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里，文壇發(fā)生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人們不斷地談論一家在內地已經不復存在的報紙——大公報。這種談論漸成公議，以至許多學者（含老中青），都對此一話題倍感關注，發(fā)表了他們的研究成果。雖然迄今為止，不能說大功告成，但是結了碩果。大公報的歷史是中國近代史的一面鏡子，研究其“鏡像效應”當然工程浩大，指日待成，談何容易，因為歷史的機遇未到，我們和這家百年老報重逢之日，尚搖搖無期。人們在回憶中憧憬，有樂觀，也有悲觀。于是，至少談論，也是化開塊壘之一招。

　　大公報研究的熱潮或許可以追溯到上世紀９０年代中葉，而此前一段時期，大公報問題雖然不是絕無人談，如一些大公報的老前輩李純青先生、唐振常先生等，已經談過此話題——非但是老生常談，而且有驚人之談——但是，他們的見解多不為人知。那個時期以后，也就是在社會形態(tài)呈現(xiàn)“多元化”、輿論一律的老式禁錮已被稍稍松動以后，人們發(fā)現(xiàn)談論大公報歷史者由少漸多，形成了一個規(guī)模。究其原因，是因為要研究中國近代史之真面目，不可不涉及大公報；
要倡導今天的新聞改革，也不可不涉及之。而媒體更新的討論，其實也就是研究第四種權力的產生與發(fā)展，對這種權力通常的解釋，就是輿論監(jiān)督的權利。

　　稍加回顧，我們看到，在大公報研究勃然興起以前，在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中葉，李純情先生關于大公報問題的言論已經極為尖銳，他的文章是為大公報翻案而來，而非一般的人云亦云。其主要論點、論據(jù)，已經涉及到如何看待大公報的所謂歷史反動問題，如：小罵大幫忙問題、大公報的國民黨政學系問題、大公報的所謂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云云。李公的文章一石千波，關注此事的人倍感振動。文章當時是在香港發(fā)表的。這個先例一開，人們看待大公報就很不一樣了，這份報紙在６６年被迫關閉以后，一直被一種模糊哲學所籠罩——大公報是否定文革后，唯一沒有恢復的官方報紙——雖然，李公們其實不是在談北京永安路那張報紙。也許更早，臺灣學者，前大公報人陳紀瀅先生撰寫的關于大公報人的長篇文章，也是這個研究的重鎮(zhèn)，如他寫的張季鸞，胡政之，徐盈，子岡的傳記，就很有份量。

　　９０年代初期，唐振常先生由于抑郁、苦悶而發(fā)的隨筆文章里，寫大公報人的篇章不在少數(shù)。他為后來結集的書命名為《往事如煙憶逝者》。書中寫了大公報的主腦人物王蕓生及張琴南、李純青、劉克林等人。唐先生的寫法，已經和所謂“正統(tǒng)”評介文章很不一樣。他的書，沒有做關于大公報的正面歷史評定，但卻給人一種大公報人人性洋溢的畫面，如報館中人都喚總編輯王先生為王蕓老，由王蕓老而喚王老蕓者，亦不乏其人；
對張琴南先生，則稱為“藹然長者”；
喚那時剛進入報館的譚文瑞先生為白孩、劉克林先生為黑孩等。相比之下，報紙中人最可怕的，就是沒有人性，像報人中的敗類張春橋、姚文元那樣，只有一些冥頑愚忠之氣。筆者將此稱作“為大公報人恢復人格形象的大手筆”。后來人寫大公報，都無出其右。

　　不久，周雨先生的《王蕓生傳》有幸面世。他的附錄里，更刊印了王先生的文章，有些是文革時被看成很“反動”的文章。

　　到了９０中期，以王芝琛先生為主將的大公報研究，開拓了一個嶄新的格局。緊緊跟進的學子，有志于大公報研究者不乏其人，如謝泳、智效民、丁東等諸位實力派學者都是。而王芝琛為王蕓生先生子嗣，家事國事融為一爐，更有其研究優(yōu)勢。他的幾十篇文章后來結集成書，即《百年滄�！�，可以說是恢復大公報研究的一大業(yè)績。王的書大多是在為一些大公報的歷史積案作辯護，他的課題在此之前或者是被禁止的話題，或者以訛傳訛，都是錯誤的表達。他的課題在任桐那里也有更為詳盡的說明，如西安事變大公報立場問題、抗戰(zhàn)時期張季鸞的國家中心論問題，以及他關于魯迅之死訃告問題、中條山戰(zhàn)役問題、內戰(zhàn)未起時期重慶談判問題、“另起爐灶”問題、“沁園春·雪”一詩問題、小罵大幫忙問題，以至現(xiàn)在尚無人詳盡提及之“可恥的長春之戰(zhàn)”問題，等等。

　　在大公報成立百年前后，又有天津南開大學教授賈曉慧的《大公報新論》面世，加上現(xiàn)在我們看到的新近出版的任桐先生的新書《徘徊于民本和民主之間》，可以說此類研究后繼不乏人。這些書籍的出版，將近乎半個世紀對于大公報的禁聲狀態(tài)一舉摧垮，令讀者和更年輕的人們，產生了大公報的正面形象、張季鸞和王蕓生的正面形象，實為功德無量之舉。

　　當然，這其間，也存在大公報研究的某些不足。張季鸞、胡政之、王蕓生的命運，和新紀大公的命運深深維系，無可割裂，也是此類研究之重；
而對于大公報在二十年代以來的總體概貌，涉及者則少。所以，我們在深一步關注諸如王芝琛、任桐、賈曉慧先生的斷代研究之外，當可以期待有學者總持其史料，完成整部大公報歷史的復寫。但是，只是開掘這一段歷史，即二十年代末至抗戰(zhàn)初開時期的大公報歷史，也是極為必要的。這個時期，正好是大公報凸現(xiàn)其自由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的歷史時期，也是她縱橫捭闔，指點國內外天下事，文人論政，文章報國的時期。在此其間，關于大公報的歷史評介，將會同恢復其真實面貌兩相呼應，澤被后人。

　　我們看到，在任先生的書中，開宗明義，就是確定大公報的自由主義傾向和民營報紙的性質和性能。這一點極為重要。大公報不同于后來的報紙，用唐振常先生的話說就是，時代變了，此一大公報，非彼一大公報，除了嚴復的報頭題字。這個話是言重而不錯的。那么，自由主義本身的發(fā)展和變化，及其中國化之間、大公報的自由主義及其同樣首肯的某種社會主義究竟是怎樣一種關系，等等，書中有過很好的回顧。任先生以歷史現(xiàn)實主義之眼光來看待大公報的自由主義，他的論點雖筆者不能完全茍同，但大體上是合乎邏輯的。仔細觀察，任的觀點可以大致分為三點：一是，自由主義本身的演繹。也就是說，自由主義在融合了后來產生的社會主義以后，其內容有了增值或改進。這個說法是事實，但是，這種演繹為整體社會主義思潮在全世界的影響帶來了怎樣的后果，值得注意。

　　再則，自由主義本身，其實也是在和穆勒、邊沁的修正有著否定之否定的變化。穆勒等人對于社會主義的某種憧憬，使得邊沁和后來的社會改良運動，有了辨正社會主義的可能�！耙驗樵诠�耶克看來，彌爾（穆勒）是自由主義發(fā)展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導致了費邊主義的興起，擴大了邊沁哲學的傳播，對社會主義的因素滲透自由主義有重要影響，因此哈耶克認為，這一轉折是錯誤的……”（【哈耶克傳】）他主張回到原先的自由主義，即輝格黨時期的自由主義。

　　何以有如此嚴格的對于自由主義的界定，是因為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發(fā)展路徑的不同。而這個不同，正好是被糅合在所謂的趨同傾向上。于是，大公報人如張季鸞、后來肖乾等人，雖然都鼓吹過自由主義，但是，他們的看法很幼稚。

　　肖乾在關于自由主義那篇社評中寫道：“（一）政治自由與經濟平等是并重的。我們認為列寧只寫了一部民生主義，甘地只寫了一部民族主義，杰斐遜只寫了一部民權主義。中山先生之偉大，偉大于三民齊重……（二）……我們在談的自由主義異于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主要在于（三）我們以大多數(shù)人的幸福為前提。如果人類仍然逗留蒙昧在時代，則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無成為同義了。人們既集居一處且分為國家省郡，個人自由與集體安全間必須求到和協(xié)。個人根本是集體的成員。在經濟上，我們贊成公用事業(yè)國有，也希望生產工具不歸于個人。中山先生節(jié)制資本，平均地權的主張遲早要兌現(xiàn)……。（四）贊成民主的多黨競爭制，也即是反對任何一黨專政……（五）我們認為任何革命必須與改造并駕齊驅……�！�

　　這個看法就是，主張自由和民主的同時，又主張?zhí)K聯(lián)式的經濟模式。這是中國自由主義從三、四十年代以來普遍的主張。大公報記者曹谷冰的蘇俄紀行，對于那個模式沒有多少批評。人們也未見大公報上有關于類似紀德的《從蘇聯(lián)歸來》那樣的反思。這是一個方面；
在另一個方面，由于蔣介石的經濟在內戰(zhàn)時期的崩潰，人們期待一個大一統(tǒng)的強盛民族之崛起，也就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走到自由主義的反面。正像書中所謂，連胡適之這樣的自由主義者，也在某種程度上肯定了社會主義的遠景。

　　任先生認為，關于邊沁的爭取大多數(shù)人的幸福問題，就是所謂的改革的成本問題，是可以計算的。但是，其實這個計算基本上無法完成。但是，邊沁的功利主義倒是影響深遠。

　　三是，大而言之，五·四的科學民主之倡導，沒有關聯(lián)到西方另外兩個重要的原則，就是自由和宗教。自由，是相對于民主而言，相對于平等而言的；
宗教，上帝，是相對于科學而言的。如果沒有自由的總原則，平等和民主，就是一種虛假的模擬和有害的試驗；
如果沒有對于理性主義的寬容的限定，就沒有理性本身的理性 ——最近，王元化先生對于理性啟蒙的反思，很可以說明這一點——因為許多西方學者并不是無條件地肯定理性和理性主義的啟蒙和啟蒙運動的。（在這一點上，社會主義的革命輸出和自由主義的戰(zhàn)爭輸出，是否異途同歸乎，很值得思索。）如果人們沒有蘇格拉底和孔子的胸懷，就完全可能自稱是理性的占有者而行非理性的暴力；
再就是，如果沒有人們還看見一個比科學指向更為龐大的世界之對象，宇宙之對象，就會走向一種科技至上主義和所謂的工具理性說（其實，西方現(xiàn)代哲學已經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產生了合二為一的認同；
工具說的性質已經非�？梢桑�。而今，談論自由主義的源流，就不可只說其一，不說其二。當然，自由主義還有一個非常偉大的思考，就是對于上帝的批判——這種批判和馬克思主義者，如考茨基加上尼采等人對于耶穌基督的批判相輔相成，是對一個事務的辨正思維。因為，如果沒有自由主義對于政教合一的攻擊甚至毀滅之，宗教中邪惡的部分，就會站到宗教善良愿望的反面。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xiàn)象。我們應該注意到，大公報的創(chuàng)始人英斂之的信徒身份——他和他的知交馬相伯神父的交往，也是大公報辦報宗旨，起碼是一種潛在的意志和訴求。

　　思考這個問題是很有意思的。我們感謝任先生把我們帶入了這個思考。

　　在這個思考里面，人們可以多少看清楚，何以從一開始，從張季鸞那里，就有對列寧的歌頌；
何以王蕓生，任先生稱之為“自由主義最后的守望者”，會北上“ 招安”于社會主義，何以現(xiàn)在人們還是將自由主義看成是和社會主義水火相容的一個期望，這些都是可以納入思考之列的課題。

　　在考證社會主義及其原教旨和修正主義的歷史時期時，我們看到西方社會主義之一部分，從其原教旨中有所分離；
在老“修正主義”的鼻祖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學說的修正版里，衍生出不久前產生的所謂“第三條道路”，這有同于王蕓生的“第三條道路”即“中道而行”，也有極大不同，王其實是在說，要在蘇美之間中道而行，即不同于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中道而行”——當然這種中道，就是毛澤東說的那些自由主義分子的第三條道路……他們的宗旨，也許和自由主義有某種必要的互補。而大公報的星期論文和對于時局的看法，老實說，還停留在對于此一涵義的樸素的詮釋階段。雖然，在許多重大的問題上，大公報人的看法、王蕓生的看法，已經磨合了自由主義的基本概念。這里就是我們通常注意到的如新聞自由問題、開放黨禁問題、軍隊國家化問題等等。就是說，大公報是在不完全否定社會主義的前提下，主張基本的自由主義之前途。

　　于是，接下來的問題是，大公報如何面對中國的具體現(xiàn)實。書中援引了一位外國學者的看法，提出了何以社會主義占了上風、自由主義占了下風。簡單說來，是因為社會主義為中國人、中國知識分子所接受。這是一個事實。像張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這樣的人物，甚至像宋慶齡、張瀾、沈鈞儒這樣的大人物，不是也接受了社會主義嗎？遑論幾個搖筆桿子的報人乎？是的，我們記得為邊沁的書《政府片論》作序的哲人蒙塔谷的名言，他說，一個民族的天才，可以創(chuàng)造一種天才的政治制度，而這種制度，未必可創(chuàng)造政治天才。如果說胡適們、殷海光們也是自由主義者，那么，他們的實踐，后來有了民主的報償，這是制度還是天才的產物呢？

　　從歷史的實際出發(fā)，大公報在所謂的兩極決戰(zhàn)中的傾向性是明顯的，她在選擇國共兩個黨派的政治方向上，的確是傾向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她的小罵大幫忙，確實是主張國民黨進行政治改革的（見賈曉慧《大公報新論》），只是這個改革由于內憂外患而功敗垂成。所以，前幾年我們將此課題只是放在大公報也罵過蔣這一點上，是有歷史局限的。

　　任先生說張季鸞的“國家中心論”是大公報之靈魂，也是大公報擁護蔣介石獨裁的一個證明。這個結論的歷史定位，是內地作者迄今為止無法超越的局限。從歷史的脈絡來看，孫中山的訓政時期的長短，是夾在民主和獨裁之間的一個模糊概念，孫中山和蘇俄的聯(lián)合，在某種意義上改變了他將中國的政治體制歐美化的努力，這為蔣的獨裁帶來某種歷史的機遇；
再者，蔣的獨裁和張季鸞眼里蘇俄、共產黨的獨裁，在程度上有所區(qū)別——也就是后來所謂的民主的多少與有無的差別。所以，撇開戰(zhàn)時的特點，只就國共兩黨，對于自由之空間而論，張季鸞沒有考慮非蔣化于西安事變之中，是有他的歷史預見和感覺的，而王蕓生后來容納大量共產黨地下黨員于報館，和張季鸞的做法大相廷徑，為后來他的北上，做了有意無意的鋪墊—— 只是到了晚年，他才發(fā)現(xiàn)“槍桿子里面”出來的究為何物！

　　所以，大公報和蔣介石的關系，在其支持并擁護其抗戰(zhàn)，張的歷史選擇沒有任何過錯。也是大公報在西安事變時期正確因應的證明。

　　其實，張季鸞對于蔣是有著某種復雜關系的，他早年痛罵過蔣。二十年代末期，蔣統(tǒng)一中國后，他沒有發(fā)現(xiàn)其他可以和蔣構成抗衡的任何勢力。三十年代中期，中國的經濟發(fā)展有較好的表現(xiàn)；
日寇還沒有大舉進攻內地身份；
華北之大，尚可以放下那張書桌。所以，張的態(tài)度是歷史的態(tài)度，也是現(xiàn)實的態(tài)度。這個“國家中心 ”即便是到了抗戰(zhàn)結束，也沒有發(fā)生根本的變化——以至毛不是也在重慶談判時高呼“萬歲”嗎？更不要說蔣介石的改革，后雖偏安一隅，但是畢竟是那場民主改革的潛在動力。這個功績，也應了張的歷史眼光。

　　最后，我們不能把張與蔣之私交，看成是張對蔣的惟命是從。不，大公報在那個時期的許多文章，是大罵而痛加詬病蔣的許多舉措的。這說明張自有主張，說他是蔣的諍友，也為嘗不可！

　　話說回來。大公報的個人主義，主要體現(xiàn)在張季鸞、王蕓生等人“一支筆”的言論負責制上。除掉了他們的“一支筆”，大公報也就名存實亡了。簡而言之，是蔣介石允許這樣一張報紙存在，而到了毛，大公報就壽終正寢了。

　　張季鸞死在四十年代初；
胡政之是在易幟的隆隆炮聲中辭世而去的，很像俄國的普列漢諾夫；
而王蕓生的命運，在以后的時期，確實是滑向了以“公”代其私的地步，“大公”的涵義也發(fā)生了耐人尋味的質變，成為一人之私下面的“公”了。這是后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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