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軍事博物館禮品館里，陳列著一支握把上刻有毛澤東名字的手槍，用西班牙文書寫(MAOTSE-TUNG)，型號為美國M1911A1式11.43毫米自動手槍。 　　該槍來歷不凡：1959年1月，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古巴起義軍推翻了親美的巴蒂斯塔政權，建立了革命政府。美國視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為眼中釘，對古巴實行經(jīng)濟封鎖和武裝干涉。
　　1961年4月17日，1400名得到美國中情局訓練和裝備的古巴流亡者，妄圖顛覆新生的革命政權。古巴軍民英勇反擊，俘敵1100多人，繳獲大批美制武器。這支M1911A1手槍就在其中。
　　時任古巴社會主義革命統(tǒng)一黨第一書記、武裝部隊總司令的菲德爾?卡斯特羅，決定把這件戰(zhàn)利品贈送給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主席。1964年春，中國駐古巴首任大使申健回國時，卡斯特羅委托他帶回轉交。毛澤東主席把這支有特殊意義的手槍移交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收藏。
　　這種手槍在多次世界手槍評選中名列前茅，被譽為“軍用手槍之王”。
　　(摘自《中文先驅報》，李俊亭／文)
　　
　　任弼時的三個綽號
　　
　　任弼時有三個綽號：“駱駝”、“被子”、“黨內(nèi)的媽媽”。
　　“駱駝”是忍辱負重的意思。葉劍英曾寫道：“他是我們黨的駱駝，中國人民的駱駝，擔負著沉重的擔子，走著漫長的、艱苦的道路�！倍�叫“被子”，是因為任弼時為人厚道、公道，對待干部就像冬天蓋一床棉被，讓人家感到舒服、暖和，可以安心地度過寒夜。張愛萍將軍在蘇區(qū)時曾經(jīng)被內(nèi)定為AB團分子，任弼時推翻誣告，這才為后來新中國的國防工業(yè)保住了一位主帥。丁玲在延安審干時，被康生等定為“搶救”對象，任弼時表示“你放心到前方大膽工作，黨卡相信你!”大翻譯家?guī)熣茉谔K聯(lián)時因蘇國內(nèi)搞肅反而失去了工作，任弼時為他找到了“飯碗”。最有趣的是，任弼時聽說師哲與妻子已失散15年，就留心尋找。一次，任弼時路過安塞縣侯家溝的小學時，聽說有個女教師與師哲是老鄉(xiāng)，女兒又姓“師”，當機立斷把她們帶回延安。果然正是師哲失散多年的妻女!
　　有段時間任弼時與周恩來住在同一窯洞的東西兩問。每天早晨，任弼時都要出去呼吸新鮮空氣，又怕開門吵了周恩米，便每天都躡手躡腳地從窯洞的窗戶上跳出去。這一天，他又這么跳了出去。而隔壁周恩來也因要咳嗽，怕吵醒了任弼時，就緊捂嘴巴走出門去。兩人在門外相見，會意地笑了起來。諸如此類，不勝枚舉。任弼時年齡不大，卻也因此得了第二三個綽號“黨內(nèi)的媽媽”。
　　(摘自《文摘報》，秦曉鷹／文)
　　
　　潛伏在宋美齡身邊的中共情報員
　　
　　1939年1月21日，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重慶召開。主持人是蔣介石，沈安娜端坐在速記席上。此后，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和中央全會都由沈安娜擔任速記。蔣介石做夢也沒想到，埋頭記錄的沈小姐，竟是中共情報員。
　　1943年5月，沈安娜被安排為宋美齡的講話做速記。每次速記完，她都將速記符號翻譯成文字，工整抄錄，封面上還加上標題，宋美齡非常滿意。
　　1946年3月，蔣介石連續(xù)兩次召開最高軍事會議，策劃在半年內(nèi)擊潰八路軍、新四軍主力，會上還確定了軍事部署和兵力調配。這些我黨最需要的預警性戰(zhàn)略部署情報，都被沈安姍記錄了下來，并迅速送到延安中共最高決策層。
　　1946年6月，蔣介石發(fā)動全而內(nèi)戰(zhàn)。在國民黨的高層決策會議上，他講到一些絕密問題時，會突然示意：“下面的話不要記�！鄙虬材炔坏貌煌Ｏ鹿P來，但她把蔣介石的講話牢牢記在心里，待到休息之際，再偷偷記錄下來，
　　1949年4月，沈安娜和丈夫華明之按上級指示回到上海。5月，上海解放，沈安娜長達15年的地下諜報生涯結束了。
　　(摘自《黨史博覽》，卞遷／文)
　　
　　新中國第一代領導夫人們的工資
　　
　　中國第一代領導人中工資最高的不是毛主席，而是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宋慶齡領的是國家一級工資，每月579.50元，另外還有300元活動費。
　　毛主席的工資原來是610元，后來遇到了三年困難，他帶頭把自己的工資降到了404.80元。國家主席劉少奇、總理周恩來、人大委員長朱德都和毛主席一碗水端平，工資統(tǒng)統(tǒng)是404.80元。
　　毛主席夫人江青的工資，也不是夫人中最高的，她一開始享受的待遇工資243元�！拔母铩睍r她進入了中央政治局，“九大”后工資漲到342.70元。
　　周總理夫人鄧穎超的工資，一直都是342.70元。她的工資比時任副總理李富春的夫人蔡暢低一級。蔡暢是1923年入黨，而鄧穎超是1925年，晚了兩年。朱德夫人康克清的工資又比鄧穎超低一級，她是1929年與朱德結婚后兩年才入的黨。王光美1948年入黨，并與劉少奇結為伴侶。因資歷較淺，工資才120多元，也是夫人中最低的。
　　當時還有一批女民主人士工資不低，如廖仲愷遺孀人大副委員長何香凝，馮玉祥遺孀衛(wèi)生部長李德全和“七君子”中的唯一女性人大副委員長史良。
　　(摘自《老年生活報》，文秋／文)
　　
　　周恩來與毛澤東的最后一次握手
　　
　　毛澤東和周恩來攜手近半個世紀，沒有人知道他們握過多少次手。然而，在攝影記者杜修賢的鏡頭里卻留著他們最后一次握手的瞬間。
　　1974年，周恩來的病情惡化，癌癥轉移，身體消瘦。他拖著重病之軀，仍然夜以繼日地工作著。
　　5月29日，周恩來陪同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會見毛澤東，這是他最后一次走進毛澤東書房。會見結束時，鄧小平、喬冠華和毛主席告別后就走出書房門，杜修賢一看，總理還站在門旁，沒有參加他們的告別，只是默默地等待著。
　　杜修賢突然有一種感覺，總理可能要和毛主席握手告別。毛澤東送客走到門邊，和站在旁邊的周恩來的目光相遇，瞬間，一臉的微笑飛逝而去，憂傷地垂下眼簾，這速變的表情令杜修賢驚詫不已，他第一個反應就是端起照相機，鏡頭對準他們的身影……
　　鏡頭里，毛澤東憂傷地耷拉著眼皮，蒼老的臉上布滿愁容和病容。已經(jīng)十分消瘦的周恩來深情地正視著毛澤東，慢慢地伸出手，毛澤東也慢慢地把手伸了過去。當杜修賢“咔嚓”一聲按下快門時，他萬萬沒有想到這卻是共和國第一位總理和中國共產(chǎn)黨的偉大領袖最后一次對著攝影鏡頭握手道別。
　　6月1日，周恩來住進了305醫(yī)院，直到生命最后的一刻。
　　(摘自《紐鏡頭中的毛澤東》，杜修賢／文)
　　
　　開國元帥們的臨終遺言
　　
　　羅榮桓(1963年12月16日逝世)：“我一輩子做對了一件事，就是緊跟毛主席!”
　　賀龍(1969年6月9日逝世)：“人民是歷史的真正主人，是最公正的裁判�！�
　　陳毅(1972年1月6日逝世)：“一直向前……戰(zhàn)勝敵人……”
　　彭德懷(1974年11月29日逝世)：“讓我最后報答家鄉(xiāng)的土地，報答父老鄉(xiāng)親�！�
　　朱德(1976年7月6日逝世)：“生產(chǎn)要抓，不抓生產(chǎn)，將來不可收拾!”
　　劉伯承(1986年10月7日逝世)：“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題上‘中國布爾什維克劉伯承之墓’十二個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榮!”
　　葉劍英(1986年10月22日逝世)：“你給別人做過一件好事，你不要記得；別人如果給你做過一件好事，你要一輩子不要忘記!”
　　徐向前(1990年9月21日逝世)：“我死后一不搞遺體告別，二不開追悼會，三把骨灰撒在大別山、大巴山、太行山、河西走廊。這就是我留給你們的遺言。還有，你們要永遠跟著黨走，貫徹黨的路線，言行一致，說到做到……”
　　聶榮臻(1992年5月14日逝世)：“為國爭光，為人類進步多做貢獻�！�
　　(摘自《解放軍報》，蔣偉／文)
　　
　　“文盲總理”陳永貴最頭疼的事
　　
　　陳永貴原是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大寨生產(chǎn)大隊的黨支部書記，后因在大災之年1963年發(fā)起“三不要三不少”運動而受到山西省委的重視。毛澤東發(fā)動轟轟烈烈的“農(nóng)業(yè)學大寨”運動。陳永貴于1975年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總理，成為世界上唯一一位“文盲總理”。
　　陳永貴上臺后，分工管全國的農(nóng)業(yè)，天天要看文件，要做指示、作報告。他每天要批閱很多的材料，這些材料都由他從昔陽縣帶到北京的秘書先看，然后挑重要的向他說說，或把最重要的地方劃出來給他看。認不得的地方給他念念。他同意的，就在材料上畫個圈，或寫個“同意”。
　　陳永貴最頭疼的事情就是作報告。每當此時，他就先讓“秀才”們將他的“意思”撰成講稿，但文字稿他是不會念的，于是，昔陽縣專門為他印了一種稿紙――每一個格子抵得上普通稿紙的四個格子大，行與行之間也空得寬，每一張紙只有一百個字左右�？h里有那么幾個熟悉他認字習慣的人，把他的講稿用正楷抄在這種稿紙上，他不認得的字，要在空行里注上他認得的同音別字。
　　(摘自《華文報摘》，華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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