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傅斯年其人其文
發(fā)布時間:2020-05-20 來源: 日記大全 點擊： 
清點2003年新增的藏書，摯愛之一是剛剛出版的《傅斯年全集》。對關注近代中國研究的讀者說來，頭痛的問題之一，是望眼欲穿企盼一些重要歷史人物文集的出版，卻偏偏難以如愿。傅斯年就是這樣的不應缺席的遲到者之一。
盡管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已經出版了他的兩部傳記和一部選集，然而對中國大陸的知識階層來說，傅斯年（1896—1950）恐怕仍是既熟悉又生疏的名字。近代中國有幾件大事是廣為人知的，但這些大事與傅斯年的關系，知道的人卻不一定很多。
研究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學術史、史學史、教育史、學生運動史和政治史，他是一個無法繞開的人物。
五四運動總指揮
在新文化運動中，以傅斯年為主任編輯的《新潮》，是僅次于《新青年》的重要刊物。后來，胡適在《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一文中斷言：“《新潮》雜志，在內容和見解方面，都比他們的先生們辦的《新青年》還成熟得多，內容也豐富得多，見解也成熟得多。”這里也許體現著胡適對《新青年》主將陳獨秀思想容易波動、有時沒有深思熟慮、缺乏前后一貫性的不滿，但確實反映了《新潮》在新文化運動中極其重要的作用。此外，傅斯年本人從1918年1月發(fā)表《文學革新申義》支持文學革命至1919年底，他先后在《新青年》、《北京大學日刊》和《新潮》上發(fā)表了文章和新詩等共64篇，鼓吹自由思想，批判中世紀思想文化，向往社會主義，支持文學革命，評論社會問題，十分引人注目。研究新文化運動自然不能不讀讀傅斯年的有關著作。而在五四愛國大游行中，舉著大旗走在北大隊伍最前列的總指揮就是傅斯年。
史學研究領導者
中國現代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是在新文化運動推動下逐步成長起來的。歷史研究是其中成績最為卓著的學科之一，里面就包含著傅斯年艱辛耕耘的成果。往日由于材料分散，人們很難了解他的有關成果，《全集》的出版解決了這一難題。
1927年春，他被聘為廣州中山大學文科主任（文學院院長）兼國文、歷史兩系系主任。一年后，又負責創(chuàng)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此后，他擔任這個研究所的所長22年，直至離開這個世界。翻開《全集》第六卷，一篇篇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工作報告和其他相關文獻，記下的就是中國史學研究進展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從1928－1937年，傅斯年領導歷史語言研究所排除阻力，對以安陽為中心的殷墟作了15次大規(guī)模的考古發(fā)掘，找到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才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城子崖等處的發(fā)掘，對古代中國和中國文化的研究也具有里程碑意義。
北京和臺北的故宮博物館都藏有大量明清檔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這些檔案在清末曾被視為無用之物，打算付之一炬；
而辛亥革命后日本的一家公司已經立約買下，打算運回日本。羅振玉、馬衡等著名學者曾為保護這一無價之寶出了大力，傅斯年建議時在國民政府擔任要職的蔡元培出錢買下這批檔案，最終避免了一大劫難，直至今天，中國史學研究仍深受其惠。
僅憑上述卓越的學術領導工作，已經足以令傅斯年在20世紀中國史學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何況他在史學研究上還有引人注目的建樹。其中最突出的一點是領導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同仁建立了影響深遠的優(yōu)良學風——把收集史料作為歷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礎。用他的話來說是：“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所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彼踔林苯亓水數卣f：“史學便是史料學�！�
與此同時，他堅決反對以倫理道德或政治等理由歪曲歷史。他說：“對青年是不應該欺騙的，治史學是絕不當說謊的�！薄鞍研﹤鹘y(tǒng)的或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他主觀，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氣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志！”他是在1928年5月寫下這段話的。國民黨正在扼殺學術自由，捏造和歪曲歷史為自己的專制統(tǒng)治服務；
以固定的模式硬套中國歷史的歪風也開始蔓延。他的警告是非常及時的，盡管一介書生無法阻擋這些禍國殃民的洪水泛濫。
北大“功狗”
傅斯年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學和臺灣大學的重要領導人。他只活了55歲，在短暫的一生中，從進入北大讀書開始，就一直沒有離開過大學，先后出任中山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lián)大教授，北大代理校長和臺灣大學校長。他有很強的行政能力，對北大來說，他只出任代理校長一年（1945年8月－1946年8月），但是從1929年開始，直至1948年間，除很短時間外，一直兼任該校（包括西南聯(lián)大）教授，實際上做了很多校務工作，以至于羅家倫和他開玩笑，說蔡元培、胡適是北大的功臣，而他們是功狗。他的教育生涯的頂峰則是把一個頗為混亂的臺灣大學整頓、引導進入正軌。有學者說：“臺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雖非創(chuàng)校校長，但在常規(guī)及制度之設立上，恐無人能出其右�！�
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一是維護學術自由、教育特別是大學獨立；
二是大學工作必須以學術為中心。這本來是辦大學的常識，但在國民黨的專制統(tǒng)治下，維護這些原則是非常艱難的。1949年國民黨敗退臺灣后，變本加厲踐踏大學獨立和學術自由的制度，肆意逮捕師生。他挺身而出，不準軍警隨意入校捕人。國民黨政府下令實行聯(lián)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純正”被判罪，其他人要連坐。面對這樣極端反動摧殘思想和學術自由的制度，傅斯年憤慨地對國民黨當局聲明，臺大師生由他一人擔保，發(fā)生問題，他負全部責任；
從而迫使這個反動制度在臺大無法推行。有些人撰文攻擊臺灣大學優(yōu)容共產黨，說臺大的這位、那位教師是“共產黨分子或親共分子”，傅斯年兩次在報上著文反駁，義正辭嚴地說：“學校不兼警察任務”，“我不是警察，也不兼辦特工�！边@些言行，凸顯了一個知識分子在國民黨專制統(tǒng)治淫威下維護大學獨立和學術自由的高大形象。與那些巴結專制統(tǒng)治者唯恐不及的學術官僚相比，真有云泥之別。
臺灣“大炮”
傅斯年是個滿腔熱血的愛國知識分子。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他和胡適等好友捐資出版《獨立評論》周刊，評論時政，發(fā)出知識分子的獨立聲音。而他最為人們稱道的故事是將孔祥熙、宋子文兩位行政院長趕下臺�！度分辛粝铝诉@些活動的珍貴資料。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國難當頭，國民政府先后成立國防參議會（1937年9月至1938年7月）和國民參政會（1938年7月至1948年3月），作為朝野各方咨詢性的參政、議政機構。傅斯年先后被聘請為參議員和參政員。他不愿像御用文人那樣講“好聽的空話”，一再猛烈抨擊腐敗官員，贏得“傅大炮”的美名。
1942年國民黨政府利用美國貸予的5億美元，提取1億美元為準備金，發(fā)行“同盟勝利美金儲蓄券”，規(guī)定按20元購買1美元儲蓄券，抗戰(zhàn)勝利后憑券兌換美元。當時美元的黑市價已經是110元兌1美元，孔祥熙一面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儲蓄券，一面則由其部屬出面，利用職權將尚未售出的350萬美元儲蓄券按官價購進，歸入他的私囊；
還有799.5萬美元的儲蓄券則由中央銀行其他人員購進私分。
1943年，當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傅斯年提出質詢，監(jiān)察院院長也提出彈劾時，蔣介石竟一面利用新聞檢查制度封鎖新聞，一面通過他的侍從室拿走全部材料。蔣介石派遣侍從室主任陳布雷說服傅斯年，以國家利益為借口，力圖把丑聞隱瞞下來，說一旦公開腐敗案，日后恐再難得到美國的支持。蔣介石還請傅斯年吃飯，極力拉攏，冀圖讓傅斯年相信，他會認真處理此案。蔣的真實意圖是不了了之。此事一拖再拖，經過傅斯年等人反復抗爭，直至1945年，才迫使孔祥熙下臺。
接替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長的宋子文同樣是個大貪官。傅斯年在1947年1月3日出版的《觀察》雜志上發(fā)表題為《論豪門資本之必須鏟除》的文章，尖銳地指出：“今天的官僚資本當然推孔宋兩家”，“古人說‘化家為國’，現在是‘化國為家’�！薄八ㄋ巫游模┑淖黠L是極其蠻橫，把天下人分為二類，非奴才即敵人�！痹谌绱嗣土业拇笈谵Z鳴聲中，蔣介石立即在1月15日又一次請傅斯年吃飯。傅斯年毫不客氣地對蔣介石說：“宋與國人全體為敵，此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苯又衷�2月15日的《世紀評論》上發(fā)表題為《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的文章，各地報刊立即紛紛轉載，轟動全國。在列舉宋子文的各種胡作非為后，他說：“我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家吃不消他（宋子文）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垮了。當然有人歡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覀兪蔷然鸬娜耍皇浅嘶鸫蚪俚娜恕�，我們要求他快走�！痹趶姶蟮妮浾搲毫ο拢巫游闹缓明鋈幌屡_！
《全集》的成就與不足
1980年臺灣聯(lián)經出版公司曾經出版過一套《傅斯年全集》，大陸的讀者很難看到。由北京大學歷史系歐陽哲生教授編輯、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集》，在聯(lián)經版的基礎上，除了第六卷（16開本，共615頁）全部內容是新增的以外，其他各卷合計增加論文、文章、談話、提案等48篇和200余封書信，共120多萬字。雖然有些資料沒有收進這套全集，但它仍然是當前收集傅斯年著述最多的文集；
將來條件成熟，加上一冊補編便成全璧。感謝編者的辛勤勞動，這套《傅斯年全集》的出版，為研究這位一代英才提供了堅實基礎�？墒牵@套《全集》除了校對不精等常見病外，還有一些令人費解的錯誤。例如，1947年2月4日傅斯年致胡適的信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獻，全文早在1980年收入北京中華書局的《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168－170頁，稍具規(guī)模的圖書館均可借到；
《全集》卻硬將其中傅斯年認為知識分子在當時環(huán)境下何去何從的六點意見刪掉兩點！
《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4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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