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心川,我國當代著名的東方學家,對東方哲學、宗教,特別是印度哲學、宗教有著系統(tǒng)深入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印度哲學史》、《印度近現(xiàn)代哲學》等。他負責編寫的《漢字信息系統(tǒng)工程》所屬“漢語主題詞表”,獲1985年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2006年榮膺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批榮譽學部委員。
　　 不久前,本刊記者拜訪了黃心川。黃先生家中群書環(huán)繞,客廳宛如一個小型圖書館。黃先生以吳儂軟語徐徐回放他傳奇的人生故事――當過兵,扛過槍,跨過江,打過仗,卻又以東方學大家名滿學界。他那眉清目朗的臉上,由歲月的淬煉與學術的浸潤聚合而成的嚴謹、開朗、淡泊定格成了一種永恒。
　　
　　生在望族之家
　　
　　1928年,黃心川先生出生在江蘇常熟的一個商人家庭。黃家是當?shù)赝��?曾有“積善堂”留名于世,家族經營、出版的中國古典史籍,在北京圖書館中還有保存。
　　黃心川的父親受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熏陶,喜歡讀書著文,愛與文人墨客、高僧交往。但為生計而繼承祖業(yè),開了一家碾米廠并經營糧行生意。父親閑時喜歡與文友吟詩酬唱,海闊天空地神聊。黃心川從小就從他們身上感受到江南士大夫憂國憂民的氣質,也深受其落拓不羈作風的影響。此外,父親還愛收藏,家里藏有黃庭堅和乾隆皇帝等人的書法作品。母親虔誠信佛,能完整背出五千字的《金剛經》。所有這些都對正在成長的黃心川產生過深刻影響。
　　黃心川五歲就被父親送到私塾,從背誦中國古籍經典開始接受蒙童教育。及長,又被送到國立小學念書。他在中學讀書時,曾協(xié)助中共地下黨創(chuàng)辦過一份進步刊物――《嘯》�？箲�(zhàn)勝利之后,黃心川考進美國教會創(chuàng)辦的大學――之江大學文學院,系統(tǒng)地接受了西方哲學學習,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內戰(zhàn)起時,黃心川不滿國民黨統(tǒng)治,參加了地下黨領導的一系列反饑餓、反內戰(zhàn)、反美抗日等革命活動,遭到國民黨迫害。1948年,他越過國民黨的軍事封鎖線,歷盡千難萬險,抵達蘇北游擊區(qū)革命根據(jù)地,成為一名游擊隊員。
　　此間,黃心川還參與了淮海、渡江等戰(zhàn)役。在解放前夕那段如火如荼的歲月里,他帶兵打仗,培訓官員,為革命勝利后接收城市做著準備。
　　新中國成立后,黃心川先后擔任過蘇南行署司法處長、江蘇高級法院審判員、省政府機要秘書等職,曾經受命前往國民黨蘇州監(jiān)獄接收人事檔案。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中央急需懂英語的干部,他被抽調到中央組織部,派往志愿軍第三兵團即陳賡將軍的司令部擔任英文參謀,從事英文翻譯工作,多次到戰(zhàn)火紛飛的前沿陣地搜集情報。在朝鮮戰(zhàn)場,黃心川負傷,成為一名榮譽殘廢軍人,火熱的軍營生活就此終結。傷愈轉業(yè)后,受中央監(jiān)察部派遣,擔任鞍山鋼鐵公司特派國家監(jiān)察員。如果照此勢頭發(fā)展,年輕的黃心川應當仕途一片光明,但人文精神的種子在他心中萌發(fā)了:1956年,中國招收副博士研究生(仿照蘇聯(lián)模式),黃先生放棄了前景看好的仕途,考取了北京大學哲學系,開始了與東方哲學研究的不解之緣。
　　
　　北大哲學系的活化石
　　
　　黃心川考取北大的那年,著名的維也納派學者洪謙曾見人就說:今年招到一個研究生,英文水平比外國人還好。當時,適逢大學院系調整,在北大,馮友蘭、熊十力、任華、賀麟、朱謙之、湯用彤等名教授群賢畢至,黃先生受益匪淺。提前畢業(yè)之后他被留在系里,在東方哲學教研室工作期間,他與老一輩學者結下了深厚的友誼。20世紀90年代,北京大學百年校慶,人們向他打聽北大著名學者的事跡,他都能夠娓娓道來。哲學系當時的那些事,都存儲在他的記憶里,他堪稱北大哲學系的活化石。
　　1964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組建了中國第一個世界宗教研究所。黃心川是組建者之一。一切從零開始,他不辭辛勞地到全國各地招畢業(yè)生,籌建圖書館、研究室。宗教研究所調入的第一個同事,出版的第一本書,所里培養(yǎng)出的第一個研究生……一切無不凝聚著黃心川辛勤的汗水。
　　到2005年離休,黃先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了四十一年,其中參與了世界宗教研究所、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南亞研究所等三個研究所的組建工作。
　　
　　鞠躬盡瘁東方學
　　
　　黃心川學問廣博,在學術界眾人共知。他主編了《南亞大詞典》和《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卷》外國哲學部分,參與編寫了《宗教辭典》、《宗教大辭典》等多部辭典。他編辭典,不像一些名家只掛名不干活,而是親自動手撰寫有關南亞與阿拉伯等地哲學與宗教的一些難度較大的詞條,這些詞條至今尚無人能做修改。黃先生獨立完成的著作有十九種,編譯的有八種,發(fā)表的論文有一百四十余篇。很多著作被翻譯成多國文字,成為研究者案頭必備的參考書。
　　黃心川先生談起他心儀了半輩子的學問,如數(shù)家珍:“我國的東方學是西學東漸之后出現(xiàn)的,民國時期我國東方學的成果主要體現(xiàn)在對印度與日本的研究方面。改革開放以后,東方學的研究已經全面鋪開。由于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東方學的研究已經成為學術界正在興起的一門熱學,在許多大學都開設了東方學課程,也辦有東方學的研究所。學者們寫出了不少東方學的著作�！爆F(xiàn)在我國東方學的研究方興未艾,但是開先河者卻是以黃先生為首的一批甘于寂寞的中國學者,他們用自己的努力為我國的東方學研究耕出了一片新綠。
　　回顧以前艱辛的研究之路,黃先生不無感慨。1956年以后,由于極左思潮的影響,宗教被當成迷信,成為批判的對象。1964年,黃先生調入世界宗教研究所之后,在大環(huán)境不好的情況下,他仍然把宗教研究作為他后半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直到1978年后,才迎來了學術的春天。但當時人們已經有幾十年的時間不再談論宗教,對宗教知識非常陌生。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宗教,黃先生組織學者編寫了《世界三大宗教》一書。此書是我國近幾十年來最早出版的一本介紹宗教知識的著作,一時洛陽紙貴。該書在宣傳普及宗教知識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許多后來研究宗教的學者最初都受到此書啟蒙。黃先生此舉看似平常,實際上如同在一片干涸多年的土地上灑下了點點甘露,對恢復宗教信仰、讓國人正確了解和掌握宗教知識產生了非凡的影響。
　　不久,黃心川又主編了《世界十大宗教》,對讀者了解宗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當時國家準備編撰百科全書,黃先生受托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在該書的“前言”中,黃先生提出了“宗教是文化”的觀點,這個提法后來被中國佛教協(xié)會會長趙樸初接受,至今仍然影響著中國的宗教研究與宗教文化的宣傳。
　　做學問的人最看重的是書。黃先生藏書多,許多年輕人慕名而來,借書是家常便飯,有的一借就是多年,很多書有去無回。對此黃先生并不介意。1994年,韓國學術界特別贈送了一套在中國和日本已經絕版的《祖堂集》。黃先生知道此書的珍貴,但并沒有據(jù)為己有,而是捐給了北京圖書館,認為那里是此書更合適的去處,會讓更多的人受益。十年后,黃先生偶然在潘家園舊書攤上看到北京某出版社出版了這套書,近乎于天價!本是用來學術交流的資料,卻變成牟利的工具。不過黃先生卻心生慰藉:這樣會讓資料得以更新和保存。
　　許多人出于尊敬,把神圣的光環(huán)套在他頭上,其實他不喜歡被抬高,而是樂于做一個平凡的學者,自適其適,隨緣放曠。像他的座右銘所說的那樣:學為時用,德以養(yǎng)人。行藏適止,吐味幽深。不倨不諂,戒急戒躁。精厲晨昏,兀兀窮年。博而見約,深而出淺。去留無意,榮辱不驚。有教無類,甘為人梯。
　　
　　對話黃心川
　　
　　《名人傳記》:時下,東方學愈來愈火,不少相關的電視講座和圖書層出不窮,這是中華民族復興乃至東方國家復興的信號嗎?
　　黃心川:雖然我國東方學研究方興未艾,但是大部分的研究仍屬于歷史文化學術層面的活動,嚴格地說,與當前政治、經濟的聯(lián)系還很不緊密。東方學的研究無疑可以為國家對外活動、外交政策等提供一些依據(jù)或參考。但是國際政治活動更多的是以現(xiàn)實為基礎的,思想文化的研究是作為背景參考。所以,我國東方學研究正在逐漸適應國家對外政策和社會建設的需要,至少在現(xiàn)在,明顯表現(xiàn)出了中國學術界在求知方面的興趣,這是為豐富我國人文科學領域和學者研究的需要而進行的活動。但是,至今還沒有在世界學術界中形成以中國特點為標志的東方學派。
　　隨著我國大國地位的確立,東方學的研究將會有一個長足的進步,中國的東方學研究在世界學術界上將自成一家,起到領軍的作用。也許到了那個時代,才能夠說看到了中華民族復興與東方國家復興的信號。
　　《名人傳記》:一方面是中國民族文化在復興,另一方面不少學者在呼吁要警惕消極的民族主義抬頭傾向,這兩個方面到底應該怎么平衡把握呢?
　　黃心川:文化與經濟的發(fā)展是互動的,近年中國民族文化的發(fā)展,無疑是得益于國力的強大。無論是西方還是日本這些經濟強國,在輸入經濟活動的同時,必然要把本國的文化傳播進來。我們現(xiàn)在已經司空見慣的肯德基和麥當勞,以及日本的快餐,難道不是一種文化的輸入嗎?
　　現(xiàn)在中國正在崛起,中國的影響也在不斷增大,中國的文化也在往外輸出。而在國內,國學熱不斷升溫,國學著作和講座,乃至論壇到處都是,所以中國經濟的發(fā)展,肯定會推動中國民族文化的復興(當然要依靠政府的支持,而且每個國家政府都是這樣做的),中國要走向世界,就一定要讓外國了解中國;中國要吸引外國人到中國旅游,就一定要向世界介紹中國的文化。中國的民族復興在這個背景下顯示了它永久的生命力,它需要人為去推廣的,更重要的乃是現(xiàn)實需要。
　　中國民族文化的復興,并不等于消極民族主義思想的抬頭。現(xiàn)在我們的文化復興,還沒有達到應有的高度,我認為,所謂的中國民族文化的復興,更多的是價值觀與倫理觀的回歸,只有這些對中國人的生活有了影響,才談得上是一種復興。
　　《名人傳記》:有媒體報道,少林寺要上市。請問您怎么看待此事?
　　黃心川:當年《少林寺》電影的播放,使少林功夫家喻戶曉。少林寺從那時開始就在全國與世界產生了影響。少林功夫在國外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象征,少林禪成為中國佛教在世界的代表,很多外國人通過少林功夫認識了傳統(tǒng)的中國文化,少林寺在推動中國傳統(tǒng)文化走向世界的過程中,功不可沒。當然,少林寺“商業(yè)品牌”價值的加大,在市場經濟中,自然也可以給某些人或某些部門提供商機。
　　少林寺現(xiàn)象是歷史文化使然,是一種品牌的效應。隨著改革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入,市場經濟活動的不斷擴大,這種“品牌效應”及其所產生的問題已經越來越凸顯出來。2009年底少林寺再次被推上了風口浪尖。少林寺的問題是復雜的,但是不管有多少原因,少林寺是一個寺院這一點是非常明確的,既然明確寺院是主體,就要按照寺院的特點去進行管理,尊重宗教的傳統(tǒng),而不是變更它的性質。
　　少林寺事件給了人們諸多的反思。從國家的文化戰(zhàn)略布局考慮,要弘揚傳統(tǒng)文化;在傳統(tǒng)文化儒釋道三部分里面,有兩部分是和佛教、道教直接相關的。我們一邊說要弘揚傳統(tǒng)文化,一邊采取很多措施,限制佛教文化的弘揚,這樣就在文化上陷入了自我矛盾的狀態(tài)。因為這些佛、道教的道場主要都在名山,能不能以它為重點包裝以后,作為一種風景文化區(qū)來上市,搞商業(yè)化的旅游活動,是值得思考的。
　　我們現(xiàn)在把宗教信仰的場所都變成了旅游景點,這使寺院的性質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宗教場所是宗教信仰者神圣的地方,你信仰這個宗教,你就到這個廟里面來;你不信仰宗教,就不要來。所以不能把宗教場所變成旅游景點,這樣會傷害宗教信眾的感情。利用宗教的影響為經濟社會服務,指的是要在保持宗教神圣性的前提下,讓寺院為經濟社會服務。例如利用少林寺在整個佛教界和社會上的影響力,讓更多的人前來少林參觀禮拜,以此來發(fā)展地方經濟。但是少林寺如果成為經濟活動的主體,性質就變了,“利用”變成了“直接參與”,這與宗教的宗旨是不相符的。
　　“少林”與“禪宗”這兩塊品牌是少林寺在任何時期都要舉起的大旗,也是少林寺的根本所在。如今的少林寺開始走向世界,在國外建道場對少林寺來說已經不是什么新鮮的事情了。將來會有更多的寺院追隨少林寺國際化發(fā)展的戰(zhàn)略,中國文化與中國佛教的影響亦會進一步增大。
　　《名人傳記》:您研究佛學多年,屬于單純的研究者還是也做一些實修呢?現(xiàn)代人應該怎樣把佛學的學問和實際修行結合在一起?
　　黃心川:歸皈宗教最重要的是起信。佛學是研究,是學者做的工作,學者可以信也可以不信。學者研究有自己的規(guī)范和立場,這個規(guī)范就是按照學術語言去建立你的研究范式,立場就是要站在客觀公正的角度來認真看待你所研究的對象,凡是你研究的對象符合客觀真理,與日常生活常識一致,你可以相信,否則要加以摒棄。對于那些荒誕離奇、聳人聽聞的事情,要嚴肅和認真地對待與批判。所以學者的研究與信仰者的認識肯定是不一樣的,感受當然也不同了。
　　現(xiàn)代社會有很多學佛的人,他們不一定是學者,但是對佛教很感興趣,愿意了解和認真實修。學佛或修行,最重要的是要取得解脫,這個解脫就是通過學佛以后,讓你的身心感到安恬,用佛教的話來說就是不起煩惱心。學佛就是讓你用佛教的思維正確地對待你的生活,當你在生活里面取得了佛教的認識,這就是修行。指導你的生活就是學問,因為你在用佛教的思維、佛教的世界觀,去改變你的生活。所以現(xiàn)在很多禪師都提倡生活禪,所謂的生活禪就是不要執(zhí)著,讓你的生活充滿禪趣,最后達到解脫的境界。
　　《名人傳記》:您怎樣看待凈空法師、星云大師等人對現(xiàn)代社會的影響呢?
　　黃心川:凈空法師和星云大師都是當今佛教界的著名法師,他們在佛教界和信徒中影響很大。每個時代,人們生活的方式和思考的問題各不相同,但生死問題是都要考慮的嚴肅問題。而在現(xiàn)今社會,人們面對的是房子、工資、孩子等種種具體的、現(xiàn)實層面的問題。凈空法師與星云法師的最大特點是能夠用通俗的語言和精彩的故事,與現(xiàn)實結合起來,將深奧的佛法變得淺顯與通俗,讓更多的人可以了解佛教的道理。他們以自己的修為,在改變人心、勸人行善方面起到影響作用。這是他們對社會的貢獻,也是其影響力所在�！�
　　(責任編輯/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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