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我們的社會是一只大船,那么船上所有人員的命運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密切相關，一種致命的叫SARS國人稱為“非典”的傳染性極強的病毒已經(jīng)把我們大家的命運緊密地聯(lián)系在了一起，預防“非典”、戰(zhàn)勝“非典”不僅僅是舵手、船長、船員以及一、二等艙的乘客的事，它也同樣也是那些三等艙以及沒有艙位而流落在艙底與甲板上的乘客的事。

　　這已經(jīng)不是一個“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時代，而我們的船在苦難的港已經(jīng)徘徊得太久了。早在“非典”病毒出現(xiàn)之前,有一種比“非典”更致命、傳染性更強的、叫做“無意識冷漠”的精神病毒已經(jīng)在中國傳播了五千年。上個世紀初，一個從西方而來的烏托邦“幽靈”在中國發(fā)展成“仇恨政治學”(朱大可語)，更是為這種“無意識冷漠”病毒的傳播創(chuàng)造了空前的社會環(huán)境。近一個世紀以來，經(jīng)過一次次內戰(zhàn)，一場場運動，一個個陰謀、“陽謀”（毛澤東語），這種“無意識冷漠”病毒幾乎已經(jīng)滲透了我們的每一寸社會肌膚，傳染了每一個中國人，并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的文化基因，數(shù)千萬同胞成為這種精神病毒的犧牲品，數(shù)萬萬同胞因感染上這種精神病毒而變得心靈麻木冷漠而不自知。近來肆虐無羈的“非典”病毒是否是對我們長期以來的“無意識冷漠”以及冷漠的社會機制的一種天譴?

　　我們長久地容忍對占中國人口70%的農民的不公正待遇，使農民長期淪為向城市輸入民工、上訪者、盲流與乞丐的二等公民。雖然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實施的農村改革使一部分農民的生活有所改善，而總體來講，廣大農民至今仍然是中國社會最貧困的階層。城市公民部分可以得到醫(yī)療補助，而因貧困而缺醫(yī)少藥的農民最需要醫(yī)療補助卻恰恰得不到政府的任何醫(yī)療補助。據(jù)說治療"非典"動輒花費數(shù)萬元,一般的城市公民都難以承受,這不能不讓人擔憂如果農民尤其是那些流動性很強的民工、上訪者、盲流與乞丐得了“非典”怎么辦？

　　近來，不少有識之士通過網(wǎng)絡呼吁政府明確承諾承擔所有“非典”患者的醫(yī)療費。剛剛從網(wǎng)上看到一個消息：新任總理溫家寶要求各地對農民“非典”患者一律免費治療，各地都要不折不扣地執(zhí)行這項政策。農民（包括農民工）中的非典患者，從留驗、隔離到治療的全過程一律實行免費，包括免費提供住院和伙食。這無疑是自鬧“非典”以來我們看到聽到的最好的消息。雖然根據(jù)以往的經(jīng)驗，我們懷疑各地是否會“不折不扣地執(zhí)行這項政策”，雖然溫家寶并沒有承諾政府將承擔所有“非典”患者的醫(yī)療費，但我們認為還是應當為這個消息感到高興，因為這畢竟是向前邁出了一步。然而，隨后我們看到的另一個消息又不禁使人感到悲哀、沮喪，據(jù)報道，有被診斷為疑似“非典”的民工從隔離區(qū)逃走。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什么促使他們逃跑？是他們不相信政府會給他們免費治療，還是他們擔心會遭遇比“非典”更可怕的事情？而究竟是什么導致了他們的懷疑與恐懼？

　　突如其來的“非典”病毒默默地向我們傳達了許多平日我們不愿正視的信息，它迫使我們自我反省，它告送我們在莫測的災難面前民工與市長、乞丐與大款、病人與醫(yī)生我們所有的人都是弱者，關懷弱者，關懷他人，就是關懷我們自己，因為我們處在同一條危難船上，除了同舟共濟，我們別無選擇。

　　我們如何才能走出由謊言、不信任與“無意識冷漠”構成的怪圈？

　　我們再也不能將人道主義、社會正義、底層關懷這些動聽的觀念、概念僅僅停留在文本、媒體與口頭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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