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領導干部“改非”過程中出現(xiàn)的問題，究竟是單純的操作技術問題，還是制度設計有不完備的地方，抑或存在更深層次的原因？怎樣才能從根子上加以解決呢？ 　　在此，本刊特別邀請了北京大學電子政務研究中心主任楊鳳春和成都市委黨校教授劉益飛，對“改非”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改非”是一種不合理分配
　　
　　楊鳳春教授認為，現(xiàn)在產(chǎn)生的“改非”問題，表面來看是非領導職務資源分配和利用不合理的問題，實際上是作為一種本質上不合理的干部管理制度的必然后果。
　　楊教授告訴記者：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干部管理體制方面也進行了不少改革，但始終未能解決干部管理領域的根本性問題，即干部選拔任用的民主化問題，因此一些本來涉及到干部與公眾的關系問題被“內(nèi)部化”，成為干部群體內(nèi)部的管理“技術”問題和干部之間的相互關系問題。非領導干部職務的設置就是這樣。
　　在我國，一個人一旦成為“干部”，只要不犯嚴重錯誤，就“一輩子都是干部”；另一方面，官場上升渠道逼仄，并且當前干部職業(yè)競爭的規(guī)范化、公正化程度低下。因此，最大限度照顧所有干部的利益，以及滿足所有干部晉升欲望，從而最終能夠提供其福利待遇，便成為目前干部管理領域中重要的課題。
　　在這種困境下，非領導干部職務作為目前干部管理制度中各種不合理因素的一個結果，是在無法進一步合理化干部管理制度條件下出現(xiàn)的一種應付策略，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僧多粥少”的問題，也可能會帶來一些新的問題�！案姆恰钡姆簽E就由此而來。
　　針對“改非”中出現(xiàn)的人才資源浪費現(xiàn)象，楊鳳春認為，“從社會財富創(chuàng)造和福利分配的角度看，這是一種新的不合理分配�！彼�認為，在一個提倡勞動光榮、提倡自食其力的社會里，僅僅依憑以往的資歷，在具備自食其力能力的前提下，不去創(chuàng)造應有的價值而依賴其他勞動者的創(chuàng)造而索取良好的福利，無論從社會和諧還是公正合理的角度看，都是難以服人的。
　　記者提出，多數(shù)“改非”干部并不是甘愿賦閑，他們也想有所作為，但卻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楊教授說，如果說一種制度，讓如此之多的官員，沒有機會投身社會財富創(chuàng)造的洪流，而只能“坐分”既有的社會財富，其成因肯定不是個人性的而必然是體制性的。這是因為在官員“不勞而獲”與“創(chuàng)業(yè)”之間，目前的體制、機制更有利于、更鼓勵官員的坐享其成而非創(chuàng)造貢獻。
　　除了對“改非”合理性的質疑外，楊鳳春擔心，在現(xiàn)在這種體制、機制導向下，“改非”還可能產(chǎn)生一些更深層次的問題。比如，在大面積“改非”完成后，由于實職與虛職、做事與不做事、有貢獻者與無貢獻者之間的界限可能會變得非常模糊，這在目前強化問責制的情況下，會不會在做事的官員和不做事的官員之間制造“勞動和報償”的分離，會不會導致更多的官員去追求那些“無事一身輕”的“閑職”、而逃避“做事”所必然可能面臨的責任和風險？會不會由于越來越多的人坐享其成而形成新的官場“大鍋飯”和“無人負責”的局面？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
　　
　　“改非”濫觴源于官本位
　　
　　成都市委黨校劉益飛教授則認為，“改非”體現(xiàn)了深刻“官本位”烙印，它所產(chǎn)生的問題也因“官本位”而來。
　　劉教授指出：本來，在現(xiàn)代公務員制度下，官員只是一種職業(yè)，當職位消失的時候，身份自然也就不存在了。但我國“官本位”意識流傳了幾千年，至今在社會生活尤其黨內(nèi)生活中仍然有著很深的影響。在“官本位”的行為方式之下，官員的身份待遇是終身制的，離崗之后，身份待遇不能變。因此我們看到，官員“改非”之后，名為調(diào)研員、巡視員，其實是既不“調(diào)”、也不“研”，既難“巡”、也“視”而不見的，只是借此名義流連于官場，享受官員的待遇，保持一種心理平衡。
　　劉益飛還說，從地方上“改非”的一些具體操作來看，科級干部40多歲“改非”，處級干部50歲出頭“改非”，廳級干部58歲“改非”，這就意味著，公務員如果不混到一定的級別，就會提前下課，喪失正常工作和晉升的權利。這樣以官階而非實際能力作為能否繼續(xù)工作的度量衡，不就是一種典型的“官本位”嗎？
　　針對“改非”是對在改革中承受代價（提前離崗）的干部的一種照顧或補償?shù)摹按鷥r論”，劉益飛說，在干部人事工作包括干部制度改革中，必要的照顧是可以理解的，但絕不能因此陷入“照顧至上”的誤區(qū)。在干部工作干部政策上，鄧小平歷來是“有限照顧論”，即把“照顧”作為一種過渡。但不知從何時起，“照顧”日益成為一種制度，照顧至上、照顧太多、照顧必然。縣級以上黨政干部從“一線”下來，如果什么職務也不安排，反而不正常，因此造成了當前各地“改非”的濫觴。
　　劉益飛感慨，早在1956年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劉少奇就以華盛頓做了8年總統(tǒng)、又退為平民為例，提出“這樣的辦法，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參考一下？”很遺憾，這樣的聲音現(xiàn)在已經(jīng)很難聽到了。
　　劉益飛最后提出，要正視和解決當前“改非”模式的弊端，不僅要著力于制度的改革，更要著眼于對在黨內(nèi)生活中存在的“官本位”意識及特權思想的清理和批判，令人信服地把“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的宗旨貫徹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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