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2月至8月。在我國政府倡議下，中蘇雙方在北京舉行了副部長級邊界談判。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兩國的第一次邊界談判。 　　 　　是“談判”而不是“磋商”
　　
　　當時。雙方主要圍繞歷史上的中俄不平等條約問題進行了一場大辯論。中方指出，盡管有關目前中蘇邊界的條約是沙俄在中俄兩國人民處于無權地位的情況下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但中國政府從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和加強中蘇兩國人民友誼的愿望出發(fā)，仍準備以這些條約為基礎解決兩國邊界問題，簽訂新的條約。而不要求收回被割去的150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任何一方違反這些條約占據(jù)另一方領土，原則上必須無條件歸還對方。但雙方可以根據(jù)平等協(xié)商、互諒互讓的原則，考慮當?shù)鼐用竦睦�益，對邊界上的這些地區(qū)做必要的調整。然而，蘇方不但不承認條約的不平等性質，還不同意以條約為惟一基礎解決邊界問題。除條約文件劃定的邊界線外，蘇方提出“歷史形成”和“實際守衛(wèi)”也都是解決邊界問題的基礎，即所謂的“三條線”。這實際上是要中方承認沙俄和蘇聯(lián)違約侵占的中國領土都是蘇聯(lián)的，中方當然不能同意。
　　我方在發(fā)言中引經據(jù)典，強調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曾經譴責沙俄割占中國領土，并特別指出。列寧領導的蘇維埃政府宣布過�！耙郧皻v屆俄國政府同中國簽訂的一切條約全部無效，放棄以前所奪取的一切中國領土”。蘇方則聲稱，兩國封建皇帝都是侵略者，列寧在世時就已廢除了對華的不平等條約。抨擊中方誣蔑列寧“沒來得及”廢除所有對華不平等條約。
　　蘇方一直回避把這次談判稱為“邊界談判”，而稱之為“蘇中關于核定個別地段邊界線走向的磋商”。在這次談判中，雙方交換了標有各自主張的邊界線的地圖，具體討論了東段邊界問題，并根據(jù)主航道劃界原則，就大部分地段的邊界線走向取得一致。但因為雙方對位于黑龍江、烏蘇里江匯合處的黑瞎子島的歸屬爭議不下，談判無果而終。
　　
　　“黑瞎子島”阻斷東段邊界談判
　　
　　據(jù)2006年俄羅斯出版的《邊界談判鮮為人知的篇章》一書披露，1964年中蘇邊界談判未簽署任何協(xié)議，這與當時蘇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的決定直接有關。書中寫道，在談判中，除了黑瞎子島地區(qū)外，雙方已就包括黑龍江、烏蘇里江在內的東段4200公里長的邊界線走向達成一致。劃分島嶼歸屬的原則是，通航河流以主航道中心線為界，不通航河流以主河道中心線為界。這不僅符合國際法準則。也符合蘇聯(lián)國內立法。蘇方代表團于1964年6月底向莫斯科報告，建議暫將有分歧的黑瞎子島地段“掛起來”，而先草簽雙方工作小組已達成的協(xié)議。但沒有想到的是，7月中旬莫斯科回復不同意。經了解，原來這是赫魯曉夫本人的指示，“要么都解決，要么什么也不解決”。作者認為，蘇聯(lián)領導人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除了兩國關系持續(xù)惡化、意識形態(tài)爭論不斷升級外，還有兩國領導人關系中的某些個人因素起了作用。
　　據(jù)曾任蘇聯(lián)駐華大使的契爾沃年科透露，當蘇聯(lián)邊界談判代表團離京回國后，他于當年9月底專程赴莫斯科，想說服赫魯曉夫同意簽署兩國邊界東段協(xié)議。他先后會見了幾乎所有的蘇共中央書記，陳述了自己的理由。但未見到赫魯曉夫本人。后來，赫魯曉夫去黑海岸邊的皮聰大休假，蘇共中央書記處在勃列日涅夫的主持下聽取了契爾沃年科的匯報一贊同大使的建議，并答應要“勸說”赫魯曉夫。契爾沃年科大使帶著這一結果返回北京。但緊接著，在蘇共中央十月全會上，赫魯曉夫被解職了。
　　(2004年10月14日，中俄簽訂了《中俄國界東段補充協(xié)定》，到2005年，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和俄羅斯杜馬先后通過了該協(xié)定。這標志著包括黑瞎子島在內的中俄東段邊界走向全部確定。
　　
　　復雜的背景及“兩國總理諒解”
　　
　　1969年10月，第二次中蘇邊界談判在北京舉行。這次談判的直接背景是，當年3月在中蘇邊境地區(qū)發(fā)生了“珍寶島事件”，兩國關系空前緊張。
　　當時有這樣一個插曲。蘇聯(lián)總理柯西金給北京打電話，要求同毛主席緊急通話。我方女話務員得知對方身份后，罵了他一通，說：你這個“蘇修”頭子，不配和我們的偉大領袖通話!柯西金又說：那能否請周恩來總理接電話?這位話務員稱：我們的周總理那么忙，哪有時間跟你說話。然后，她就把電話掛斷了。毛主席獲悉后批評說，電話是打給他的，怎么不報告就拒絕了。周總理還指示，應對那位話務員進行批評教育。
　　談判的另一背景是，同年8月13日，在新疆裕民縣鐵列克提地區(qū)又發(fā)生了中蘇雙方武裝人員沖突事件。8月28日，《華盛頓明星報》刊登了一則驚人消息，標題是“蘇聯(lián)欲對中國做外科手術式核打擊”。世界輿論嘩然。中國政府就此發(fā)表聲明，指出：“如果一小撮戰(zhàn)爭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襲擊中國戰(zhàn)略要地，那就是戰(zhàn)爭，那就是侵略。七億中國人民就要奮起抵抗，用革命戰(zhàn)爭消滅侵略戰(zhàn)爭�！�
　　1969年9月11目，柯西金總理從河內參加越南胡志明主席葬禮后回國途中。在北京機場候機樓西側的貴賓室里與周恩來總理舉行了會晤。會談持續(xù)了三個小時，兩國總理著重討論了緩和兩國邊境地區(qū)局勢問題，并達成一些共識。雙方同意，中蘇之間的原則爭論不應該妨礙兩國國家關系的正�；�；兩國不應為邊界問題打仗，應通過和平談判解決；邊界問題解決前，應該首先簽訂關于維持邊界現(xiàn)狀、防止武裝沖突的臨時措施協(xié)議。雙方還贊同恢復互派大使，重新發(fā)展雙邊貿易。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兩國總理諒解”。
　　這次會見是應蘇聯(lián)方面倡議而舉行的，稱之為“機場會見”。1969年9月2日，越南領導人胡志明逝世。獲悉中國總理周恩來將赴河內參加葬禮。蘇聯(lián)領導層決定派柯西金總理前往。并屆時與周總理進行會見。9月6日�？挛鹘鸬诌_越南首都，得知周恩來9月4日已來過河內吊唁并于當日返回北京。9月8日，蘇方通過越南外交部轉告中方，蘇聯(lián)政府首腦希望回國途中經北京停留，以便會見中國領導人。未等到中方答復，柯西金所乘坐的專機只好經印度回國。9月10日，從新德里飛抵塔什干時，柯西金收到中方同意安排會見的信息。9月11日，柯西金的專機飛經伊爾庫茨克到達北京。本來從河內到北京的航線不長，結果卻繞了一大圈才折回北京。會晤結束時，雙方談到了緣何“走彎路”這件事，并都認為，未虛此行，會談是有益的。
　　
　　柯西金與中蘇關系
　　
　　在蘇聯(lián)領導人中，柯西金與我領導人交往較多，而且態(tài)度相對溫和。1964年赫魯曉夫下臺后，周總理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7周年慶祝活動。在與蘇聯(lián)新領導人會談時。蘇方聲稱，在對華關系問題上，他們同赫魯曉夫沒有絲毫的差別。周總理嚴詞 以對：既然你們之間沒有不同，那我們還有什么可談的呢?后來，柯西金到機場送行，在途中向周總理解釋說：我們與赫魯曉夫還是有所不同，不然為什么要解除他的職務呢。他還提議舉行蘇中兩黨的高級會議。1965年，柯西金訪問越南路過北京，毛主席會見了他。柯西金提出。希望停止蘇中之間的公開爭論。主席對他說：論戰(zhàn)就是打筆墨官司，也死不了人，原則爭論還要繼續(xù)下去，但國家關系應改善�？挛鹘饐柮�主席：要爭論多久?主席答：一萬年�？挛鹘鹫f：太長了吧?主席詼諧地說：看在你的面子上。減少一千年。就是在兩國發(fā)生嚴重的邊境武裝沖突之后，周總理與柯西金見面時仍以“同志”相稱。由此可見�？挛鹘饌�人能與我領導人說得上話。這可能也是為什么在兩國關系出現(xiàn)危機時總是由柯西金出面調解的一個原因。
　　
　　一談就是九年
　　
　　根據(jù)兩國總理達成的協(xié)議。1969年10月20日中蘇邊界談判在北京開始。沒有料到，這一談就是九年。被稱為“馬拉松式談判”。
　　在會談中，我方強調，中蘇關系的關鍵是邊界問題，邊界問題不解決。其他關系都談不上。為緩和中蘇邊境局勢。談判中雙方主要討論維持邊界現(xiàn)狀問題，雙方爭論的焦點是爭議地區(qū)問題。兩國總理會晤時，柯西金曾問過什么叫“爭議地區(qū)”。周總理解釋說，就是指邊界上某些“你說是你的，我說是我的”有分歧的地段，并用鉛筆在紙上畫了示意圖。但是，在談判中蘇方矢口否認存在爭議地區(qū)，稱兩國之間不存在“領土問題”，“爭議地區(qū)”的概念是中國人發(fā)明的。實際上是向蘇方提出了“先決條件”。中方則反駁說，存在爭議地區(qū)是客觀事實，這是沙俄和蘇聯(lián)違反條約規(guī)定侵占或劃去中國領土而造成的。在解決歸屬爭議前，雙方應該維持現(xiàn)狀，避免武裝沖突，雙方武裝力量在爭議地區(qū)脫離接觸。為此，雙方爭得面紅耳赤，互不相讓，談判走進“死胡同”。
　　為了打破談判僵局，雙方都做了一些努力。蘇方建議用對邊界線走向“理解不一致的地段”、“需要核定的地段”或“被爭議的地區(qū)”等措辭來取代“爭議地區(qū)”的概念，未被接受；中方也提出過折衷方案，采用雙方對邊界線“劃法不一致的地段，即有爭議的地區(qū)”的描辭，對方要求去掉后半句。中方不同意。
　　周總理非常關心邊界談判的進程。凡遇重要情況，團長都直接向總理電話請示或書面報告。為推動談判，周總理向蘇方傳話，指出：爭議地區(qū)問題是一個關鍵問題，你們不承認。我們就達不成協(xié)議。蘇方曾提出兩國總理再次舉行會晤的建議，我方以兩國總理達成的諒解尚未履行為由予以回絕。
　　1970年5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對蘇聯(lián)邊界談判代表團副團長甘科夫斯基說：我們應當好好談判。談出個睦鄰友好關系來；要有耐心；我們要文斗，不要武斗。
　　喬冠華、韓念龍、余湛副外長先后擔任中方邊界談判代表團團長。他們都是經驗豐富、才華出眾的老一輩外交家，也是令對方敬畏的談判高手。蘇方代表團團長先由第一副外長庫茲涅佐夫擔任，他是一位資深職業(yè)外交官，曾任駐華大使，后因病改由伊利切夫副外長任團長。伊利切夫在赫魯曉夫時期曾任蘇共中央書記，主管意識形態(tài)工作，是哲學博士，講起話來頭頭是道、頗有哲理，但喜歡咬文嚼字、長篇大論。會談中，他總是瞇著眼睛，悉心捕捉中方每一句話后面的含意。有時他臉漲得通紅，聳聳肩膀，攤開雙手，做無奈狀�；貞�中方的觀點時，他立場強硬，用詞尖刻，慣于指責中方“拖延”、“封殺”談判；愛說這是“聾子對話”，應該“相向而行”；偶爾也冒出句俏皮話，如說中方是“車拉馬”(意為本末倒置)，諷刺中方所提的新建議像是。大山生出了“一只小耗子”(意為雷聲大雨點小)。
　　除了正式會談，平時雙方通過聯(lián)絡員保持著各種級別的聯(lián)系。作為東道主，我們經常為對方組織一些游覽活動，如去北戴河休養(yǎng)或去外地旅行。在非正式場合，雙方都相敬如賓，談笑風生，可以自由地交換意見，包括澄清談判中的“誤會”或者傳遞某些信息。
　　
　　談判中的口水仗
　　
　　記得在學校上翻譯課時，老師曾講過。翻譯要注意用詞準確。否則有可能鬧出政治問題，并舉了中蘇兩黨往來信函中發(fā)生的一個實例。1964年，中共中央在致蘇共中央的一封信中，要求蘇共中央把最近給兄弟黨的反對中國共產黨的信同樣發(fā)給中共。其中“要求”一詞，我方譯錯了。蘇共領導看后勃然大怒。當即復信，指責中方居然不是請求，而是要求他們!并質問道：這是根據(jù)什么權利?難道有誰會認真聽從你們的腔調，被嚇唬住，而立刻跑去執(zhí)行你們的任何要求嗎?在復函中，中方對此做了這樣的解釋：在中文里，這兩個詞的習慣用法并沒有像你們所說的有那樣大的區(qū)別。但是，既然你們把這件事看得那樣嚴重。并且成為不能把那封信件交給我們的一個理由。那么好吧，現(xiàn)在遵從你們的意思，請求你們把這封信件發(fā)給我們。這是一個多么經典的例子啊!這說明翻譯用詞表達不僅重要，而且有時也十分敏感。當然，之所以小題大做，主要與兩黨關系惡化有關。但有時翻譯不準或欠妥，確實可以起到某種火上澆油的作用。無獨有偶，在兩國邊界談判中，雙方也時而因翻譯問題打口水仗，甚至大吵一場。
　　1964年中蘇邊界談判時，中方在發(fā)言評論中用過“作繭自縛”、“得隴望蜀”的成語，蘇方卻硬說這是“污蔑”，將其比喻成什么“蟲子”，竟對甘肅和四川提出“領土要求”。當時聽老同志講后覺得匪夷所思，而這次談判倒使我有機會親身領教。有一次，在激烈的辯論中，伊利切夫指責中方對其發(fā)言做了“過分反應”。蘇方翻譯將其譯成“病態(tài)反應”。中方團長聽后火冒三丈，怒斥對方理屈詞窮，不惜進行“人身攻擊”。伊利切夫感到莫名其妙，不得不宣布休會。還有一次，伊利切夫對中方的尖銳批駁表示不滿，希望理智能占上風。翻譯把“理智”一詞譯成“健康思想”。這可惹禍了，因為據(jù)說勃列日涅夫曾把林彪視為中共內部的“健康力量”。我方認為，蘇方竟敢在談判桌上大放厥詞。要讓所謂“健康思想”占上風。這是癡心妄想!鑒此，我方當即予以嚴厲反擊，雙方吵得不可開交。從上述點滴花絮不難看出，中蘇之間的馬拉松談判不僅時間拖得長，而且爭論的熱度異常，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文斗”。
　　
　　“我們的工作沒有白費”
　　
　　盡管第二次中蘇邊界談判沒有達成什么協(xié)議，甚至根本就沒有討論邊界走向和領土歸屬問題，但開始談判以后。兩國關系劍拔弩張的氣氛逐漸緩和下來。雙方有了較前正常的對話接觸渠道，雙邊經貿關系等也有所發(fā)展。另一個效應是，中蘇之間一宣布舉行談判，美方也急欲與我恢復兩國大使級談判。
　　“談判本身就有意義”。這是蘇方團長每次從莫斯科來北京參加邊界談判時，對付在機場迎候的外國記者的一句套話。但細細推敲，似也不無道理。在評價雙方談判結果時，伊利切夫還有一句名言，那就是“我們的工作沒有白費”。在一次宴會上，他先說了前半句。意思是我們的工作徒勞了，然后故意打住。接著，他加重語氣。慢吞吞地補了后半句“不是白白地”，逗得在場的人捧腹大笑。從此之后，“我們的工作沒有白費”這句話也成了雙方邊界人的口頭禪。
　　1969年10月20日至1978年6月27日，第二次中蘇邊界談判共進行了15輪，召開全體會議40次，團長會見156次。談判前期，雙方開會的頻率較高。一連會談好幾個月；到后期，雙方談判的間歇越來越久，最長的一次休會達1年7個月，真成了“沒有談判的談判”。
　　在最后一次會議上，雙方還都表示，要在下一輪談判中繼續(xù)進行討論。但實際上，從此也就不了了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1979年底蘇聯(lián)出兵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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