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是知識體系，又是一種社會活動，其發(fā)生、發(fā)展總是與人類需求、社會利益相關，因而，與價值不可分離。當代科技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向物質世界更深更廣的層面探索，更依賴數(shù)學演算和先進的實驗室、技術手段；
另一方面，轉向研究、干預人類自身的生命體和生命活動。兩者都涉及人類生存與發(fā)展的價值指向。在科技史上，科學的工具性價值和求真性價值始終存在，且經(jīng)常發(fā)生不同的價值取向之爭。在當代人類終極性關懷上，又擴展、演化為社會層面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之爭。

　　科學的價值問題很早就有人提出，對這個問題已有不少研究和分析，但一直存在不同的見解與爭論。當代的科學技術發(fā)展迅猛，不時地引發(fā)出科技與倫理、科技與人文之爭，顯然，這與科學的價值及其取向問題不無關系。

　　科學的內在價值

　　一方面科學逐漸地擺脫附著在其上的“非科學”的虛幻的混雜的因素；
另一方面日益顯露其理性（追求真理）和工具性（效用）的雙重價值。這兩種價值隨著科學的長足進展而并行不悖，越來越展現(xiàn)出它自身的無比魅力。

　　經(jīng)常有這樣一種說法：科學只是探求事實真理，與價值無關，科學知識是中性的。確實，如果把科學僅看成是揭示、描述事物的內在本質關系的知識體系，是科學研究的認知結晶，似乎應該沒有什么問題。然而，科學不只是一種知識體系，還是一種社會活動，與經(jīng)濟、政治、人文等文化相互影響，相互制約與促進�？茖W的發(fā)生、發(fā)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與人類的需要、社會的利益要求結合在一起的，科學不可能與價值分離。

　　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曾作過這樣的描述：古時的埃及和阿比西尼亞的國王，把埃及的土地以同樣大小的正方形分配給所有的人，以此收繳土地租金，如果尼羅河水沖跑了某人的土地的一部分，就要馬上報告，國王會派人去調查和測量，以減少相應的租稅征繳，正是由于有了這樣的做法，埃及才首創(chuàng)了測量土地的方法與規(guī)則，希臘人又從那里學到了這種方法與規(guī)則，并演變?yōu)閹缀螌W體系。同樣，天文學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都是由于農業(yè)生產(chǎn)或人們命運的占卜等實際需要而產(chǎn)生的，在公元前的西方，天文學甚至與占星術是同義的。所以，18世紀法國思想家盧梭在對科學予以抨擊時指出：一切科學的起源都出于卑鄙的目的：天文學出于占星術迷信，幾何學出于貪婪，物理學出于無聊的好奇。雖然語出尖刻，卻不無深意，揭示了科學總是與社會的功利、人類的習性、心理需求等息息相關。

　　在近代科學誕生之前的漫長歲月中，理論形態(tài)的科學是寓于自然哲學、自然神學之中的，這時的科學研究主要是以分散的獨立的個體自由探索的活動為主，科學的認識既具有直觀性，又帶有濃厚的思辨色彩。另一方面，帶有強烈應用意向和功能的技術發(fā)明，作為與生產(chǎn)、生活緊密相關的經(jīng)驗集成，則基本上是與科學理論研究相分離。因此，前科學時期的科學，整體上講內在地孕育、滋生著兩種價值：追求真理的理性價值，講究效用的工具性價值。但這兩種價值并不彰顯，后者的效用十分有限，而前者（科學理性）則附魅于哲學、宗教、經(jīng)驗的價值系統(tǒng)之中。

　　近代科學從哲學、神學中脫胎之際，科學的主流形式盡管仍然為宗教的經(jīng)驗的價值所裹挾，但已經(jīng)在悄悄地發(fā)生變化，科學不再是粗糙、直觀的觀察和純粹的思辨，而是運用了實驗的手段和較精細的觀察（望遠鏡等科學儀器）�？茖W不再是與神學有千絲萬縷聯(lián)系的陳舊的宇宙目的論的理論，而是主張自然界自在的實際因果關系的新理論概念，如牛頓的力學理論，雖然還承認上帝是自然界的創(chuàng)立者，但把自然界的運動變化視為自然規(guī)律使然，而不再是上帝意志的安排。17世紀由開普勒、伽利略開創(chuàng)的科學實驗，為英國哲學家培根所充分張揚，培根強調：科學應該完全建立在經(jīng)驗知識和歸納邏輯之上。略后于培根的法國哲學家笛卡爾則十分強調理性的邏輯演繹，他在懷疑經(jīng)驗知識的同時把運用數(shù)學法則看作人類理性的最高法則。兩者雖有不同，但推崇理性思維的力量則是一致的。這兩者的結合，造就了西方近代最偉大的科學家牛頓以及他的萬有引力科學理論的誕生。以牛頓經(jīng)典科學理論為代表的近代科學不僅使科學理性價值大大增強，而且為西方啟蒙運動和科學未來的長足發(fā)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18世紀大機器工業(yè)和資本主義自由貿易的盛行，進一步為科學搭建了大顯身手的廣闊現(xiàn)實舞臺，科學與技術開始聯(lián)手，此后的一兩百年，科學不僅在理論上有了重大的創(chuàng)建，而且還展示出其巨大的實用效應。馬克思曾經(jīng)深刻地指出：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使科技日益成為生產(chǎn)力的要素，成為不可小視的獨立發(fā)展力量，并且和人的因素緊密關聯(lián)，以物的形式表達著人與人的關系。借著工業(yè)革命與資本主義的發(fā)展，科學真正走上了祛魅的道路。

　　科學祛魅的重要意義有兩方面：一方面使它逐漸地擺脫附著在其上的“非科學”的虛幻的混雜的因素；
另一方面日益顯露其理性（追求真理）和工具性（效用）的雙重價值。前者體現(xiàn)的是精神性的價值，后者主要表達為功利性的作用。這兩種價值隨著科學的長足進展而并行不悖，越來越展現(xiàn)出它自身的無比魅力。

　　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他當時所指的“知識”，決不僅僅指科學知識，因為他說過：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聰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倫理學使人有修養(yǎng)，邏輯修辭使人善辯這樣的話。但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話卻預示著科學的未來對社會將起的不可估量的作用。在科學開始嶄露頭角又尚未雄起時，科學從原先雌伏于神學而進入到與之分庭抗禮，各自劃分疆界，以求互不相干的共存。然而，一旦科學完全沖決了神學的藩籬，迸發(fā)出不可抑制的強大力量時，它就開始以真理的代表乃至權威的面目出現(xiàn)。科學在一個又一個的相關領域取得驕人的成就，科學理論基礎上的技術轉化為巨大的生產(chǎn)力，科技成果的應用，深刻地改變著人們的日常生活，科學的觀念、理念滲透到社會的組織、結構、制度等層面，對整個社會產(chǎn)生重大的影響。時至今日，科學已成為當代的主流文化，在西方，甚至被一些學者視為“意識形態(tài)”，它在人們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中起著深刻的價值導向作用。

　　當代科技特征及價值指向

　　科學達到的認知水準和具備的技術能力，并不表明它足以預見科技應用對社會的深遠影響，更無法深入解答人類的終極價值問題。正是在這一點上，產(chǎn)生了我們今天不時出現(xiàn)的科技與倫理、科學與人文的沖突。

　　20世紀以來，科學技術更是日新月異，突飛猛進，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輝煌成就。20世紀初，由相對論和量子理論為代表拉開了科學理論重大創(chuàng)新的序幕。20世紀中葉，分子生物學等新興學科以及生物技術、信息技術、空間技術、海洋技術等高新技術相繼涌現(xiàn)，形成了蔚為壯觀的局面�？茖W對物質世界探索的拓展與深入，以及伴隨而起的技術革命，其效應是巨大的，前所未有的。

　　當代的科學技術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形成了與以往有所不同的兩大特征。

　　第一，研究的對象大為拓展，研究的理論、方法有所變化。當今的科學在探索外在世界的奧秘上，正朝著更深更廣的層面進展。與此相應，根植在傳統(tǒng)物理學之上的科學理論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普朗克的量子理論首先打破了以往牛頓經(jīng)典理論的一統(tǒng)天下，隨后源源不斷地涌現(xiàn)了各種新的理論（大爆炸宇宙論、統(tǒng)一場論、測不準理論、混沌理論等等），這些大都是理論假說，帶有不少猜測的成分。面對宏遠而又細微尺度的物質世界，依靠以往直觀的觀察和一般實驗室的方法已難以奏效，于是一方面更加依賴數(shù)學演算工具，用方程式去部分地取代傳統(tǒng)物理學關于宇宙的模式結構；
另一方面是加強實驗室（微世界）的建設，并發(fā)展相應的更為強大和先進的技術手段（射電望遠鏡、電子計算機、高能加速器等），以期獲得更為精密與可控的研究方式。在這樣的研究過程中，理性的推演更為深化，理論與技術的結合更為緊密。然而，這種局部的精確與整體抽象演算的結合，往往呈現(xiàn)出復雜而又難以把握的狀態(tài)。

　　第二，更注重人類自身的生命體與生命活動的研究。分子生物學的建立和生物技術的革命，不僅極大地改變了生物學的面貌，推進了生命科學的發(fā)展，帶動了諸如基因工程產(chǎn)業(yè)的興起，而且還導致科學家進一步去探索和干預人類自身的生命體及其生命活動（從人類的生殖、生育、遺傳、醫(yī)療、保健乃至死亡），用新技術（人工生殖技術、生育控制技術、遺傳服務技術、基因治療、胚胎干細胞、生殖性克隆、腦死亡診斷等）去調控人的生命進程或改變人的生命性狀。

　　上述兩種科技特征，從根本上講，反映了人類推進科學技術的價值指向：獲得更多的生存空間、物質、能量，改變自身的生命體征與質量，以求得更好的生存與發(fā)展。只不過前者是指向外在的物質世界，后者是直指人自身的生命體。這兩方面的變化雖然深涉人類生存與發(fā)展的價值，但并不意味著科學能自覺地認識其中的利弊以及“實然”和“應然”的復雜關系。這就是說，科學達到的認知水準和具備的技術能力，并不表明它足以預見科技應用對社會的深遠影響，更無法深入解答人類的終極價值問題。正是在這一點上，產(chǎn)生了我們今天不時出現(xiàn)的科技與倫理、科學與人文的沖突。

　　當今的人類面對先進的科學技術，在生存與發(fā)展上，存在著機遇和危機的雙重因素，這是因為一方面，科學技術的飛速發(fā)展，似有盲目、失控的態(tài)勢；
另一方面，科技的效應越來越重大，既有正面的作用，又潛在著不容小覷的負面效應。原子核能的誤用或失控濫用，會給人類的生命財產(chǎn)帶來巨大的危害；
毫微技術的差錯則可能引起社會系統(tǒng)（組織、信息、管理、金融等）的莫大混亂與損害，而基因重組技術可能使生態(tài)系統(tǒng)以及人類的生存受到威脅與危害。

　　當前的生物技術在干預、介入人的生命過程時，存在令人擔憂的各種問題，例如現(xiàn)在對人類基因組的認識尚未達到實際治療的地步，如果倉促應用就會直接危害對象的生命健康；
而像生殖性克隆技術，如果推廣實施的話，完全是無視人的尊嚴這樣的基本價值理念、與社會公益原則背道而馳的行為。這里的問題并不像有些人簡單地歸結為只是事實與價值之間的沖突，因為科學與價值始終存在著無法分割的關系，尤其是在當代，科學更是以為人類造福的名義而進展。所以，這是一個在涉及人類生存與發(fā)展的終極性關懷中，以怎樣的價值理念來看待，做出怎樣的價值選擇和取向的問題。

　　科學的不同價值取向

　　當今社會往往表現(xiàn)出這樣的悖論：科技改變著社會，卻失卻了人生的目標；
科技給人們帶來生活的便利，卻令人更為焦慮。于是，科學家們內部的價值爭議就擴展、演化為社會層面上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之爭。

　　美國諾貝爾獎獲得者、理論物理學家理查德·菲曼在“科學的價值”演講中認為，科學具有這樣幾點價值：（1）能對社會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力；
（2）能提供智慧與思辨的享受；
（3）改變了人們對世界的概念。我認為確實如此，但是這些價值從根本上說，是出自科學內在的雙重價值：工具性價值和理性價值。

　　在科技發(fā)展史上，科學始終存在著這樣的雙重價值或二元價值。前科學時期，這種二元價值十分明顯，這是因為，當時的科學與技術基本上是分離的，科學純粹是一種出于好奇和興趣的探索真理的精神活動，而技術則與生產(chǎn)、生活緊密相連，應用性歷來十分明顯。

　　近代科學的產(chǎn)生，由于演繹的、歸納的、抽象的、分析的、還原的科學思維方式和以觀察、實驗為基礎的經(jīng)驗實證方法日臻純熟，理論創(chuàng)新和技術發(fā)明不斷地產(chǎn)生，使得科學的理性－求真性十分鮮明。每一次科學革命所產(chǎn)生的科學理論，都極大地影響著人們對世界的認識并改變著人們的重大觀念。因此，科學理性的求真價值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0世紀初法國科學家彭加勒說：追求真理應該是科學活動的目標，而且是值得我們活動的唯一的目的。事實也是如此，如果沒有這種以追求真理為鵠的科學精神與內在動力，科學是很難獲得理論上的重大建樹與創(chuàng)見的，如果沒有體現(xiàn)真理的科學理論，也不可能對人類社會產(chǎn)生如

　　此重大的思想認識上的影響。另一方面，之所以把科學的求真，科學的理性視為價值，也正是因為科學的理性在很大程度上釋放著人類潛在的智慧與能力，表達出自由自覺的精神意向，這是符合人的求真本性的。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當今科學的求真價值卻有弱化的傾向。由于科學研究對象的日趨復雜和細化，科學理論的演變不得不由原先建立在直觀經(jīng)驗基礎上帶有精確性的邏輯思維，過渡到某種高水準的理論猜測或頭腦中的思想實驗，因而，一些科學家原先追求真理的信心有所動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對把握真理的信念發(fā)生懷疑，從而不再把追求真理作為目標，而是只注重“微世界”的研究，通過帶有局部性的實驗室研究，去追求適應社會需求的技術發(fā)展。這就遮蔽了科學本身所固有的求真價值。

　　另一方面，由于工業(yè)化、市場化的現(xiàn)代性需求與社會氛圍，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chǎn)力，轉向為實際應用的步伐越來越快，在企業(yè)利潤、政治利益、國家實力的需求等影響下，帶有急功近利色彩的工具性傾向則日益彰顯。

　　無庸諱言，當代科技的現(xiàn)實狀況是工具性傾向越來越增強，而求真性越來越淡化。但是，求真性淡化并不說明科學的真理性消失，只是這一不計功利的可貴求真精神被日益濃厚的帶有強烈功利意向的技術行為所遮蔽，以至于人們在強調科技的重要性時，眼中看到的只是生產(chǎn)力和物質財富，心中想到的只是科學知識、方法和技能，而把追求真理這一符合人類本真天性的可貴精神置之腦后。人們忘卻了唯有以求真為內核的科學精神才得以創(chuàng)建偉大的科學理論，許多重大的技術都是在這些理論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當然，求真性的價值還不止此，它還會促進人類理性的深入發(fā)展，使人們的精神生活得到豐富和升華。

　　不管怎樣，科學的二元價值依然存在，對兩者孰輕孰重的爭議也不少。加之科學并不是在真空中獨自運行，科學活動在與其它的社會活動的互動中，尤其是當代的科技被人們普遍看好，視為解決人類生存與發(fā)展至關重要的途徑時，無可避免地又與終極性的人文關懷聯(lián)系在一起。英國學者斯諾在《兩種文化》中就十分強調科學的工具性價值，認為只有通過科學技術的發(fā)展，才能增加財富，使人擺脫貧窮；
法國科學家彭加勒則代表了另一種意見，他認為，努力減輕人類的痛苦是必要的，但世界一日不滅，痛苦就不會斷，而使人們擺脫物質煩惱的積極方法之一，就是在追求真理的研究和思考中去享有自由。這樣的爭論連綿不絕，反映了科學內部的價值取向之爭，這種爭論無疑是與自覺關心人類生存與發(fā)展的終極性價值密切相關的。

　　科學越是迅速地發(fā)展，越是加快轉化為應用的步伐，越是具有巨大的效應，終極性價值層面的問題就越突出。然而，科技本身并不研究這樣的價值問題。當今社會往往表現(xiàn)出這樣的悖論：科技改變著社會，卻失卻了人生的目標；
科技給人們帶來生活的便利，卻令人更為焦慮。于是，科學家們內部的價值爭議就擴展、演化為社會層面上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之爭�！肮ぞ呃硇浴焙汀皟r值理性”這兩者從實質上講，是不同的價值取向在人類終極關懷問題上的反映，前者一方面訴諸于工具性，認為只要借助科技就有望解決人們的生存困境，可以改善自身的生命質量，另一方面又訴諸于科學理性，認為只要依靠科學理性，就可以掌握自然、社會和人類自身的奧秘。而后者主要是探尋人的生命價值及其意義所在，強調的是維護人類的基本價值理念，重視的是社會的整體利益與可持續(xù)的發(fā)展，以及人類與自然生態(tài)的和諧關系，并且認為這些問題并非科學理性所能完全把握�！肮ぞ呃硇浴焙汀皟r值理性”的爭議，往往具體表現(xiàn)為科學與倫理道德、科學與人文的爭論。

　　在倫理道德角度，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際上，都有人大聲疾呼：科學家、科技工作者應該擔負起社會責任，科學家應該有良知和德性。這種要求當然是合理的，但在今天企業(yè)與企業(yè)之間，區(qū)域與區(qū)域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生存競爭十分激烈的情形下，要求從事科技的工作者既要專心致志地進行研究，爭取快出成果，又要他們靜下心來對其科技應用的后果及深遠的社會效應作終極性的思考，實在有點勉為其難。當然這并不等于說科學工作者可以就此放棄他們的責任，可以丟棄終極關懷的價值理念。關鍵是，無論是科學家還是其他的人，都應該樹立起正確的科學價值認識，那就是既認識到應該讓科學充分發(fā)揮它的“工具理性”功能，又清醒地意識到“工具理性”的局限性。同樣，“價值理性”也不可能解決人類面臨的各種問題，它只能起到某種啟發(fā)思考和引導、規(guī)范的作用。因此，歸根結底要做到兩點：一個是增強人們的基本價值理念與科技倫理原則的意識，使人們明白，科學技術可行的，不一定就是應該做的，在科技轉化為應用時，要警覺是否存在違背人們根本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的可能；
另一個就是使科技與人文攜起手來，相互尊重，平等交流和溝通，然后各展其長，共生互補�？傊�，從價值角度講，當今的科學不能回避人類的終極價值問題，但必須協(xié)調好“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兩者的關系，只有這樣，科學才得以健康地發(fā)展，并真正造福于人類。

　　講演者小傳

　　徐宗良1951年生于上海。1987年畢業(yè)于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獲哲學碩士學位�，F(xiàn)為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復旦大學應用倫理中心副主任，上海市自然辯證法學會理事，上海市哲學學會理事，全國醫(yī)學倫理學學會理事，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中心倫理、法律、社會研究部副主任等職。主要從事科技哲學、科技倫理學、生命倫理學的研究與教學，研究方向是科技進步與現(xiàn)代文明，獨自撰寫和合著的專著多部，在國內外發(fā)表學術論文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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