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想報道一個內(nèi)心深處的龍應臺。她告訴我們，要先看她的書。后來我們才知道，1999年，臺北市長馬英九邀請她出任臺北市文化局長的時候，龍應臺并未當即應允，而是對馬市長冷冷地說，你先看看我的書。“我認真地看了她所有的作品，幾經(jīng)交流她才答應。”馬英九后來談起這件事，笑著說，“也許她認為我孺子可教�！�
　　遠遠望去，她犀利的文章，她輪廓鮮明的面龐，都讓人覺得她是不好接近的人。事實卻并非如此。
　　像馬英九一樣，我們也認真地讀完了龍應臺幾乎所有的作品。我們發(fā)現(xiàn)，我們想了解的。關于她的所有問題，包括她的成長經(jīng)歷、她的心路歷程、她對兩岸問題和國際大事的態(tài)度，幾乎都可以從她的文字中找到答案。
　　但是我們面對的卻是一個如此豐富，如此龐雜，如此深刻，如此天真，如此難以一言說盡的龍應臺。
　　在書房里秉筆直書，憂國憂民的龍應臺；在講壇上時而壯懷激烈，時而喁喁細語的龍應臺；與友人餐聚時往朋友碟中夾菜的龍應臺；初為人母時滿心喜悅給孩子喂奶的龍應臺；一身運動短裝、流連菜場巷尾、像一個青春期的女孩一樣興奮地去買花的龍應臺。
　　“大男人”的龍應臺，“小女人”的龍應臺，哪個才是真正的龍應臺?
　　
　　母與子
　　
　　“如果安德烈是一個女兒，可能就不會有這本書，有這本書是因為He is toodifficult。”龍應臺說，“有時我有點哀怨，我要是有個女兒多好�？墒前驳铝遥�他可能陪我逛街嗎?可能陪我買內(nèi)衣嗎?就像今天，我來之前問他，我穿什么衣服比較好?――我是自取其辱啊，他甩都不甩你�！�
　　會場上一片笑聲。
　　中年龍應臺上身著一件白色開襟絨線衣，下身著黑色絨線裙，一改往日的干練冷峻，顯得溫婉可親。22歲的兒子安德烈陪伴在旁，身材高挑，高鼻深目，卻有一頭黑發(fā)，一名歐亞混血的歐洲青年。這是去年深秋的一天，香港大學圖書館，《親愛的安德烈》新書新聞發(fā)布會現(xiàn)場。
　　這本書收錄的是2004年至2007年間母子倆的通信，這期間，龍應臺多數(shù)時間在港臺兩地，而安德烈主要在德國。說起這些通信的起因，竟是龍應臺“哀求”、安德烈“妥協(xié)”的結果。1999年，龍應臺應臺北市長馬英九之邀，離開旅居十多年的德國，出任臺北市文化局長，這時她的兩個兒子一個14歲，一個10歲。出任局長3年，龍應臺一天一通電話打給孩子。
　　
　　對龍應臺而言，給兒子的電話，除了表達親情，還有尋求慰藉。文化局長龍應臺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還要面臨“議會”、民眾、媒體方方面面的壓力，白天飽受折磨，晚上回家，只能靠讀古書和給孩子打電話來緩解。電話多了，難免熱臉碰上冷屁股。“他們不知道，電話那頭是一個受傷的靈魂，拿起電話很想貼近他，可是他說‘Oh my god，again!’白天受傷了，晚上繼續(xù)受傷�！�
　　龍應臺不了解的是，安德烈正在長大成人，再不是她從前“可愛可親可抱”的安安了。每當周末他與朋友聚會，不斷接到母親打來的電話，然后告訴朋友“這不是女友是媽媽”時，他都會異常尷尬。
　　即使是通話，也都是一“你好嗎?”“好啊�！薄皩W校如何?”“沒問題�！敝�后便難以繼續(xù)下去。
　　“我走近他，他后退；我要跟他談天，他說，談什么?我企求地追問，他說，我不是你可愛的安安了，我是我�！�
　　“我想和他說話，但是一開口，發(fā)現(xiàn)，即使他愿意，我也不知道說什么好，因為，18歲的兒子，已經(jīng)是一個我不認識的人。他在想什么?他怎么看事情?他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他喜歡什么討厭什么，他為什么這樣做那樣做，什么使他尷尬什么使他狂熱，我的價值觀和他的價值觀距離有多遠……我一無所知。”
　　莫非就像無數(shù)西方的家庭一樣，隨著子女長大成人，兩代人之間便漸行漸遠，逐漸陌生?龍應臺不甘心。她提出建議，愿不愿意以通信的方式交流兩人的思想感情?沒想到安德烈同意了，條件是：你不要打那么多電話“騷擾”我。
　　2003年，馬英九連任臺北市長，要求龍應臺再做一屆文化局長，文化界要求她留任的呼聲也很高，但龍應臺卻堅辭，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想多留一些時間給孩子�！澳菚r我一天要工作十幾個小時，沒有周末，沒有個人生活。”龍應臺說，突然感覺，“會不會你贏得了全世界，但你失去了你的孩子?”
　　龍應臺離開得很徹底，辭去官職，離開臺灣，到香港高校教書，重歸學者作家生活。
　　2004年5月開始，龍應臺與安德烈通過電子郵件，有了書信往來。
　　讓龍應臺始料未及的是，她與18歲的兒子溝通如此艱難，充滿了挫折感�！斑@本書不是親子書，而是將我的挫折，我的努力展現(xiàn)出來。”
　　安德烈給媽媽寫信，“你――身為母親――能不能理解、受不受得了歐洲18歲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能，我就老老實實地告訴你：沒錯，青春歲月，我們的生活信條就是俗語所說的，‘性，藥，搖滾樂’。只有偽君子假道學才會否定這個哲學�！�
　　龍應臺收信后緊張得要命，“請你告訴我，你信中所說‘性、藥、搖滾樂’是現(xiàn)實描述還是抽象隱喻?盡速回信�！�
　　“能不能拜托你，不要只跟我談知識分子的大問題?”安德烈回信給母親，“生活里還有最凡俗的快樂：‘性、藥、搖滾樂’當然是一個隱喻。我想表達的是，生命有很多種樂趣，所謂‘藥’，可以是酒精，可以是足球或者任何讓你全心投入，盡情燃燒的東西�！�…‘搖滾樂’不僅只是音樂，它是一種生活方式和品味的總體概念一種自我解放，不在乎別人的眼光，自由自在的生活，對不可知的敢于探索，對人與人關系的聯(lián)系加深……”
　　在臺灣，曾有記者問安德烈，如果龍應臺現(xiàn)在20歲，她可能成為你的女朋友嗎?安德烈斬釘截鐵地回答，“不可能!”
　　安德烈寫信給母親，“MM，你跟我說話的方式，還是把我當14歲的小孩看待，你完全無法理解我是個21歲的成人。你給我足夠的自由，是的，但是……你一邊給，一邊覺得那是你的‘授權’或‘施予’。你并不覺得那是我本來就有的權利!……你到今天都沒法明白：你的兒子不是你的兒子，他是一個完全獨立于你的‘別人’!”
　　在安德烈眼中，龍應臺并不是一個著名的作家，而是一個與天下所有母親無異的母親，溫和，關愛，瑣碎，甚至有點嘮叨。
　　龍應臺也意識到兩人的差異，“他把寫作當作‘玩’，我把寫作當‘事’。我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態(tài)度，也出現(xiàn)對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認真；我有八分的認真，二分的知性懷疑。他對我嘲笑有加，我對他認真研究�！�
　　終于，這種價值觀和生活態(tài)度的差異在一次對抗中有了最充分最徹底的體現(xiàn)。2007年夏天，安德烈和菲利普都計劃到上海來做暑期實習，龍應臺也興高采烈地把自己的研究行程安排到上海。一個做母 親的女人的快樂想象：母子三人共處一室，在上海生活一個月，多幸福。讓我來引導你們認識中國，多愉快。
　　但是，現(xiàn)實擊碎了龍應臺“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和諧”圖景。21歲的安德烈說，“我好不容易可以有自己的獨立空間，為何又要和媽住一起?”
　　“他說得對，”18歲的“跟屁蟲”飛利普說，“我不要你牽著我的手去認識中國――因為你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安排得好好的，但是真正的世界哪里能這樣。我要自己去發(fā)現(xiàn)中國�！�
　　龍應臺可憐巴巴地說，“難道，連一個周末都不肯跟我去玩?”兩人眼鏡都不眨一下，異口同聲地說，“媽，你能不能理解：我們要自己出去，自己探索?”
　　無奈之下，到了上海，龍應臺只得與安德烈和飛利普分住兩處。龍應臺說，作為一個母親，她真的很受傷。她甚至“哀求”兒子――兩名德國青年：我尊重你們獨立自主的“歐洲價值”，你們能否也照顧一下老媽“注重親情”的“亞洲價值”?
　　母親角色讓龍應臺對兒子心存關愛、呵護甚至“操控”，但作為一名知識分子，龍應臺又時刻提醒自己，孩子已成年，有行動的自由。有時候她看到安德烈抽煙，恨不得立即把他的煙抓掉，“但立即你又想，他是一個獨立的個人，你有什么資格不讓他抽煙�！边�有，這次出書在臺灣一紙風行，安德烈作為另一作者，可以獲得一筆不菲的稿酬。這筆錢是寄存在自己名下，還是現(xiàn)在就交給安德烈?龍應臺頗費思量，給安德烈自己吧，怕他亂花，但又憑什么不給他?他是成年人啊。盡管不情愿，她不得不承認兒子日漸獨立，漸行漸遠。
　　面對二十出頭的兒子，龍應臺就這樣長期生活在一種矛盾之中，與天下所有的母親沒有兩樣。
　　安德烈一方面有著年輕人的桀驁，一方面又非常清醒。有一天，他對母親說，“媽，你要清楚接受一個事實，就是，你有一個極其平庸的兒子。”
　　“你哪里‘平庸’了?”龍應臺說，“‘平庸’是什么意思?”
　　“我覺得我將來的事業(yè)一定比不上你，也比不上爸爸――你們倆都有博士學位�！�
　　龍應臺看著安德烈，有些驚訝。
　　“我?guī)缀蹩梢源_定我不太可能有爸爸的成就，更不可能有你的成就。我可能會變成一個很普通的人，有很普通的學歷，很普通的職業(yè)，不太有錢，也沒有名。一個最最平庸的人。”
　　龍應臺后來寫信告訴兒子，“對我最重要的，安德烈，不是你有否成就，而是你是否快樂。而在現(xiàn)代的生活架構里，什么樣的工作比較可能給你快樂?第一，它給你意義；第二，它給你時間。你的工作是你覺得有意義的，你的工作不綁架你使你成為工作的俘虜，容許你去充分體驗生活，你就比較可能是快樂的。至于金錢和名聲，哪里是快樂的核心元素呢?假定說，橫在你眼前的選擇是到華爾街做銀行經(jīng)理或者到動物園做照顧獅子河馬的管理員，而你是一個喜歡動物研究的人，我就完全不認為銀行經(jīng)理比較有成就，或者獅子河馬的管理員‘平庸’。每天為錢的數(shù)字起伏而緊張而斗爭，很可能不如每天給大象洗澡，給河馬刷牙�！�
　　
　　嘉成街
　　
　　從九龍半島的尖沙嘴看對面的香港島，全世界最壯麗的城市景觀盡收眼底：一座座璀璨的高樓憑海而起，倚山而上，驕傲地向世人展示著這座城市現(xiàn)代而美麗的風貌。這是香港的名片。但許多人卻不知，來到香港島，深入這些高樓大廈的背后，幾步之遙，就會發(fā)現(xiàn)許多狹窄的街道，尋常的巷陌，陳舊的樓房，還有，那些占道經(jīng)營、擺滿了水果蔬菜豬肉鮮花的菜場，擁擠逼仄，人聲鼎沸，偶爾有衣衫襤褸的老人佝僂著走過，與全世界發(fā)達或者欠發(fā)達國家地區(qū)的市井別無二致。
　　這個深秋的周末午后，龍應臺一身精神的運動裝，像一名高中女生，在這條充滿市井氣息的嘉咸街與我們見面。而就在昨天，她還在名流云集的新書發(fā)布會上侃侃而談。
　　前面，是她所批判的中環(huán)價值――金錢至上，商業(yè)理性，在香港占主流；而這里，是她所鐘愛的老街老巷，鄉(xiāng)土人情，卻日漸萎縮。
　　街道自山腰通往山腳，寬僅容三四人并行，以內(nèi)地的標準衡量，幾乎家家店鋪都是占道經(jīng)營。在這條摩肩接踵的小街上，龍應臺穿行于花店、肉鋪、菜攤之間，時而與白發(fā)蒼蒼的街坊聊上兩句，時而對準旮旯里一只屠宰了的大白豬拍幾張照片。
　　在龍應臺看來，嘉咸街這樣的處所，是千街一面的香港難得的景觀。記者想起了去年夏天的香港書展上，龍應臺所做的演講――《香港十個沒有打開的抽屜》。
　　嘉咸街，“往里走，可以看到什么?有人。有人代表什么?有生活。有生活代表什么?代表著有記憶，有感情。有感情，有記憶代表什么?有歷史。有歷史代表什么?有未來。我告訴你這一條短短的嘉咸街有多少故事的可能�！�
　　龍應臺說，不要小看那些烏七抹黑的建筑，那些建筑都不能除之而后快，重要的是想出一種辦法，既把前邊的烏七抹黑的樓里邊的記憶保留下來，同時也讓那個烏七八黑的樓變成一個可愛的東西。她提出了自己的方案：里變外不變。可以改造嘉咸街的地下水、電力系統(tǒng)及消防設施等，外面的人沒有理由要求住在北京胡同、上海石庫門或者香港老街巷里頭的人去過古代的不舒服的生活，但建筑的外部格局不變，要保留它人與人之間相濡以沫的文化生活方式。這樣可謂一舉兩得，既讓里頭的居民生活有現(xiàn)代的舒適，同時也保留原來的人文肌理，這正是城市魅力之所在。古香古色又十足現(xiàn)代的歐洲，就是這樣保護古城古街的。
　　但嘉咸街馬上就要被拆了，像內(nèi)地拆遷一樣，理由是它影響香港市容。龍應臺憤憤地說，“香港官員沒文化，沒眼光。”
　　“人本是散亂的珠子，隨地亂滾，文化就是那條柔弱又強韌的細絲，將珠子串起來成為社會。而公民社會，因為不倚賴皇權或神權來堅固它的底座，因此，文化便是公民社會最重要的黏合劑�！彼�在給香港媒體寫的“沙灣徑25號”專欄文章中寫道。
　　
　　對人的關懷
　　
　　“我在寫《野火集》時，也在寫另一本書《孩子，你慢慢來》，這兩本書，一本像刀劍。一本像溫柔的羽毛，可是它們的核心東西是，對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的深切的愛，還是～樣的東西�！�
　　龍應臺似乎一直都生存于這種兩極當中，而且這兩極在她身上如此融洽，她的“大男人”與“小女子”，她的憂國憂民與注重家庭，她怒發(fā)沖冠的《野火集》與育兒日記般瑣碎的《孩子，你慢慢來》，她于《野火集》在臺灣掀起大風大浪時卻悄然離合到歐洲育兒，營造自己的安樂窩。
　　龍應臺顯然已經(jīng)是一位成功人士，她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住著寬敞的海景房，她的新書發(fā)布會可以請來林青霞這樣的“familyfriend”捧場。從社會地位看，龍應臺已然躋身社會的高階，但是，她卻沒有一點對既得利益的瞻前顧后和高階層的保守。
　　批判，是龍應臺的職業(yè)，這個眼里容不得一點沙子的知識分子，走到哪里，就要把火點到哪里，套用一句大陸的謔語，“有問題要批判，沒有問題創(chuàng)造問題也要批判”。
　　2000年，龍應臺在臺灣舉辦了一個追思被殺害的共產(chǎn)黨人的展覽，展覽開幕后，民眾反應熱烈，但是攻訐果然如排山倒海而來。龍應臺被稱為“劊子手”、“加害者”、“文化希特勒”、“共產(chǎn)黨的同路人”……
　　龍應臺冷眼相對：“我其實只是不相信，人權應該以政治立場來區(qū)隔，國民黨，民進黨，XX黨，他媽的黨，如果人的尊嚴不是你的核心價值，如果你容許人權由權力來界定，那么你不過是我唾棄的對象而已。不必嚇我�！�
　　平民意識和平民視角，是龍應臺心靈的底色。在臺北成立龍應臺文化基金會，開會時，她要求嘉賓坐兩邊，民眾坐中間。“我知道我所謂的文字的影響力，我倒是一點都不覺得驕傲。作為一個難民的女兒，在臺灣的窮苦鄉(xiāng)下長大，是最底層最底層的人，我有一個自然而然很深沉的關懷，如果這20年，所有的作品要找一個核心的東西，其實就是這個東西，對人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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