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與謠是上古社會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文學(xué)樣式雛形�！痘茨献印さ缿�(yīng)訓(xùn)》說：“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后亦應(yīng)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贝恕皠窳χ�歌”就是指在繁重勞動中協(xié)調(diào)節(jié)奏的號子。魯迅在論述詩歌的起源時，稱文學(xué)的起源為“杭育杭育”派（《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也是把原始人勞作時的呼號聲視為早期的文學(xué)。隨著人類思維與語言能力的發(fā)展，在“邪許”“杭育”這樣的呼號聲中加入實詞，就成了正式的歌謠。早期文學(xué)也就此產(chǎn)生。
　　早期歌與謠的產(chǎn)生機制是相似的，故二者往往并稱，作為一種文類。歌的特點在于具有音樂性。早期“歌”的音樂性主要表現(xiàn)在自然人聲之高下與長短�！案栌姥浴保ā渡袝�·堯典》），“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fā)，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漢書·藝文志》），“人聲曰‘歌’”（劉熙《釋名》卷七）等文獻表明早期的“歌”是由人聲的婉轉(zhuǎn)悠長來進行演繹的。原始的歌，可以推想類似近世尚存的民歌、山歌，是無所憑借，信口而出，故自成天籟的。而“謠”是謠諺，實際上類似于有韻的順口溜，與歌相比，音樂性不太明顯。早期“歌”與“謠”的邊界并非那么簡單清晰，故“歌”與“謠”可以通稱。徐師曾《文體明辨》“古歌謠辭”條說，自古有歌與謠之辨，“然考上古之世，如《卿云》《采薇》，并為徒歌，不皆稱謠；《擊壤》《扣角》，亦皆可歌，不盡比于琴瑟，則歌謠通稱之明驗也”。此說甚有道理。早期的歌、謠不但難以嚴格區(qū)分，而且在表情達意方面也可以互補，有時會出現(xiàn)既歌且謠的情況。如《詩經(jīng)》有句云“我歌且謠”，描寫在歌之后，仍然無法完全抒發(fā)內(nèi)心情愫，故而又以“謠”來加強“歌”之效果。
　　隨著禮樂制度的興起，歌與樂的聯(lián)系更為緊密，歌越來越雅化，導(dǎo)致歌與謠文體功能的差異也越來越大，表現(xiàn)形態(tài)出現(xiàn)了明顯區(qū)別：歌的音樂性由純粹的人聲歌唱延伸為配樂而唱的，而謠則是徒歌或者口傳韻語。當(dāng)然，早期歌的配樂可能比較簡單，配樂工具也相當(dāng)隨意。在古文獻中，多有“鼓盆而歌”“援琴而歌”“彈鋏而歌”的記載。后世將配樂與否視為區(qū)分歌與謠的重要依據(jù)。如《韓詩章句》記載：“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保ā冻鯇W(xué)記》卷十五）《爾雅·釋樂》亦云：“聲比于琴瑟曰歌，徒歌曰謠。”（《初學(xué)記》卷十五）蔡邕《月令章句》則言：“樂聲曰歌。”（《藝文類聚》卷四三）漢代以后，由于樂府制度的實施，歌與音樂、樂器的關(guān)系愈發(fā)緊密，歌與謠的區(qū)別也更是顯而易見了。
　　現(xiàn)存原始歌謠數(shù)量很少，而且其時代真實性也無法確認。真德秀《文章正宗》“詩歌”類收錄《康衢謠》《擊壤歌》等古時歌謠。但是真德秀并無法確定這些“古辭”的時代真實性，故附言：“以上古辭，出于經(jīng)者可信，傳記所載者未必當(dāng)時所作，姑錄之以俟考質(zhì)�！闭娴滦闼�言甚是。其實，現(xiàn)存的古詩，何止“所載者未必當(dāng)時所作”，在流傳過程中，可能也被不斷地改寫。這個過程相當(dāng)有趣。比如所載《擊壤歌》曰：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
　　這是描寫初民自足自給、無憂無慮，任乎自然而不假外力的淳樸生活，符合人們對于上古時代生活的想象和向往。關(guān)于這首歌的時代，歷來認為是堯時。但是對此歌的作者，歷來記載有些不同。漢代王充《論衡·藝增篇》引《論語》傳注說：“有年五十擊壤于路者。”則擊壤歌者還只是五十歲之人。但到了晉朝皇甫謐《高士傳》中則變成：“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壤父年八十余而擊壤于道中�！保ā陡呤總鳌肪砩希�擊壤歌者一下子老了數(shù)十歲。從此，歌者這種耄耋老翁的形象就被固定下來，比如《樂府詩集》引《帝王世紀》，《文章正宗》引《逸士傳》皆說：“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笨梢钥吹剑瑥奈迨畾q的人，經(jīng)過傳寫，就變成八九十歲的老者。無疑，八九十歲老者比起五十歲的人，更具傳奇性，更符合讀者的想象需要。所以這個位歌者的身份，就是在傳播過程中被選擇、接受和流傳的。詩歌的文本也是如此，最后一句歌，在各種版本中，雖然意思沒有太大的不同，但文字差異很大。《論衡》引作“堯何等力”，《高士傳》作“帝何德于我哉”�！端囄念惥邸蜂洖椤暗酆瘟τ谖以铡薄Ｃ鞔鷹钌鳌兜ゃU總錄》卷十九與徐《徐氏筆精》卷二皆謂為“帝于我有何力哉”，并認為“力”在句末為韻。明代朱載堉的《樂律全書》卷六下則謂“何有帝力哉”。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不過，自從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據(jù)《太平御覽》《樂府詩集》錄為“帝力于我何有哉”之后，現(xiàn)代讀者基本采用此說了。
　　郭茂倩《樂府詩集》“雜歌謠辭”分“歌辭”“謠辭”兩大類。其“歌辭”類首列《擊壤歌》；“謠辭”首列《康衢謠》。另外，還有《卿云歌》《南風(fēng)歌》《白云謠》等古歌謠傳世。雖然難以判斷現(xiàn)存古歌謠辭的真?zhèn)�，但它們�(yōu)楹笫涝姼柚�源頭卻是肯定的。劉勰《文心雕龍》在《明詩》《樂府》《時序》等篇中，皆將詩歌之源頭追溯到古歌謠辭。
　　“歌”這一文體在南朝時進入文章學(xué)家的視野。任昉《文章緣起》將“歌”視為文章之一體，認為戰(zhàn)國時期荊軻所作的《易水歌》是“歌”體之首，應(yīng)該是指第一首作者明確、時代可信的“歌”。蕭統(tǒng)《文選》將此類作品稱之為“雜歌”，歸于“詩”類，錄有荊軻《易水歌》與漢高祖的《大風(fēng)歌》。陳旸《樂書》云：“古者命歌之名，大抵即事實而號之，非有深遠難知之義也�！保ā稑窌�》卷一六一）確實如此，這兩首歌的產(chǎn)生和命名都與重大的歷史事件有關(guān)。《易水歌》是戰(zhàn)國末年荊軻意欲刺秦，燕太子丹送荊軻至易水上，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詞曰：“風(fēng)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fù)還。”《大風(fēng)歌》則是漢高祖還沛縣，置酒沛宮，宴請鄉(xiāng)親，擊筑自歌，詞曰：“大風(fēng)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nèi)兮歸故鄉(xiāng)，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這兩首歌雖然產(chǎn)生的時代較晚，但依然保存了古歌謠的基本特征，遇事即詠，擊筑而唱，語言簡短質(zhì)樸，直敘其事，直抒胸臆。李東陽盛贊此兩首古歌，稱：“古歌辭貴簡遠，《大風(fēng)歌》止三句，《易水歌》止二句，其感激悲壯，語短而意益長。”（《麓堂詩話》）
　　古人對歌的功能推崇備至，《禮記》中的《樂記》一文最能體現(xiàn)古人的這種觀念�！稑酚洝吩疲骸胺蚋枵撸�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yīng)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保�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卷三九“樂記”）在古人心目中，歌不僅可以抒發(fā)情意，還能展現(xiàn)高尚的品德，進而可以感應(yīng)天地，使四時和順，星辰有序，萬物繁榮。而對歌有所領(lǐng)悟的人，其決斷力與德行自然也會更進一層。又謂：“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歌之所以具有如此強大的能力，與其樂曲對人心的感召力有關(guān)�！稑酚洝访鑼懜柚�美給人的審美感受，曰：“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笨追f達對此有一段詳細的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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