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片斷：1963-1980
發(fā)布時間:2020-05-21 來源: 日記大全 點擊： 
余秋雨新作長篇“記憶文學”《借我一生》在《收獲》2004年第4期轉載，7月22日，本報發(fā)表了對余秋雨專訪《余秋雨有話說》和《質詢傳媒余秋雨七問》。文章在文化界激起了強烈反響。
作為社會公共平臺，本報一直在新聞報道中力求公正和客觀，本著對歷史對事實負責的態(tài)度，記者對相關歷史事實進行了調查，力求在證據(jù)之上呈現(xiàn)事實真相。
“批判斯坦尼”的論文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是前蘇聯(lián)導演、演員和戲劇理論家。新中國的文化藝術受到了蘇聯(lián)文化藝術的影響，當時的電影和戲劇界很多導演和演員都信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理論。1950年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學生列斯里在中國進行了演講，由孫維世陪同并翻譯，在中國戲劇界曾轟動一時。當時中國已翻譯出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自傳《我的藝術生活》等文集。
1963年8月，16歲的余秋雨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上了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據(jù)余秋雨的同班同學桂未明（現(xiàn)《萌芽》雜志副主編）的回憶，能夠考上那一屆的戲劇文學系學生的實力都很強：900多名學生報考，參加了3場考試，最后正式錄取了30名學生。這些學生中間包括巴金的女兒李小林（現(xiàn)《收獲》雜志主編）和因劇本創(chuàng)作出色由郭沫若推薦從中國科技大學轉學來的曲信先（原上海戲劇學院教授，現(xiàn)已退休）。
按照正常時間，余秋雨這一屆戲劇文學系應該在1968年7月畢業(yè)。但是由于高校停課鬧革命，拖到了11月份，才宣布他們大學畢業(yè)。雖然畢業(yè)了，和66屆、67屆畢業(yè)生一樣，余秋雨所在的68屆并沒有馬上分配工作，處于等待分配工作狀態(tài)。在此期間，在他人的推薦下，加入了一個“批判斯坦尼”的小組。
1966年2月，為推動京劇革命、搞樣板戲清除理論障礙，江青在林彪委托的一次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要批判前蘇聯(lián)的戲劇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以下簡稱斯坦尼）的表演理論體系。
為什么要批判斯坦尼呢？根據(jù)當時上�！皩懽鹘M”成員胡錫濤發(fā)表在2000年6期的《今日名流》雜志上的《余秋雨要不要懺悔———“文革”中余秋雨及上海寫作組真相揭秘》（以下簡稱《余秋雨要不要懺悔》）文章中的回憶，是因為斯坦尼的理論核心是講“自我出發(fā)”，江青的京劇革命是講從工農兵出發(fā)，兩者相沖突。故此，秉承江青的意思，姚文元打電話給“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以下簡稱“寫作組”）的負責人朱永嘉，要求他組織人馬批判斯坦尼。
朱永嘉隨后找到了從復旦大學調到“寫作組”的胡錫濤。在談話中，因為沒有全部看過斯坦尼的書，另外也擔心因此得罪戲劇界，胡錫濤推掉了朱永嘉請他寫這篇文章的要求，向朱永嘉提出了請《文匯報》的何倩出面組織上海戲劇學院的行家來寫批判斯坦尼文章的建議。朱永嘉同意了，但是怕萬一別人寫不成，要求胡必須接手。
就這樣，由《文匯報》的何倩等出面組建的“批判斯坦尼”小組成立，上海戲劇學院的講師徐企平、畢業(yè)生余秋雨等5人進入了這個小組工作。第一稿由小組成員中一位來自上海國棉十七廠的作者寫就。
1968年10月31日，在《文匯報》社的專門討論會上，因為對初稿不滿意，朱永嘉讓胡錫濤也參加這個小組，并指定胡負責到底。胡錫濤正式進入“批判斯坦尼”的小組。何倩在對胡錫濤介紹小組成員的時候說，5人中“最能寫的是余秋雨”。
在胡錫濤的安排下，小組的工作分為三步走。一、通讀斯坦尼全集，分工摘錄觀點、匯編資料，印成小冊子；
二、讓余秋雨重寫初稿，試試他的筆力；
三、如果余秋雨初稿不行，再由胡錫濤自己寫。
因為胡錫濤讓余秋雨寫初稿，還引發(fā)了其他人的不滿。后來的結果是余的初稿“不是大批判文章，而是一篇學術論文，文筆流暢生動，卻毫無批判力度”（胡錫濤語）。
無奈之余，胡錫濤只得自己另起爐灶，在《文匯報》頂層，花了3個月，先后寫了兩稿，才獲得通過。此文發(fā)表在1969年的《紅旗》雜志6、7期合刊上。文章的開頭被姚文元加上了一段林彪在“九大”政治報告里的話。
任務完成，這個組就解散了。盡管余秋雨的稿子被胡錫濤斃掉，但他給胡錫濤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余秋雨）的稿子文筆漂亮，而且內容扎實，從理論史的角度分析斯坦尼的體系的特點與缺陷。作為一篇學術論文，只須刪掉一些應景文字，放在今天的學報上也能夠發(fā)表；
但是作為一篇批判文章，在那個特殊年代就不合適�！�
按照規(guī)定，待分配工作的大學畢業(yè)生都要到農場參加勞動，等國家分配政策下來以后，學校才能夠把分配工作提到日程上來。
余秋雨所在的班級集體下鄉(xiāng)勞動的地方是蘇州吳江解放軍農場�！坝嗲镉陝趧淤u力，能挑很多稻谷，因為勞動表現(xiàn)出色，他先是調到連隊當文書，后來再調到營部。因為當時我所在的排長以上的官都是軍人，所以余秋雨能夠很快離開連隊，脫離一線，惟一的解釋就是他勞動表現(xiàn)好。”當時的曲信先，因為患了肝炎，到農場晚了兩個月，還為不能和同學們參加勞動而懊悔。
此時，按照當時有關的政策規(guī)定，學生們也開始拿工資了，每人的工資是48.50元。因此，桂未明回憶說，當時有同學據(jù)此戲稱自己是“4850部隊”。
直到1972年底1973年初，上海戲劇學院才開始正式為余秋雨那屆畢業(yè)生分配工作。余秋雨留校工作。
“石一歌”里小阿弟
“《魯迅傳》寫作小組”的工作地點在復旦大學學生宿舍10號樓的一層103、104室，為“寫作組”文藝組的下屬組織。最早的成員有高義龍、陳孝全、吳歡章、江巨榮、周獻明、夏志明、林琴書、鄧琴芳、孫光萱、余秋雨、王一綱，小組成員共11人�！笆桓琛保ā笆粋�”的諧音）的筆名也因此而來�！啊遏斞競鳌穼懽餍〗M”也借調過一些人員，下設一些資料小組等。1973年，因為學生畢業(yè)和工作調動，剩下陳孝全、孫光萱、夏志明、江巨榮，后來陸續(xù)補充了吳立昌、劉崇義、曾文淵，共七人。
1972年1月3日，68屆畢業(yè)生余秋雨因為寫作組的胡錫濤推薦，成為“《魯迅傳》寫作小組”的成員。
1971年，周恩來總理陪同埃塞俄比亞塞拉西皇帝到上海訪問，在與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負責人的談話中，詢問上海有沒有學魯迅小組。周總理說，魯迅在上海戰(zhàn)斗了十年，最光輝的十年，上海應該有這樣的小組。林彪“自我爆炸”后，江青拋出了毛澤東給她的一封信，內有“我的心和魯迅的心是相通的”，“要嚴于解剖自己”。從此學習魯迅開始掀起高潮。
1971年11月29日，當時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張春橋授意朱永嘉，“是不是寫一個《魯迅傳》？兩萬字也可以。”據(jù)原寫作組文藝組成員徐緝熙介紹，當時的寫作組已經(jīng)承擔了上海市委宣傳部的職能。所以這件事就交給寫作組來組織。朱永嘉立即著手物色人選，組建班子。人員由“寫作組”另外一位負責人徐景賢（后成為上海革命委員會副主任），親自審批。
由于研究魯迅的人在上海并不多，所以只能找一些中青年的魯迅研究工作者。初選人馬主要來自上海各個文化教育單位，有文科大學的現(xiàn)代文學教員，年紀都在40歲左右。朱永嘉覺得這些人年齡偏大，希望有才華的年輕人加入，胡錫濤就推薦了68屆畢業(yè)生余秋雨。后來因為想培養(yǎng)自己的理論隊伍，先后又有中學教師、文化系統(tǒng)的干部、復旦大學中文系的工農兵學員加入到這個小組里來。
在行政上，“《魯迅傳》寫作小組”直接受“寫作組”文藝組領導。吃住都在復旦大學，后勤工作由復旦負責。
在第一次會議上，朱永嘉提出，“要有一家之言”，要求“我們這個集體一定是要戰(zhàn)斗的”。1972年1月3日正式住到復旦的11個人中，除來自“寫作組”（借調工作）的高義龍外，其它人分別為陳孝全、周獻明、夏志明、孫光萱、余秋雨等人，其中只有4個工農兵學員。
由于年代久遠，關于余秋雨和“石一歌”之間，不同的當事人有著不同的回憶。胡錫濤在《余秋雨要不要懺悔》一文中寫道：“石一歌”確實是“十一個”的諧音，但是余秋雨并不是十一個中的一個�！笆桓琛碑a生時，余秋雨尚未報到。外界把余秋雨當成“石一歌”，或看成是“石一歌”的主力，純屬誤會，瞎猜。他入圍后，曾“參與討論或修改‘石一歌’的文章，沒啥了不起”。
當年“石一歌”成員孫光萱回憶說，“原‘石一歌’組長陳孝全（原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曾經(jīng)對我談到了‘石一歌’署名一事，陳孝全說他在前一天晚上和余秋雨討論‘石一歌’這個筆名時，余秋雨還曾建議易‘歌’為‘戈’呢！”
因為在“石一歌”只呆了一年多，余秋雨參與的工作并不多。當年“石一歌”成員高義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現(xiàn)在包括余杰，有一個很錯誤的觀念，好像余秋雨一開始就很有名。其實當時余秋雨進入‘石一歌’的時候，是個剛剛畢業(yè)的大學生。從年齡上看，是我們的小阿弟。在他呆的一年多時間里，參與了《魯迅小說選》、《魯迅雜文選》、《魯迅詩歌散文選》、《魯迅書信選》的編選工作。他的工作不重要�！�
經(jīng)核實，在“石一歌”工作期間，用余秋雨為名發(fā)表的有一篇文章。1973年第3期《學習與批判》（1973年11月出版）上發(fā)表《尊孔與賣國之間———從魯迅對胡適的一場斗爭談起》，署名為“秋雨”。
另外，《朝霞》叢刊第一期（1973年5月第1版）300頁到318頁發(fā)表了《魯迅在廣州》一章。這一篇文章是余秋雨獨立負責撰寫。在《借我一生》里也得到了余秋雨的確認。
另外一件事與《魯迅傳》有關。對“石一歌”清查的當事人回憶證實，12萬字的《魯迅傳》初稿完成以后，送給了當時寫作組的核心（后為王洪文的政治秘書）肖木，肖木看完以后，向張春橋匯報說，生動不如王士菁（當時的魯迅研究專家，著有《魯迅傳》），深刻不如姚文元（指姚文元所著《魯迅———中國文化革命的巨人》一書）。張春橋聽了以后沒有表示任何意見。
“當肖木這個意見傳下來以后，我們當時很郁悶。雖然這個時候余秋雨已經(jīng)離開了‘石一歌’，上調到寫作組文藝組，負責聯(lián)系‘石一歌’。但是領導還是決定由余秋雨來改寫，因為余秋雨在寫作上有獨特的方法。我們高校的老師和理論研究工作者，習慣于引魯迅的一段話再發(fā)揮發(fā)揮，這樣看就論文不像論文，傳記不像傳記。余秋雨有一個巧妙的辦法，他把魯迅的思想化成動作和細節(jié)，這樣一來不就生動了嘛，化來化去，細節(jié)和動作多了，這樣不就好看了嘛。結果他修改出來的《魯迅傳》，肖木看了以后說很不錯�！睂O光萱、徐緝熙對記者說。
事實上，從1972年1月到1977年初，“《魯迅傳》寫作小組”存在了5年�！啊遏斞競鳌穼懽餍〗M”在“寫作組”文藝組的指導下，配合全國當時的政治形勢需要，以“石一歌”、“石望江”（為“《魯迅傳》寫作小組”正式成立前所用筆名，為四個人望黃浦江的諧音）、“丁了”（即稿子定了的諧音）為筆名發(fā)表了《學習魯迅，痛擊右傾翻案風》、《投一光輝，使群魔嘴臉畢現(xiàn)》、《不斷清除革命隊伍中的蛀蟲》、《學習魯迅反復辟斗爭的韌性戰(zhàn)斗精神》、《堅持古為今用，正確評價法家》等84篇文章。
“《魯迅傳》寫作小組”還主編了《魯迅年譜》和《魯迅讀本》（含《魯迅小說選》、《魯迅雜文選》、《魯迅詩歌散文選》、《魯迅書信選》等4本，1972年9月，內部出版第一版），撰寫了《魯迅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版）、《魯迅艱苦奮斗的生活片斷》（1975年9月第1版）。
在粉碎“四人幫”以后，上海市委駐原寫作組工作組對“石一歌”小組的工作進行了清查，在《關于〈魯迅傳〉小組（石一歌）的清查報告》）中有如下結論：
在“四人幫”的所謂“批儒評法”、“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等一系列陰謀活動中，起到了配合作用，特別是在“四人幫”推行反革命綱領的喧囂當中，石一歌寫了不少文章，流毒很廣�！遏斞競鳌沸〗M是張春橋、姚文元授意其余黨朱永嘉，假借毛主席、周總理號召學習魯迅的名義搞起來的。
《魯迅傳》在觀點上的主要錯誤是歪曲魯迅批孔的事跡，把周揚等同志當作了敵人�！八娜藥汀庇帱h為了配合所謂“批林批孔”的需要，特意下令把《魯迅傳》中魯迅后期的一章《再搗孔家店》提前拋出。這一章由魯迅傳小組寫出初稿，由原系魯迅組成員后調寫作組文藝組的余秋雨同志作了大改。在這一章中，把魯迅反帝反蔣的一九三四年幾乎寫成了“批孔年”，文章從魯迅不同時期、不同內容的四篇文章中，斷章摘句地加以拼湊，得出所謂魯迅總結的關于“尊孔”與“賣國”的規(guī)律。在《魯迅傳》最后一章《鞠躬盡瘁》中，也依照“四人幫”的調子，對周揚、夏衍等同志加以不少誣陷不實之詞。
另外，該書在材料方面也有不少失實之處，有的主觀想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形而上學，有的粗枝大葉，不作調查。所有這些，和該組受“四人幫”惡劣學風和文風的影響是分不開的。除上述的錯誤文章外，未發(fā)現(xiàn)政治錯誤。
寫作組的三年半
“寫作組”全稱為“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上海市革委會成立后，更名為“上海市委寫作組”。總部核心是朱永嘉、肖木、王知常，直接受到張春橋、姚文元領導，朱永嘉本人當時為中共上海市委列席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在“寫作組”下設文藝組、歷史組、經(jīng)濟組、哲學組等。寫作組呈金字塔結構，最高一層為朱永嘉、王知常及下設各組組長；
第二層為康平路寫作組總部成員；
第三層為各個組下設組織，也稱外圍組，僅在文藝組下面，就設有“《魯迅傳》寫作小組”、《文藝摘譯》編輯部、《朝霞》編輯部等機構。
1973年5月14日，余秋雨調到了位于康平路141號的寫作組文藝組。此時，完成《魯迅傳》工作的高義龍（原為《智取威虎山》編劇組成員之一）也回到了寫作組文藝組。
據(jù)原寫作組的徐緝熙說，“余秋雨是寫作組惟一從下面正式上調，成為文藝組成員的�！焙a濤在《余秋雨要不要懺悔》一文中寫道，“余秋雨怎么會從外圍被選入內圍？就在于他才華出眾，文筆漂亮，寫了一系列有影響的文章而深得頭兒們的欣賞。”
余秋雨到文藝組參與的第一件工作是為姚文元重寫《魯迅——中國文化革命的巨人》這本書做些資料準備工作。據(jù)高義龍透露，這些材料分別是《魯迅揭露批判四條漢子和國防文學的材料》、《四條漢子在魯迅逝世后攻擊和誣蔑魯迅的材料》、《魯迅批判孔孟之道的材料》、《魯迅關于培養(yǎng)文藝隊伍的材料》、《魯迅總結歷史經(jīng)驗的材料》，最后一本材料是1974年2月14日印出來的。
“那時候我和余秋雨住在康平路，開會也在那里�！备吡x龍介紹說，按照組織結構，市委寫作組是市委機關的組成部分，“石一歌”是寫作組下屬的項目組。
據(jù)胡錫濤在《余秋雨要不要懺悔》一文中的回憶，寫作組沒編制，人員多為借調，工資仍在原單位拿。它辦的6本雜志，不發(fā)稿費或補貼（“文革”期間一律不發(fā)稿費），寫作大多為任務，文章發(fā)表時多數(shù)為筆名，等于完全是義工。偶爾用一下真名，還得防止作者“翹尾巴”。寫作組的日子過得并不像后來人想象的那樣奢侈。據(jù)徐緝熙回憶，在康平路的生活其實和在復旦的時候差不多，寫稿沒有任何稿費，經(jīng)常工作到深夜，也沒有任何物質待遇。如果是熬通宵，也只有兩毛錢的夜宵，12點的時候食堂供應點面條。
“當時朱永嘉這樣的頭兒，惟一的優(yōu)待就是一碗大米飯，我們吃的都是秈米，因為他胃不好。其他都一樣，沒有任何物質待遇�！�
在徐緝熙的印象中，在寫作組時余秋雨寫的文章并不多�！坝卸螘r間，因為要加強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寫作組調進了一些又紅又專的小青年。這些小青年調到寫作組，剛來的時候不知寫文章為何物，寫出來的文章不像樣，后來就讓余秋雨修改指導，因為他是文藝組的骨干，寫作水平高。這些小青年受文藝組的氛圍影響，后來都進了文化圈，成為了著名的寫手�！�
這一時期，據(jù)胡錫濤《余秋雨要不要懺悔》文中介紹，余秋雨有兩篇文章尤為重要”，一篇是用筆名“任犢”寫的《走出“彼得堡”》，在《朝霞》發(fā)表。另外一篇是《讀一篇新發(fā)現(xiàn)的魯迅佚文》，由上海王知常寄給北京《紅旗》雜志。
這時，胡錫濤已從上海調到北京《紅旗》工作，主管文藝稿件。胡看完文章，感覺良好，轉送王洪文之后，沒有采用。對這段經(jīng)歷，胡錫濤在文章里寫道，“王知常打電話催問我：‘那篇談魯迅佚文的文章，你那里不用，我們在《學習與批判》第8期發(fā)表’。我說，‘報上去了，可惜不用。你們自己發(fā)表算了。任犢是誰’？王說，‘是余秋雨�！覇�，‘他現(xiàn)在好嗎？’王說，‘他現(xiàn)在是這里的第一號種子選手。但是情緒不穩(wěn)定，忽高忽低�！薄蹲x一篇新發(fā)現(xiàn)的魯迅佚文》最終發(fā)表在了《學習與批判》雜志1976年第8期上，后《人民日報》又作了轉載。
胡錫濤和王知常在電話里談到的《走出“彼得堡”》，為有過“文革”經(jīng)歷的人所熟悉。胡錫濤《余秋雨要不要懺悔》里評價說，“應該承認，《讀一篇新發(fā)現(xiàn)的魯迅佚文》多少有些學術味道，不是一般應景之作，所以姚文元不采用；
而《走出‘彼得堡’》寫得很俏皮，恰是應景之作。此文強調文化人走出文化小圈子，到工農群眾中去，與工農相結合，這是與‘文革’的極左路線相符合的�！目陀^效果，肯定不好，完全與廣大文化工作者的心愿相反�！母铩瘯r期的文化人都被趕到鄉(xiāng)下或者五七干校參加勞動，已經(jīng)活得夠累、夠痛苦了，都想回到原來的崗位上就業(yè)。1973年，有的人剛剛回到城里恢復工作，有的人還在鄉(xiāng)下做‘回城’的夢，余秋雨發(fā)表此文，給了當時文化界的人當頭一棒……”
在接受記者的采訪時，高義龍說：“《走出‘彼得堡’》是我寫的，余秋雨改過一稿�！蹲叱觥说卤ぁ返谋尘笆�，1975年提倡學理論，我先寫了一篇《作家·創(chuàng)作·世界觀》，從高爾基寫出革命文學《母親》后，又寫了宣揚‘造神論’的《懺悔》，受到列寧批評，談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性。文章發(fā)表在《朝霞》第一期上。接著打算寫學習列寧給高爾基的信，強調深入生活。這時一天恰好在公交車上遇到一位有名的工人作家，談起來，他說好呀，并說張春橋就要求工人作者讀讀列寧這些信，走出‘彼得堡’，不久還給我寫來一封信，把有關情況寫在信上。文章的題目就是這樣來的�！�
徐緝熙也說，“當時，高義龍寫了《走出‘彼得堡’》的初稿，我們看了覺得很平淡，沒什么光彩。后來就交給余秋雨改。改過以后文采啊什么的好多了，領導和我們都很欣賞。所以他很有才能�！睂O光萱補充說，《走出“彼得堡”》發(fā)表后，朱永嘉立刻寫信向張春橋推薦，張于1975年3月21日回信談了讀后感，很快，1975年4月6日《人民日報》轉載了此文。
《朝霞》風波
《朝霞》是文藝月刊，以發(fā)表文學作品為主，名義上掛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但實際上編輯的權力在文藝組這一邊，每期內容清樣由文藝組組長陳冀德負責初審，然后送北京交肖木拍板，再送回上海人民出版社制作印刷發(fā)行。
1974年，剛剛創(chuàng)刊不久的《朝霞》雜志上發(fā)表了姚真的一篇小說，引發(fā)了當時上海的一場社會風波。
這篇小說寫的是當年學校里兩個紅衛(wèi)兵組織怎樣從打內戰(zhàn)到聯(lián)合的過程，其中有一個組織剛剛成立半年。
不料“工總司”有人看了這篇小說，認為小說里成立半年的組織是在影射“工總司”�！冻肌肥恰皩懽鹘M”主辦的，加上以往“寫作組”與“工總司”就有矛盾，“寫作組”嫌“工總司”沒有文化，只會打打殺殺，“工總司”覺得“寫作組”的人口羅嗦，只會耍筆桿子�！肮た偹尽毕到y(tǒng)派出了隊伍，到《朝霞》編輯部討說法，圍堵了康平路的“寫作組”大樓。
“工總司”一鬧起來，徐景賢也頂不住了，而文藝組組長陳冀德堅持自己沒錯，雙方一時僵持不下。
后來張春橋找到朱永嘉，下了個批件，說“我是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有事情是我負責，你們要團結”。不久，《朝霞》事件平息。
在《借我一生》里，余秋雨這樣描述道：“我與一位姓陳的青年工人一起去了《朝霞》，但身份極為含混，似乎是為陳女士做點聯(lián)絡工作的。但是我們根本不知道陳女士在哪里。只知道‘工總司’要來砸，寫作組要脫鉤，編輯部要維持�！齻�月，編輯部在兩位老編輯的領導下繼續(xù)工作，我則在編輯部外面的一間屋子里辦創(chuàng)作講習班，講授小說和獨幕劇的寫作技法。三個月之后，‘工總司’斗爭矛頭別移，陳女士回來重新視事，朱、王也沒說一聲感謝，就完了�！保ā妒斋@》2004年第4期第192頁）
據(jù)徐緝熙、高義龍證實，1974年年底，余秋雨寫作署名任犢的《讀〈朝霞〉一年》在《學習與批判》1975年第1期上發(fā)表。
幾年后的《清查報告》寫道：“此文結構開闔自如，行文流暢漂亮，在藝術性上堪稱一流，但它的客觀影響很壞，此篇長文把《朝霞》的政治觀點、編輯方針、選題思想、主要毒草作品，以及所謂的籌稿和培訓作者的方法等作了全面、系統(tǒng)的吹捧。這篇黑文還在香港刊物上轉載，流毒海外。”
在文藝組的3年時間里，余秋雨寫的文章并不多。長篇散文《記一位縣委書記》，發(fā)表在《朝霞》1975年7月號頭條上，文章內容主要是為配合當時的政治形勢，對“上山下鄉(xiāng)”大唱贊歌。另外一篇是《胡適傳（五四前后）》，以余秋雨名字發(fā)表在《學習與批判》1974年第1期，占了該期雜志很多篇幅，后又收入1976年5月出版的“學習與批判叢書”中的《歷史人物集》上。
因為在寫作上的才華，余秋雨受王知常委托，有時負責文藝組青年的統(tǒng)稿工作。他幫助陸××把一篇叫《封建禮教與賈政》的文章改為《賈府里的孔“圣人”———賈政》，這篇文章后以“任犢”為筆名發(fā)表在《學習與批判》上。陸××在看文章時發(fā)現(xiàn)，除標題被改動外，“其內容也完全由余秋雨同志重寫”。
另外一次是給上海一位青年工人寫的《論阮氏三兄弟》（《學習與批判》1975年第9期）和《〈水滸〉為何屏晁蓋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后發(fā)表于《紅旗》1975年第10期）提修改建議，這位工人在1978年4月16日交代這兩篇文章的炮制經(jīng)過時說：“余秋雨看過我的初稿，提意見說靈牌問題要做足，我根據(jù)他的意思做了點修改�！�
這個階段，余秋雨還一度成為老師，和文藝組的組長陳冀德一起給寫作組主辦的評《水滸》學習班和評《紅樓夢》學習班授課。
原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的總支書記周培松回憶說，盡管余秋雨的關系和檔案在學院，工資也在學院拿，畢業(yè)分配后并未回校上班，但戲劇學院工軍宣隊已指定他為黨委委員，還準備提拔他為黨委副書記。
“文革”后的三年清查
1976年到1978年底，寫作組總部經(jīng)歷了三年清查，其中包括哲學組、經(jīng)濟組、政經(jīng)組、歷史組、黨史組、文藝組（含《魯迅傳》組）、文藝摘編組、自然辯證法組、哲學小辭典組、秘書組。文藝組（含《魯迅傳》組）共有余秋雨、戴厚英等八人屬于“原定說清楚的”，其上有“采取組織措施的”，其下有“已宣布不作為說清楚的”和“擬不作為說清楚的”。
1975年冬天，余秋雨在身體檢查中發(fā)現(xiàn)GBT偏高，懷疑得了肝炎，在休息一段時間以后，余秋雨想到北京散散心。王知常在電話里讓《紅旗》雜志編輯胡錫濤安排余秋雨住在《紅旗》雜志社招待所，胡答應了。然而因為上海方面胡錫濤的兩個“老戰(zhàn)友”打來反映余秋雨問題的電話，胡打電話給王知常，不同意余秋雨到北京。
而周培松回憶說，“余秋雨得肝炎住院的時候，戲劇學院的工軍宣隊領導曾經(jīng)親自開著小車帶著禮物去看望他，一般的教授生病是絕對沒有這樣的待遇的。”
不久，余秋雨在一位叫盛鐘健的老師幫助下，通過一個畫家，在浙江奉化鄉(xiāng)下找了一處房子調養(yǎng)生息。在那里的半年多時間里，余秋雨說自己的“心和腦子全在書里邊了”。
等余秋雨回到上海，已經(jīng)是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后，原寫作組的朱永嘉、王知常被抓，文藝組的負責人陳冀德被隔離了，他們屬于“采取組織措施的”類別。
據(jù)胡錫濤回憶，遭到他人多次舉報的余秋雨，認為自己清白無辜，為此3次上書華國鋒，希望能夠獲得脫帽待遇。
當年“文藝組”的成員徐緝熙在接受本報的采訪時說，粉碎四人幫以后，中央和市委派清查組來清查，文藝組的成員多半是被審查對象，需要交待問題。余秋雨和大家一樣，被稱為“說清楚”對象�！爱敃r如果清查通過了，就要開大會，在會上宣布‘解脫’”。余秋雨在文藝組中是較晚宣布‘解脫’的�！�
與余秋雨遭遇相反的是，孫光萱因為問題較輕，是清查工作組依靠對象，后成為清查工作組的成員。
1978年底清查工作結束，文藝組成員去工廠勞動，1979年初分配工作或回原單位，受到的待遇各自不同。徐緝熙回到了上海師范大學，經(jīng)過了一次復查，后成為文藝學教授、碩士生導師、學科帶頭人；
戴厚英去了復旦大學上海分校，一直到老，才評上教授。
回到上海戲劇學院以后，余秋雨又經(jīng)歷過一次復查。根據(jù)當時上海戲劇學院擔任復查工作的戲劇文學系黨總支副書記周培松回憶證實，最后，余秋雨被確定為“說錯話，做錯事，寫錯文章”一類人，允許重返工作崗位。
1980年，憑著良好的外語基礎，多年資料積累，勤奮和好學，余秋雨開始準備《戲劇理論史稿》一書的創(chuàng)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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