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孫中山之一生，有成有敗，有得有失。國家需要行動，他便行動于最前方：民族需要思想，他便思考在最遠處。在新舊中國的分水嶺上，改變這一切的最高勛章非他莫屬。 　　在中國歷史上，有這樣一個人：他是跨越黨派的政治偶像，他所手創(chuàng)之國民黨，尊其為“國父”；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袖毛澤東以及繼承者稱其為“偉大的中國革命先行者”。他是海內(nèi)外華人共同的精神圖騰，在顛覆君主專制的100年前，在反侵略戰(zhàn)爭最為慘烈的抗戰(zhàn)歲月，在他的呼吁和旗幟下，華僑曾擔當“革命之母”，捐錢捐命襄助救亡。他是當時臺上政客都必須給與足夠重視的政治人物，在民國初建的南京政府，他是被各省代表選舉出來的臨時大總統(tǒng)；在袁世凱的北京政府，他是不可忽視甚至讓人害怕的政治對手。
　　他的名字是孫中山。一百年來誰著史?人民需要最基本的共識，才能匯流成推動歷史前進的大江大河。為什么這個基本的共識點是孫中山?
　　
　　《上李傅相書》：對舊制度最后回眸
　　
　　1894年秋天，孫中山丟下利潤優(yōu)厚的診所業(yè)務(wù)，閉門寫就“建言書”，然后請到鄭觀應(yīng)、王韜等名士修改，最終形成以“宮太傅爵中堂鈞座”為開頭的《上李傅相書》，內(nèi)有：“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于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于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jīng)，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炮之是務(wù)，是合本而圖末”等語。
　　一個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qū)，一個是晚清體制內(nèi)垂老重臣。孫中山為何一度對其寄予希望?他的行為并不是孤立的，它發(fā)生在一個政府是否要繼續(xù)被承認的測試性歷史階段。在1894年秋天，去往天津的孫中山其實并沒能見到李鴻章。當時官民嚴重割裂的體制導致上下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渠道。28歲的孫中山報國無門。1894年冬天，他再次出洋來到檀香山。孫中山從13歲就從廣州老家去到那里，投奔他的哥哥孫眉。這一次，他決定創(chuàng)設(shè)革命組織興中會。1901年，清政府慘遭庚子國變，承認以下事實：“取外國之長，乃可補中國之短…一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1901年1月29日《變法上諭》)，但彼時孫中山已在革命道路行動5年有余。
　　
　　革命能救多數(shù)人
　　
　　1895年春天，孫中山從檀香山回國，當時的興中會里有“四大寇”，是孫中山、陳少白(1869 1934)、尢列(1866 1936)、楊鶴齡(1868 1934)四人的綽號。他們“聽夕往還，所談?wù)吣�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
　　孫中山的母親曾經(jīng)有言：“革命目的在救人，行醫(yī)目的也在救人，同是救人，何必東奔西跑?”孫中山兄長孫眉這樣說：“行醫(yī)只能救少數(shù)人，革命則能救多數(shù)人，吾弟奔走革命多年，應(yīng)始終一貫，豈可輕易變更，前功盡棄?”孫眉為支持弟弟搞革命，從富甲一方的“茂宜王”到最終傾家蕩產(chǎn)。
　　孫中山的革命理念給當時看不到現(xiàn)實希望的中國人提供了行動指南和宏美藍圖。1896年秋天的“倫敦蒙難”事件一舉使他成為世界級政治流亡人士，他在此后十多年間一直起著“革命孵化器”的巨大作用。
　　1900年的惠州起義失敗后，孫中山的革命遭到嚴重打擊，但到1905年，同盟會成立了，它意味著從前那些常常是局部的、散漫的、沒有統(tǒng)一的革命行為，如今擁有了統(tǒng)一的指揮機構(gòu)。孫中山被推舉為總理，制定了《軍政府宣言》、《中國同盟會總章》和《革命方略》等文件。當時出席會議的人中，湖南、湖北籍有38人，超過一半，這就是此后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的落實點發(fā)生在湖北的背景之一。革命黨采用民族、民權(quán)、民生“三民主義”為黨綱也是從這時開始的，在同盟會誓約中還明確規(guī)定了“驅(qū)除韃虜，恢復中華，創(chuàng)立民國，平均地權(quán)”十六字綱領(lǐng)。同年，孫中山派人歸國，在各地設(shè)立同盟會分會。
　　當年，在日本至少有八千名中國留學生，他們在那里既感到了因民族積弱而帶來的挫折感，又為眼前的新世界振奮不已，還有很多學生在歐美國家留學。孫中山在留學生中進行廣泛的傳播革命思想和組織發(fā)展工作。他奔走疾呼：“祖國危亡，清政府腐敗，非從民族根本改革，無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責。”清政府駐日公使楊樞在給外務(wù)部的密電中說：“孫文來自英國，屢次在東京開會，登臺演說，借以鼓動學生。而學生赴聽講者日千余人，很是可怕�！�
　　
　　真革命家必為真改良家
　　
　　辛亥年，新年過后一周，孫中山抵達溫哥華，在這里，他籌得七萬余港元，居全球各地華僑為廣州起義捐款之冠。隨后同盟會發(fā)動的廣州“三二九”起義遭到失敗，不少革命者信心遭挫，孫中山則作出這樣判斷：“現(xiàn)在各省民心切希望革命軍起，以救彼等脫離清朝之苛政……吾黨無論由何省人手，一旦得立足之地，則各省望風歸向�！眱蓚�月之后，一場決定勝負的革命在湖北武漢發(fā)生。
　　孫中山到達上海前夕，國人聞之欣喜，中外各報盛傳先生攜有巨款回國。后來記者爭相采訪孫中山，他說：“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他的革命所帶來的現(xiàn)代民主共和思想，是任何頭腦清醒的人都不敢公開抗拒的。袁世凱的北京政府取代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之后，袁必須明確表態(tài)：“世凱愿竭其能力，發(fā)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制之瑕穢，謹守憲法。”任何人，一旦挾私心以權(quán)天下，或一時糊涂，判斷失誤，必將走進歷史墳場。
　　在1912年底，孫中山正式提出了“節(jié)制資本”，至此，“平均地權(quán)”、“節(jié)制資本”、“鐵路國有”、“教育普及”成為民生主義的“四大綱”，比同盟會時期更加具體、更具可操作性。孫中山對社會主義的推崇，是其后半部分革命生涯的主流觀念。1924年8月，國民黨一大召開，孫中山說了這樣的話：“什么叫做民生主義呢……我今天就拿這個名詞來下一個定義，可說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這個問題就是社會問題，故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chǎn)主義，即是大同主義�！钡�是他又認為：“師馬克思之意則可，用馬克思之法則不可。”孫中山曾在《中國革命史》中分析自己的思想形成之脈絡(luò)：“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guī)撫歐洲之學說事跡者，有吾所獨見而創(chuàng)獲者�！笨梢�，他的社會主義就是融合東西的一個“創(chuàng)獲”。
　　革命之后，孫中山還清醒地認識到“純用革命手段不能完全解決經(jīng)濟問題”，認為，“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于社會上大多數(shù)的經(jīng)濟相調(diào)和，不是由于社會上大多數(shù)的經(jīng)濟利益相沖突�！崩�益調(diào)和成為社會進化的動力，需要有恰當?shù)纳鐣�背景，孫中山后半生所經(jīng)歷的時代，軍閥鏖戰(zhàn)，沒能為其提供踐行“經(jīng)濟調(diào)和”的社會基礎(chǔ)。他對這一點是非常清醒的，于是，在他的規(guī)劃步驟中，將憲政程序劃分為三個階段：即軍政、訓政、憲政時期。軍政是為破壞階段，主要任務(wù)是掃除障礙，清除軍閥；訓政為過渡時期，任務(wù)是推行地方自治，并普及民權(quán)觀念；憲政為建國完成時期，在中央實行民主憲政，在地方實行直接民權(quán)。在他的設(shè)計中，這三個階段并不是相互排斥、彼此孤立的，前一階段為后一階段之基礎(chǔ)。
　　毫無疑問，國共合作為孫中山的革命生涯開啟了新的一頁。共產(chǎn)黨力量的加入，給晚年的孫中山的政治籌劃帶來了眾多政治精英。同時，遭到列強封鎖的蘇聯(lián)也送來“同情”和支持。這個時候，北方軍閥的濫戰(zhàn)已經(jīng)讓整個國家厭倦，有的軍閥自己也開始反省，他們中間的一部分向?qū)O中山遞出“橄欖枝”。孫中山的軍事實力與政治勢力迅速崛起。1924年底，重病中的孫中山在北京正陽門火車站受到數(shù)萬群眾歡迎，次年3月12日，病逝于鐵獅子胡同行館。
　　縱觀孫中山之一生，有成有敗，有得有失。國家需要行動，他便行動于最前方；民族需要思想，他便思考在最遠處。在新舊中國的分水嶺上，改變這一切的最高勛章非他莫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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