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魯迅紀念館講話，心里緊張——老先生就住在隔壁，講到一半，他要是走進來怎么辦？其實，我非常巴望老先生真的會走進來，因為我知道，我們根本別想見到魯迅先生了。

　　魯迅先生被過度談論了。其實在我們今天的社會尺度中，魯迅是最不該被談論的人。按照胡塞爾的定義：“一個好的懷疑主義者是個壞公民�！濒斞傅男愿�、脾氣，不管哪個朝代，恐怕都是“壞公民”。好在今天對魯迅感興趣的年輕人，恐怕不多了吧？

　　然而全中國專門研究魯迅、吃魯迅飯的專家，據(jù)說仍有兩萬人。所以要想比較認真地談論魯迅，先得穿越兩萬多專家的幾萬萬文字，這段文字路線實在太長了，每次我讀到這類文章，總是弄得很茫然，好像走丟了一樣�？墒欠�出魯迅先生隨便哪本小冊子，一讀下去，就看見老先生坐在那里抽煙，和我面對面！

　　我不是魯迅研究者，沒有專門談論魯迅的資格。今天晚上孫郁先生給我大面子，叫到這里來，怎么辦呢，自己想個話題講講？想不出來，就算有什么意思要來講，一到魯迅家，就嚇得不敢講；
講魯迅先生？那么多人已經(jīng)說過他了，還有什么可講？

　　所以你在魯迅紀念館不談魯迅、談魯迅，我覺得都不恭敬，都為難。

　　我知道自己是屬于在“魯迅”這兩個字上“落了枕”的人，我得找到一種十分私人的關系，才好開口談魯迅�？墒俏液屠舷壬�能有什么私人關系呢？說是讀者，魯迅讀者太多了；
說是喜歡他，喜歡魯迅的人也太多了；
天底下多少好作者都有讀者，都有人喜歡，那都不是談論魯迅的理由。最后我只能說，魯迅是我?guī)资�年來不斷想念的一個人。

　　注意，我指的不是“想到”（ｔｈｉｎｋｉｎｇ），而是“想念”（ｍｉｓｓ），這是有區(qū)別的。譬如魯迅研究者可能每天想到魯迅，但我不確定他們是否想念他——我們會想念一位親人、戀人、老朋友，可是幾十年想念一位你根本不認識的人，是怎樣一回事？出于什么理由？

　　在我私人的“想念名單”中，絕大部份都是老早老早就死掉的人，譬如偉大的畫家、音樂家、作家。在這些人中間，不知為什么，魯迅先生差不多是我頂頂熟悉的一位，并不完全因為他的文學，而是因為他這個人。我曾經(jīng)假想自己跟這個人要好極了，所以我常會嫉妒那些真的和魯迅先生認識的人，同時又討厭他們，因為他們的回憶文字很少描述關于魯迅的細節(jié)，或者描述得一點都不好——除了極稀罕的幾篇，譬如蕭紅女士的回憶。

　　可是你看魯迅先生描述他那些死掉的朋友：范愛農(nóng)、韋素園、柔石、劉半農(nóng)等等，就比別人回憶魯迅的文字，不知道精彩多少。每次讀魯迅先生的回憶文字，我立刻變成魯迅本人，開始活生生回想那些死掉的老朋友。他那篇《范愛農(nóng)》，我不曉得讀過多少遍，每次讀，都會討厭這個家伙，然后漸漸愛他，然后讀到他死掉——尸體找到了，在河水中“直立著”——心里難過起來。

　　我們這代人歡喜魯迅，其實是大有問題的。我小學畢業(yè)，文革開始，市面上能夠出售、準許閱讀的書，只有《毛澤東選集》和魯迅的書。從五十年代開始，魯迅在中國被弄成一尊神，一塊大牌坊。這是另一個大話題，今天不說。反正我后來讀到王朔同志批評魯迅的文章，讀到不少撩撥魯迅的文字，我猜，他們討厭的大概是那塊牌坊。其實，民國年間魯迅先生還沒變牌坊，住在弄堂里，“一聲不響，渾身痱子”，也有許多人討厭他。我就問自己：為什么我這樣子喜歡魯迅呢？今天我來試著以一種私人的方式，談論魯迅先生。

　　第一，我喜歡看他的照片，他的樣子，我以為魯迅先生長得真好看。

　　文革中間我弄到一本日記本，里面每隔幾頁就印著一位中國五四以來大作家的照片，當然是按照四九年后官方欽定的順序排列：“魯、郭、茅，巴、老、曹”之類，我記得最后還有趙樹理的照片——平心而論，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的樣子，各有各的性情與份量。近二十多年，胡適之、梁實秋、沈從文、張愛玲的照片，也公開發(fā)布了，也都各有各的可圈可點，尤其胡適同志，真是相貌堂堂。反正現(xiàn)在男男女女作家群，恐怕是排不出這樣的臉譜了。

　　可是我看來看去，看來看去，還是魯迅先生樣子最好看。

　　五四那一兩代人，單是模樣擺在那里，就使今天中國的文藝家不好比。前些日子，我在三聯(lián)買到兩冊抗戰(zhàn)照片集，發(fā)布了陳公博、林伯生、丁墨村、諸民誼押赴公堂，負罪臨刑的照片，即便在喪盡顏面的時刻，他們一個個都還是書生文人的本色。他們丟了民族的臉，照片上卻是沒有丟書生相貌的臉。我斗膽以畫家的立場對自己說：不論有罪無罪，一個人的相貌是無辜的。我們可能有資格看不起漢奸，卻不見得有資格看不起他們的樣子。其中還有一幅珍貴的照片，就是周作人被押赴法庭，他穿件干凈的長衫，瘦得一點點小，可是那樣的置之度外、斯文通脫。你會說那種神色態(tài)度是強作鎮(zhèn)定，裝出來的，好的，咱們請今天哪位被雙規(guī)被審判的大人物在鏡頭前面裝裝看，看能裝得出那樣的斯文從容么？

　　我這是第一次看見周作人這幅照片，一看之下，真是嘆他們周家人氣質非凡。

　　到了１９７９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會召開，報紙上許多久違的老臉出現(xiàn)了：胡風、聶甘弩、丁玲、肖軍……一個個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見什么呢？看見他們的模樣全都坍塌了，無一例外地被扭曲了。忍心說句不敬的話，那種模樣，還不如丑陋，還不如法庭刑場上的漢奸們，至少保留了相貌上一點最后的尊嚴。這批文代會代表索性不是文藝家，不是名人，倒也罷了，現(xiàn)在你看看，長期的侮辱已經(jīng)和他們的模樣長在一起了——再忍心說句不敬的話：他們帶著自己受盡侮辱的面相，還居然愿意去參加文代會，本身就是再次確認侮辱。我想，魯迅先生不會去參加那樣的會議的。

　　這時我就想到魯迅先生。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長得和他們不一樣，這張臉非常不賣帳，又非常無所謂，非�？�，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臉的清苦、剛直、坦然，骨子里卻透著風流與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對著鏡頭，意思是說：怎么樣！我就是這樣！

　　所以魯迅先生的模樣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學，配他的脾氣，配他的命運，配他的地位與聲名。我們說起五四新文學，都承認他是頭一塊大牌子，可他要是長得不像我們見到的這付樣子，你能想象么？

　　魯迅的時代，中國的文藝差不多勉強銜接著西方十八、九世紀末。人家西方十八、九世紀文學史，法國人擺得出斯湯達、巴爾扎克的好樣子，英國人擺得出哈代、狄更斯的好樣子，德國人擺得出哥德、席勒的好樣子，俄國人擺得出托爾斯泰或者妥斯托也夫斯基的好樣子，印度還有個泰戈爾，也是好樣子— —現(xiàn)代中國呢，謝天謝地，總算五四運動鬧過后，留下魯迅先生這張臉擺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丟我們的臉——大家想想看，上面提到的中國文學家，除了魯迅先生，哪一張臉擺出去，要比他更有份量？更有泰斗相？更有民族性？更有象征性？更有歷史性？

　　而且魯迅先生非得那么矮小，那么瘦弱，穿件長衫，一付無所謂的樣子站在那里。他要是長得跟肖伯納一般高大，跟巴爾扎克那么壯碩，便是一個致命的錯誤�？伤�要是也留著于右任那把長胡子，或者象沈君儒那樣光腦袋，古風是有了，畢竟還是不像他。他長得非常像他自己，非常地“五四”；
非常地“ 中國”，又其實非常地摩登……我記得那年聯(lián)合國秘書長見周恩來，嘆其風貌，說是在你面前，我們西方人還是野蠻人。這話不管是真心還是辭令，確是說出一種真實。西洋人因為西洋的強大，固然在模樣上占了便宜，可是真要遇見優(yōu)異的中國人，那種骨子里的儒雅凝煉，脫略虛空，那種被彼得?盧齊準確形容為“高貴的消極”的氣質，實在是西方人所不及。好比中國畫的墨色，可以將西洋的五彩繽紛比下去；
你將魯迅先生的相貌去和西方文豪比比看，真是文氣逼人，然而一點不囂張。

　　有人會說，這是因為歷史已經(jīng)給了魯迅偉大地位，他的模樣已經(jīng)被印刷媒體塑造了七十多年，已經(jīng)先入為主成為我們的視覺記憶。是的，很可能是的，但我以為模樣是一種宿命，宿命會刻印在模樣上——托爾斯泰那部大胡子，是應該寫寫《戰(zhàn)爭與和平》；
魯迅那筆小胡子，是應該寫寫《阿Ｑ正傳》。當托爾斯泰借耶穌的話對沙皇說，“你悔改吧”，這句話與托爾斯泰的模樣很配；
當魯迅隨口給西洋文人看相，說是“妥斯托耶夫斯基一付苦相、尼采一付兇相、高爾基簡直像個流氓”……這些話，與魯迅的模樣也很配——大家要知道，托爾斯泰和魯迅這樣子說法，驕傲得很呢！他們都曉得自己偉大，也曉得自己長得有樣子。那年肖伯納在上海見魯迅，即稱贊他好樣子，據(jù)說老先生應聲答道：早年的樣子還要好。這不是魯迅會講話，而是他看得起肖伯納，也看得起他自己。

　　我這不是以貌取人么？是的，在最高意義上，一個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但以上說法只是我對老先生的一廂情愿，單相思，并不能證得大家同意的。好在私人意見不必證得同意，不過是自己說說而已。

　　我喜歡魯迅的第二個理由，是老先生好玩，就文學論，就人物論，他是百年來中國第一好玩的人。

　　“好玩”這個詞，說來有點輕佻，這是現(xiàn)在小青年隨口說的話，形容魯迅先生，對不對呢？我想來想去，還是選了這個詞。這個詞用來指魯迅，什么意思呢？我只好試著說下去，看看能不能說出意思來。

　　老先生去世，到明年整七十年了。七十年來，崇拜魯迅的人說他是位斗士、勇士、先驅、導師、革命家，說他是憤怒激烈、疾惡如仇、“沒有半點媚骨的人”；
厭惡魯迅的人，則說他心胸狹窄、不知寬容、睚眥必報、有失溫柔敦厚的人�？傊�，這些正反兩面的印象與評價，都仿佛魯迅是個很兇、很嚴厲、不通人情的人。

　　魯迅先生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呢？

　　最近二十多年，“魯迅研究”總算比較地能夠將魯迅放回他生存的時代和 “語境”中去，不再像過去那樣，給他涂上厚厚的意識形態(tài)涂料，比較平實地看待他。那么，平心而論，在他先后、周圍，可以稱作斗士、先驅、導師、革命家的人，實在很不少。譬如章太炎敢于斗袁世凱，魯迅就很欣賞；
創(chuàng)建民國的辛亥烈士，更是不計其數(shù)；
梁啟超鼓吹共和、孫中山訂立三民主義、陳獨秀創(chuàng)建共產(chǎn)黨，蔡元培首倡學術自由、胡適宣揚民主理念、梁漱溟親力鄉(xiāng)村建設 ……這些人物不論成功失敗，在中國近代史都稱得起先驅和導師，他們的事功，可以說均在魯迅之上。

　　當年中間偏左的一路，譬如七君子，譬如楊杏佛、李公仆和聞一多，更別說真正造反的大批左翼人士與共產(chǎn)黨人，則要論膽量，論行動力，論獻身的大勇，論犧牲的壯烈，更在魯迅之上。即便在右翼陣營，或者以今天的說法，在民國“體制”內(nèi)敢于和最高當局持續(xù)斗爭、不假辭色的人，就有廖仲凱、傅斯年、雷震等等一長串名單。據(jù)說傅斯年單獨扳倒了民國年間兩任財政部長，他與蔣介石同桌吃飯，總裁打招呼，他也不相讓，居然以自己的腦袋來要挾，總裁也拿他無奈何——這種事，魯迅先生一件也沒干過，也不會去干，我們就從來沒聽說魯迅和哪位民國高干吃過飯。

　　或者說，以上人物多是政治家，魯迅先生是文人、作家、思想家——這說法也對也不對。須知民國是個“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時代，書生問政，書生干政，多得是，譬如傅斯年本職就是教授。和民國許多文人一樣，魯迅一輩子叫喊國事天下事，可是你說他熱衷政治，他既不入國共兩黨，也不做官；
你說他是個文人，他卻私下和當時的亂黨交接甚密，還入過左聯(lián)。就拿他常被通緝這件事來說，將魯迅和政治家比較，也不算怎樣地不恰當。

　　要說斗士，我們先得假定魯迅斗爭的對象，并不一定就是錯的，而魯迅也并不全部是對的。這樣看來，當年和魯迅先生斗過較量過的大小“匹夫”，數(shù)也數(shù)不過來，他們也是“斗士”，也兇得很呀。我看過一本魯迅研究專著叫做《魯迅：最被誣蔑的人》，全是報告人家怎樣對魯迅咒罵批判吐口水。然而這本書的觀點，仍設定魯迅“政治上正確”，仍然沒有將魯迅放在當時的語境中看待——長期以來，我們不是總在猜測魯迅先生要是活在今天會怎樣么？阿彌陀佛，還是將魯迅放回他的時代吧。在他的時代，他可以做胡塞爾所謂的“壞公民”——據(jù)說，白色恐怖時期，魯迅曾經(jīng)認真地向革命者打聽嚴刑拷打究竟怎樣滋味，可見他是準備吃苦頭的。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出門不帶鑰匙，意思是橫豎死了算了。然而他到底從未挨過整，挨過打，沒蹲過一天班房。我們渲染他怎樣地避難、逃亡，其實那正是魯迅的奢侈與風流，魯迅屬蛇，蛇最會逃，而且逃到租界去。

　　總之，魯迅的時代，愛國志士與英雄豪杰，多了去了，只不過五十多年來，許多民國人被我們抹掉了、貶低了、歪曲了、遺忘了……在我們幾代人接受的教育中，萬惡的“舊社會”與“解放前”，除了偉大的共產(chǎn)黨人，好像只有魯迅一個人在那里左右開弓跟黑暗勢力斗。魯迅一再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只有一枝筆，可是我們偏要給他弄得很兇，給他背后插許多軍旗，像個在舞臺上唱獨角戲的老武生。

　　現(xiàn)在我這樣子單挑個所謂“好玩”的說法來說魯迅，大有“以偏蓋全”之嫌，但我不管它，因為我不可能因此貶低魯迅，不可能抹煞喜歡魯迅或討厭魯迅的人對他的種種評價。我不過是在眾人的話語縫隙中，撿我自己的心得，描一幅我以為“好玩”的魯迅圖像。

　　什么叫做“好玩”？“好玩”有什么好？“好玩”跟道德文章是什么關系？為什么我要強調(diào)魯迅先生的“好玩”？以我私人的心得，所謂“好玩”一詞，能夠超越意義、是非，超越各種大字眼，超越層層疊疊仿佛油垢一般的價值判斷與意識形態(tài)，直接感知那個人——當我在少年時代閱讀魯迅，我就會不斷不斷發(fā)笑。成年以后，我知道這發(fā)笑有無數(shù)秘密的理由，但我說不出來，而且幸虧說不出來——這樣一種閱讀的快樂，在現(xiàn)代中國的作家中，讀來讀去，讀來讀去，只有魯迅能夠給予我，我相信，他這樣寫，知道有人會發(fā)笑。

　　隨便舉一個微不足道的例子吧，在《看蕭與看蕭的人們》中，記錄宋慶齡通知魯迅說，蕭伯納到了上海了，正在哪里吃飯，問他愿不愿意去見見。魯迅于是寫道：有這樣的要去見一見，那就見一見吧。

　　什么意思呢？沒有什么意思，但這里面有一層需要說卻又不好說、說不好就很不好玩的意思。什么意思呢——蕭是大人物，魯迅知道自己也是大人物，不去見，或趕緊去見，看得很重，或存心看輕，都沒必要，都不恰當，都不大方。其實魯迅是想要見見的，又其實不見也無所謂�，F(xiàn)在人家來了，邀請也來了，那么：有這樣的要去見一見，那就見一見吧。

　　這意思很深，也很淺，很率性，也很得體，他當時那么想了一想，事后這么寫了一筆，很輕，很隨便，用了心思，又看不出怎樣地用心思，然而有這么一筆在——后來便寫他去了，居然坐在那里看蕭和眾人吃飯，等等等等——這就是我所謂的好玩，很不起眼的兩句話，我年輕時讀到，不注意，中年后讀到，心里笑起來。

　　太多了。魯迅先生的文句中，布滿這類不起眼的好玩，輕輕地，或者放縱地，故意的，或不是故意的，隨時想到，隨時好玩，隨手寫下來，因他是通體的、徹頭徹尾的好玩，所以他知道自己好玩，不放過一行文字，在那里獨自“ 玩”。所以除了“好玩”，魯迅先生另一個偶爾被提到的特質，就是非常寂寞，因為他好玩了一生一世，結果大家把他看成個很兇很苦、一天到晚發(fā)脾氣的人。這一層，魯迅真是很失敗，他害了好多讀者，也被讀者所害。

　　諸位可能知道：我常會提起胡蘭成。他是個徹底的失敗者，因此他成為一個旁觀者。他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他在魯迅的年代，是個小輩，沒有五四同人對魯迅的種種情結與偏頗。四九年以后，他的流亡身份，也使他沒有國共兩黨在評價魯迅、看待魯迅時那種政治意圖或黨派意氣。所以他點評魯迅，我以為倒是最中肯。他說，魯迅先生經(jīng)常在文字里裝得“呆頭呆腦”，其實很“ 刁”，魯迅真正的可愛處，是他的“迭宕自喜”。

　　“迭宕自喜”什么意思呢？也不好說，這句話我們早就遺忘了，我只能粗暴而庸俗地翻譯成“好玩”。然而“迭宕自喜”也罷、“好玩”也罷，都屬于點到為止的說法，領會者自去領會，不領會，或不愿接受的，便說了也白說。我今天要來強說魯迅的“好玩”，先已經(jīng)不好玩，怎么辦呢，既是已經(jīng)在這里裝成講演的樣子，只好繼續(xù)做這吃力不討好的事。我們先從魯迅的性格說起。

　　最近我弄到一份四十多年前的內(nèi)部文件，是當年中宣部為了拍攝電影《魯迅傳》，邀請好些文化人的談話錄，當然，全是文藝高官，但都和老先生認識，打過交道。我看了有兩點感慨。一是魯迅死了，怎樣塑造他，修改他，全給捏在官家手里。什么要重點寫，什么不可以寫，誰必須出現(xiàn)，誰的名字就不必點了，等等等等，這就可見我們知道的魯迅，是硬生生給一小群人捏造出來的。第二個感觸就比較好玩了：幾乎每個人都提到魯迅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板面孔，而是非常詼諧、幽默、隨便、喜歡開玩笑。夏衍是老先生討厭責罵的四條漢子之一，他也說：老先生“幽默的要命”。

　　我有一位上海老朋友，他的親舅舅，就是當年和魯迅先生玩的小青年，名叫唐?|。唐?|五六十年代看見世面上把魯迅弄成那幅兇相、苦相，就私下里對他外甥說，哎呀魯迅不是那個樣子的（談細節(jié)），還說，譬如老先生夜里寫了罵人的文章，隔天和那被罵的朋友酒席上見面，互相問起，照樣談笑。除了魯迅深惡痛絕的一些論敵，他與許多朋友的關系，絕不是那樣子黑白分明（談他與鄭振鐸的關系）。

　　這樣子聽下來，不但魯迅好玩，而且我們看到了民國時期的文人、社會、氣氛，都蠻好玩，并不全是兇險，全是暗殺，并不成天價你死我活、我活你死。我們的歷史教育是嚴重失實的，我們的歷史記憶是缺乏質感的，歷史的某一面被夸張變形，歷史的另一面卻是給藏起來，總是不在場的。我們要還原魯迅，先得盡可能還原歷史的情境。我說“盡可能”，因為歷史經(jīng)常是哈哈鏡，變了形的。我們要學會在“變形”中去找那可能準確的“形”。

　　在回憶老先生的文字中，似乎女性比較地能夠把握老先生“好玩”的一面。近年的出版物，密集呈現(xiàn)了相對真實的魯迅，看下來，魯迅簡直隨時隨地對身邊人、身邊事在那里開玩笑。江南的說法，他是個極喜歡講“戲話”的人，連送本書給年輕朋友，也要順便開個玩笑（給剛結婚的川島的書：我親愛的一撮毛哥哥呀，請你從愛人的懷抱中匯出一只手來，接受這枯燥乏味的《中國文學史略》）。那種親昵！那種仁厚與得意！一個智力與感受力過剩的人，大概才會這樣的隨時隨地講“戲話”。我猜，除了老先生遇見什么真的憤怒的事，他醒著的每一刻，都在尋求這種自己制造的快感。

　　但我們并非沒有機會遇見類似的滑稽人，平民百姓中就多有這樣可愛的無名智者。我相信，在嚴重變形的民國人物中，一定也有不少詼諧幽默之徒。然而我所謂的“好玩”是一種活潑而罕見的人格，我不知道用什么詞語定義它，它的效果，決不只是滑稽、好笑、可愛，它的內(nèi)在的力量遠遠大于我們的想象。好玩，不好玩，甚至有致命的力量——希特勒終于敗給丘吉爾，因為希特勒一點不懂得“好玩”；
蔣介石敗給毛澤東，因為蔣介石不懂得“好玩”——好玩的人懂得自嘲，懂得進退，他總是放松的，豁達的，游戲的。“好玩”，是人格乃至命運的龐大的余地、豐富的側面、寬厚的背景，好玩的人一旦端正嚴肅，一旦憤怒激烈，一旦發(fā)起威來，不懂得好玩的對手，可就遭殃了。

　　我們再回頭看看清末民初及五四英雄們——康有為算得是雄辯滔滔，可是不好玩；
陳獨秀算得鮮明鋒利，可是不好玩；
胡適算得開明紳士，也嫌不好玩；
郭沫若算得風流蓋世，他好玩嗎？好笑倒是有一點；
茅盾則一點好玩的基因也沒有；
郁達夫算是性情中人，然而性情并不就是好玩；
再說周作人，他的人品文章淡歸淡，總還缺一點好玩，論境界，我以為比他哥哥的縱橫交錯有聲色，到底窄了好幾圈，雖然這樣說法不免有偏愛之嫌。最可喜是林語堂，他在當年亂世提倡英國式的幽默，給魯迅好生罵了好幾回——順便說一句，魯迅批判林語堂，可就臉色端正，將自己的“好玩”暫時收起來——可是林語堂自己平時并不真好玩，他或許幽默的吧，但畢竟偏于西化之后的種種自我教養(yǎng)，與魯迅那種天性里骨子里的大好玩，哪里比得過。這樣地比下來，我們就可以從魯迅日常的滑稽好玩尋開心，進入他的文章與思想。

　　然而魯迅先生的文章與思想，已經(jīng)被長期困在一種模式里，我來插一腳，又是不好玩。倒是胡蘭成接著說，后來那些研究魯迅的人，“斤斤計較”，一天到晚根據(jù)魯迅的著作“核對”魯迅的思想，我以為也是中肯的話。

　　依我看，歷來推崇魯迅那些批判性的、匕首式的、戰(zhàn)斗性的革命文章，今天看來，大多數(shù)是魯迅先生只當好玩寫寫的，以中國的說法，叫做“游戲文章 ”，以后現(xiàn)代的說法，就叫做“寫作的愉悅”——所謂“游戲”，所謂“愉悅 ”，直白的說法，可不就是“好玩”——譬如魯迅書寫的種種事物，反禮教、解剖國民性、鼓吹白話、反對強權等等，前面說了，當時也有許多人在寫，其激烈深刻，并不在魯迅之下，時或猶有過之。然而九十多年過去，我們今天翻出來看看，五四眾人的批判文章總歸及不過魯迅，不是主張和道理不及他，而是魯迅懂得寫作的愉悅，懂得調(diào)度詞語的快感，懂得文章的游戲性。

　　可是我們看他的文字，通常只看到犀利與深刻，不看到老先生的得意，因為老先生不流露。這不流露，也是一種得意，一種“玩”的姿態(tài)，就像他講笑話，自己不笑的。

　　我們單是看魯迅各種集子的題目，就不過是撿別人的譏嘲拿來耍著玩，什么《而已集》啊、《三閑集》啊，《準風月談》啊、《南腔北調(diào)集》啊，真是順手玩玩，一派游戲態(tài)度，結果字面、意思又好看，又高明。他給文章起的題目，也都好玩，一看之下就想讀，譬如《論他*的》、《一思而行》、《人心很古》、《馬上支日記》等等等等，數(shù)也數(shù)不過來。想必老先生一起這題目，就在八字胡底下笑笑，自己得意起來�！痘ㄟ呂膶W》中有兩篇著名的文章：《京派與海派》、《南人與北人》，竟是同一天寫的，顯然老人家半夜里寫得興起，實在得意，煙抽得一塌糊涂，索性再寫一篇。

　　譬如《論他*的》，我們讀著，以為是在批判國民性，其實語氣把握的好極了，寫到結尾，我猜老先生寫到這里，一定得意極了。

　　中國散文中這樣子到末尾一筆宕開，宕得這么懇切，又這么漂亮，真是只有魯迅。大家不要小看這結尾：它不單是為了話說回來，不單是為了文章的層次與收筆。我以為更深的意思是，老先生看事情非常體貼，他既是犀利的，又是厚道的，既是猛烈的，又是清醒的，不會將自己的觀點與態(tài)度推到極端，弄得像在發(fā)高燒——一個憤怒的人同時是個智者，他的憤怒，便是漂亮的文學。

　　有這樣渾身好玩的態(tài)度，魯迅的文章便可以盡管嚴肅、盡管深刻，然后套個好玩的題目，自己笑笑——他曉得自己的文章站得比別人高，更曉得他自己站得比他的文章還要高——站得高，看得開，所以他好玩得起，游戲得起。所謂“嘻笑怒罵皆成文章”，其實古今中外，沒幾個人可以做到的。

　　文章的張力，是人格的張力，寫作的維度，也是人格的維度——憤怒、但是同時好玩；
深刻、然而精通游戲；
挑釁、卻隨時自嘲，批判、卻忽然話說回來……魯迅作文，就是這樣地在玩自己人格的維度與張力。他的語氣和風調(diào)，哪里只是激憤犀利這一路，他會忽兒深沉厚道，如他的回憶文字；
忽兒辛辣調(diào)皮，如中年以后的雜文；
忽兒平實鄭重，如涉及學問或翻譯；
忽兒精深蒼老，如《故事新編》；
忽兒溫柔傷感，如《朝華夕拾》；
而有一種非常絕望、空虛的況味，幾乎出現(xiàn)在他各個時期的文字中——尤其在他的序、跋、題記、后記中，以上那些反差極大的品質，會出人意料地揉雜在一起，難分難解。

　　譬如魯迅一篇序言的結尾，佩服黃升的拖刀計，但寧可喜歡張飛的魯莽，偷了頭去，討厭李逵的不問青紅皂白排頭砍去，因此喜歡張順的好水性，淹得兩眼發(fā)白——這一段，其實就是魯迅天性的自白，他自己同時就可以是黃升、張飛、李逵、張順。

　　許多意見以為魯迅先生后期的雜文沒有文學價值。我的意見正好相反，老先生越到后來，越是深味“寫作的愉悅”。有些絕妙的文章，我們在《古文觀止》中也不容易找到相似而相應的例。雄辯如韓愈，變幻如蘇軾，讀到魯迅的雜文，都會驚異贊賞，因魯迅觸及的主題與問題，遠比古人雜異；
與西人比，要論好玩，喬叟、塞萬提斯、蒙田、伏爾泰，似乎都能找見魯迅人格的影子，當然，魯迅直接的影響來自尼采，憑他對世界與學問的直覺，他也如尼采一樣，早就是“偉大的反系統(tǒng)論者”。只是尼采的德國性格太認真，也缺魯迅的好玩，結果發(fā)瘋，雖然這發(fā)瘋也叫人起敬意。

　　將魯迅與今人比，又是一大話題。譬如魯迅的《花邊文學》，幾乎每篇都是游戲文章的妙品，此后報紙上的專欄文章，再也不可能請到這樣的筆桿子。魯迅晚期雜文，尤其是《且介亭》系列，我借桑塔格形容巴特爾的詞語，則老先生七十多年前就半自覺地傾心于“寫作本身”——當魯迅悶在上海獨自玩耍時，本雅明、薩特、巴特爾、德里達等等，都還是小青年或高中生。當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思主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還是最前衛(wèi)最時髦的思想體系時，當生于光緒年間的魯迅也自認是唯物主義初學者時，他憑自己的筆力與洞察力，單獨一人，大膽地、自說自話地，異常敏銳而前衛(wèi)地，觸及了二戰(zhàn)以后現(xiàn)代寫作的種種問題與方式。他完全不是靠訊息、靠學習獲知并實踐這類新的文學觀念，而是憑借他自己內(nèi)在的天性，即我所謂的“好玩”，玩弄文學，玩弄時代，玩弄他自己。

　　再借桑塔格對巴特爾的描述——所謂“修辭策略”、所謂“散文與反散文的實踐”、所謂“寫作變成了沖動與制約的記錄”、所謂“思想的藝術變成一種公開的表演”、所謂“讓散文公開宣稱自己是小說”、所謂“短文的復合體 ”與“跨范疇的寫作”，這些后現(xiàn)代寫作特質不論是否能夠或有必要挪回去比照魯迅，然而在魯迅晚期的雜文中，早已無所不在。

　　而魯迅大氣，根本不在乎這類建樹，根本不給出說法，只管自己玩。即便他得知后來的種種西洋理論與流派，他仍然會做他自己——他活在一個奉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為最正確的時代，但是今天看來，他的許多見解和預測，比馬克思主義者更深刻、更真實、更高明－－他早就警告，什么主義進了中國的醬缸，就會變；
他也早就直覺到，未來中國不知要出多大的災難－－因為他更懂得中國與中國人。他要是活在今天這個籠統(tǒng)被稱作后現(xiàn)代文化的時期，他也仍然知道自己相信什么，懷疑什么。他會是后現(xiàn)代文化研究極度清醒的認識者與批判者。誠如巴特爾論及紀德的說法，魯迅“博覽群書，并沒有因此改變自己。”

　　是的，我非常欽佩后現(xiàn)代文本，我們已經(jīng)沒有思想家了，只好借借別人的思想。但我覺得他們似乎還是沒有魯迅“好玩”——我們中國幸虧有過一個魯迅，幸虧魯迅好玩。為什么呢，因為魯迅先生還有另一層最迷人的底色，就是他一早就提醒我們的話。他說：他內(nèi)心從來是絕望的、黑暗的、有毒的。

　　他說的是實話。

　　好玩，然而絕望，絕望，然而好玩，這是一對高貴的、不可或缺的品質。由于魯迅其他深厚的品質——熱情、正直、近于婦人之仁的同情心——他曾經(jīng)一再欣然上當：上進化論的當、上革命的當、上年輕人的當、上左翼聯(lián)盟的當，許多聰明的、右翼的正人君子因為他上這些當而指責他，貶損他——可是魯迅都能跳脫，都曾經(jīng)隨即看破而道破，因為他內(nèi)心克制不住地敏感到黑暗與虛空，因為他克制不住地好玩。

　　這就是魯迅為什么至今遠遠高于他的五四同志們，為什么至今沒有人能夠掩蓋他，企及他，超越他。

　　魯迅的話題，說不完的。我關于魯迅先生的兩點私人意見——他好看、他好玩——就這么勉強說到這里。有朋友會問：魯迅怎么算好看呢？怎能用好玩來談論魯迅呢？這是難以反駁的問題，這也是因此吸引我的問題。這問題的可能的答案之一，恐怕因為我們這個世代，我們的文學，越來越不好玩了。

　　當然，這也是我的私人意見，無法征得大家同意的。我的話說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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