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何謂“知識分子”？

　　并非一切從事學問的人都是“知識分子”。以非官員身份深究與經(jīng)世濟國（即“國是”）相關(guān)之學問者方為知識分子。這個表述大致與余英時的定義相當。

　　“國是”之于社會進步乃最重要的學問，亦因為常與執(zhí)政者或社會利益集團發(fā)生沖突，是最有爭議和最危險的學問。知識常有，知識“分子”不常有。因其知識與“國是”相關(guān)而卷入社會爭議，知識者就成了“分子”（如“壞分子”）。研究天文學本是清清白白的知識，但其知識若傷及宗教政治的重要成論，如布魯諾之輩，便成了“分子”。不涉經(jīng)世濟國之道，即便得了諾貝爾物理或化學獎依然不在知識分子之列。有精致之知識者并不必然成為知識“分子”。相對論并不使愛因斯坦成為知識分子。對哲學的思考，對社會的評議，對法西斯的憤怒，對制造原子彈的熱衷，使愛因斯坦成為知識“分子”。因此，“分子生物學”的“大腕兒”們同本次探討“知識分子”的會議無關(guān)（除非克隆人類的技術(shù)引發(fā)社會和政府里的道德爭議）。本會的組織者不想請分子生物學家參加，他們也無參加的興趣。知識分子還與深入探究知識相關(guān)。若僅在茶坊酒肆議論“國是”，不深究其相關(guān)的學問，依然不是知識分子。因此，出租車司機不是知識分子，哪怕這位司機擁有政治學博士頭銜也不是知識分子。他可能有出租車或政治學的豐富知識，但專注于開出租，不再“深究”與國是相關(guān)的學問，就不復是知識“分子”了。知識分子圍繞“國是”進行思辨、實證、和激烈公開的爭議，提供新思維，新知識。國是重要，國是之辯論重要，因此知識“分子”重要。俗話說，“得民心者得天下”�！暗妹裥摹逼鋵嵤堑谩笆孔印敝�心。唯通過“士子”的表達，世上才有所謂“民心”。

　　“知識分子”并非某個階級或階層的“一部分”，他們本應是獨立的“國是”評論家，批評家�！皣�是”難免涉及利益和意識形態(tài)，關(guān)于“國是”的學問自然分成“左”、“中”、“右”。知識分子食人間煙火，并不生活在真空里，不可能絕對獨立。亦正因為如此，知識分子中的“精華”努力以“天下”為己任，以社會的“普遍”利益和“普遍”價值為基本出發(fā)點。天下”者，所有人之天下也，非農(nóng)人之天下，非工人之天下，亦非商人之天下。有人問，馬克思難道不是“無產(chǎn)階級的代言人”？當然不是！馬克思關(guān)心的是消滅一切階級和階級差別，關(guān)心“人類的徹底解放”。所以，知識分子最可貴的精神是獨立和中立，不去做某個具體社會利益集團的喉舌，也不去作政府的喉舌。一旦成為政府官員，知識分子的獨立地位就喪失了。因此，美國的大學教授不可以兼政府官員，政府官員也不可以兼大學教授。同理，美國法律規(guī)定政府不得擁有和經(jīng)辦面向國內(nèi)公眾的傳媒。大學老師離開教職加入政府，便不是知識分子。離開了政府，重拾大學教職，便又回歸知識分子之列。知識分子的“高貴”和尊嚴在于其獨立性，“士可殺，不可辱”。他們倚“鐵飯碗”為生，不貪財，不懼官，正所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如此，知識分子方成為政府最重要的批評家，監(jiān)督者，思想庫，和人才來源。高貴的知識分子與公正廉明的政府互為因果。以歐洲之大，唯英倫三島能容馬克思，連鼓吹革命的馬克思都能包容的國度才會是“日不落”帝國。而馬克思之所以是馬克思，因為他不是牛津的教授，不是國家社會科學院的院長，不受女王陛下“國家基金項目”的金錢誘惑，不應召協(xié)辦 “夏商周斷代工程”，無需為了把中國史推前，非說某個流星是哈雷慧星。

　　2．學而優(yōu)則——官大

　　不獨立似乎就無從中立。傳統(tǒng)的中國知識分子信奉“學而優(yōu)則仕”，獨立精神向來不入“主流”。中國傳統(tǒng)官僚體制是開放型的，以道德、智識、和“關(guān)系”為標準，知識分子入仕之途是陽關(guān)大道。以官位為本的士子是“官僚知識分子”。“士”與“仕”相通。入仕前和返鄉(xiāng)后的士子稱鄉(xiāng)紳，亦是無位之官，如今日中國的“教授”，“博導”，“主任”，“院長”，“所長”。官家找人“咨詢”，必尋“所長”、“主任”之類，亦因官家之咨詢，“所長”、“主任”被公認為學問最佳。學界之“官”銜是發(fā)表文章時必提到的，銜高文章才權(quán)威。學刊以銜位決定文章的刊載次序，首篇必然是大官或當過大官者，此為中國學刊之通例。官本位是中國知識界的一大特色，亦是最深厚的傳統(tǒng)。權(quán)力已然令人著迷，更有“黃金屋”和“顏如玉”讓人怦然心動，不投靠官僚階層大不易。榮華與富貴相連，官本位輔之以金本位。

　　正如許振洲先生的會議評論，在歐洲的封建社會，教會是創(chuàng)造知識的大本營，但貴族階層壟斷政府權(quán)力，不稀罕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入仕無門，所以比較獨立，不獨立也沒別的辦法。當西方的國家與社會有了比較清楚的分際，知識分子就屬于社會的一部分。社會分化成穩(wěn)定的階級和大型利益集團，知識分子不自覺地就成了各類階級和大型利益集團的代言人。

　　我國傳統(tǒng)的“官僚知識分子”不獨立卻相對中立，原因在于士子們所依附的傳統(tǒng)官僚相對中立。在階級分化程度極低的小農(nóng)國度里，中國傳統(tǒng)的官僚制代表小農(nóng)的利益，小農(nóng)的道德，小農(nóng)的社會體制，和小農(nóng)的行政管理要求。小農(nóng)的利益就是社會普遍利益。概言之，我國的士子無獨立之傳統(tǒng)，卻有中立之精神。以中庸之道立身、行事，實為美德。不過，以中庸立言可成就“方略”，卻難成“知識”。知識的要義在抽象，在把思想推到極致。

　　沒有獨立，焉能有創(chuàng)新的知識？對官僚體制的依附導致士子們整體的思想貧乏，到處是模仿官話的“官樣文章”。起初的官話是創(chuàng)新，由士子們反復鸚鵡學舌之后就成了陳詞濫調(diào)。近日之例是“與時俱進”，人人談要讓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卻無人在意馬克思會不會同意改寫《資本論》，使之服務(wù)于資本至上之市場經(jīng)濟？我國兩千五百年的國是討論，精華不過四、五，“四書五經(jīng)”而已，不值一提的劣等詮釋倒是汗牛充棟，士子們趨之若鶩，爛熟于心，以博取學銜和官銜。二十世紀初科舉一廢，入仕之途驟然中斷，士子們便惶惶然如喪家之犬。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正值西人勢旺，便轉(zhuǎn)而投靠西人的“主義”。當“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又轉(zhuǎn)而投靠新的各類官版“主義”�！肮侔妗敝髁x衰落之際，又要重回西人的主義。批判的精神向來不是我國知識界的傳統(tǒng)。

　　而今的知識分子追求銜位已臻空前化境。為求學銜和官銜，馬屁文章滿天下，作弊和抄襲之風愈刮愈烈，歷史上無出其右。有如此多的厚顏者，令有志向?qū)W之人恥與“知識分子”為伍。過去是“學而優(yōu)則仕”，今日之仕非但不必學而優(yōu)，而是官做大了才來學，乃“仕而優(yōu)則學”。教書的拍學生馬屁，導師們熱衷于招收官僚，傍大官，官階越高越好，而且不必考試，不必上課，還提前畢業(yè)，令經(jīng)過正�？荚嚭涂嘧x修課的學子們怒火中燒。更有甚者，官越大，學問自然也越大。大學當局拼命拉政治局委員或部長省長們來兼大學院長和博導，副部長們則伸手向大學要博導或（榮譽）教銜，以求仕途競爭中獲得先機。這使得以學問為職業(yè)者艷羨不已，深諳求官比求學重要的“道理”。

　　數(shù)番折騰之后，回顧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輕蔑，方信其來有自。當然，在百年意識形態(tài)的滄海桑田中確有保持了相對獨立性的士子，如魯迅。魯迅曾諷刺說，拿美元、拿盧布那口氣立馬不一樣。特立獨行本應是知識分子的本色，在我國卻鳳毛麟角，下場悲慘。于是，知識的創(chuàng)新在皇家，在獨往獨來的開國英雄。在我國，唯超越了權(quán)力羈絆的人，才有知識創(chuàng)新的機會。

　　3．學而優(yōu)則——錢多

　　學銜與官銜之爭讓知識分子傍大官，官僚化，近日市場里的金錢之爭又使知識分子傍大款，商品化。知識之商品化尚非大問題，但知識“分子”成為商品，出賣自己，出賣學銜，出賣良心，以金錢而非知識為目的，就是大問題了。如此知識分子，與販夫走卒何異？而今博士、碩士均有價，不僅官宦，富有的商人和企業(yè)家們也經(jīng)常弄個高學銜“玩玩”�！爸�識分子的商品化”特別得到“商品化之官家”的鼓勵。所謂“下�！薄ⅰ叭迳獭�，都成了好詞。辦個特大的公司，能讓它上市，便會得到政府給科學家的最高獎賞。擁有金錢的量成為知識優(yōu)劣的標準。一批“主管知識”的官僚以為賞金越高創(chuàng)造的知識就越多，越出色。這些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從未理解過馬克思如何創(chuàng)造了偉大的知識，大約也不知道《紅樓夢》是怎樣寫成的。北大清華三年得國家額外補貼36億元，于法無據(jù)自不必說（此“創(chuàng)一流工程”使得“希望工程”聽起來像個“局”），兩校居然把教師隊伍分成九等，年薪自5萬至3千，相差近17倍。美國一流大學與“國是”相關(guān)的教職一般起薪4萬，退休之際約為7萬。若兩者相差17倍，高者幾乎是70萬，與諾貝爾獎金差不多了。北大清華的做法在全世界制造了一個奇聞，凸顯“管理知識界”的人之無知和無恥。系統(tǒng)地制造知識界的巨大收入差距是鼓勵知識創(chuàng)新，還是毀滅知識，毀滅知識分子？君知否，清高是知識分子的本色，鐵飯碗是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的物質(zhì)支柱，“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是知識界最高貴的精神。追逐金錢是商人和企業(yè)家的職業(yè)，不是知識分子的職業(yè)。而今，金錢之競爭使知識分子腐化，學界與官府之權(quán)錢交易比比皆是。學界自身也成了權(quán)界，內(nèi)部肆行權(quán)錢交易，腐敗已成氣候。金錢之泛濫乃知識界之癌。這里，我指的不是理工類的儀器和實驗等費用，是以“國是”為業(yè)的知識分子視賺錢為基本動力。國家重視知識分子就是給錢？國家尊重知識分子也是給錢？錢可以買來官位，也能買來勢利小人和馬屁精，但買不來先王之道，后世之師，買不到治理國家的是非曲直。容逆耳之言，聽逆耳之聲，勉勵逆耳之文章，這才是真正重視和尊重知識分子。

　　4．學而優(yōu)則 — 應以當“分子”為榮

　　我國當代知識分子隊伍事實上是中外決策層利用的對象，而且自己經(jīng)常上趕著被利用，以被利用為榮耀，殊不知這也是通往“被奴役之路”。我國知識界的進步在于削弱官本位和金本位意識，把“分子”看得比“位子”和“票子”重要。否則，這支隊伍并不值得世人的敬重，將繼續(xù)被高壓或收買，被分而治之。顧炎武認為，士大夫無恥，謂之國恥。湯恩比指出，在一定意義上說，文明發(fā)展的動力，希望就寄托在敢于和耐于孤獨者的身上。如何削弱我國知識界的官本位和金本位意識？首在認識二者之弊。昏庸誤國，貪污腐敗乃由知識界之墮落而起。知識分子喪失了對社會的責任心，將是中國的全面腐敗和徹底墮落。其次在官學兩界促成出色之“國是學術(shù)”的意愿和決心。沒有出色的“國是學術(shù)”，富民強國必然是水中撈月。最后決定于官方效法先進國家，采取在學界打破官本位和金本位的政策，不再鼓勵知識界傍大官和傍大款。官本位由來已久，金本位方興未艾，均是官府政策造就的。等待知識分子“自己改造自己”大約是天方夜譚。正所謂“解鈴還需系鈴人”。

　　北京大學國情研究中心 – 香港中國研究基金會

　　“知識分子在社會發(fā)展中的作用學術(shù)研討會”

　　2001年1月24-26日

　　北京大學英杰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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