。蔣介石正帶著一百五十萬軍政干部從中國內地敗退臺灣，臺灣的社會秩序處于混亂不堪的時刻。這時候，國民黨政府請出傅斯年坐鎮(zhèn)臺灣大學，為的是壓住臺灣教育界混亂的陣腳。
　　傅斯年，山東聊城人，生于1896年3月26日，清朝開國狀元傅以漸的第七世孫，著名的史學家。當年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念書的時候，便已經成為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1920年赴歐學習，前后達六年半時間�；貒�后，歷任中山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代理校長。
　　傅斯年不僅與蔣介石有著許多交往，跟毛澤東也有著交情。毛澤東在年輕時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管理員，傅斯年常來借書，與毛澤東相識。1945年7月，傅斯年與褚輔成、黃炎培等六人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從國統(tǒng)區(qū)前往延安，與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中共領導人進行會談，以促進國共和談。在延安的窯洞里，傅斯年曾經與毛澤東徹夜交談。當時，毛澤東風趣地對傅斯年說：“我們是老相識了，在北京大學的時候我就認得你，你那時名氣大得很，被稱做‘孔子以后第一人’哩！”傅斯年連忙說：“毛先生過譽，那是同學們的戲謔之詞，何足道哉�！�
　　1948年8月，從美國治病歸來的傅斯年，經過多次推辭未成，最后才同意出任臺灣大學校長。
　　傅斯年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1949年，盟軍統(tǒng)帥麥克阿瑟訪問臺灣，蔣介石親率“五院”院長、三軍總司令等政要到機場迎接。翌日，報紙刊登了機場貴賓室的照片，蔣介石、麥克阿瑟和傅斯年三人坐在那里交談。傅斯年作為臺灣大學校長，論官銜不及五院院長、三軍總司令，為什么報紙卻刊登他與蔣介石、麥克阿瑟并排而坐的照片？原來，那天文武百官均垂手而立，唯傅斯年蹺著右腳、手握煙斗坐在沙發(fā)上。記者報道說：“在機場貴賓室，敢與總統(tǒng)及麥帥平坐者，唯傅斯年一人。”
　　傅斯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又擔任過北京大學代理校長，決心要以北京大學為楷模，把臺灣大學辦成“孤島上的北大”。
　　傅斯年強調，不能把大學作為任何學術以外的工具。他在臺灣大學發(fā)表演說：“如果問辦大學是為什么？我要說：‘辦大學為的是學術，為的是青年，為的是中國和世界的文化，這中間不包括工具主義，所以大學才有它的自尊性。這中間是專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學作為人擠人的工具�！�”
　　傅斯年在當時甚至拒絕三民主義進校園，這是很不容易的。
　　傅斯年提倡簡樸的學風。他曾經以學校的名義發(fā)布布告：
　　本校學風，素稱儉樸，然亦偶有有錢人之子弟，習為奢侈者。茲在學年開學之始，特行告知諸生，如有嬌養(yǎng)成性，習尚浮華者，務請不入本校之門；既入本校之門，即須改行自新，須知國家辦此大學，費錢甚多，經費皆民脂民膏，豈容此輩濫宇其內，浪費本校教育之努力！以后如見有習尚浮華，衣食奢侈者，必予以糾正，或開除學籍。
　　在傅斯年的倡導下，臺灣大學成為當時臺灣難得的一片學術凈土。他說：“教育如無相當的獨立，是辦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國家，當無過于普魯士……當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專橫，免一個大學校長的職，竟是大難……”
　　
　　1950年12月20日下午，傅斯年列席臺灣省議會第五次會議，有議員質問臺灣大學發(fā)生的教育器材的失盜問題。作為校長，傅斯年本來就對校內那些盜竊器材的不肖之徒極其痛恨，曾經一再要求清除臺灣大學里的那些敗類。這時，他非常激動地站起來答復，突發(fā)腦溢血，倒在省議會大廳。當晚不治而逝，年僅五十四歲。
　　在傅斯年殉職之后，人們這樣評價他：“傅斯年先生掌臺大兩年的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學術獨立和尊嚴，純凈了研究空氣……許多不學無術的黨棍子，想混進臺大，許多翻云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兩年來明槍暗箭，栽贓誣陷，就地打滾，集無恥之大成的各種手段，都對傅先生施用過，而傅先生英勇堅定，絕不為所動，貫徹自己的主張，且與這些丑惡勢力對壘作戰(zhàn)�！�
　　
　　在參觀了“傅園”之后，謝小姐帶著我參觀位于椰林大道之側的“傅鐘”。那是一口高懸的銅鐘，在傅斯年擔任臺灣大學校長之前就有了。傅斯年上任之后，要求這口銅鐘在上課或者下課時，各敲二十一下。為什么只敲二十一下，而不是二十四下？傅斯年說，臺灣大學的學生在一天二十四小時之中應當有三小時用于思考，所以只敲二十一下。從此臺灣大學一直遵循傅斯年制定的這一“敲鐘規(guī)則”，并把這一銅鐘稱為“傅鐘”。
　　傅斯年深刻地影響了臺灣大學。直至現(xiàn)在，像謝小姐這樣的年輕學子，一提到傅斯年，仍如此津津樂道，由此可見傅斯年精神的感人至深。
　　臺灣大學如今在人文學、社會科學、生物科學及物理科學這四大領域中，處于臺灣學術界的領先地位。
　　最使謝小姐引為自豪的是，臺灣大學不僅有傅斯年那樣的大師級校長，而且在臺灣大學的校友之中，擁有眾多社會精英。其中，國民黨主席連戰(zhàn)、馬英九都畢業(yè)于臺灣大學，民進黨的陳水扁以及“四大天王”中的三個――呂秀蓮、謝長廷、蘇貞昌也都是臺灣大學校友。李登輝、李遠哲（1986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辜振甫（前海基會董事長）也是臺大畢業(yè)的。臺灣大學的校友還有作家李敖、白先勇、余光中，歌星、影星周華健、蘇有朋……確實，臺灣大學如傅斯年所期望的，成了“孤島上的北京大學”。
　　陽明山上的林語堂故居
　　在臺北陽明山，我訪問了著名作家林語堂漂亮而典雅的故居。
　　林語堂故居坐落在風景如畫的陽明山的半山腰，仰德大道二段一四一號。這幢獨立的小院，是林語堂先生自己設計的。這座小院建于1966年，林語堂的最后十年就在這里度過。
　　這座別致的小院既有中式的屋檐、藍色的琉璃瓦、四合院，又有西班牙式的螺旋形圓柱和設計風格，可以說是中西合璧之作。
　　屋如其人。主人林語堂先生是一位學貫中西的文學大師。他有深厚的中國文化底蘊，卻常用英文寫作。他的名言就是：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摯愛故國不泥古，樂享生活不流俗。
　　林語堂先生是福建龍溪（漳州）人，1895年生，先后就學于上海圣約翰大學、美國哈佛大學，二十八歲獲德國萊比錫大學語言學博士學位，后來在北京大學任教。
　　他曾創(chuàng)辦的《論語》、《人世間》、《宇宙風》等雜志，都有相當的影響力。他的代表作《京華煙云》、《吾國與吾民》、《生活的藝術》，擁有廣泛的影響。他曾四次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在林語堂的書房里，保存著他的著作的各種版本。林語堂一生大約寫了六十本書。據不完全統(tǒng)計，世界上出版的各種版本的林語堂著作七百多種，包括二十一種文字，幾乎囊括世界上的主要語種。
　　在走廊的墻上，如今貼著林語堂的著作年表。
　　有所為，有所不為，林語堂先生把自己的書齋稱為“有不為齋”。墻上那塊“有不為齋”橫匾，當年掛在他上海寓所里，后來被他帶到臺北。
　　他的書桌上放著英文打字機。他晚年的作品差不多都是在這張書桌上用這架打字機打出來的。
　　林語堂先生不僅是作家，他還是一位發(fā)明家呢！在他的故居里，陳列著許多他的發(fā)明。他在20世紀40年代曾經醉心于制造中文打字機。為了制造中文打字機，林語堂設計出檢字分類方法，據說那就是后來中文打字機的雛形，可惜當時因戰(zhàn)亂而無法成批生產。他還發(fā)明了可以擠出牙膏的牙刷！
　　林語堂的臥室顯得很簡單。床頭，放著夫人廖翠鳳女士的照片。
　　坐在寬敞的陽臺上，可以俯瞰山下的臺北市。
　　兩層的小樓，“宅中有園、園中有屋、屋中有樹、樹上有天、天中有月”。
　　1976年3月26日，林語堂客死于香港。4月1日，林語堂遺體運回臺北，安葬于故居后園。
　　林語堂夫人廖翠鳳女士捐出林語堂的藏書、手稿、用品等大量遺物給臺北市政府，在1985年成立“林語堂先生紀念圖書館”。
　　如今，這里經常舉行文學講座、研討會，成為臺北的一道文學風景。
　�。ㄘ熑尉庉�/劉晨芳
　　電子郵箱：jinlingzi126@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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