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兩個青年農民工的故事,雖然其中的一位主人公不喜歡“農民工”這個稱呼。這不是兩個夢想照進現(xiàn)實的故事,因為在世俗的眼中,以他們的身份,追求夢想是堂吉訶德式的行為。夢想向上,現(xiàn)實向下,兩者的拉鋸在他們身上,顯得愈加殘酷。
　　
　　我想當明星
　　
　　韓祖榮,男,81年生人。因參加第一屆山寨春晚而小有名氣,他告訴記者,已經(jīng)接受過不少媒體的采訪,“還有丹麥、德國和美國媒體�！彼麚P起燦爛的笑容,露出兩排整齊的白牙,顯得童真未脫。
　　北京南郊新發(fā)地一帶已屬城鄉(xiāng)結合部,在白盆窯村一個住了7戶的破舊平房小院里,有韓祖榮和妻子王曉樺的家――一張雙人床,一個兼做衣柜和儲物柜的老式書柜,一臺16寸的彩電和一個極簡陋的灶臺,已經(jīng)占滿了這間8平方米的小屋。見記者來了,韓祖榮趕忙把晾在一根細繩上的衣服拿到外面,并招呼妻子:“快升爐子!”
　　正值北京40年來最冷的時候,室外零下15度,屋內沒有暖氣,爐子的溫度并不能讓屋里變得暖和,但興奮的韓祖榮全然沒有注意到。他不太談及自己的經(jīng)歷,幾句之后,就清唱起自己寫的歌。問及不識譜怎么寫歌的問題,韓祖榮說:“靈感一來,也不知怎么就出來了,不像別人,我的詞和曲是一起出來的�！�
　　他反復強調靈光乍現(xiàn)的創(chuàng)作沖動,“靈感來了,不唱很痛苦的。”這也是他始終沒有放棄唱歌的原因,“不能可惜了老天給我的這個天賦�！彼�陶醉于深夜無人時唱歌的感覺,他說晚上對著月亮,縱情歌唱的感覺真好。除了給父母和妻子寫歌,韓祖榮的創(chuàng)作靈感基本來源于國內外大事,申奧成功后,他寫了《北京奧運》,去年,他為長江大學見義勇為的三名大學生寫了《祭奠》;最近,他又為海地地震寫了一首歌。
　　8歲那年在全校師生面前的表演,讓韓祖榮感到了被人矚目的快感,從那以后,韓祖榮的明星夢一發(fā)不可收拾。當邢臺老家的鄉(xiāng)親們敲鑼打鼓送他出去當兵后,韓祖榮就再沒想過回去。退伍后,韓祖榮在廣州賣了3個月盒飯,2003年3月,他與眾多懷抱夢想的文藝青年一樣,來到北京。
　　他循著田震的專輯上的地址,在音樂公司門口逢人便問是不是張衛(wèi)寧(田震的經(jīng)紀人),結果在廁所巧遇。張衛(wèi)寧給了他10分鐘,韓祖榮唱了首《北京奧運》,“他給這歌提了一處意見,說讓我等回音,之后就沒有聯(lián)系了。”
　　2004年冬,韓祖榮和王曉樺結了婚。為了維持生活,他和妻子在菜市場賣過豆?jié){,之后推銷方便面,月收入一直沒有超過2000元。在生活成本的世界排名節(jié)節(jié)攀升的北京,韓祖榮只能負擔月租220元的房子,每天一袋牛奶都是很奢侈的想法,夫妻兩人長期以面條和玉米糊度日。
　　即便如此,韓祖榮依然堅持著他“看不到邊的夢想”。他給韓紅、田震寫歌,給郎昆寫過情真意切的信,不止一次地參加選秀,但這些都沒有給他帶來預想的聲名。在王曉樺看來,丈夫的想法簡單得有些不切實際,她多次勸丈夫一起回老家,謀個安穩(wěn)的生活,但韓祖榮不為所動。2005年冬天,因為長期的營養(yǎng)不良和寒冷,王曉樺腹中6個月大的胎兒流產(chǎn)了,這讓韓祖榮陷入深深的自責,他開始思考一個男人身負的家庭責任。
　　就在韓祖榮慢慢回歸正軌之際,2009年初在電視上無意看到的一條新聞重新燃起了他內心的渴望。雖然經(jīng)歷短暫的喧囂之后逐漸冷卻,但老孟的山寨春晚還是給了韓祖榮們一個難得的表現(xiàn)機會。
　　起初對著老孟的媒體聚光燈開始輻射到韓祖榮的身上。2009年6月14日,他與李玉剛一起參加了貴州衛(wèi)視《中國農民工》的錄制�！爱敃r確實飄了起來,覺得和李玉剛同臺,倪萍主持的,我肯定要紅了�！�
　　然而節(jié)目并沒有在預定的7月12日播出,之后妻子的再次流產(chǎn)和家中的變故讓韓祖榮陷入人生最艱難的階段�！澳嵌螘r間對我人生的歷練太好了,我挺過來�！�11月8日,節(jié)目播出,不再等待的韓祖榮和母親都沒有看到,但他對這三個日子記得特別清楚。
　　就在韓祖榮灰心喪氣的時候,人生的機遇忽然反轉,《星光大道》欄目組和北京電視臺陸續(xù)給韓祖榮打來電話,有公司表示,只要上了《星光大道》,就給他出唱片。韓祖榮認為,等了二十幾年的明星夢就要實現(xiàn)了。
　　他又一頭扎進成名前的各種準備當中。瞞著妻子,他花2700元在一家唱片公司錄了歌,每天晚上還去公司學習音樂。在給媳婦買棉襖還是給自己買mp3之間,韓祖榮選擇了后者,他認為這樣的舍棄是值得的。他一直為沒有讓妻子過上好日子而愧疚,“結婚5年,也沒給她買過化妝品、衣服�！弊雷由戏胖�一袋大寶,王曉樺一直沒有換過,而她的丈夫在實現(xiàn)夢想的道路上并沒有太多猶豫。
　　“我特別有自信,即使跟李玉剛、倪萍站在一起,我也不覺得自己被比下去了�！笨簥^的韓祖榮開始以自己的邏輯規(guī)劃自己的成名路。雖然王曉樺仍然不同意他接受媒體的采訪和上電視,但在韓祖榮執(zhí)著的熱情面前,善良隱忍的她只好讓步�！拔腋�我媳婦說,再給我這一個冬天的機會,不行我們就去賣菜�！�
　　但韓祖榮心里顯然不認為存在這種可能性,他對自己的出名很有把握,不止一次和記者說起出名后的打算�！拔抑�道我是怎么紅的,所以我想花錢去學習學習。”說到這,韓祖榮怯怯地看了看妻子,“有時候夢想和現(xiàn)實就是這么沖突啊,雖然日子挺苦的,但人必須得有夢想,有夢想才有希望,有希望活著才精彩。”
　　就像彈簧,越是有人反對和懷疑,韓祖榮就越要證明自己,他清澈的眼睛里流露出義無反顧的目光,“我就一句話,我會努力展現(xiàn)中國農民工的精神氣質的!”
　　
　　記錄30年流動的歷史
　　
　　與韓祖榮相比,王德志顯得沉穩(wěn)了很多。15年里,王德志見證了北京迅速城市化以及自己迅速邊緣化的過程,“三環(huán)繁華了,就搬到四環(huán);四環(huán)繁華了,就搬到五環(huán)、六環(huán)”,最終在東五環(huán)與六環(huán)之間的皮村暫時安定下來。
　　王德志,男,77年生人,因創(chuàng)辦打工藝術團和打工博物館而廣受關注。這個由廢棄琉璃廠房改造成的博物館里,有王德志等人細心收集的暫住證、打工子弟學校校服、工友的日記和照片等物,它們記錄的歷史或許是迄今為止中國歷史上最短的“斷代史”――打工者流動的30年。
　　博物館的第一個展廳清晰地展示了30年來國家對人口流動的政策變化。從全國各地搜集來的一張張暫住證,訴說著收容遣送制度終結前打工者的辛酸史。由農民工自己拍攝的生活照貼滿了一面墻,照片旁寫著“私人空間再大一點”、“休息時間再多一點”的愿望。
　　博物館后面的一個大帳篷是王德志等人每周末演出的場地,在這個聚集了8000多外來打工者的城中村,王德志是小有名氣的“皮村郭德綱”。而15年前,他還只是內蒙古科右前旗躍進馬場的一個無知少年。知識改變命運的夢想在初一輟學后破滅,1995年,一家人一年的種糧收入只有1500元,王德志覺得不能再這么待下去了。
　　11月,他帶走了家里的700元錢,留下一封信,只身來到北京。當時的他,腦子里只有一個想法――上春晚,說相聲。第二天,在中央電視臺的門口,怯生生的王德志猶豫著不敢開口,當傳達室的大媽冷冷地扔下一句話:“節(jié)目半年前就定好了�！蓖醯轮静艊L到了夢想瞬間幻滅的感覺。多年后,作為節(jié)目嘉賓的王德志再次來到央視,他特意看了一眼傳達室,“還是那幾個人,也還是那個勁勁兒的�！�
　　在央視和西客站之間的羊坊店路上,王德志漫無目的地走,遇到紅燈,他停了下來,夾在車流和人流中的他頓時感覺異常孤獨和無助,“沒有一盞燈是為你亮的,那種感覺直到今天都忘不了。”但王德志告訴自己,不能回家。
　　他在路邊的餃子館看到一張招工廣告,于是,還不知道“打工”是什么意思的王德志就開始了他的打工生涯。兩年里換了六七家餐館,王德志吃過睡在桌子上的苦,卻沒有忘記他的相聲夢。他給《曲苑雜壇》打電話,電話那頭的老先生勸告他相聲要系統(tǒng)地學。揣著辛苦攢下來的2000元錢,王德志在西四一家藝術學校報了名,“來北京4年我才有條件真正接觸相聲”。他樂此不疲地奔波于東城和西城之間,直到班上只剩下他和搭檔李勇兩人。
　　王德志的成名夢直到2002年在“打工妹之家”里認識孫恒以后才打消。在孫恒的影響下,王德志開始思考他的文藝到底應該為誰服務的問題。那年“五一”,“打工青年文藝演出隊”成立,并把服務對象明確指向北京龐大的農民工群體。
　　“文藝是有階級性的,小資有小資的文藝,我們有我們的文藝�！敝�后,王德志的相聲段子都取材于工友們的親身經(jīng)歷,演出隊也在工地、廠區(qū)和城鄉(xiāng)結合部一帶開始免費“巡演”。兩個同樣經(jīng)歷了求索和幻滅的人在異鄉(xiāng)北京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感覺�！懊恐芫团沃�聚在一起的時候,不光演出,我們還有學習機制�！蓖醯轮菊f,找到了精神出路,長期寄人籬下的他終于有了自由的感覺。
　　然而,相識十多年的好友李勇顯然不認同王德志“農民工文化建設”的理念,兩人分道揚鑣。李勇去做了專職演員,王德志和孫恒的演出隊則出了自己的第一張專輯。2002年11月,王德志和孫恒成立了“工友之家”,一開始只有幾個人,沒有固定的工作地點,基本上一年換一個地方。
　　隨著影響力的擴大,他們的努力引起了一些機構的注意,香港樂施會為他們提供了較穩(wěn)定的資助,“工友之家”也壯大為擁有5家公益商店、1家博物館、1所學校、1個藝術團、1個文化教育協(xié)會和1家協(xié)助中心的組織。王德志等人有了固定的住所和工作地點,雖然每月的收入只有1500元,但他畢竟可以專心于自己的事業(yè)了。
　　在學校,王德志認識妻子劉娜,去年有了一個女兒。作為家鄉(xiāng)第一個出來打工的人,王德志對于北京仍然缺少一份歸屬感。在他看來,這個城市對于打工者的索取遠大于接納。他舉例說,一個農村人到城里打工,需要戶籍所在地開具的《外出人員務工登記卡》、《外出人員計劃生育證》以及務工地開具的《暫住證》、《外來人員婚育證》、《就業(yè)證》,有的行業(yè)還要《健康證》。“這些證辦下來,一個月工資就沒有了,都舍不得辦,一般就辦3個月、半年。”
　　這些證件的背后是對農民工群體的巨大歧視�！稗r民工這個稱呼本身就有貶低的含義。既是農民,又是工人,這種雙重身份讓我們享受不到城市工人的待遇�！蓖醯轮静煌�撥弄著面前的火爐,努力克制自己激動的情緒�！斑@其實就是權益問題,城市人生活提高了幾十倍,難道還要我們原地踏步嗎?”
　　“尊重勞動,尊重勞動的價值,這是一個民族最基本的道德。”溫家寶總理的話被做成大條幅掛在博物館的墻上,但生活中的種種不平等讓王德志和工友們鮮能感受到這種尊重。在外地人口8000多、本地人口只有2000的皮村,電費對外地人是一塊二,本地人是四毛;借閱一本書,本地人押金50元,外地人要押100元。博物館里,一件來廣營小學的校服掛在高處,王德志指著校服上“借讀生小學部”幾個大字說,“這是對打工子弟歧視最明顯的例子�！�
　　所以,王德志希望通過自己的方式喚醒農民工的群體意識。他們制作的刊物《流動的心聲》2009年改成了彩色版,登載的都是打工子弟學校學生們的習作和攝影作品。得知望京地區(qū)有7所打工子弟學校將因拆遷面臨解散,王德志拿起DV就趕了過去。他還在籌劃一部以農民工為主角的電影。
　　沒有受過專業(yè)的訓練,王德志的相聲和紀錄片都顯得有些粗糙,但他做“打工者自己的文化”的信念依然強烈。他告訴記者,農民工群體的精神需求長期被壓抑和漠視,“他們忘了我們也是人,是人怎么能沒有精神生活呢?”
　　雖然中國文化發(fā)展日益蓬勃,但面對龐大的農民工群體,所有文化人似乎都繞著走�！拔覀冞@個群體人很多,但聲音卻很小。”每次有人來博物館,王德志都要提醒他們看展板上的一句話:“沒有我們的文化就沒有我們的歷史,沒有我們的歷史就沒有我們的未來�！�
　　
　　何時圓我城市夢
　　
　　韓祖榮和王德志只是被關注到的個體,在他們身后,站著沉默的大多數(shù)。直到美國《時代》周刊將“中國工人”評為2009年年度人物,人們對這個擁有1.4億人口的農民工群體依然知之甚少。
　　北大清華塵肺病關注小組的李大君告訴記者,在他們服務的冷泉村集中了眾多建筑工人,“他們中有拉二胡的,吹口琴的,跳霹靂舞的,寫詩的,真是臥虎藏龍!”令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天氣再冷,來參加活動的人一個也沒少。李大君和同事們拿來幾年前的報紙雜志,也被工友們一搶而空。
　　但李大君和同事們的調查發(fā)現(xiàn),2009年農民工拿不到工錢的情況比往年更為嚴重。農民工的勞動價值不僅被嚴重低估,而且常常連這份被低估的勞動報酬也拿不到,他們在為城市做出貢獻的同時,也在被城市加速邊緣化,在城市中沉淀下來的農民工極少。
　　長期致力于農民工研究的香港理工大學教授潘毅告訴記者,中國工業(yè)化過程的獨特之處在于農村人口進入城市之后的無產(chǎn)階級化過程,除了受到市場力量影響之外,更受到國家政治和行政力量的干預。從“農民工”這個語詞的構成便可以看到其中的扭曲和錯位,“工”是他的職業(yè)身份,但“農民”才是他正式的制度性身份。這就意味著他們與其打工的城市之間的聯(lián)系是暫時性的,城市無需負擔他的住房、教育、醫(yī)療保健等社會福利,這些都由他回到農村去完成。
　　也就是說,農民承包的土地承擔了一部分的社會保障功能,這使得中國在工業(yè)化進程中可以享受如此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據(jù)統(tǒng)計,90%的農民都參與到工業(yè)化的進程中。
　　然而,參與工業(yè)化并不意味著完成了城市化。華東理工大學教授、《黃河邊的中國》作者曹錦清認為,判斷農民工是否已經(jīng)城市化還要附加幾個標準:第一,要有一份相對穩(wěn)定的職業(yè);第二,要有固定的住房;第三,有相應的社會保障。他認為,官方統(tǒng)計數(shù)字將進城打工半年以上者都列入城市化人口,其實并不準確。
　　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農村經(jīng)濟研究部部長韓俊表示,根據(jù)最新統(tǒng)計,現(xiàn)在城鎮(zhèn)人口已經(jīng)超過6億人,在6億多城鎮(zhèn)人口中,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占27～28%。在目前城鄉(xiāng)分割的體制下,這些農民工雖然被統(tǒng)計為城鎮(zhèn)人口,但他們仍是城市過客,不能享受同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也沒有獲得市民的身份。
　　去年12月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將“城鎮(zhèn)化”作為2010年的主要經(jīng)濟工作之一,并“把解決符合條件的農業(yè)轉移人口逐步在城鎮(zhèn)就業(yè)落戶作為推進城鎮(zhèn)化的重要任務”。國家住房和城鄉(xiāng)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陳淮表示,“落戶指的不僅是戶籍,還要有地方住,享受城市資源覆蓋�！�
　　有人指出,農民工是中國農村中的精英,他們70%以上是初中以上教育程度。自1992年“民工潮”出現(xiàn)以來,農民工群體本身也發(fā)生了結構性變化,“二代農民工”或稱“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成為主力軍,他們中60%沒有任何農業(yè)工作經(jīng)驗。城市,難以融入;回首,家已太遠。
　　通過制度安排保障他們向上發(fā)展的通道暢通無疑是非常重要,這種安排不僅限于取消城鄉(xiāng)分割的戶籍制度,剝離附加在戶籍制度上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才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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