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初登歷史學之門與在史學領域馳騁者的不同，并非僅是由于后者掌握了多少“歷史規(guī)律”，閱讀過多少史料，出過多少成果。他們間的差別，在我看來，關鍵還在于對“歷史學”這一總體概念的不同認識上。

　　有意思的是，就單純的概念而言，初學者的優(yōu)勢是相當明顯的，他們往往可以于瞬時背出歷史學的定義，其明確、清晰，一字不落的程度，令人驚異。而面對同樣的問題，大多數(shù)長期在史學界馳騁者回答起來則要困難得多。這可能一點也不奇怪。因為無論是人文科學、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的某一門學科，要真正地用一個絕對正確的定義去涵蓋一切，都像自然科學研究中得出“顛撲不破”的結(jié)論一樣，既十分艱難，又似乎無此必要。如果說科學（也包括人文科學、社會科學）永遠是探求未知的學問，那么對概念的邊界的不斷突破就是不可避免的，于此看來，越是處于科學前沿的人，對概念的認識也一定越加復雜。

　　手頭的這本《歷史學是什么》便是一個例證。按理說，從事了二十年歷史研究，如今功成名就的葛劍雄教授對“歷史學”的概念不會有任何的問題�？墒�，恰恰在概念上葛教授產(chǎn)生出了“問題意識”，直到他把自己對歷史學的認識系統(tǒng)化結(jié)集成書后，依然強調(diào)它只是“中國歷史學”，并一再說明他沒有成為歷史哲學家的打算。的確，這本書不是純粹的歷史哲學著作，而是一部歷史學的入門之書。但認真讀過此書的人大概都不會把它僅止看作是一部入門書的。

　　初學歷史的人面臨的問題也許是差不多的，這就是喜歡探究其根本，或許這樣做（或想）才可以增強進一步學習的動力，類似的如 “學歷史學有什么用”“歷史有什么用”便是常常自問或他求的經(jīng)典問題。其實，真正進入了史學領域，這類問題可能就迎刃而解或不再成為問題�？纯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的自述便容易明白其中的奧妙。顧先生說：“當初下‘學’[指從事古史研究——引者按]的界說的時候，以為它是指導人生的�！畬W了沒有用，那么費了氣力去學為的是什么？’普通人都這樣想，我也這樣想。但經(jīng)過了長期的考慮，始感到學的范圍原比人生的范圍大得多，如果我們要求真知，我們便不能不離開了人生的約束而前進。所以在應用上雖是該作有用與無用的區(qū)別，但在學問上則當問真不真，不當問用不用。學問固然可以應用，但應用只是學問的自然的結(jié)果，而不是著手做學問時的目的。從此以后，我敢于大膽作無用的研究，不為一般人的勢利觀念所籠罩了。這一覺悟，真是我的生命中最可紀念的；
我將來如能在學問上有所建樹，這一個覺悟決是成功的根源�！保ù颂幰�自劉起钅于：《顧頡剛先生學述》，中華書局1986年5月版，第31頁）

　　《歷史學是什么》自然也是從頭講起，可是如果我們從“歷史的來歷”、“歷史的類型”，一直讀到“為什么要了解歷史”和“怎樣學習和研究歷史”，也不難發(fā)現(xiàn)，這本書與其是在客觀介紹純粹的學科知識，不如說多是闡發(fā)作者自己對歷史學這門人文學科本身以及這一學科當下所遇到的現(xiàn)實問題的看法更為合適。

　　在中國大陸，歷史學從九十年代得以復興以來，隨著多學科的相互滲透，以及各種理論的介入，其認同危機也已暗潮涌動。而大眾文化的沖擊，后現(xiàn)代主義的解構(gòu)，加劇了這種認同危機。嚴謹?shù)膶W術(shù)論文和著作雖然不斷產(chǎn)生頗具原創(chuàng)意義的見解，可是，全然抵不過一篇哪怕是似是而非的新聞報導的效應大，而“文化散文”、“歷史報告文學”的流行，在傳播歷史知識的同時，也多少使虛構(gòu)、想象與歷史本身發(fā)生了混淆，至于影視界泛濫的“戲說”之風，更是給嚴肅的歷史研究帶來真正的負效應的同時也提出了相當尖銳的挑戰(zhàn)。然而，如今無論是“文化散文”、“歷史報告文學”，還是影視劇里的“戲說”之風，正如葛教授所言“至多只能說是在抒發(fā)自己對歷史的情感”（第122頁），與史學研究及其成果的關系實在是有點“隔”。

　　不過，就中國的傳統(tǒng)而言，文史相互闡發(fā)、借鑒從而相得益彰的同時，其未曾逆料的影響也許在讀史者那里顯得更加廣泛和深刻。史學大家司馬遷，一部《史記》蓋世無雙，可他的文學化傾向之遺風流被，也未必不是文史不分的主要的源頭所在�！度龂�志》不及《三國演義》影響大的事實，并非起因于史家的無能，而主要是接受的一方，更愿意從歷史人物身上獲得某種移情式的認同。這是文學作品的力量，本來與史學關聯(lián)是不大的�？墒�，在中國，人們似乎寧愿將文學描寫與虛構(gòu)當作信史。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史學家何炳松就講過：“文學同歷史完全是兩種東西，我們對于他們的界限，應該絕對劃清；
我們斷不可用文學的手段去做歷史的工作。因為歷史的根據(jù)是固有的事實，文學的根據(jù)是作者的神思——就是所謂想象力。神思是可以憑虛御空的，事實是不能由我們自由去顛倒或虛構(gòu)的�！保ㄒ姟稓v史研究法》，原載《民鐸雜志》第十卷第一號，1929年1月1日）可是直至今日，一部分自以為是的小說家或影視編劇們?nèi)韵矚g代史家言，而另一部分恪守本分的小說家則不得不在自己的小說后注明所寫“純屬虛構(gòu)”。就史學研究言，蹈虛之論最以為忌，可是，待小說家摻乎進來后，主觀意念成了“卓識”的體現(xiàn)，于是，歷史自然成了虛實不分的網(wǎng)絡積木。這部分可能是因為后現(xiàn)代主義影響的結(jié)果，但也逃不脫中國傳統(tǒng)的史觀，特別是與近幾十年主觀意志盛行于史界的現(xiàn)狀有關。

　　《歷史學是什么》中，作者就特別認真地辨析和批評了一些古已有之，近幾十年特別盛行，于今仍未消散乃至制約歷史研究進一步提升的一些治史原則。像流行于“文革”時期的“影射史學”，作者的批評就相當深刻。作者指出：“影射史學的致命缺陷在于，歷史是不斷發(fā)展變化的，絕對的重復是不存在的，影射史學表達的實際上是一種歷史循環(huán)論的觀點，將過去的史實和今天的現(xiàn)實掛起鉤來，把古人和今人做極不恰當?shù)谋雀剑�而看不到現(xiàn)實絕非過去的循環(huán)或重復，因為時間、地點和條件都發(fā)生了改變。影射史學實際上是專制政治下，學術(shù)泛政治化后歷史成為政治的附庸的產(chǎn)物；
或者是在政治高壓下，不存在充分的言論自由，不得不掩蓋自己的真實思想，才使用這種方法。” （第155頁）但問題是，現(xiàn)如今 “影射史學”仍未絕跡，史學危機的另一表現(xiàn)便是，它又改頭換面，打著為現(xiàn)實服務的幌子，招搖于世。

　　一般地看，講“用”并沒有錯。在當下實用主義盛行之時，對大多數(shù)人文學科之外的人，奢談人文學科“無用之用”、“無用乃大用”的道理，可能才是真正無用的。然而，這并不影響我們?nèi)ビ懻撊宋膶W科之“無用”和“用”的邊界。《歷史學是什么》一書中所批評的“春秋筆法”，所辨析的“古為今用”和“以史為鑒”，雖則是從歷史學的研究態(tài)度上去定位的，但它的本意顯然是為了明確清晰地劃分歷史研究與歷史運用之間的邊界。我個人以為，這本書的一個重要貢獻正在于此。

　　強調(diào)歷史研究的獨立性和客觀性，應該說是現(xiàn)代中國的新傳統(tǒng)之一。二十世紀上半期的史家中，就不乏這方面的代表。以主張“史學即史料學”著稱的傅斯年在談到史學研究時說：“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藝術(shù)的建設，不是做疏通的事業(yè)，不是去扶持或推倒這個運動，或那個主義�！保ㄒ姟妒穼W方法導論》，收入《傅斯年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192頁）熱心于引進美國魯濱孫“新史學”的另一史家何炳松在其譯作《新史學》的“導言”中介紹說：“至于歷史的功用，在于幫助我們來明白我們自己同人類的現(xiàn)在及將來。從前以為歷史是‘前車之鑒’，這是不對的。因為古今狀況，斷不是一樣的。就個人而論，我們要明白我們自己的現(xiàn)在，我們不能不記得我們自己的過去。歷史就是我們個人記憶的推廣。我們要研究歷史，并不是因為過去可以給我們種種教訓，實在因為我們可以根據(jù)歷史的知識，來明白現(xiàn)在的問題。因為唯有歷史可以說明現(xiàn)在各種制度�！保ㄔ�載《史地叢刊》第二卷第一期，1922年6月）由此看來，無論是出于什么目的，史學研究都是以求得歷史的真相為前提的。如果我們把史學看作是求取真相的學問的話，以“春秋筆法”構(gòu)成的史書當然無力擔此重任；
而“古為今用”和“以史為鑒”的研究態(tài)度，也很容易使歷史成為現(xiàn)實的工具。就其實質(zhì)言，沒有對真實歷史的了解，“今用”或借鑒也只能是順著歷史的影子行走，偏離軌道則是必然的。

　　取一種獨立和客觀的態(tài)度，以求取真相為基本原則，是治史者的職業(yè)道德。這本身應該成為共識的結(jié)論，之所以屢屢受到置疑，主要是在長期的片面強調(diào)人文學科為現(xiàn)實服務后，治史者喪失了為真理而學術(shù)的精神的結(jié)果。但具體地看，沒能明晰治史與用史之間的根本差別，才是關鍵。好在《歷史學是什么》這本史學入門書，認真地辨析了二者間的本質(zhì)差別。對于希望以治史為志業(yè)者來說，一開始就了解和認識史學研究的基本態(tài)度和取向，無疑將有助于他（或她）今后的研究；
對那些正在史學專業(yè)學習而今后無意從事此類研究的學生，這一提示也同樣重要，因為它至少可以幫助他們作出正確的人生或職業(yè)選擇。

　　2003-4-20 取上居

　�。�刊《博覽群書》200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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