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最常向我請教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學好英語。我總是告訴他們，只要找到真正懂得并愿意教授英語的老師，學英語一點也不難。 　　我讓他們回憶學習母語的過程。父母會不停地對著初生的孩子說話，孩子會模仿父母的發(fā)音來表達自己。接下來是語文學習，以文字代替語言作為溝通媒介。世界上所有民族學習自己的語言，都是這樣做的。
　　我們學習英語的最大問題，便是跨過語言學習，直接進入語文學習的步驟。大家都希望一步到位，卻忽視了人類掌握語言的習性，不是聽、說、認、讀、寫、用，而是著重認及寫的操練。題海戰(zhàn)術更讓大家覺得英語是一個枯燥的科目，不少學生因此半途而廢。
　　70年代末，我曾在九龍某語言學校晚間高中會考班講課。我做過一個實驗：對一班學生實行題海戰(zhàn)術，另一班則進行閱讀及寫作訓練。兩年后，讀寫的班級不僅會考成績更好，而且對英語學習更有信心。我興奮地與其他老師分享自己的發(fā)現(xiàn)，卻換來同事的冷嘲熱諷：這個道理人人都知道，但改一篇文章的時間是改選擇題的10倍。老子教書是為了討生活，不像老哥你是來找樂的。
　　后來我開始設法向老師及校長推廣我的英語教學法。雖然有不少人認同，但仍遭遇重重阻礙。一次，我與北角圣米迦勒小學的梁振權校長討論語境問題，我建議他在操場劃出英語區(qū)，以游戲的方式，讓進入?yún)^(qū)內(nèi)的學生用英語對話。梁校長覺得這辦法可行，卻因申請不到資源，未能推行。
　　我不能理解，在地上劃幾條白線，所花無幾，為什么申請不到資源？教育局的官員告訴我，最大的難處，是人。小學老師大多不具備流暢地與學生用英語交流的能力。
　　政府其實早就注意到這一點。香港回歸后，從英國人手上接管教育局的官員進行了一連串的教育改革，希望香港的下一代能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同時，政府也要求所有老師參加基本語文水平測試，結果卻令社會人士、特別是家長大吃一驚，因為盡管一考再考，老師們的不合格率依然高得難以置信。力有不逮的老師們不肯放下教鞭，團結一致與官員對峙。最后，一心想為教育作貢獻的官員被迫下臺。
　　消息傳出當日，我向學生們解釋了整個事件的因果。其中一位學生連夜寫了感謝信，送到這位官員的辦事處。兩天后，學生收到官員的親筆信，信中說：年紀輕輕的你能夠分辨是非，懷有感謝之心，著實難得。祝你鵬程萬里，展翅高飛！
　　我將信掛在墻上，告訴同學們，教授英語雖然難，但教授道德與正義更難，因為在教育已經(jīng)產(chǎn)業(yè)化的社會里，它們早已在老師的教案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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