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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退房的黑色幽默]信陽金上海灣二期退房

        發(fā)布時間:2020-03-25 來源: 日記大全 點擊:

          房價下跌,持幣待購者見獵心喜,高位吃進的老業(yè)主心如湯煮。退房潮動,幾家歡樂幾家愁,一邊是政府和市場反復拉鋸的樓市調控戰(zhàn),一邊是剛需壓迫下購房者苦逼煎熬的噩夢。   
          走出上海市政府信訪辦的黑色鐵門,王林把滿腔的怒火撒向了丈夫陳剛,“不就是買了個房子嗎?現(xiàn)在,我被這個破房子搞得過的是什么日子啊?”
          激動的她,手一揚, 把帶來的便當狠狠地砸在信訪辦門口的水泥地上,橙色的果汁流了一地。甚至,她顧不上眼前正在走動的便衣警察,大聲喊話:“我現(xiàn)在什么也沒有了,一無所有,要死就死,沒關系,我不怕,讓他們把我抓起來,我現(xiàn)在正愁沒錢吃飯。”
          2011年10月30日,這是26歲的王林,人生中第一次上訪。與她一同前往上海人民廣場的,還有50多個并不相熟的人,他們共同的身份是上海市嘉定區(qū)綠地米蘭公寓和綠地秋霞坊的業(yè)主,而他們的訴求是,要求開發(fā)商―綠地集團退房或者償還差價。
          在10月之前,王林和她的鄰居們還是幸福的買房者,雖然花光了大部分的積蓄,甚至舉家借債,但畢竟在上海,有了一間自己的房子。面對節(jié)節(jié)攀升的上海房價,王林堅定認為,相比其他投資,房子總是最保值的。
          但是,讓他們意想不到,樓市調控這雙翻云覆雨手,在自家房子上面使出了威力:今年9月底剛買的房子,單價還是每平方米15500元,到了10月,就變成了每平方米10500元,足足降了5000元。
          王林算了一下,花了120多萬買進的78平方米的房子,半個月不到,就縮水近40萬,這得讓她和丈夫不吃不喝干上三年。
          這讓他們近乎崩潰,他們決定聯(lián)合起來“維權”。
          
          退房!補錢!
          綠地米蘭公寓的業(yè)主QQ群,成了這幫維權者的陣地。事實上,他們對于降價的察覺,也是從QQ群開始的:新加入QQ群的業(yè)主,房價是一個比一個低,最低的單價達到10500元;而越來越多的老業(yè)主,接到中介的電話,說現(xiàn)在有很多特價房。
          “2萬塊錢,我不在乎,但乘以10,還不止這些,我沒有辦法不在乎了。”王林的丈夫陳剛,面對QQ群里這些降價信息,坐不住了。
          10月22日,這個在妻子看來不怕吃虧的溫和男人,決定和其他業(yè)主一道,為自己多付的幾十萬元,要求開發(fā)商同意按照5%房價退房,或者以現(xiàn)在10500元的單價退還他們多付的房款。
          業(yè)主們更愿意把行動定義為“維權”。10月22日、23日,100多名業(yè)主,或領著妻子,或牽著孩子,堵在了售樓處,打出了條幅:綠地,你還流著道德的血液嗎?
          售樓處被他們“占領”了,綠地的售樓員進不了售樓處。碰到前來問價的新客戶,這些業(yè)主們就忙不迭地向這些素不相識的人痛罵起開發(fā)商的“無良”。
          米蘭公寓業(yè)主為降價“維權”,得到了2個地鐵站遠的兄弟樓盤―綠地秋霞坊業(yè)主的響應,他們組成了業(yè)主聯(lián)合隊,在一個星期內,多次拜訪了兩家售樓處,還跑到嘉定區(qū)房管局、上海市信訪辦。
          沒有打砸搶,沒有過激行為,綠地“維權者”的前期活動收效甚微,不得不轉移戰(zhàn)場:10月29日上午,近200名業(yè)主,聚集在綠地公司位于長寧區(qū)中山公園的售樓處。
          警察早有準備,在售樓處外拉起一圈黃色警戒線,綠地公司的工作人員躲入二樓。一樓,200多個業(yè)主橫七豎八地坐在售樓處大廳內,椅子不夠, 倚在沙盤上。
          白底黑字的橫幅,“三世積蓄一日蒸發(fā),綠地領導如何安心”、“退出外環(huán)求安家,黑心房企讓我們退無可退”,猶如一幅幅挽聯(lián),掛在售樓處的大廳內。
          見到聞風而來的記者,“維權者們”紛紛圍了上來。綠地米蘭公寓的業(yè)主盛宣,手一揮,頗有領導風范地對同行者說:“大家讓一讓,記者來了,跟記者說說你們的慘痛經(jīng)歷!
          盛宣多次強調他們是最溫順的,“我們只是安靜地坐著,不打不砸,只想和平解決!彼麄兿胍娋G地集團的高層進行第二次談判―他們的第一次談判以失敗而告終。
          傍晚時分,還不見綠地高層的身影,“最溫順”的業(yè)主們沉不住氣了,圍住在場的一位姓韓的工作人員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務代表。
          韓自稱是綠地公司事業(yè)一部客服經(jīng)理,但他沒有出示自己的工作證,也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名字。兩名警察一左一右夾著韓,在業(yè)主們的包圍圈中,韓多數(shù)時候安靜地站著,雙手垂在身前,一言不發(fā)。
          王林指著韓,盤問了半個多小時,“你能扛多久?公司付你多少錢?讓你甘心在這兒受人唾罵?”
          而法務代表就像復讀機一樣重復著,“我們只能在合同范圍內辦事”,“你們可以走司法途徑”。
          僵持持續(xù)到晚上10點半,這些自稱“溫和”的業(yè)主,將售樓處變得一片狼藉,沙盤上一座座高樓被推倒,綠樹被拔起,被隨意丟在一邊,地上丟滿了撕碎了的樓盤宣傳彩頁。
          在附近攬客的房產中介看來,綠地只是維權的人多,鬧得也不算兇,一路之隔的龍湖酈城售樓處鬧得更狠。
          10月22日,龍湖酈城的業(yè)主們沖進了售樓處,在潔白的壁紙上,用黑色水性筆歪歪扭扭地寫滿了“龍湖,騙子”、“還我血汗錢”,“龍湖,滾”等字樣。
          降價退房風波,并不只是發(fā)生在嘉定。
          幾乎在同一時間,在上海浦東,400多名中海御景熙岸的業(yè)主,還攻陷了中海公司位于國家開發(fā)銀行大廈的辦公室,高喊 “退房”、“退房”、“退房”,浦東新區(qū)建交委房屋管理處處長陳建軍不得不出面,安撫這些憤怒的業(yè)主。
          
          蝸居
          業(yè)主們的激動情緒不難理解。
          他們大多生于19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沒有傲人的家世,衣著并不光鮮,手機也不夠炫。他們大多是在2005年之后來到上海,錯過了2001年以來房價回調的第一個低點。
          在上海房價高企的今天,他們買的樓盤并不算好―位于上海西北市郊的嘉定區(qū),外環(huán)和郊環(huán)之間的一片荒地里,離昆山直線距離只有20多公里,比去趟上海人民廣場還要近。
          從綠地米蘭公寓出發(fā),王林要去市區(qū)上班,只能依靠地鐵11號線,綠地秋霞坊位于這條地鐵線的倒數(shù)第五站,米蘭公寓在倒數(shù)第三站,王林必須步行10分鐘到地鐵站,然后坐上1個半小時的地鐵到公司。
          上班遠,沒有任何生活配套,而且要等到2012年才能拿到房子,但它的確是這批新移民為數(shù)不多的選擇,因為在當時的房地產市場,單價每平方米18000元的秋霞坊和15000元的米蘭公寓都稱得上是“廉價”的樓盤。
          “維權”業(yè)主們對網(wǎng)民罵自己是投資客非常氣憤,他們稱自己只是工薪階層,是底層的老百姓。“這里什么都沒有,兩邊都是荒地,上海本地人都看不上這里!蓖趿终f。
          新婚的王林來自江西一個縣城,在上海一家金融公司做客服。這個26歲的新上海人,涂著褪色的紫色指甲油,背著一個在海寧皮具城花100元買的仿皮包。最值錢的是,她手上戴著一個不大的鉆戒,這是她的婚戒,也是和陳剛結婚以來,最讓她滿意的地方。
          32歲的盛宣老家在四川德陽,來上海已經(jīng)七個年頭,一家食品公司的銷售,靠著自己的積累,還有父母、姐姐湊的錢,購買了綠地米蘭公寓一套單價15000元、78平方米的兩居室,首付一下付了37萬元。
          在這些業(yè)主的講述里,他們無一例外是剛需,要結婚,要生子,還要把父母接來生活。這是他們的第一套房,自己的積蓄不夠首付,或者啃老,或者向朋友借。在上海有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是他們共同的夢想。
          他們的買房宣言很煽情,“我們懷揣著夢想來到了上海,我們每個人都默默無聞努力工作,我們期望能買得起房子,內環(huán)買不起,我們想中環(huán),中環(huán)買不起,我們想外環(huán),現(xiàn)在我們買了外環(huán)高速外的一個荒地里豎起的一個期房,兩邊都是農田,住進去還不知道到哪兒買菜,但我們仍然選擇了,那是我們的夢想!
          王林搬家搬怕了,一年之內搬了三次家,最窘迫的一次,第二天房子就到期了,還沒有找到住的地方。
          做夢都想著買房子的王林對陳剛說,“我死了都可以,你只要給我買套房子”。陳剛笑她,只要是房子,都覺得不錯。王林說,自己被房價漲怕了。
          2008年年底,房市處于短暫的低谷期,王林還在北京,看上了北五環(huán)外一個叫“悅溪”的樓盤,時價8800每平方米,總價才60多萬元,她想買,當時還是男朋友的陳剛勸她,再等等,房價沒準還能再跌一點。當她2010年年底離開北京時,悅溪的單價已經(jīng)超過2萬元。王林后悔極了,“要是當時買了,就賺了幾十萬了”。
          2009到2010年,在中國的房市最瘋狂的兩年中,無論是北京上海,還是其他二線城市,房價一路狂飆,多個城市的漲幅超過了100%。 陳剛一直勸王林,再看一看,房價還會跌。結果王林一直看,房價越看越高,在看房和陳剛吵架中,房價一天天上漲,終于漲到王林這樣的新移民踮著腳也買不起的高度了!坝幸魂囎,我每天看到房價都是不一樣的價格,我當時要瘋了。”
          王林一度也想,這么租房也不錯,但在看到米蘭公寓的那一刻,又著魔了。雖然郊區(qū),但是環(huán)境還不錯,又有地鐵線,她看中了一套78平方米、總價120萬的兩居室。售樓員蠱惑王林,只剩兩套,再不買就沒了。
          陳剛仍然勸王林再想想,房價沒準會跌。王林害怕,她怕再等等,房子又漲了,又沒了。王林向父母借了10萬元,陳剛也向朋友借了點,加上兩人的積蓄,總算湊夠了首付。
          2011年9月,簽合同的那天,她跟老公說:“好高興,終于有自己的家了,盼了這么多年,我的夢想終于實現(xiàn)了。”
          回想起買房的那天,王林笑了起來,眼睛瞇成了一條線。
          
          幻滅
          但是,王林的幸福感很快戛然而止。
          國慶黃金周剛過,史上最嚴厲的樓市調控終于見效,過去兩年內一直在漲的房價繃不住了,北京通州的京貿國際城單價從最高點26000元的單價跌到14500元,全國八成城市的成交量出現(xiàn)了同比下跌,其中8個城市的同比跌幅達到50%以上。眼看金九銀十要慘淡收場, 那些資金緊缺、年底銷售目標難完成的開發(fā)商開始悄然降價。
          王林激動地給米蘭的銷售經(jīng)理打了個電話,說要到樓頂上來,抱著他一起跳下去,一起去死。
          對這些小業(yè)主而言,幾乎賠掉了他們的首付,這是他們所有的積蓄,他們想不通,也不甘心。
          盛宣認為是房價不停地漲,逼得他不得不買,“我們全家人的血汗買的房子,一夜之間變成我們倒欠銀行了,”盛宣說,“我支持房價調控,希望降價,誰都想買便宜的,但要尊重我們這些小老百姓的感受!”
          早在2005、2008年的房價下跌聲中,都伴隨著業(yè)主們的退房潮。這一次也不例外,業(yè)主們不打算認賭服輸。
          綠地公司的態(tài)度很明確,在合同約定的范圍內解決溝通問題,業(yè)主提出的退房和補償現(xiàn)在沒有辦法做到。
          業(yè)主們的舉動也不被外界所認同,輿論大多指責維權者契約精神缺失。有網(wǎng)友甚至揶揄說:房子漲價,他們是不是要還錢給開發(fā)商?
          維權的業(yè)主們滿心委屈,他們認為網(wǎng)上的報道都是負面的、不負責任的。
          綠地秋霞坊的業(yè)主代表之一周文,試圖為他們的行動去金錢化,試圖扭轉被公眾質疑“因降價而退房”的形象。
          他甚至表示,秋霞坊的業(yè)主對降價沒有任何異議,大部分業(yè)主是剛需,對價格不那么敏感,降價不是大家退房的主要原因,而是對綠地存在的很多違規(guī)行為產生了質疑!八膬r格高也好,低也好,我們都理解是市場行為,跟我們沒有關系。就算它漲價,我也要退房。”周文說。
          周文為退房去金錢化的努力不怎么成功,更多的業(yè)主在乎的是自己的血汗錢,有維權業(yè)主說到父母賣掉的那套房子湊的首付一夜之間沒有了,失聲痛哭。
          直到房價下跌的那一刻,學法律的周文和其他業(yè)主們才把那份長達37頁的購房合同拿出來,重新細細研讀,試圖找出缺口―開發(fā)商只蓋了合同章,沒有法人代表的簽字;合同條款規(guī)定的違約金開發(fā)商是5%,購房人士20%,這是不公平的合同。而在簽訂這份人生中最重要的合同之初,這些年輕的業(yè)主甚至沒來得及讀完它。
          雖然周文堅稱合同在法律上是無效的,但維權的業(yè)主們用盡了一切可能的辦法―除了走司法途徑。
          沒有業(yè)主愿意打官司,他們的解釋是,為了買房,欠了外債,又要還貸,又要租房,還要上班,沒有那么多精力,也沒有錢請律師。
          和業(yè)主們截然相反的是,綠地公司一點也不怕打官司,他們的態(tài)度很明確,業(yè)主的要求沒有辦法做到,如果不能協(xié)商一致,就要通過司法途徑解決。
          上海市協(xié)力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建筑房產中心主任周月萍律師,從事建筑與房地產法律問題研究和實踐十幾年。在她的記憶中,極少有業(yè)主的退房訴求能獲得法院支持,“除非購房合同上買賣雙方有約定,在房價下跌時可以退房或者退款補償。否則,業(yè)主的這種訴求缺乏合同依據(jù)。簽定合同就是為了嚴格履行的,如果簽一份合同,隨時可能被撕毀,不僅僅破壞了交易秩序,也會讓每個人產生不安全感。這無疑背離了現(xiàn)代社會的法治和契約精神!
          和綠地公司協(xié)商不成,業(yè)主們只能抓住政府這根稻草,幾乎所有的業(yè)主都期盼著政府能出面協(xié)調。
          “這是政府的責任,房價高是政府的責任,”盛宣說,“希望政府救救我們,幫幫我們!
          政府出面有時也真有效。浦東交建委出面協(xié)調后,中海御景熙岸宣布暫停降價銷售。但綠地的老業(yè)主們沒有前者幸運。10月28日,他們聽到了上海市政府新聞發(fā)言人徐威的最新說法:如果在合同執(zhí)行中發(fā)生矛盾糾紛,雙方當事人應該按照合同約定,協(xié)商解決。如果協(xié)商不成,可以通過司法途徑解決。
          
          等待
          不愿意進法院的業(yè)主們,一周之內,兩次進了上海市政府信訪辦的大門。
          王林在門口外面徘徊了許久,這個高樓鐵門站滿了武警的信訪辦,讓她感到害怕。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甚至沒有和警察打交道的經(jīng)驗,就更不會明白,信訪意味著無盡的等待。
          10月30日,第二次信訪未果后,沉不住氣的業(yè)主們步行到100米外的上海市政府的大門前,站成一排,嚷嚷著要見市長。
          不出10秒鐘,警察迅速趕到,推搡中,一位年輕的母親被警車帶走了,等她丈夫和孩子趕來時,這個孩子的母親已經(jīng)不見了。
          四下散去的業(yè)主們三三兩兩,在萊福士廣場地下一層坐下,商量著如何把孩子的母親保出來。除了陪孩子父親去派出所門口等著,他們沒有更好的對策。
          維權業(yè)主們陷入了一陣沉默。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開發(fā)商不肯退房,也不肯補償;來政府上訪鬧出了事;輿論不站在他們一邊,法律上,退房者也很難得到支持。
          王林還在和先生吵架,陳剛責怪王林當初買房的決定,王林氣急了會說要離婚,不想過了。
          “買這個房子,是我這輩子最后悔的一件事!痹(jīng)寄托了王林無數(shù)夢想的房子,如今就像釘子一樣深深地扎在她的心里。
          中國的房市,詭異得連經(jīng)濟學家們也跌碎了一地眼鏡,更何況這些年輕人。他們誤以為,中國的房市只漲不跌,只賺不賠。他們不知道未來的路怎么走,盡管都表示不會放棄,但聽起來已經(jīng)底氣不足。
          這樣的場景,在房產律師周月萍眼前,早已不陌生。
          這位經(jīng)歷了2005年、2008年、2011年3次退房潮的律師,所遇到的最黑色幽默的一次退房訴訟,是發(fā)生在2005-2006年間。當二審判決業(yè)主們的退房訴訟敗訴時,周月萍回憶說:“業(yè)主們反而高興起來,因為那時房價又突然回暖上漲了!保ú糠质茉L者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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