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9日,毛澤東在陜北發(fā)表長篇演講――《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演講中稱魯迅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并給予魯迅“三家(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最高政治定位。
　　此后,解放區(qū)的語文教材中大量增選魯迅的“戰(zhàn)斗雜文”,而國統(tǒng)區(qū)則禁止學生閱讀魯迅,禁止發(fā)行魯迅的一切出版物。魯迅不再是獨立于任何黨派之外的自由知識分子,而成為共產(chǎn)黨高擎的一面意識形態(tài)大旗
　　
　　1996年前后,周令飛客居臺灣,父親周海嬰和母親馬新云來他家小住。某天晚上,餐桌上方的燈泡忽然滅了。周令飛站在高凳上換燈泡,“我就跟太太張純華開玩笑,說‘不好!我要掉下來了!’黑暗中我母親跟我父親說,‘你看兒子跟你一樣,老是搞惡作劇�！�”
　　“我父親回了一句,他說,‘我爸爸也是一樣的�！�意思是他跟我爺爺魯迅一樣,喜歡開玩笑�！�
　　周令飛說自己當時“心里咯噔一下”,雖然他由祖母許廣平一手帶大,但祖母極少同他講祖父的事情。
　　“跟大家一樣,魯迅在我心中的形象是來自學校、來自課本的。小的時候,我學習到魯迅那些作品,通過老師的教訓,也覺得我的祖父是很兇的,有的時候甚至慶幸祖父不在了,否則回到了家里祖父會罵我、打我的屁股。
　　“魯迅太偉大了,我小的時候,在學校里,人家都像看珍稀動物一樣到我們班扒著窗子看我。每次學到爺爺?shù)恼n文,同學就會對我說:‘是你爺爺寫的。’口氣很羨慕,但聽多了,心里就覺得怪怪的,總想逃脫出來。想遠離他,站在遠處眺望就好了�！�
　　如今,他自稱是“一個普及魯迅、宣傳魯迅的義工”。讓他在不惑之年從眺望變?yōu)樽冯S的,正是父親黑暗中的那句無心之言。“過去在我心中的魯迅形象,在那一瞬間被顛覆了,我的祖父到底是個怎樣的人?我想知道。”
　　周令飛扭轉魯迅形象轉播中的
　　“空洞、扁平和意識形態(tài)化”
　　“一怕文言文,二怕寫作文,三怕周樹人。”周令飛到學校演講,這句話一出口,臺下馬上響起會心大笑。
　　他所在的上海魯迅文化發(fā)展中心做過一個統(tǒng)計,從小學到中學,語文課本中的魯迅作品總計約20篇,但孩子們談論魯迅的時候往往不知道說什么,一些老師甚至怕教魯迅,不知道在當下該如何闡釋魯迅,“上海有家以魯迅名字命名的民辦學校,校長號召孩子們‘學習魯迅的戰(zhàn)斗精神,攻克學習的堡壘’。”
　　他想改變魯迅形象傳播中的“空洞、扁平,以及意識形態(tài)化”,他在自己的演講和訪談中,常常要將被神化的祖父“矮化”。
　　我們看到的魯迅雕塑都很高大,我不知道在座的是否知道魯迅有多高,我父親是1米78,我是1米80,我兩個弟弟一個1米83,一個1米85,我妹妹是1米7,大家想想看,我的祖父是多高的,估計很多人都回答是1米70左右,或者是1米70以上,實際上魯迅的身高只有161公分。
　　演講時他愛給大家看魯迅不同歷史時期的照片,以實例說明,魯迅先生并非“過去大家經(jīng)常看到的,短發(fā)豎立,目光犀利,眉頭緊蹙,面龐消瘦,或沉思或眺望,沒有笑容,凝重而嚴峻……”
　　我和我父親共同編輯了一本《魯迅家庭大相簿》,收集了所有魯迅的照片,統(tǒng)計之后發(fā)現(xiàn)100多張中有20多張的魯迅是面帶笑容的。
　　蕭紅筆下,“魯迅先生的笑聲是明朗的,是從心里的歡喜。若有人說了什么可笑的話,魯迅先生笑的連煙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來”。
　　我祖母也說過,說我爺爺?shù)男β?三間屋子外都可以聽見。
　　有這么一個故事,說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有一位雕塑家雕塑魯迅的像,請祖母提意見,我的祖母看了以后,沉思了一下跟那位非常有名的雕塑家說,“我很喜歡您的雕塑,不過魯迅是不是太嚴肅了一點,太兇了一點?”這個雕塑家不好意思地回答,“許大姐,我也想雕塑一個您心目中的魯迅,但是群眾不答應�！蔽易婺嘎犃诉@話就走開了,沒再說什么。
　　他不喜歡那個刻意被塑造為斗士、革命導師的魯迅,他樂意同大家談論祖父的浪漫和本真。在北京電視臺《悅讀會》節(jié)目錄制現(xiàn)場,主持人委婉閃爍地問及魯迅先生與蕭紅的關系,他直言快語地接過話茬,“你直接說,他倆是不是好過?是這意思不?”
　　他的定義是“知己”,“這很正常吧!優(yōu)秀的男女之間,彼此心意相通,互相欣賞,很美好啊!”他給大家講魯迅跟豬打架的故事,拊掌大笑,笑聲傳到三間屋子之外。
　　1926年魯迅到廈門教書,思念在廣州的祖母,他一個人在相思樹下想念愛人,一頭豬不識相,跑過來,啃地上的相思樹葉,我祖父很惱火,擼起袖子就跟豬搏斗,一個老師跑過來,問他你怎么跟豬打架,他說老兄我不能告訴你……他想念我祖母,靠在一個有個許字的墓碑上合影,寄給她,多浪漫多可愛的一個人!
　　許廣平在周揚的指導下回憶魯迅
　　“關于我祖父的各種回憶錄,1949年之前的更為信實�！�
　　今年年初,周海嬰和周令飛父子將許廣平1959年寫成的《魯迅回憶錄》以手稿本形式重出。
　　周海嬰、馬新云夫婦在該書序言中寫到,“當時已60高齡且又時時被高血壓困擾的母親來說,(寫這本書)確是一件為了‘獻禮’而‘遵命’的苦差事�！�
　　魯迅逝世后,許廣平常應邀寫各種回憶文字,“我所認識的魯迅先生,只不過占其全生涯的五分之一強,比較起許多他的老朋友,還是知道得不算多,寫起來未必能周到。不過承好些朋友的督促,以為研究這時代的中國思想者,就是一飲一食,也可資參考的。為了義不容辭的責任,就拿起筆來了。”
　　這種回憶常使她傷慟,“時常眼睛被水蒸氣蒙住了,以致擱起筆來”。
　　她的文章平實動人,她眼中的魯迅絕無后來人工演繹的高大全:
　　衣服他是絕對要穿布制的,破的補一大塊也給一樣地穿出來。為了衣著的隨便,于是乎在十里洋場的上海,他到醫(yī)院給朋友當翻譯,醫(yī)院里面的人就當他是吃翻譯飯的,大敲其病人的竹杠;到印刷所接洽印件,或到制版公司去制鋅版,人家當他是商店里的跑街或伙計;到外國人的公寓去拜訪,電梯司機人就當他是BOY,不準他乘電梯,要他一步步跑到九層的樓上。(《魯迅的生活之一》)
　　她也不掩飾這個大丈夫的小性子:
　　因為我不加檢點地不知什么時候說了話,使他聽到不以為然了,或者恰巧他自己有什么不痛快,在白天,人事紛繁,和友朋來往,是毫不覺得,但到夜里,兩人相對的時候,他就沉默,沉默到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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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高興時,會半夜里喝許多酒,在我看不到的時候。更會像野獸的奶汁所喂養(yǎng)大的萊謨斯一樣,跑到空地去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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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沉默對沉默,至多不過一天半天,慢慢雨散云消,陽光出來了。他會解釋似地說:“我這個人脾氣真不好�！薄耙驗槟闶窍壬�,我多少讓你些,如果是年齡相仿的對手,我不會這樣的�！边@是我的答話。但他馬上會說:“這我知道�！�(《魯迅先生的日常生活――起居習慣及飲食嗜好等》)
　　1940年8月,她在上海《學習》雜志上發(fā)表文章,題為“瑣談”,直言她為程式化的魯迅回憶文章所苦,“似乎類于八股式的命題了,每有紀念魯迅特輯的刊物的時候,就很榮幸地直接間接得到通知,許我也參加一分說幾句話。其實這是很窘苦的事,我們生活太密切了,遇到的都是很平凡的經(jīng)過,有什么可記述的呢?”
　　1959年,為慶祝建國10周年,各行各業(yè)都須“獻禮”,許廣平受命再憶魯迅,“魯迅逝世已經(jīng)二十三年了,雖則音容宛若,但總覺言行多所忘記了。為著對歷史的忠實,為著對讀者的負責,都不應孟浪而為,因此頗感苦惱�！�
　　她的真實一如從前,說自己記不得魯迅大段的談話,也沒有什么“猛料”,因為家庭生活中“不是講整套話的時候”,“每每朋友一來,我就張羅些家務:或添菜吃飯,或看顧小孩之類,往往聽到片言只語,未必能全,時日一長,便多忘記了�！�
　　在周揚和邵荃麟的直接指導之下,許廣平“深深學到社會主義風格的創(chuàng)作方法”,“就是個人執(zhí)筆,集體討論、修改的創(chuàng)作方法。我這本小書,首先得到許多同志的直接指導和幫助。他們重視這一項工作,關心指出何者應刪,何者應加,使書的內容更加充實健康了”。
　　初版序言中許廣平寫道,“大躍進的精神感召了我;‘十一’獻禮的洶涌熱潮又鞭策著我;在總路線多快好省的號召下,鼓舞起我的干勁;工人階級大無畏的堅決創(chuàng)造意志又不斷做我的榜樣,于是就下定決心試試寫作了。”
　　這個極具時代話語特色的序言在新版手稿本中一字未動。周海嬰在新書發(fā)布會上說:“我母親和父親生活了十幾年,從學生到終生伴侶,她說她死后她的文稿可以一個字不修改發(fā)表。當年,中國發(fā)表文稿、書籍是有‘紀律’的,能不受約束的只是極少數(shù)人,我母親沒有豁免權。很多作家都有被修理過的地方,研究中國近50年歷史的學者,可以比對兩個文本,看看作者的原意如何受一種規(guī)定話語模式的擠壓,如何變形的�！�
　　《魯迅回憶錄》第十二章,許廣平原題為“在黨領導下的活動工作點滴”,后被改為“黨的一名小兵”。
　　毛澤東將魯迅神圣化
　　“魯、郭、茅;巴、老、曹”,將魯迅推上現(xiàn)代文學頭把交椅的不是別人,正是一生從未與魯迅謀面的毛澤東。
　　1934年初,馮雪峰在瑞金見到毛澤東,向毛匯報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藝陣營的活動,毛澤東對魯迅的事情尤其感興趣。馮雪峰告訴毛澤東,有一個日本人說,全中國只有兩個半人懂得中國: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魯迅,半個是毛澤東。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一番沉思之后,他說:“這個日本人不簡單,他認為魯迅懂得中國,這是對的。”
　　馮雪峰告訴毛澤東,魯迅看了毛澤東的幾首詩詞后,認為有一種“山大王”的氣概,毛澤東聽后,并不生氣,反而開懷大笑。
　　從延安時期開始,毛澤東便養(yǎng)成常讀魯迅的習慣。1938年1月12日,他給當時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任主任教員的艾思奇寫過一封信,信中說:“我沒有《魯迅全集》,有幾本零的,《朝華夕拾》也在內,遍尋都不見了�！�
　　1938年8月,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的20卷本《魯迅全集》在上海出版,內容包括魯迅的著作、譯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這是我國第一次出版《魯迅全集》。通過黨的地下組織,從上海輾轉送到了陜北根據(jù)地,毛澤東得到了一套。
　　這套20卷本的《魯迅全集》一直伴隨著他,從陜北帶到了中南海。毛澤東逝世后,報紙上發(fā)表過一張他站在書柜前看書的照片,他手里翻看的正是為他及其他視力減弱的中央領導同志特印的大字本《魯迅全集》。
　　魯迅的作用和影響力,毛澤東看得很準。1934年與馮雪峰熱議魯迅時,他正受到王明勢力的冷落和打擊,被排擠在中央領導層之外,聽說中央局有意請魯迅主持中央蘇區(qū)教育工作時,他搖頭說:“真是一點不了解魯迅!魯迅當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魯迅的作品1923年便開始入選中學語文教材,民國時期選入教材的多是小說、散文。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及蘇維埃中央政府致電許廣平,稱魯迅為“民族最偉大的文學家、熱忱追求光明的導師、獻身于抗日救國的非凡領袖、共產(chǎn)主義蘇維埃運動之親愛的戰(zhàn)友”。
　　南京當局雖未采納為魯迅“舉行國葬并付國史館立傳”的要求,但孔祥熙以個人名義送了挽聯(lián)――“一代高文樹新幟;千秋孤痛托遺言�！�
　　10個月后,“八一三”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緊迫的時局淡化了魯迅知識分子的獨立形象,“戰(zhàn)士”、“斗士”的形象被高揚起來。郭沫若以他慣有的充沛激情疾呼,“魯迅并沒有死!目前在前線上作戰(zhàn)的武裝同志,可以說個個都是魯迅,目前在后方獻身于救亡活動的人,也可以說人人都是魯迅。魯迅化為復數(shù)了�！�
　　1940年1月9日,毛澤東在陜北發(fā)表長篇演講――《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演講中稱魯迅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并給予魯迅“三家(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最高政治定位。
　　此后,解放區(qū)的語文教材中大量增選魯迅的“戰(zhàn)斗雜文”,而國統(tǒng)區(qū)則禁止學生閱讀魯迅,禁止發(fā)行魯迅的一切出版物。魯迅不再是獨立于任何黨派之外的自由知識分子,而成為共產(chǎn)黨高擎的一面意識形態(tài)大旗。
　　愈學習魯迅,愈沒有魯迅
　　建國之后,魯迅作品的解讀朝著高度政治化一路狂奔。1956年10月,客居香港的曹聚仁以記者身份回到大陸,這一年恰是魯迅先生去世20周年,曹看到“魯迅的神話化和庸俗化的笑話,那是隨處可見的”。同年,他的《魯迅評傳》在港出版,影響巨大,但因為這是一本“人化”的魯迅傳記,直至1999年4月,才在大陸出版。
　　中國社科院魯迅研究室研究員張夢陽終身致力于魯迅研究的“科學化”,“1957年,馮雪峰、陳涌、李長之、許杰等研究魯迅的學者陸續(xù)被打成右派,魯迅研究的學理精神完全被扼殺。背離真實性和魯迅精神的極左傾向,統(tǒng)治了整個中國的精神文化界,魯迅研究領域首當其沖,成為了重災區(qū)�！�
　　《魯迅批判》的作者李長之被批斗,一工宣隊隊員指著他的鼻子罵,“是你寫的《魯迅批判》么?魯迅是可以批判的么?就沖著‘批判’,你就罪該萬死!”
　　文革初,魯迅作品一度被逐出中學語文課本,兩年后,形勢發(fā)生變化,魯迅雜文被全面收編,進入政治話語體系。
　　196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30周年紀念大會上,姚文元做了題為《紀念魯迅,革命到底》的報告,“發(fā)揚魯迅‘打落水狗’的戰(zhàn)斗精神”,“對人民的敵人決不寬恕”。
　　許廣平題為《毛澤東思想的陽光照耀著魯迅》的發(fā)言則令人瞠目,“毛主席稱贊魯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將,但魯迅總是以黨的一名小兵自命……魯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黨和毛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學習和掌握毛澤東同志制定的黨的方針政策……”,“魯迅對我們最敬愛的毛主席是無限地崇敬和無限熱愛……魯迅的心,向往著毛主席,跟隨著毛主席,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是魯迅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
　　“那是一個可怕的年代,許廣平講那樣的話也是迫不得已,人們應該原諒�！睆垑絷柕挠^點得到不少人的贊同。
　　學者朱健國反思那個時代,“愈號召學習魯迅,結果愈沒有一個魯迅。魯迅著作中,好像什么都預料到了,就是沒有想到,魯迅會在偉大者的表彰、宣傳之中真正永遠消逝。”
　　文革前夕,毛澤東給江青寫信,信中說,“我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1971年11月20日,毛澤東在武漢說:“我勸同志們看看魯迅的雜文。魯迅是中國的第一個圣人。中國第一個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賢人,是圣人的學生�！�
　　此語一出,萬人追隨。1973年底,魯迅作品集的單行本全部出版,成為一代人罕有的精神食糧。文革后,《魯迅語錄》大量出現(xiàn),斷章取義、任意曲解魯迅作品及言論的現(xiàn)象登峰造極。
　　北京魯迅博物館副館長黃喬生給本刊記者展示了一本蓋有“魯博革命縱隊”紅章的《魯迅語錄》,他曾經(jīng)就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版本的《魯迅語錄》做過專題研究。
　　“編印魯迅語錄的主要目的是用魯迅的話來注解毛澤東思想。現(xiàn)在見到的較早的版本是首都紅代會、新北大井岡山兵團魯迅縱隊編印的《魯迅語錄》,1967年9月出版。此書封面的大小、版式設計和字體都與當時的《毛主席語錄》極為相似。扉頁上有紅色題詞:‘毛澤東同志的偉大戰(zhàn)友魯迅精神不朽!讓我們踏著文化革命先驅者魯迅的足跡前進!讓我們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道路上前進!’這段話出自陳伯達在紀念魯迅逝世30周年大會上所做的閉幕詞。推測起來,這本魯迅語錄有可能是陳伯達指示或主持編寫的�！�
　　此后,全國各地陸續(xù)出現(xiàn)很多版本,有的叫《魯迅語錄》,有的叫《魯迅言論錄》,有的是自編,有的是翻印北京的版本。當時出版界已陷入無序狀態(tài),一般語錄都是非賣品,黃喬生發(fā)現(xiàn)惟一一本有定價的語錄,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紅色出版兵”編輯的,定價4角。
　　“要是魯迅先生還活著”
　　1946年魯迅逝世10周年,作家范泉在他主編的《文藝春秋》月刊10月號上推出了一個紀念特輯,以“要是魯迅先生還活著”為題,邀請15位知識分子筆談。茅盾、田漢、施蟄存、臧克家、蕭乾等人紛紛提筆,所答均緊扣當年6月內戰(zhàn)全面引爆之時局,好幾位作家談到李公仆、聞一多的遇刺,郭沫若、馬敘倫的挨打,認為魯迅如果活著,也難逃厄運。
　　1957年7月7日,毛澤東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接見上�？茖W、教育、藝術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席間羅稷南問了毛澤東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么樣?”
　　毛的回答語驚四座,“要么被關在牢里繼續(xù)寫他的,要么一句話也不說�！�
　　毛澤東與羅稷南的對話最早由魯迅與許廣平的獨子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披露,其后,著名魯迅研究專家、出版人朱正在《魯迅的一世紀》一書中分上下兩章展現(xiàn)了諸多歷史細節(jié)。
　　曹聚仁在《魯迅評傳》“政治觀”一章中稱魯迅“帶了濃重的虛無色彩,并不相信任何政黨會有什么成就”。他始終堅持魯迅的一生只是一個“革命的同路人”。
　　胡適眼中的魯迅,“首先是以一團怨氣為內容,繼而是奉行蘇俄的文藝政策,終乃完全聽從蘇俄及共產(chǎn)黨的操縱”。他從實用主義的角度揣度魯迅與共產(chǎn)黨之間的關聯(lián),“不要以為魯迅自始即是處心積慮的為共產(chǎn)黨鋪路。那不是事實,他和共產(chǎn)黨本來沒有關系,他是走投無路,最后逼上梁山。他從不批評共產(chǎn)主義,這也是不假的,他敞開著這樣一個后門。所以后來共產(chǎn)黨要利用他來領導左翼作家同盟時,一拍即合�！�
　　真正改變魯迅對革命者認識的人是瞿秋白和馮雪峰。魯迅將瞿秋白引為“知己”,曾抄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相贈。瞿秋白英年早逝,共產(chǎn)黨又把馮雪峰派到了魯迅身邊。
　　除了以筆為匕首投槍外,他還為共產(chǎn)黨做了很多具體的事情,例如幫助成仿吾找到黨組織;通過日本友好人士為共產(chǎn)黨搜集情報;方志敏入獄后,他成為方和黨中央特科的交通橋梁,在他的建議下,方志敏利用敵人軟化他的時間,寫下了《可愛的中國》等文章,流傳后世。
　　蕭紅《回憶魯迅先生》一文中寫到某天同魯迅去看電影:
　　魯迅先生坐在××電影院樓上的第一排,那片名忘記了,新聞片是蘇聯(lián)紀念五一節(jié)的紅場。
　　“這個我怕看不到的……你們將來可以看得到�！濒斞赶壬�向我們周圍的人說。
　　這個美好的愿景并非魯迅對新中國的惟一假想。左聯(lián)后期,他同周揚等人分歧日劇,難掩失望。在致王冶秋(左聯(lián)成員,解放后曾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信中,他說,“我在這里,有些英雄責我不做事,而我實日日譯作不息,幾乎無生人之樂,但還要受許多閑氣,有時真令人憤怒,想什么也不做……”在給曹靖華(留蘇學生,參加過魯迅主持的未名社,后因介紹蘇聯(lián)革命文學,代魯迅搜集蘇聯(lián)版畫和革命書刊,往來密切)的信中,他將周揚等左聯(lián)領導比作“手執(zhí)皮鞭,亂打苦工脊背,自以為在革命的大人物”。
　　他看不得周揚等人唱高調,發(fā)號施令,不對敵人認真作戰(zhàn),于是寫信給胡風,“我本是常常出門的,不過近來我知道了我們的元帥深居簡出,只令別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在家里了�！�
　　1934年至1935年間,瞿秋白夫人楊之華去找魯迅,請他簽一個文件,他不肯簽,很生氣地問她,“像(周揚)這樣的黨員,你們?yōu)槭裁床磺宄鋈��！?
　　當馮雪峰長征后,到上海再見魯迅,魯迅的第一句話竟是,“這兩年我給他們擺布得可以!”
　　1934年4月30日,他曾致信曹聚仁,“……倘當崩潰之時,竟尚幸存,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耳。”
　　他聽馮雪峰介紹革命形勢,對馮說,“你們來到時,我要逃亡,因首先要殺的恐怕是我�！瘪T雪峰連忙搖頭擺手,“那弗會,那弗會!”
　　“后期的魯迅,他如此熱烈擁抱社會甚至熱烈擁抱政治,是事實�！�…魯迅盡管是個天才,但也難以逃出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激進大潮流。在精神創(chuàng)造中,也曾悲劇性地用政治話語取代文學話語,消耗太多寶貴的心力。他那么深地介入政治和左翼營壘,是幸還是不幸,尚須時間來判斷。”劉再復為朱正《魯迅傳》(港版)作序時如是寫道。
　　胡風也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如實呈現(xiàn)了轟隆運轉的宣傳機器對魯迅的巨大損耗和吞噬。
　　“兩個口號”的論爭,使得陷入內耗的魯迅身體狀況越來越糟糕,馮雪峰為了執(zhí)行黨交給的任務,仍要打擾魯迅的內心安寧。魯迅發(fā)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xiàn)在我們的文學運動》都是由魯迅口述、馮雪峰筆錄的。
　　一次馮雪峰代擬了一個稿子,約胡風一起去魯迅家。魯迅病體不支,馮雪峰把稿子念給魯迅聽,魯迅沒有力氣說話,只是點了點頭,表示同意,臉上略有不快之色。
　　兩人出門后,馮雪峰對胡風說:“魯迅還是不行,不如高爾基;高爾基那些政論文,都是黨派給他的秘書寫的,他只簽一個名就行了�！�
　　胡風很震驚,“魯迅病得這樣沉重,應該盡一切可能搶救他,應該盡最大的努力避免刺激他打擾他。……魯迅在思想上是非常嚴正的,要他對沒有經(jīng)過深思熟慮的思想觀點擔負責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對病情產(chǎn)生不利的影響。”
　　周令飛不喜外界把魯迅的晚年描述得過于孤獨和凄苦,“我理解的魯迅,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在彌留之際是不應該有悲哀痛苦的。在他的一生當中,他盡可能地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且做得那么好�！�
　　今天我們如何紀念魯迅
　　《死》是魯迅最后時期的一篇散文,文中有他對親屬的囑托,常被視為先生的遺囑:
　　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關于紀念的事情。
　　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蟲。
　　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還有,現(xiàn)在忘記了。只還記得在發(fā)熱時,又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他像是預料到自己身后的喧囂聒噪,特此囑托。只是一個遺體上空前莊重地覆蓋了繡著“民族魂”三個大字的旗幟的人,如何能輕易得到安息?
　　魯迅的研究、出版,乃至紀念,一直被納入官方話語體系。
　　位于北京西城區(qū)阜城門內大街的魯迅博物館俗稱“西魯”,院內的魯迅故居,是魯迅在北京的最后一處住所。1950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14周年紀念日,故居頭一次開放,接待各界群眾參觀、瞻仰。
　　1979年5月,周揚牽頭成立了社科院魯迅研究室,因社科院在東長安街,被稱為“東魯”。
　　“西魯”、“東魯”,以及專司魯迅著作出版發(fā)行的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都在爭奪對魯迅的話語權。1979年5月26日,魯迅研究會成立,周揚任會長�！拔黥敗别^長李何林為人耿介,直言當年處處違逆魯迅的“四條漢子”之首如何能當此任?
　　1981年,魯迅誕辰100周年,社科院魯研室受命為周揚寫一篇大會發(fā)言稿,由魯研室的劉再復和哲學所的張琢聯(lián)手操刀,張夢陽那時30出頭,“給他倆打打下手”。
　　“當時兩種思潮的斗爭已經(jīng)開始了,發(fā)言稿是劉再復負責執(zhí)筆的,他的主旨是要堅持魯迅精神,主張思想解放。寫完之后,打印出來,送到周揚那里,當時周揚在北京醫(yī)院住院,已經(jīng)73歲了。他看了是滿意的,可是林默涵跟王任重堅決否定�！�
　　劉再復后來告訴張夢陽,林默涵和王任重一邊一個坐在周揚的病床旁,指責那個講話稿立場有問題。周揚迫于壓力,答應讓中宣部重新組織人另起爐灶,“劉再復、張琢就退出了,我這個跑腿兒的反倒繼續(xù)留在封閉寫作的賓館,等著同新來的人銜接。”
　　最終由于時間倉促,加之新來的人對魯迅研究不夠,9月25日的人民大會堂上,周揚還是宣讀了劉再復他們起草的發(fā)言稿。
　　這一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發(fā)行了16卷本的《魯迅全集》,編輯工作由中央直接抓,胡喬木掛帥,后來他忙于其他工作,委托林默涵代為負責。為了排除干擾,魯迅編輯室設在社外,在宣武區(qū)虎坊橋《詩刊》雜志社找了個空房子,時任編輯部成員陳早春每天擠公交車去上班,一個冬天下來,“大衣扣子全都被擠掉了”。他們的工作條例中明確規(guī)定:“注釋中遇到一些較為重要或者復雜的問題,應特別嚴格掌握分寸,并將注稿送請上級領導審定�！�
　　1986年,黃喬生自南京大學中文系研究生畢業(yè),分配到魯迅博物館研究室,“直到80年代,魯迅學都是一門顯學。”他的畢業(yè)論文是《野草》的文本分析,很多同學羨慕他分到魯博研究室,極少有人預見到魯迅的官方研究興盛期已近尾聲。
　　“我剛來就趕上魯迅逝世60周年,當時在社科院搞了一個紀念大會,錢鐘書致開幕辭,他說魯迅是個偉人,要從多方面研究……那時劉再復還在國內,是社科院魯研室主任,那個會他也參加了�！�
　　1989年五四青年節(jié),有關方面組織了一個“魯迅與五四名人與中國傳統(tǒng)”的討論會,黃喬生記得會上許多人慷慨激昂,將魯迅視為反傳統(tǒng)、學習西方文明的榜樣。不過很快,那些都不讓提了。
　　一段沉寂之后,商業(yè)大潮洶涌來襲,魯迅研究逐漸退潮,“魯迅學成為博物館里的展覽品,思想史的一個標本,距離現(xiàn)實越來越遠了。”
　　2006年,周海嬰、周令飛父子發(fā)表了一篇長文《魯迅是誰》,這個話題引來學界內外許多爭論。
　　“東魯”社科院魯研室自張夢陽退休后就取消了編制,“西魯”魯迅博物館現(xiàn)為司局級公益性事業(yè)單位,參觀者只要出示有效證件,就可以免費參觀陳列館和魯迅故居。然而即便是北京游客云集的暑期,館內游客也很少。
　　副館長黃喬生眼下最操心的是如何利用魯迅在大眾心中的“最后一點影響”抓緊宣傳魯迅�！皩τ谙乱淮鷣碚f,魯迅是非常陌生的,在這個陌生化到來之前,我們還能做些什么,我現(xiàn)在作為博物館的運營者,就是要想盡一切辦法,普及魯迅�！�
　　魯博館長孫郁曾經(jīng)邀請莫言、陳丹青來辦講座,莫言說,“和魯迅相比,我覺得自己還是一個孩子�！�
　　孫郁認為:“魯迅首先是一個翻譯家,其次才是作家。魯迅晚年每年都要翻譯兩、三本書,把魯迅和胡適作比較,就可以發(fā)現(xiàn),胡適的思想和智慧在30歲就已經(jīng)停止前進了,而魯迅在50歲的時候依然在不斷發(fā)展。因為魯迅要翻譯、要輸血、要新鮮的東西,他警惕自己成為過去思想的奴隸�！�
　　黃喬生感嘆,“魯迅還是一個對中華民族很有用的思想資源,到今天為止,我們還是面臨著怎么對待西方,怎么對待傳統(tǒng)文化,中國道路選擇的問題。這些魯迅都有思考,但是現(xiàn)在似乎已經(jīng)沒有人有這個耐心來讀他了�！�
　　學者錢理群指出魯迅研究界或隱或顯地存在著一種傾向,在“將魯迅凡俗化”的旗號下,消解或削弱魯迅的精神意義和價值。
　　“我們?yōu)槭裁葱枰�魯迅”是錢先生魯迅講座中經(jīng)常要講的內容,“在魯迅面前,你必須思考,而且是獨立地思考。正是魯迅,能夠促使我們獨立思考,激發(fā)我們的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他不接受任何收編,他也從不試圖收編我們;相反,他期待,并幫助我們成長為一個有自由思想的,獨立創(chuàng)造的人――這就是魯迅對我們的主要意義�！�
　　“魯迅曾提出一個‘真的知識階級’的概念……永遠站在底層平民這一邊,是永遠的批判者。這也是魯迅的自我命名。這樣的‘真的知識階級’的傳統(tǒng),在當下中國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這是我們今天需要魯迅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魯博安靜的展廳里,一幀幀照片、一件件實物凝固了逝者的人生。
　　展覽的最后一個主題是魯迅生命的最后時刻――從魯迅逝世前13天和青年木刻家的溫馨合影;到去世前3天仍在續(xù)寫的遺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再到辭世前一天,病體難支,寫給好友內山完造,拜托他請醫(yī)生的珍貴遺墨;之后是那張令人不忍正視,取掉了全副假牙,臉頰塌陷的遺容照片;最后,是那面曾經(jīng)覆蓋在魯迅遺體上,繡著沈鈞儒手書的“民族魂”三個大字的白色大旗。
　　觀眾留言簿上,《有聲的中國》和《野草題辭》中的兩段話常被引用:
　　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fā)表出來。……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
　　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巖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于是并且無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
　　
　　(參考書目:許廣平《十年攜手共艱�！贰ⅰ遏斞富貞涗洝�、曹聚仁《魯迅評傳》、劉再復《魯迅傳》、朱正《魯迅的一世紀》、黃喬生《魯迅與胡風》、《魯迅語錄閱讀小札》、張夢陽《中國魯迅學通史》、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薄景昕《試論中學魯迅作品的選編與政治文化的關系》、康凌《學者魯迅――一個建構史的回顧(1936-196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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