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當代藝術(shù)的一切形式，影像的、裝置的、行為的，沖擊帝國主義的一切存在，政治的、商業(yè)的，文化的 　　 　　高且闊的畫廊里，純白色從腳到頂，襯得半人高的攝影作品也矮小起來。那些凋敝沉重的畫面，浸在一片白光里，透出詭異的寧靜。右轉(zhuǎn)幾步，揭開黑簾，仿佛進了另一個世界，一切淹在黑暗里，只有巨大的銀幕閃著微光：男子穿上父親遺留的軍服，在機器風管的轟鳴聲中，游走在迷宮般的化工廠遺跡里，尋找已經(jīng)空洞的集體記憶。
　　陳界仁站在分隔白和黑的簾子前，著黑衣黑褲，戴黑框眼鏡，花白的頭發(fā)極短，根根豎起。背后的白墻上，用小字打著他的作品名――《帝國邊界Ⅰ&Ⅱ》。這是他在大陸的首次個展。
　　作為臺灣最具國際影響力的當代藝術(shù)家之一，50歲的陳界仁在威尼斯、里昂、圣保羅、利物浦、洛杉磯、馬德里等地參展無數(shù)。2009年，他獲得臺灣“國家文藝獎”視覺藝術(shù)類大獎，成為此領(lǐng)域最年輕的獲獎?wù)摺?
　　坐在北京初冬的陽光下，陳界仁緩緩吸煙，用安靜的語調(diào)講“人民”、“帝國主義”這樣的鏗鏘詞語。他知道這在臺灣屬異類，即使在大陸，說它們都顯得過氣。但其實他說的，已不是這些詞的通常意義。他經(jīng)常要一個字一個字費力解釋：“我知道這很容易被誤解，就像我的作品常被誤解為暴力�！�
　　
　　不是他者，而是我們
　　
　　二十多年前，陳界仁服兵役，離開了臺北郊區(qū)眷村的家。那片沙洲上，有殘破的老建筑、斑駁的標語、連綿的加工廠、關(guān)押政治犯的軍法局、高聳的圍墻、刺目的陽光……像許多想逃離出生地的少年一樣，他對自己說：我再也不要回來了！
　　他的確不再回去，除了過年。雖然離市區(qū)只有半小時車程，但在那時的陳界仁心里，那個家很遙遠。
　　高職美工科畢業(yè)后，陳界仁不想念書了，因為覺得學校里教的抽象畫之類，既無傳統(tǒng)精神，也和現(xiàn)實無關(guān)。他去工廠打工，“每天鎖那4個螺絲”，進卡通公司畫卡通，開始拍實驗電影、做裝置。
　　正值臺灣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陳界仁像個斗士，要直接去撞戒嚴體制。1983年，他召集朋友，頂著禁止街頭集會的管制令，在臺北最熱鬧的西門町街頭表演了一場行為藝術(shù)《機能喪失第三號》。1984年，他在當時最“前衛(wèi)”的美國文化中心舉辦個展，卻在開幕當天被要求撤展。他和朋友們風風火火地一場場做活動，直到1987年，臺灣解除戒嚴。
　　眾人歡慶時，陳界仁突然沉寂了。
　　“我覺得有什么不對，不是說今天解嚴了，事情就過了，那種邏輯已經(jīng)內(nèi)化到我們潛意識里了�！彼�開始思考，民主到底是什么，只是每個人都有投票權(quán)？什么才是公平的經(jīng)濟制度？什么是自由？臺灣怎么一步步走到現(xiàn)在？“我不相信那個答案很簡單，我要多花點時間想一想�！�
　　這一想就是8年。他辭去收入不錯的工作，每天閱讀、吸煙、思索，靠擺地攤的弟弟養(yǎng)活。
　　陳界仁又回到那片當年想逃離的沙洲，記憶和現(xiàn)實卷裹而來，那個他本以為像自然物一樣平淡存在的眷村，在他眼里突然清晰：這是他的現(xiàn)實，也是無須擺脫的命運�！耙郧白龅臇|西沒有脈絡(luò)，一直是想象西方，沒有從自己的所在地出發(fā)。我覺得我開始懂得‘看見’這件事�！�
　　1996年，36歲的陳界仁重新開始創(chuàng)作。他很窮，偶然碰上一個過去的朋友，正好有臺586計算機，就借來做《魂魄暴亂》系列。他把盜版書上關(guān)于屠殺和刑罰的照片掃描下來，自己的小照片也掃描下來，放得很大，人的臉孔只剩下模糊網(wǎng)點，然后用數(shù)字筆憑想象一點點描清五官。他把自己的臉挪上去，有時是屠殺者，有時是受刑者，有時是旁觀者，有時幾者皆是。
　　這被許多人評為恐怖和賣弄奇觀，而陳界仁想表達的是“失語的‘被攝影者的歷史’”，選擇這些看來恐怖的照片，是因為被刑罰者是被攝影者中最極端的例子，到死都難以逃逸。
　　兩年多后，他帶著《魂魄暴亂》參加威尼斯雙年展，正式成為一名藝術(shù)家。
　　
　　無數(shù)的微小力量
　　
　　年過半百的女工們，回到關(guān)閉的工廠。銀發(fā)的阿姨默默擦拭廢棄的桌椅，趴在縫紉機上休息，在廢墟中舉起成衣，如一面旗幟。
　　上世紀90年代，臺灣漸漸不再是世界工廠，密集勞動產(chǎn)業(yè)大量外移，許多工廠惡性關(guān)閉。2003年，陳界仁開始拍攝《加工廠》，將鏡頭對準無處可去的女工們。這曾是臺灣北部最大的成衣廠，上千女工專門生產(chǎn)亞熱帶的臺灣永遠穿不上的皮衣和冬裝。7年前，女工們失去干了20年的工作，甚至無法拿到退休金和資遣費。
　　陳界仁說服廠房的管理員，撕開法院封條混進去。他租回已經(jīng)被賣掉的同廠牌縫紉機，找到還留下的三四十位女工，請她們重新回廠“工作”。8點上班，中午休息，5點下班。年老的女工們再一次摸到縫紉機，把線穿過針孔時，竟大多穿不過去，穿了很久很久。
　　此時，對惡性關(guān)廠的關(guān)注在主流媒體上早已沉寂，但對陳界仁而言，銘刻在臺灣人身體內(nèi)的30年勞工加工經(jīng)驗，不能忘記。
　　陳界仁不喜歡“社會介入”、“關(guān)懷弱勢”這樣的字眼，他拍的不是“他者”，而是“我們”。他的大姐做了一輩子女工，他也在加工廠做過一段時間�！斑@些人不是弱勢，他們懂得怎樣爭取自己的權(quán)益。包括從戒嚴到解嚴，失業(yè)勞工很大程度上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主要力量�！�
　　這樣的關(guān)注從上一個作品《凌遲考：一張歷史照片的回音》就開始了。這段拍攝凌遲過程的影像里，閃出了一張張當代面孔：冷戰(zhàn)時期的政治犯、工廠污染受害勞工、失業(yè)廉價勞工……“今天的勞工不就是處于廣義的凌遲狀態(tài)？反復、漫長、無止境，以及非人道的剝削，他們的生命被資本市場視為‘物’，剝削完了就被拋棄�！�
　　吸引陳界仁拍攝《凌遲考》的，是一張1905年法國軍隊在中國拍攝到的凌遲照片，被捆綁、被肢解、被拍攝、被灌食鴉片的受刑者，在極度的痛苦下，竟面朝天空露出微笑。這張被西方知識分子廣泛認識的照片，已經(jīng)被討論出諸多的哲學涵義。在陳界仁看來，最打動他的可能性是，一個無法逃逸的人，在似乎無法采取任何“行動”時，藉由一個具有主動性和行動性的微笑，創(chuàng)造了一個連死亡都無法消解的“困惑”�！拔疑钌铙w會到，邊緣區(qū)域可以如何在最不可能的條件下，創(chuàng)造出‘行動’的可能性�！�
　　陳界仁篤信行動的力量，也平靜地接受做事不是要馬上改變它�！耙欢ㄊ菬o數(shù)的諸眾，經(jīng)過慢慢的溝通，匯聚無數(shù)微小力量，慢慢迫使它改變。就像臺灣解嚴，不是哪天統(tǒng)治者大發(fā)慈悲就變了。是到了某個點，它自然被改變�！�
　　所以，去年因勾錯表格被美國在臺協(xié)會面試官懷疑要偷渡時，陳界仁沒有改天再去辦一次簽證，而是成立了“我懷疑你是要偷渡”網(wǎng)絡(luò)博客，征求有類似遭遇的人寫下自己受歧視的經(jīng)驗，同時也討論如何改變這種歧視制度。
　　博客里的留言分三種，一種寫下自己如何被刁難拒簽，第二種比例很高，“幫著美國來罵我，主要是說，要遵守人家的法律。但納粹屠殺猶太人、美國和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臺灣的戒嚴條款，都是依法辦理的。同樣作為被歧視的臺灣人，有這么多主動維護美國，值得深思�！标惤缛首钪匾暦葱炎陨淼牡谌�種留言，臺灣在對待大陸配偶、東南亞配偶和外籍勞工時，法律同樣苛刻。
　　這些最終匯成了影像作品《帝國邊界 I》，以“報告劇”的形式，第一段講臺灣人申辦赴美簽證受到的粗暴對待，第二段由9位嫁給臺灣人的大陸配偶，親身講述臺灣移民署的各種嚴苛審查和歧視。
　　陳界仁還決定，再不去美國。即使有人找到他，說可以送簽證到家，他也拒絕了。不過他不拒絕對話，今年在美國的演講，他“創(chuàng)造分身”，請朋友幫忙去講。對他來說，“不去”是行動的方法，不是故作的姿態(tài)。
　　
　　西方公司
　　
　　最新的作品里，陳界仁把目光從最眼前的現(xiàn)實轉(zhuǎn)向他已逝的父親。父親出生在福建惠安一個貧窮漁村里，為討生活參了軍，成為國民黨�！俺�了當兵沒有其他出路，如果他身在延安，可能就是共產(chǎn)黨�！�
　　童年，陳界仁對父親幾乎沒有印象，只記得有一天家里突然來了個軍人，很奇怪。小小的陳界仁拖他行李，要趕他出去，被攔住說：那是爸爸。父親長年駐扎在金門，是美國CIA和國民黨訓練的反共救國軍�！八�得去攻打自己的家鄉(xiāng)，到后來自己都無法面對，開放探親后都不愿意回去�！�
　　沉默的父親很少談自己的生平，陳界仁甚至不知道祖父的名字。
　　父親過世后，陳界仁打開了他的遺物。那是一件老舊的軍服；一本半虛構(gòu)的自傳，應(yīng)對上級檢查他對黨國的忠誠；一份“反共救國軍”突擊艦在海上被解放軍擊沉的手抄陣亡名單，陣亡軍人的家庭情況，大都寫著“家貧”；一本空白相薄，里面曾有正在訓練的大兵照片，都被父親燒掉了。
　　服兵役時，陳界仁也被分到反共救國軍�？粗�父親的遺物，陳界仁想：我們兩代人都在幫美國人當守衛(wèi)嗎？
　　陳界仁開始做《帝國邊界Ⅱ――西方公司》。訓練父親的CIA，那時在臺灣叫“西方公司”�！拔艺f的重點不是西方，而是公司，其實到今天我們都沒有真正離開西方公司，而且它變得更大了，全球都是�！�
　　訓練父親的那個“西方公司”已經(jīng)沒有痕跡，陳界仁找到一個1957年美國經(jīng)濟援助臺灣時蓋的化工廠。在空蕩的遺跡里，陳界仁搭景拍攝：父親忌日時，兒子凝視父親留下的遺物，穿上父親的軍裝，在焚燒銀紙的煙霧中走入恍如“西方公司”的廢墟，陸續(xù)遇到回來尋找自身檔案的“反共救國軍”、從未離開這棟樓也無檔案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和當代失業(yè)勞工。
　　“我的興趣不是講我父親怎么了，那代人基本上不會去談這些事，那是一種集體的緘默、空白化。這個歷史留下太多的空白，沒有機會反思。穿過社會表象去看它，才能找到根源�！�
　　他找到對抗空白化的方法是“人民書寫”和“人民記憶”。有時，他把“人民”換成“諸眾”�！芭_灣主流媒體報的基本上是富豪、明星、房地產(chǎn)，都是所謂成功人士，其實是在慢慢排除真實，只給我們看關(guān)于成功和娛樂的幻影。每個人都應(yīng)該有言說的權(quán)利，從自己的角度寫個人的歷史，這才是文化和歷史的多樣性�！�
　　陳界仁說，在這個帝國的世界里，很難再用簡單的體制――反體制邏輯去思考，能做的是，敲打、擴大帝國的一個個裂隙。
　　
　　歷史不可能只是過去
　　
　　人物周刊：你所說的帝國是什么概念呢？
　　陳界仁：帝國不是說某一個國家，而是在今天的新自由主義下，不同國家的統(tǒng)治階級通過全球跨國資本相互兼容起來，類似WTO架構(gòu)。用最簡潔的話來說，就是全球徹底資本主義化，徹底私有化，貧富懸殊就會被拉大，物價變高啦，等等。自由很美好，但新自由主義，資本是自由的，人不見得自由，只是被當作貨物一樣移動。
　　人物周刊：邊界是指什么？
　　陳界仁：帝國是沒有邊界的，無中心的，無所不在的，因為我們統(tǒng)統(tǒng)都在新自由主義這個架構(gòu)下。但我講的邊界是，當我們意識到帝國的存在，試著去抵抗，有不同的想法，其實意識上的邊界已經(jīng)形成了。
　　人物周刊：怎么想起來講自己的父親？
　　陳界仁：臺灣1895年割讓給日本，被統(tǒng)治50年后，馬上就是國民黨來，戒嚴38年。88年，那么長的時間底下，臺灣歷史上的反抗者基本沒有好下場，被關(guān)、被殺、被殘酷鎮(zhèn)壓。很多人不了解，覺得臺灣被殖民那么久，為什么還那么喜歡日本。其實前25年的抵抗是很激烈的，結(jié)果很慘，你沒有任何外援，封閉的環(huán)境，抵抗不是辦法，所以后面25年你要試著去跟殖民者協(xié)商。
　　我們習慣談當代就是此時此刻，沒有時間的縱深，我覺得這是很危險的。我拍成衣廠，大家會覺得這是過去的歷史，但其實這不是過去啊，她們都還住在這里，生活在旁邊，還在掙扎，為什么會是過去呢？我父親是反共救國軍，我當兵也是在反共救國軍，我還在��！好像我們現(xiàn)在只有年輕人、只有林志玲才是當代。為什么我們今天會有很多問題形成，或者像部落格里有那么多人跑過來幫著美國人罵我，這些東西是怎么來的？其實就是歷史上很多東西演變來的。某種角度上講，我們好像經(jīng)過了一個洗腦，對比我厲害的人和國家的自我貶低，對不如自己的人和國家的優(yōu)越感，有這種帝國意識。我對這個怎么形成的比較感興趣。歷史不可能只是過去。
　　所以我會以我的父親為例，不是想拍他的生平遭遇，那個年代，我父親這樣的人太多了。
　　人物周刊：從《加工廠》我想到今年發(fā)生的富士康跳樓事件，你是怎么看的？
　　陳界仁：你可能不知道，就在那段時間，臺灣工人聯(lián)名抗議過富士康。臺灣很像新自由主義下被訓練出的干部，你看他們做的“蘋果”，一臺市面售價大概三四百美金，但是蘋果給富士康大概只有十多美金，所以一個勞工做一臺，那個價格一定非常低。我們看到富士康，但沒有看到它背后那個更可惡的“蘋果”。大家那時候批判富士康，蘋果總公司也派人到富士康視察，表示他們在調(diào)查，很偽善的。從這個角度看，臺商就作為了一個可以被看見的資本家，但是更大的原因其實在他的根部。
　　人物周刊：但這好像陷入了一個無解的問題。
　　陳界仁：乍看無解，但是我的答案很簡單，我們要相信點點滴滴的工作，因為我們不可能做一個事情，明天就改變。就好像戒嚴，我一出生就戒嚴，所以從來沒有想什么是戒嚴，因為很自然嘛，日常生活。但無數(shù)微小力量的匯聚，改變了臺灣的戒嚴體制。我相信對于今天的新自由主義也可以這樣做。
　　人物周刊：你會拿現(xiàn)在的大陸跟臺灣做一些比較嗎？
　　陳界仁：中國大陸的所有小事都是大事，一個春運來回都是多少億人。不能簡單類比，好像臺灣走在前面一樣，只是說我們可以作為某種參考。兩岸太缺乏交流了，臺灣許多失敗經(jīng)驗也沒辦法傳達，比如臺灣為環(huán)境污染付出的代價驚人，現(xiàn)在大陸也是。
　　人物周刊：你一直致力于反對新自由主義和西方，但你的聲譽很大程度上卻來自參加國外展覽，會覺得有些矛盾嗎？
　　陳界仁：西方，只是蓋鍋式地講，不要忘了，馬克思也是來自西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是混雜在一起的。你到英國曼徹斯特，特別是利物浦去看，全臺灣沒有產(chǎn)業(yè)化后那么蕭條的，有70%的建筑是空的，我2006年去利物浦，全市只有20萬人，原來有100萬。對我來講，不是反對全球化，而是反對只有資本移動的全球化。
　　我從來不是反西方的，我覺得這是關(guān)于人類的集體命運，不是簡單的東方西方。中國大陸是新自由主義最大獲益者，不是嗎？在西方也很難看到這么大的資本主義發(fā)展或者像東京那樣超級巨大的異化的城市，這些都在東方啊。
　　去參加那些活動我也沒有覺得所謂的成名啊，比起中國大陸的當代藝術(shù)家，我們太小了。西方有著強大的中國熱，談?wù)�治的時候我們是中國大陸的一部分，談當代藝術(shù)的時候我們是不屬于中國當代藝術(sh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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