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愛多》,一場末開庭的官司] 異地官司在哪里開庭
發(fā)布時間:2020-03-15 來源: 日記大全 點擊:
背 景 1999年11月,《南風窗》推出了一本20萬字左右的?D―《風雨愛多》,旨在通過記述“標王”愛多和商界奇才胡志標的風云歷史,探究中國企業(yè)興衰成敗的規(guī)律和原因。該書作者孫玉紅曾任《羊城晚報》中山記者站站長,由于中山是愛多的發(fā)源地和總部所在地,因此作者具有相當?shù)臈l件去跟蹤和研究愛多。
同在11月底,沉淪達半年之久的愛多再次啟動。先是愛多最大的債權人之一、愛多一系列廣告的策劃和代理人胡剛出任藍火科技公司總經理,并與幾大債權人聯(lián)手,獲得愛多品牌的使用權。也就是說,胡志標的愛多品牌現(xiàn)在要由胡剛等人使用。如果“新愛多”啟動順利,它將在一段時間后開始向“老愛多”支付品牌使用費;接著,VCD巨頭新科對“新愛多”伸出援手,昔日兩大對頭握手言歡。新科將從技術、零部件等方面協(xié)助愛多組裝DVD。
在愛多重新啟動的過程中,胡志標再次走入人們的視野,作為顧問為“新愛多”推波助瀾。
《風雨愛多》的問世,將昔日愛多的輝煌與暗淡盡呈于讀者面前。胡志標不能不有所反應。11月初,他委托律師向廣州市東山區(qū)法院起訴了《南風窗》和孫玉紅,以“名譽權和肖像權受損”為由,提出索賠精神損失100萬元等要求。
“胡志標訴《南風窗》索賠百萬元”一案,原本有可能成為世紀之交傳媒界與企業(yè)界的一大新聞,其炒作空間可說無限。但《南風窗》接到訴狀一個星期后,胡志標委托律師提出撤訴。在這場靜悄悄、未開庭就已結束的官司背后,無論《南風窗》,還是胡志標,其思考與行動方式都是耐人尋味的。
胡志標遭逢風雨
對于29歲的胡志標來說,1999年,大概是他生命中最刻骨銘心的一年。1月18日,他與公司副總裁、曾任他秘書的才女林瑩在中山完婚。138萬響的鞭炮,由18輛白色奔馳和中間一輛勞斯萊斯古董車組成的迎親車隊,118席盛宴和眾多商界名人的捧場,極盡熱鬧與氣派。當時,除了愛多內部及一些周邊廠商和經銷商對愛多已陷入資金困境、缺乏充足的支付能力有所了解外,社會上對愛多的評價仍是眾口一詞的“好功夫”。婚禮后不久,愛多的一些高層經理人紛紛出走。胡志標面臨愛多成立后的最大挑戰(zhàn)。當他終于找到了合作伙伴――中山市張家邊工業(yè)集團,準備出租愛多品牌與對方聯(lián)合經營,以求度過資金危機時,4月7日,愛多的另一股東陳天南授權律師在《羊城晚報》發(fā)表聲明,不承認愛多下屬若干公司的合法性,將股東之間的糾紛大白于世人面前。
愛多有三個股東,胡志標(45%),陳天南(45%),公司所在地東升鎮(zhèn)益隆管理區(qū)(10%)。長期以來,公司基本上由胡志標經營管理。當愛多蒸蒸日上時,股東間相安無事。1998年,整個VCD市場進入殘酷的肉搏戰(zhàn),愛多贏利能力不斷下降,盡管依靠強烈的零售終端促銷仍保住了市場份額,但促銷成本過高,以至在一些地區(qū),賣機器已經虧本了。在此情形下,愛多資金周轉失靈,無力支付部分供應商的材料款、媒介廣告款甚至員工工資,而愛多內部管理相對粗糙的毛病也開始顯現(xiàn)出來,如有些部件的備料庫存過高,占用上億資金,而有些部件由于拖欠供應商款項,供應商不再供應,以至于相當一段時間,頂著“標王”旗號的愛多竟裝不起一臺機子供應市場。
如果愛多能像國有企業(yè)那樣不斷有人輸血,如果愛多能有雄厚的資金積累或戰(zhàn)略伙伴支持,資金困難本不會引發(fā)整個企業(yè)危機,但偏偏是,胡志標是一個毫無背景的農民的兒子,愛多是一個只有3年歷史的私營企業(yè),愛多的錢又都投在市場上、品牌里。幾千萬元的資金短缺使整個愛多運轉的鏈條越繃越緊,難以為繼,終于,陳天南失去了耐心。
可以想象胡志標面對眾多債主和媒體追擊的窘境,可以想象這對年輕夫婦新婚后承受的巨大心理壓力(林瑩又在這時懷孕了)……所有的光榮俱成往事,而時光卻不會倒流。
1970年7月20日,胡志標生于廣東中山坦背鎮(zhèn)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少年時的胡志標經常睡在豬圈上層的茅草房里,受蚊蠅叮咬,與冷雨為伴。為了掙學費,夏天,他經常游過一條上百米寬的河,到對岸種草菇,草菇長好了步行幾十里到東莞去賣。從少年時,胡志標就迷上了無線電,常常用賣草菇的錢買無線電零件,還豎了一根天線搗鼓。中學畢業(yè)后,他幫人修電視機,和東升人陳天南相識并成為生意伙伴。他們開過一家小廠做變壓器,后來一人出資2000元辦了個升達電子廠,做過游戲機、學習機,賺到第一桶金。
1994年,胡志標偶然認識了升達廠一個職工的老上司――新會某電子廠的劉強。從劉強那里,他第一次知道了VCD這個名字。從此,他迷上了VCD,夢想借VCD這個產品大發(fā)其財。1995年6月,已經加盟升達廠的劉強研制出首臺VCD樣機,這臺樣機和新公司的名字就是“愛多”。愛多當時所擁有的資金只有80萬元。
1995年11月,第一臺愛多VCD出廠。1996年10月,愛多巧借香港回歸盛事,將VCD價格從2000多元拉到1997元,頓成市場領頭羊。11月,愛多請成龍做廣告,即“愛多VCD,好功夫”篇。在整個1996、1997年,愛多以一系列市場和廣告策劃風靡全國,獲利甚豐。1997年11月8日,愛多在中央電視臺廣告投標中奪得’98標王……
那是何等的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的日子啊,愛多像一個快速創(chuàng)作的神話,以無比絢麗的姿態(tài)揭開了中國VCD市場大發(fā)展、大繁榮的序幕。愛多對影碟機市場的貢獻,連新科老總秦志尚亦在多個場合盛贊不已。
快速的成長期之后,是市場的對峙期,愛多既是示范,又是靶子。當競爭進入白熱化,開始考驗企業(yè)的綜合競爭能力和忍耐力(譬如拳擊,看誰熬得久,抗得住)的時候,愛多的步履再也不可能虎虎生風了。它既沒有新科攢了十幾年的家底,也沒有廈新、先科等國企特有的優(yōu)勢;既不能像萬利達那樣選擇穩(wěn)健的跟隨政策(因為愛多本身是領跑者),也缺乏步步高段永平那樣厚積薄發(fā)的管理經驗。胡志標和林瑩都明白愛多要調整,要加強管理,也開始采取一些措施?上,4月7日的《股東聲明》,使一切都變得晚了。用“狼狽不堪”形容愛多危機公開化后胡志標的窘境,決不為過。
坦率來講,愛多一直是媒體的“寵兒”。即便在愛多出事后,絕大多數(shù)媒體的態(tài)度仍是十分理性的。在這一點上,他比史玉柱(巨人)、吳炳新(三株)、王卓勝(秦池)等人幸運得多。后者的問題確是傳媒先捅出來的,而愛多危機是其股東花錢在報紙上聲明出來的。
當胡志標讀到《風雨愛多》時,他的心情是相當復雜的,盡管這是一本經得起推敲的作品。他在VCD行業(yè)的一些朋友說,胡志標對該書的不滿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認為個別細節(jié)失實,如“愛多從下屬公司抽取資金”、“給債主開假支票”等等;二是認為該書會影響愛多品牌形象。在許多地方,人們認為愛多危機主要是股東糾紛的危機,而該書還波及到愛多的許多管理、決策、企業(yè)文化建設問題;三是書中給人的印象是“一個昏君帶領一幫能臣在打天下”,似乎出的問題都是他胡志標的責任。11月初,心如亂麻的胡志標由幾個當年的經銷商陪同,到湖南張家界散心去了。與此同時,他委托律師起訴《南風窗》和孫玉紅,“要用法律手段為自己正名”。
《南風窗》面對“風雨”
從1996年到1999年,《南風窗》的發(fā)行量上漲超過300%,成為中國政經類雜志中的佼佼者之一。無疑,它的成長動力,來源于讀者的厚愛。而讀者的厚愛,又與它“聚焦政經 相約成功”的鮮明定位和充滿責任感、使命感的鮮明風格,息息相關。
在《風雨愛多》之前,《南風窗》曾經對巨人、三株、白云山制藥廠、河南亞細亞、健力寶、秦池等企業(yè)的發(fā)展作過反思,也曾經對許多優(yōu)秀企業(yè)進行過報道,并邀請了國內10多位一流企業(yè)家到廣州出席“與成功有約”論壇。無論褒貶,俱出乎公心。因此,《南風窗》的企業(yè)反思報道,從未惹過什么官司。相反,當一些企業(yè)認識到其價值后,對批評反思還能消化接受。史玉柱沉寂數(shù)年不見記者,但1998年仍欣然接受《南風窗》邀請,到廣州與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行見面;三株廣東分公司的前后兩任總經理都經常參加《南風窗》的活動;白云山制藥廠甚至專門購買了幾百本反思“白云山”問題的雜志,中層干部人手一冊,開會研討……
為何要出《風雨愛多》,作者和編者的想法大致如下――
作者:“我曾經滿懷熱情地歌頌過愛多,為這個市場經濟大潮中誕生的奇跡激動過,為之吶喊過,為胡志標這位‘中國夢’的實現(xiàn)者喝彩過。如今愛多的光芒消失了,就像一場激動人心的演出突然落幕了。面對空洞洞的劇場,我突然感到自己有責任再寫愛多,不為風頭,不為獵奇,而是感到有義務將3年多來我所觀察和了解的愛多記錄下來。”
編者:“我是以虔敬的心情讀完這部書的,因為它記敘了偉大的市場經濟年代一個動人曲折、起伏跌宕的故事――一個中國造的‘現(xiàn)代牛仔’飛馳過我們的視野,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來得輝煌,去得凄涼。胡志標是一個縮影,一面鏡子,一個象征。他的血里流著我們的血,他的成功把我們的夢想放大,他的失敗把人性的弱點盡呈。愛多的得失成敗,酸甜苦辣,令所有關心中國企業(yè)命運的人無不為之深思! 這樣的一本雜志,這樣的一本專刊(《風雨愛多》以《南風窗》1999年增刊形式出版),僅僅因為幾處可能存在的細節(jié)不當就被索賠百萬,恐怕無論在誰看來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法治社會崇尚以法辦事,《南風窗》在幾天之內迅速作了應對――
1研究《新聞法規(guī)政策須知》,并向省市版權局有關負責人咨詢,了解名譽權、肖像權官司的適用法規(guī)和既往案例的情況。
2咨詢一些知名律師的意見(其中包括北京競天律師事務所的彭學軍先生,他是眾多跨國公司的法律顧問,亦是當年“國貿訴吳祖光案”中吳祖光的律師,還是著名作家趙喻和《中國作家》雜志的律師);委托廣東律師界最具規(guī)模和影響的廣東廣大律師事務所的主任薛云華先生作為訴訟代理人。薛云華畢業(yè)于西南政法學院,自1986年開始從事律師工作,目前是中國律師協(xié)會13名常務理事之一,亦是廣東省律師協(xié)會的副會長。
3《南風窗》和作者根據(jù)律師要求搜集準備了大量的證據(jù)為自己辯護。
當我們確信自己將在訴訟中贏得優(yōu)勢時,幾家傳媒的記者也通過種種關系了解到此事。讓傳媒介入,這是一種誘惑――無論是炒作雜志的知名度,還是促進《風雨愛多》的銷量。尤其是我們正處在發(fā)行征訂季節(jié),雜志知名度的提升,無疑有助于2000年雜志的銷量。
官司一觸即發(fā),新聞戰(zhàn)一觸即發(fā),幾家不知道我們已請了律師的律師事務所也通過關系打來電話,希望能擔任《南風窗》的訴訟代理人。
就在我們信心十足準備應訴的時候,另一些場景和思考卻不時出現(xiàn)在我們的腦海里:
1998年5月,《南風窗》請史玉柱來廣州。在華泰賓館吃飯時,一位最早報道“巨人危機”的記者朋友打電話來,希望能和史玉柱再談談,并做些報道。當我轉告時,史玉柱“王顧左右而言他”,明顯是不答應的姿態(tài)。他說:“當時就差2000萬周轉不過來,如果不曝光,本來還有機會!彼麑γ襟w的警覺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從不相信企業(yè)之敗是傳媒之過,企業(yè)的敵人其實永遠是自己,而且總體來說,中國媒體對企業(yè)的虛夸遠大于客觀的分析和理性的批評。但史玉柱的反應也并非毫無道理。在中國特有的消費者接受心理下,一條簡單的描述企業(yè)負債、周轉不靈的新聞有可能要了一個企業(yè)的命。哪個企業(yè)上了中央電視臺“3?15晚會”的投訴榜,幾乎就是滅頂之災。因為新聞的這種威力,不少企業(yè)都花大功夫搞“媒體公關”,甚至利用傳媒去打擊競爭對手。企業(yè)批評如何適時、適度,確是一門學問。
我與胡志標并不相熟,但在有限的接觸里,總能感到他的一些非凡之處。他喜歡低頭走路,經銷商說他走路都在算錢;他征戰(zhàn)市場經常開會到凌晨三四點鐘,就在會議室沙發(fā)上打個盹,但他總是說:“老秦(指新科老總秦志尚)比我更拼,他都50多歲了!彼錾碡毭,卻極有膽魄,敢出數(shù)十萬乃至上百萬年薪給經理人。他有時很天真,天真得可愛,口無遮攔,但又極為執(zhí)著。1998年6月在四川與經銷商見面時,他對400多名經銷商說:“我胡志標今年只有29歲,我還年輕,我們想干到60歲。我希望和大家一起再做30年生意!碑敃r人人起立,掌聲達10分鐘之久。今天,胡志標是陷入了困境,他正努力掙脫這困境。此時,把他拖進一場他并無勝算的漫長官司,讓他再次面對傳媒的包圍,對他是否公平?
更重要的,我想到,從巨人到三株,從飛龍到愛多,這些年的媒體反思焦點都是民營企業(yè)。而眾所周知國企問題多多,卻少見具體的案例(類似褚時健那樣的案例都是先看到新華社通稿才知道的)。這里面有什么更深層的原因?
還有,企業(yè)的興衰成敗在國外本是一件平常事。成功的企業(yè)就和成功的人一樣,畢竟是少數(shù)。從這個意義上講,失敗才是正常的。對失敗者,要不要多一些平常心?
最后,官司大打,新聞大炒,難道就是《南風窗》真正想要的價值?讀者真的會認同?未必!責任――我們要的是真正負責的選擇,而不是自炫。
……
我們說服媒體不要報道。我們試圖尋找一條解決問題的新道路――那就是“不打官司”。而這,意味著胡志標必須撤訴。
我?guī)状蜗氪螂娫捊o胡志標。但終于,我們決定還是請第三者去調停。而最合適的調停者只有一個,今日集團總經理――何伯權。
何伯權調!帮L雨”
何伯權悄悄地在廣州安營扎寨已經有大半年了。將樂百氏總部從中山小欖移到廣州,是為了集團更進一步的發(fā)展。這幾年,樂百氏沒有像娃哈哈那樣借與法國達能合資之力,斥巨資開拓新產品市場,而是苦下功夫修煉內功,延請了包括麥肯錫在內的一些國際頂尖咨詢公司,管理軟件公司幫助自己提高競爭力。為了提高公司中高層管理者的團隊精神,何伯權甚至斥資200多萬元,邀請香港一家著名的人力資源培訓公司為公司24位高層管理人員作訓練。何伯權并不排斥合資,但他覺得,這一步一定要走穩(wěn),不能急于求成。
何伯權不是官員,是企業(yè)家,從80年代末創(chuàng)業(yè),樂百氏常青不衰。何伯權也是中山人,長胡志標8歲,樂百氏和愛多堪稱“威力”之后中山最出名的兩大品牌,胡志標不止一次稱“何伯權是我最佩服的中國企業(yè)家”。
何伯權一直在關注愛多,只是由于時間關系,由于兩人都經常出差,天南地北難得一見,因此無法給胡志標更多企業(yè)管理上的助益。
何伯權是在中央電視臺2000年廣告招標的間歇,用一個晚上時間看完《風雨愛多》的,他說看到凌晨3點。談起胡志標,他對我們說:“胡志標的管理是有些問題,而且企業(yè)成名太快,心態(tài)上難免浮躁張揚,失去應有的冷靜。但我是很佩服胡志標的。佩服他什么?佩服他的胸懷。一個私營老板,能把財務、市場等主要職位都交給外來的經理人打理,而且出那么高的薪水,是不容易的!
至于《風雨愛多》,何伯權認為“不存在傷害胡志標人格的問題”。個別細節(jié)有出入,沒有必要上法庭,那樣對胡志標絕無好處。
有意思的是,《風雨愛多》面世后,大量的讀者對胡志標的反應都是正面的。為其出謀劃策者有之,感嘆民營企業(yè)發(fā)展艱辛者有之,稱道胡志標的經商天才者有之。著名學者溫元凱說“從書中看到了胡志標的過人之處”,愿與之交流管理心得;廣東幾家高校的MBA班將此書作為一個寶貴案例來研究;上海復旦大學教授謝百三專門撰文推介此書;北京大學廣州校友會一負責人寫信給作者,讓代轉給胡志標,“可到北大招聘英才,重振愛多雄風”。
步步高總經理段永平以誠信經營、管理扎實而著稱,看完《風雨愛多》,他也為阿標這位當年的對手講了幾句話:“我的確認為愛多的管理有問題,比如原料庫存問題。但從法律意義上說,愛多畢竟還沒有垮(破產)。沒有垮,就不要太早給他下結論。”
何伯權說:“這幾年,關于企業(yè)反省的文章比較多,幾乎每一個倒下的民營企業(yè)背后都是一串反省文章。我看后,覺得有些文章并不扎實,道聽途說,東拼西湊,是為反思而反思。我想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還沒有把企業(yè)的失敗看成市場經濟的一部分。有市場經濟,就有興衰成敗。國外企業(yè)的失敗率也很高。但在國外,甚至包括中國的香港地區(qū),對企業(yè)信息的披露(包括一些負面信息)大都集中在財經版,特別是上市公司非常透明,利空消息也得披露。公眾已經習以為常,能從一個長期的角度來理解企業(yè),不會因為一點利空就認為這個企業(yè)不行了。”
當何伯權聽了我們希望他出面調停的想法后,慨然表示同意。他說:“我和太太都經常看《南風窗》,認為它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對社會有責任感。你們出《風雨愛多》是出乎責任,對胡志標也應該有一份責任,也就是多站在他的角度想想問題。如果現(xiàn)在拿這個事大肆炒作,萬一失控,就算贏了官司,你們心里也未必高興!
11月13日,一個星期六的上午,在何伯權的調停下,胡志標、胡剛、孫玉紅和我共同坐在了中山小欖大酒店的一間包房里。此前,何伯權已經與胡志標交換了看法。胡志標比幾個月前見到時精神了很多,一坐下來就談他的張家界之旅:“被一個導游騙了一下,為了讓我們住他的酒店,指給我們一條錯路,晚上在山上爬了5個小時才回去。”
當何伯權請胡志標先談談看法時,胡志標的第一句話就是:“今天我能來,就等于同意和解!彼f他能感受到這本書對他在人格上的尊重,對他的評價基本上也是客觀的,但幾處細節(jié)不符合事實!叭绻銈兡茉俚葞讉月,等愛多再啟動起來,有些分析可能就要修改了!
胡剛介紹了“新愛多”啟動的一些情況,由于愛多VCD的質量一直非常穩(wěn)定,經銷商也很注意售后服務,因此在消費者中口碑仍然不錯。在“新科――愛多開展合作”的新聞發(fā)布會上,當年愛多的幾十位經銷商均表示仍然忠誠于愛多,愿同心協(xié)力托起新愛多。胡剛表示,這一新聞發(fā)布活動還將在全國6個城市展開。
對于公司內部高層經理人的出走,胡志標頗為大度地說:“他們有他們的想法,走也是正常的。那時候我剛做企業(yè),有些東西也不太懂!
我問胡志標,書中有些細節(jié)的問題要不要專門更正一下,他一笑:“不必了!
一個上午的溝通,談笑風生,而關于《風雨愛多》談得并不多。臨別前,胡志標說:“我馬上讓律師撤訴!蔽覀儎t恭祝林瑩生個千禧嬰兒(預產期為1月初),胡志標就要當爸爸了。
在胡志標結婚的時候,我曾經在賀卡中寫過這樣的話:“無論前面有多少風雨,一定堅持。只要堅持,腳總比路長。”
而在《風雨愛多》的“編者附記”里,我引用了傅雷先生的一段名言,“獻給所有在命運的波峰浪谷間掙扎的靈魂”:
“真正的光明決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間,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罷了。真正的英雄決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
“所以在你要戰(zhàn)勝外界的敵人之前,先得戰(zhàn)勝你內在的敵人;你不必害怕沉淪墮落,只要你能不斷自拔與更新!
“戰(zhàn)士啊,當你知道世界上受苦的不止你一個時,你定會減少痛楚,而你的希望也將永遠在絕望中再生了罷!”
西諺云:“no pain(痛苦),no gain(收獲)!蔽覀冎斪:緲嗽2000年――他的而立之年,踏上新的征程,帶著他一如既往的膽識,還有他經歷風雨后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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