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產受不受保障，不在于民間個人之間能不能侵犯財產，而在于統(tǒng)治權力能不能侵犯公民的財產。公產受不受保障，也不在于老百姓能否私拿公物，而在于有權勢者能否侵奪公產。

　　郎咸平談到的“保姆弄走了主人的財產”，實際上就是我11年前提出的“掌勺者私占大飯鍋”的問題，也就是我6年前提出的“看守者交易由其看守但非其所有的財產”的問題。其實，兩年前中國一些“左派”對當時政策的批評:“崽賣爺田不心痛”也是一種不錯的比喻。但問題在于：為什么會發(fā)生這種情況？這實質上就是問：為什么“主人”制約不了“保姆”？為什么做飯、吃飯者制約不了掌勺者？為什么所有者管不住“看守者”？為什么“崽”根本不把“爺”當回事？

　　這可以說正是全部問題的核心！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哪怕你對“保姆”、“掌勺者”、“看守者”和“崽”的如此行為再罵得厲害又管什么用？而所謂“保姆”、“掌勺者”、“看守者”和“崽”其實按人們更常講的一個詞，就是“公仆”，以上所有這一切疑問，都可以歸結為：為什么國民這個“主人”制約不了他們的“仆人”？

　　這個問題在中國其實是個常識。但是常識不為學者所注意在今天并不是什么怪事。即使勇敢如郎咸平教授者，也在王顧左右而言他。他告訴我們：那是因為“保姆”道德不夠高尚：他（她？）缺少“委托責任感”！我的天！這也可以算是一種回答嗎？

　　郎咸平先生是個經濟學家。而經濟學家所講的“委托-代理關系”，從來指的是一種制度安排，而不是一種道德評判。50多年來我們“為人民服務”、“雷鋒精神”之類的教育還不夠多嗎？怎么那些“保姆”們的“責任”意識還是貧乏到如此地步？

　　郎咸平先生的發(fā)言作用之一，是提醒人們捍衛(wèi)國有資產的緊迫性，其實何止“國有”資產？這些年來包括“集體”資產在內的各類公共資產“流失”到某些人私囊的情況還少嗎？筆者1997年曾出版《江浙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轉制案例研究》一書，就系統(tǒng)地討論過這一問題。近年來呼吁修憲保障私有財產的聲音漸高，這是好現(xiàn)象。但是正如楊支柱先生指出的：“呼吁保護私有財產，決不意味著公共財產就可以被隨便侵犯。”郎咸平先生這時出來呼吁保衛(wèi)國有資產，雖然不是最早，但也是可貴的。其實據(jù)我所知，西方國家憲法中的財產保障條款行文也很少專講保障“私有”財產的。保衛(wèi)私產與保衛(wèi)公產，真有什么矛盾嗎？這些年來，“左派”抱怨公共資產被盜竊，“右派”批評私有財產受侵犯。其實在一個“權力捉弄財產”的社會里，無論公產私產都是權力刀俎下的魚肉。人們常說憲政民主國家私有財產是不可侵犯的，其實在這些國家，公共財產受到的保護也比我們這里嚴密得多。福利國家瑞典的公共財力堪稱雄厚，自由市場美國的私人財富也很驚人，但無論瑞典還是美國，公私財富的比例也許不同，但公產私產同樣是不可侵犯的。

　　真正的問題是：第一，何謂保障財產權？第二，財產權為什么會受侵犯？怎樣才能保障財產權？

　　先說第一。誰都知道西方國家是實行所謂私有制的，據(jù)說那里是“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但是我早就指出過，“世上只有計劃經濟國家禁止私有制，從來沒有市場經濟國家禁止‘公有制’的”。像美國這樣的國家，不僅從最早的“五月花號”船民的公社生活，中經歐文、卡貝等人的世俗社會主義實驗區(qū)，直到摩門教等宗教公社，只要是自愿者的結合，從來受到保護。而且美國也是世界上公益基金制度最發(fā)達的國家，每年都有數(shù)目驚人的私人財產與遺產被自愿捐獻給公益基金。這些自愿性質的“化私為公”從來受到社會道義的贊揚和國家政策（如捐款免稅）的支持，誰也不認為這樣的“化私為公”構成“私有財產流失”或者對“私有制”的侵犯。為什么？因為所謂保護財產所有權，就是保護財產所有者的意志受到尊重，而決不是說財產不可轉移。相反，財產依所有者的意愿而轉移，包括自愿地轉為“公有”，本是保護私有財產的題中應有之義。

　　同樣，所謂公產不可侵犯，就是要尊重作為公產所有者的公眾之處分意志，亦即公產不能違背公意地被某些人私占私吞。因此，基于公意的公產分配與流轉，經由公共選擇程序的“民主私有化”，無論是“賣”是“分”，當然都不能說是“侵犯公產”，也不是什么“公有資產流失”，而恰恰是保護公產的題中應有之義，正如私有者有權捐贈公益是保護私產的應有之義一樣。任何尊重私產的法治國家都只禁止而且必須禁止把私產強行充公，而不會禁止私人自愿公益捐贈。同樣，真正尊重公產的國家也只禁止而且必須禁止權貴私有化，不會禁止民主私有化。

　　在中東歐的經濟轉軌中，捷克是經由民主程序向全體公民免費（只交登計費）公開、公平分配國有資產的典型，而俄羅斯雖然如今許多人特別喜歡罵它的“證券私有化”，但正如我們已經考證過的那樣，實際上俄羅斯的私有化主要形式是“賣”不是“分”，如今不得人心的“寡頭”都是直接從國家那里通過“內部交易”獲得資產，而不是從據(jù)說已經分得了國有資產的民眾手中收購證券來發(fā)家的。但是，俄羅斯私有化的道義合法性飽受質疑，而捷克的證券分配就連當時的反對黨捷共也不持異議，以反“新自由主義”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佩里•安德森也說捷克的做法是“好的資本主義”。1997年后人們對捷克方式的質疑也主要是效率方面的。從來沒有人說捷克這樣做是“國有資產流失”。本來嘛，國有資產就是國民的財產，它既不是皇上的也不是官員“集體”的，把它按國民意愿公平、公正、公開地“量化到個人”，怎么算是“流失”？

　　可見，如今關于“國有資產流失”的對立雙方說法都很值得質疑。這次有的“非主流”朋友把“國有資產流失”簡單地看成一個“賤賣”問題，而有的“主流”朋友則以“只賣不分就不算流失”來應對，標榜自己決沒有把國有資產公開分給老百姓！你是沒有公開給老百姓，只是暗中給了“自己人”而已嘛！

　　事實上，如果從總量來講，國有資產如今至少在賬面上看不但未減，反而顯著增加。這次爭論雙方都提到了這個事實�！爸髁鳌狈矫娴内w曉說這不是好現(xiàn)象，“非主流”方面的楊帆同樣認為這是權力作用下民間資產“流失”到國有部門的結果，他也認為這是非正義的。所以，問題不在于國資與民資之間誰消誰長，誰流向誰，而在于這種流向是否符合公義。以強權化公為私和以強權化私為公都是不公正的，而且這兩種不公正其實一脈相承。對公產的侵犯與對私產的侵犯同樣是“權力捉弄權利”的結果。今天有人抱怨“崽賣爺田不心痛”，其實當年“崽”本來就沒有把“爺”當爺，而是當孫子，何時把他的意志當回事？陜西府谷縣當年有個農民叫戈色令，頂住了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的一系列壓力，堅持單干。但到1958年人民公社時終于頂不住了，在土地、牲口入社后，只有樹還是自己的，1964年農村搞“四清”，又說他搞資本主義，把他家的一萬多棵樹沒收了，1969年又以“一貫走發(fā)家致富道路”的罪名，給戴上了富農分子的帽子，經多次批斗，被折磨而死。戈色令的境況并不是個別的。沒有當年這種“崽奪爺田不手軟”，何來今日的“崽賣爺田不心痛”？當年可以手硬如此，今天怎么會突然“心痛”起來？

　　這就涉及到“怎樣才能保障財產權”的問題了。

　　我們都知道，改革前的中國是主張消滅私有制的，沒有誰會認為那時的中國“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即使在那個時代，老百姓之間的偷盜、搶劫仍然是犯法的。張三偷了李四的錢，王五搶了趙六的物，警察照樣要查辦。這能證明那時中國保障了私有財產嗎？不能。因為那時老百姓之間雖然不能互相侵犯財產，但權力可以侵犯、乃至任意沒收公民的財產，即“崽奪爺田不手軟”。

　　可見，私產受不受保障，不在于民間個人之間能不能侵犯財產，而在于統(tǒng)治權力能不能侵犯公民的財產。

　　同樣，今天郎咸平驚呼國有資產受到了侵犯。然而如今哪個老百姓可以隨便私拿公家財物而不受干預？雖然“外國有個加拿大，中國有個大家拿”成為證明中國國有制下“產權不明晰”的常見話題，但是老實說，這種現(xiàn)象在文革時的管理混亂中比今天要常見得多，而那可恰恰是“國有神圣”的時代。如今的“大家拿”現(xiàn)象比起當年還是少多了。然而，“郎旋風”卻使人發(fā)現(xiàn)國有資產如今受到了空前的侵犯。為什么？答曰：就是由于“崽賣爺田不心痛”么！

　　可見，公產受不受保障，也不在于老百姓能否私拿公物，而在于有權勢者能否侵奪公產。

　　網上有帖云：“私產變公有，必須要私人同意；
公產變私有，必須要公眾同意：道理就這么簡單。但是現(xiàn)在的情況往往相反：沒收私產，例如強行拆遷，常常是‘國家’說了算而不管房主是否同意；
置換‘公產’，又常常是官說了算，而不管公眾是否同意�！�

　　可見，無論私產還是公產，其不能得到保障的最主要原因都是一個，即“崽”權不受制約。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熱愛公有制的社會主義者（指真誠的“主義者”、而不是拿“主義”只當敲門磚的人）與尊重私有制的自由主義者都不會有開心的一天。（鳳凰周刊 ，2004年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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