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論證《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以下簡稱《名錄》)中的《天蓋樓四書語錄》并非天蓋樓刻本，探討此書的版本情況；指出殿本《西清古鑒》應(yīng)為刻本而非銅版本，論證《名錄》中《西清古鑒》實為光緒年間日本銅版本；《名錄》中《全唐詩》應(yīng)以初印本而非后印本為佳；并探討《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中《古文淵鑒》尚需完善的地方。
　　[關(guān)鍵詞]國家珍貴古籍　版本鑒定　天蓋樓四書語錄　西清古鑒　全唐詩　古文淵鑒
　　[分類號]G256.22
　　
　　《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以下簡稱《名錄》)公布后，筆者對當(dāng)時沒有申報但版本情況可能與《名錄》中一致的十幾種館藏古籍進行了認真、細致的版本鑒定，由此發(fā)現(xiàn)《名錄》存有幾處應(yīng)該推敲的地方。但當(dāng)時苦于沒有相關(guān)古籍圖錄，因此未能定論。當(dāng)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組織出版的《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以下簡稱《圖錄》)配發(fā)到我館，筆者立即進行核對，證實了當(dāng)初的推斷是正確的，同時又發(fā)現(xiàn)《圖錄》亦存有問題�，F(xiàn)把《名錄》及《圖錄》中幾處需要商榷的地方探討如下，以求教于方家。
　　
　　1　《天蓋樓四書語錄》的版本問題
　　
　　1.1此書沒有天蓋樓刻本之說
　　《天蓋樓四書語錄》為大梁周在延編次其師石門呂留良評選歷科時藝之作品，是書編纂于呂留良去世的第二年，即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嘉興市圖書館所藏是書殘帙二十五卷，入選《名錄》，編號為01388，《名錄》著錄為清康熙二十三天蓋樓刻本。
　　呂留良(1629―1683年)，原名先輪，字莊生，號用晦，又號晚村。明亡，留良哭臨甚哀，散萬金之家以結(jié)客。家富藏書，藏書處為天蓋樓、南陽講習(xí)堂。其歸隱故鄉(xiāng)后，自開天蓋樓刻局，以“天蓋樓”為名刻印時文，著述授徒，聲名大噪，被人們尊為“東海夫子”。在其死后40余年，因曾靜反清案的牽連，于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被欽定為“大逆”罪名。此案罹難之酷烈，為清代文字獄之首。
　　《天蓋樓四書語錄》刊行兩年后，即康熙二十五年，呂留良門人陳樅在其編纂的《呂晚村先生四書講義》序中云：“近睹坊間有《四書語錄》之刻，謬戾殊甚。其中有非先生語而混入之者，有妄意增刪，遂至文氣不相聯(lián)貫者，有議論緊要而妄削之者。其所載無黨述評，十居其四，甚有以述評語為先生語者。種種謬戾，不可悉數(shù)。樅竊懼后之學(xué)者，昧其源流，而以為先生之書真如此，用其為惑誤不小也。用是不揣固陋，編為《講義》一書”。陳樅有感于坊間所刻《四書語錄》“謬戾殊甚”，因此與呂留良兒子呂葆中等編纂了《呂晚村先生四書講義》以正《四書語錄》之謬誤。
　　呂留良過世后，其子呂葆中繼承父業(yè)，繼續(xù)舉辦南陽講習(xí)堂，刻書銷售，并選編父親遺稿。若此書為呂留良自家書局天蓋樓所刻，其子呂葆中當(dāng)會嚴格把關(guān)，努力使其體現(xiàn)其父治學(xué)思想，不至于出現(xiàn)“種種謬戾，不可悉數(shù)”之局面。退一步說，假設(shè)此書真為天蓋樓所刻，其他書坊在翻刻時肆意篡改原著，呂氏后人為正其謬誤，大量刷印自家原刻本即可，沒有必要再勞師動眾去組織一幫門人弟子另編纂《四書講義》。這些足以證明《四書語錄》實非天蓋樓書局所刻。自清代以來各家書目，從無出現(xiàn)天蓋樓刻本之著錄，亦證明天蓋樓刻本之說難以成立。
　　
　　1.2《天蓋樓四書語錄》的存世版本
　　北京出版社《四庫禁毀書叢刊》，影印中國科學(xué)院圖書館(以下簡稱“中科院圖書館”)存藏清康熙二十三年金陵玉堂刻本是書。此書封面題“呂晚村先生四書語錄”，有牌記“金陵玉堂原本梓行”三行。以此本與《圖錄》相關(guān)書影核對，證兩書為同本。煙臺圖書館存藏是書殘帙二十三卷，書影與《圖錄》所錄完全一致，亦證兩書為同本。以我館與中科院圖書館所藏逐頁比對，兩書亦為同本，充分證明此三書實為同本。
　　《四庫禁毀書叢刊》所選是書，首有康熙二十三年錢陸燦序。謝國楨《江浙訪書記》著錄寧波天一閣博物館所藏是書，首有康熙二十三年錢陸燦序，次江浦王登三序。天一閣本王登三序中王氏所言從“予泫然日”到“業(yè)茂于勝國哉”近二百余字，竟在中科院藏本之錢陸燦序中，且為錢氏言語。雖然目前尚無法確定此兩本之間的關(guān)系，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此兩本中，當(dāng)有一本在篡改另一本的序言。究其原因，或是書賈在翻刻或版片易主重新刷印時，故意更改序言，給讀者造成不同版本之錯覺以欺售獲利。
　　嘉興圖書館在其《嘉興名人著作檢索》中著錄此書為大業(yè)堂刻本。人選《名錄》后，此書被著錄為天蓋樓刻本。那大業(yè)堂刻本之說是否就子虛烏有呢?無獨有偶，深圳大學(xué)學(xué)者黎亞明在其論文《王船山著作年代考略》中亦著錄此書為大業(yè)堂刻本。大業(yè)堂是明末清初周文煒、周亮工家族所開的一所書坊，此書編纂者周在延即為周亮工三子。清康熙十七年，周在延所輯《朱子語類》即由大業(yè)堂刊行。周在延在編次完《天蓋樓四書語錄》后，完全存在用自家書坊大業(yè)堂刊行的可能性。
　　除上述幾種版本外，目前所見其他“版本”有：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金陵四留堂刊本，臺灣藏本首卷卷端上題被剜改為“四書語錄”，與中科院圖書館所藏在字體方面存在差異，當(dāng)為不同本；天津國拍今古齋本，天津國拍今古齋公司于2007年曾拍賣一部此書，此本為單黑魚尾，與所見中科院藏本、臺灣藏本單白魚尾又不同；北京大學(xué)圖書館所藏金陵正中堂刻本，因未見此書圖錄，此本情況待定(天一閣藏本情況與此同)。綜上所述，此書目前可以肯定的版本有中科院藏本、臺灣藏本、天津國拍今古齋本等三種。
　　雍正皇帝嚴懲呂留良案當(dāng)事人后，對呂留良的文字著作，諸臣提議禁毀。雍正帝不同意禁毀，他認為書是禁毀不盡的，不如留給后世辨別是非真?zhèn)�。甚至還令大學(xué)士朱軾把呂留良的《四書講義》、《四書語錄》“逐條摘駁”，纂輯成《駁呂留良四書講義》，同《大義覺迷錄》一起刊印，頒布學(xué)宮。直到乾隆年間編纂《四庫》時，此書才被列為禁書，并在兩江總督高晉于乾隆四十二年五月奏報的毀板折中，才第一次出現(xiàn)于禁毀書目中。因此是書于康熙二十三年刻成到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并被禁毀的幾十年間，不排除翻刻，或版片易主后更改序言或牌記以欺售之可能。
　　如上述，此書為書坊刻本而非天蓋樓刻本，并可能存在大業(yè)堂刻本、四留堂刊本、寧波天一閣藏本、金陵玉堂刻本、正中堂刻本等幾種版本的可能。鑒于目前條件所限，我們尚無法研究這些版本間的具體關(guān)系。而依各家書目著錄，刊于康熙二十三年者即有三種。《四書語錄》最后成書于康熙二十三年六月以后，其祖本刊行后，翻刻者在半年之內(nèi)如此之眾，恐值得懷疑，不排除有些版本是在康熙二十三年后刊刻而成之可能。在未確定各本之間關(guān)系，以及何本為祖本的情況下，《名錄》中此書的版刻時間界定亦值得推敲。
　　
　　2　《西清古鑒》的版本問題
　　
　　2.1《西清古鑒》武英殿印本應(yīng)為刻本
　　《西清古鑒》是一部著錄清代宮廷所藏古代青銅器的大型譜錄，由梁詩正等奉敕纂修，乾隆十四年 (1749年)始纂，乾隆二十年(1755年)完書，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刻本。
　　關(guān)于此書，張之洞《書目答問二種》云：“(補)乾隆十四年敕撰。日本翻殿本，坊間石印本，銅版仿殿本”，說明此書為銅版本實非殿本。莫友芝《(呂阝)亭知見傳本書目》著錄為“內(nèi)府刊本”，陶湘《清代殿版書目》著錄為“刻”，《清代內(nèi)府刻書目錄解題》明確定為刻本，《兩朝御覽圖書》亦著錄為刻本。林夕先生在其文章《版本佳作書志楷模――讀(柏克萊加州大學(xué)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中云：“武英殿本《西清古鑒》應(yīng)是刻本，非銅版。此誤由來已久，《中國版刻圖錄》亦誤”。《清代內(nèi)府刻書目錄解題》談到清光緒十四年日本邁宋館有銅版摹刻本，光緒十九年購回銅版進呈宮內(nèi)。容庚先生《清代吉金書籍述評》一文說：“邁宋書館銅版《古鑒》影印甚精，然頗有修改，且有失筆，非細校是不知道的”。由此知，此書乾隆年間殿本應(yīng)為刻本，而非銅版，《名錄》著錄此書為武英殿銅版本，當(dāng)屬錯誤。
　　
　　2.2《名錄》所錄實為清光緒年間日本邁宋書館銅版本
　　煙臺圖書館所藏是書，書簽題為“銅版西清古鑒”，襯頁題“欽定西清古鑒”。此書紙質(zhì)書衣、書簽，與武英殿刻本磁青綾書衣、黃綾書簽不同，為不同本。正好我館有此書兩部：一部為全本；另一部為殘本，殘本散葉較多。在殘本散葉中，筆者發(fā)現(xiàn)書腦針眼裝訂線以內(nèi)有芝麻大小字樣的日人繪寫者名字，如總目第一葉有“飯島字”三字，第六葉有“大原刻”三字，第八葉有“伊藤畫／大原書”六字，總目職名葉處有“夕”字”等。再查看全本書腦，亦如殘本所述。這些日本繪寫者名字，足以證明此書為日本銅版本。經(jīng)與中安太平(北京)國際拍賣有限公司2007年拍賣的光緒十六年邁宋書館在日本銅鐫《西清古鑒》書影核對，終證兩書確為同本。
　　《圖錄》只著錄是書《錢錄》卷首書影一張，與我館是書完全一致，基本確定《名錄》所收是書為光緒年間日本銅版本而非乾隆年間武英殿印本。為嚴謹起見，我們與國家古籍保護中心聯(lián)系，獲得《名錄》中沈陽故宮博物院是書的其他幾張書影，并逐一核對，終證與我館所藏為同本，即光緒年問日本銅版本。
　　
　　3　《全唐詩》的版本問題
　　
　　3.1版刻時間問題
　　《全唐詩》為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彭定求、沈三曾、汪士舷、汪繹、俞梅等人奉敕編校，成書后，朝廷命曹寅在揚州設(shè)立全唐詩局完成寫刻，再運回武英殿印行。康熙四十六年四月十六日，康熙帝《御制全唐詩序》寫成頒發(fā)，補刻詩序，冠式書前，《全唐詩》的刊印工作即全部結(jié)束。揚州詩局以端秀的軟體字寫刻此書，字跡精美，一絲不茍，為康熙寫刻本的杰出代表。此書為武英殿發(fā)交揚州詩局承刻，故又被視為武英殿刻書的范疇。
　　《名錄》誤著此書為清康熙四年(1665年)揚州詩局刻本，當(dāng)屬筆誤�！秷D錄》已修正為清康熙四十四年至四十六年(1705―1707年)。
　　
　　3.2《名錄》應(yīng)收錄初印本為佳
　　煙臺圖書館所藏是書，第一冊目錄總目內(nèi)“楊重玄”的“玄”字缺末筆，未改“玄”作“元”，符合魏隱儒先生所言《全唐詩》內(nèi)府刻本之特征。核對《圖錄》此書書影，兩書完全一致，當(dāng)證為同本。據(jù)研究，《全唐詩》有初印本、后印本之別。初印本為開化紙和開化榜紙刻印，首無職銜名表。此書竹紙刷印，首有校閱刊刻官曹寅及校對官職銜名一葉，符合《柏克萊加州大學(xué)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所述后印本特征，證此本為后印本。《兩朝御覽圖書》所錄為開化紙刷印，當(dāng)為初印本。
　　康熙四十五年九月十五日曹寅有奏折曰：“今有刻對完《全唐詩》九十套進呈御覽”，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詩?進書表》稱“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一日書成，謹裝潢成帙，進呈圣覽”。當(dāng)初進呈的這九十套《全唐詩》，當(dāng)為此書初印本之代表。初印本除紙張、書衣、書簽等方面與后印本不同外，其文字內(nèi)容亦比較符合原本面貌，較后印本具有更高的版本價值。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存藏《全唐詩》者有五十多家收藏單位。加上未收錄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者，恐怕不止這五十多家。《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所收錄者，應(yīng)多為后印本。據(jù)筆者目前所知，僅故宮博物院、柏克萊加州大學(xué)東亞圖書館、揚州雕版印刷博物館所藏為初印本。筆者認為，《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應(yīng)以珍貴、稀少作為基本收錄標準�！度�唐詩》后印本因存世眾多，缺少稀有性，如若這五十多部都申報、人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恐失去國家珍貴古籍之嚴肅、嚴謹性，因此此書當(dāng)以初印本入選為佳。
　　《古文淵鑒》是清代徐乾學(xué)等奉旨編注的集歷代散文為一書的文學(xué)總集。其原刻初印本為清內(nèi)府套印本代表作，有四色套印、五色套印之別。四色套印本正文墨色，朱筆圈點，并三色注釋，前人注釋及評語以黃、綠色標出，清代用朱色，五色套印本則將四色印本綠色改為藍色�！睹�錄》著錄四色套印本《古文淵鑒》六部，編號從02219到02223及02225；五色套印本一部，編號為02224。《圖錄》在收錄書影時，把四色套印本的編號都歸入五色套印本中，三張書影亦無從辨別其所屬�！秷D錄》在處理此書不同版本書影時，疏漏明顯。
　　
　　5　結(jié)語
　　
　　綜上所述，《名錄》與《圖錄》存在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但瑕不掩瑜，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的重大歷史意義。這次全國古籍普查工作，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yè)，廣大古籍工作者多是在摸石頭過河，因此出現(xiàn)點疏漏時在所難免得。我們只有在古籍普查工作中，不斷總結(jié)缺憾，直面存在的問題，才能完善《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使其經(jīng)得起歷史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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