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九十年代以來，許多當代文學批評家出于為當代文學“正名”、為當代文學批評和研究這門似乎“名不正、言不順”的學科確立“存在之意義”的目的，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尋找大師”運動。這些已經蛻變?yōu)椤按倒氖帧钡呐�評家們，希望通過塑造“當代文學之大師”，來實現當代文學對現代文學之超越。他們匆匆忙忙地將王蒙、賈平凹、莫言、余華、劉震云、王朔等作家“定位”成“大師”。某些從事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者們以為，提升了研究和評論對象的價值，自然也就提升了研究和評論本身的價值。殊不知，這是一種拔苗助長、緣木求魚的行動，這種可笑的行動恰恰說明他們已然喪失了研究與評論的激情和創(chuàng)造力。與他們的期許截然相反，一個無比真實的事實是：迄今為止，中國當代文學的成就仍然無法與現代文學相提并論，中國當代文學內在的弊病和缺陷，正是在與現代文學的對比中得以彰顯。迄今為止，當代文學并未出現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大師。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誕生了若干大師級的作家，如魯迅、郁達夫、沈從文、李劼人、老舍、曹禺、蕭紅、穆旦等等。毫無疑問，現代文學的最高峰是魯迅。魯迅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衡量中國作家藝術成就與思想深度的“標尺”，也是時代文化、政治思潮變遷的“晴雨表”。在一切均被“革命化”的毛澤東時代，魯迅遭到了可怕的閹割與扭曲，被偉大領袖當作殘酷的權力斗爭中的遮羞布；
而在全面商業(yè)化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魯迅則第二次被置身于爭論的漩渦之中�！斑M入九十年代以后，物質主義的享樂傾向和商業(yè)主義的拜金傾向，使得八十年代本來就很脆弱的精神原則（如人道主義原則、創(chuàng)作自由原則、思想解放原則、平等對話原則、介入現實原則、主體重建原則等），幾乎在一夜之間，以一些事件的終結為標志，趨于瓦解。商業(yè)化的利益原則取代了超功利的價值原則。”１正是在此背景下，包括當代作家在內的當代知識分子幾乎全面“下�！�，爭先恐后地成為官、商及大眾的幫兇、幫忙與幫閑�！跋潞！敝�后的當代作家們意識到魯迅的存在（尤其是其精神的存在）成為他們反崇高、反價值、反真理的“障礙”，因此“清算魯迅”勢在必行。一時間，“走不近的魯迅”、“無法面對的魯迅”和“必須打倒的魯迅”等說法紛紛出籠，“反魯迅”成為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文壇的一種“集體狂歡”。

　　無論反對還是捍衛(wèi)，無論貶損還是贊美，無論是蔑視還是尊崇，魯迅都是當代文學中一個繞不開的話題，魯迅與當代文學的關系亦呈現出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態(tài)勢。痞子與貴族、左翼與右翼、民族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都以攻擊或皈依的方式向魯迅尋求文化和精神資源。在世紀末的這場以“非魯”為標志的“集體狂歡”中，王蒙和王朔的“反魯言論”最引人注目�！俺穷^變幻二王旗”，王蒙與王朔屬于兩代人，他們的經歷、身份與創(chuàng)作風格均存在較大差異，但在否定魯迅和“拒絕崇高”上卻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兩人亦撰文互相聲援和支持。討究兩人“反魯”的內在動因以及對當代中國文學的影響，是一件頗有價值的工作。而在彼岸的臺灣，至今仍然堅持極端左翼立場的小說家陳映真，則始終充當著魯迅的捍衛(wèi)者的角色，他對魯迅的解讀定格在特殊的意識形態(tài)格局之下。陳映真的“魯迅觀”與“二王”形成鮮明對比，其內在的張力也表明海峽兩岸文化人截然不同的生存處境。比魯迅稍稍晚一些的現代作家沈從文和代表著近二十年亞洲文學最高成就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對魯迅都有一種特別的親近感，他們的“魯迅觀”在另外一個時空之中展開，他們眼中的魯迅是浸潤著人道主義的悲憫的魯迅，這一魯迅形象可成為王蒙、王朔、陳映真的“魯迅觀”的參照系。

　　（一）世人都成了魯迅可不好——王蒙的魯迅觀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討論”中，“批評痞子文學”與“尋找人文精神”成為一枚硬幣的兩面。一些堅持人文精神的學者批評說，王朔的痞子文學成為一種精神迷幻藥，有效地慰藉了九十年代初中國社會普遍的幻滅感。對于這樣的批評，王蒙站出來為王朔辯護，在辯護之余還對魯迅順刺一筆：“我們的作家都像魯迅一樣就太好了嗎？完全不見得。文壇上有一個魯迅那是非常偉大的事。如果有五十個魯迅呢？我的天！”２在《小議大師》一文中，他更是以一種王蒙式的排比和戲擬的修辭手法來消解魯迅的價值：“例如人們認為魯迅是大師，提到這個名字就像提到自己精神上的父親，大師是楷模，大師是先行者，大師是英烈，大師是光輝的旗幟，大師是某種終極關懷與絕對理念的象征，；
大師是權威，大師不容毀損不容褻瀆不容不敬，大師是天一樣遼闊的崇敬與熱愛的對象，闡釋和表達對大師的崇敬本身也是偉大崇高和不容茍且的事業(yè)�！保惩趺刹幌矚g崇高，遂有“躲避崇高”之說，但還是朱學勤說得好：“本來就未崇高，又何必‘躲避崇高’？”４王蒙將攻擊魯迅作為一種“破除偶像”的工作，卻假裝不知道今日中國真正的偶像崇拜并非魯迅崇拜，而是領袖崇拜、金錢崇拜和權力崇拜。他不敢對離他住宅不遠的、躺在水晶棺中的偉大領袖的干尸發(fā)表一句議論，卻不能容忍作為精神存在的魯迅。王蒙一方面否定大師崇拜，另一方面卻對別人將自己當作大師來崇拜心安理得地接受。有一個在美國開中餐館的“文學中年”，在美國組織了一個所謂的“海外作家協(xié)會”，每年都發(fā)起提名王蒙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的活動。王蒙本人從來沒有加以制止或者聲明拒絕，相反這名“作家”卻因其欽點而以惟一的海外作家的身份回國參加作協(xié)大會。最近坊間還出現了一本王蒙的夫人寫的名為《我的先生王蒙》的暢銷書，極寫老公王蒙如何關愛小貓小狗，此種將老公當大師的寫法真是肉麻之至。

　　那么，魯迅身上究竟有哪些地方讓王蒙先生渾身難受呢？在某種意義上，王蒙的作品確實代表了“浮出水面”的中國當代文學的較高水準，王蒙本人的地位也幾乎代表著“文而優(yōu)則仕”的最高成就——文化部長、作協(xié)第一副主席等官銜不可謂不讓大多數文人眼紅。王蒙的創(chuàng)作，用文學評論家李建軍的話來說就是：“他幾乎始終置身體制之中；
他平正、通達、熱乎、幽默，樂于把事往好處想，樂于把話往好里說，雖然幽默也含有反諷的鋒芒，但那鋒芒決不越過寬平中正的界限，知道止于所當止；
王蒙不寫那種大悲大痛的文字，也很少直接寫暴力與死亡的慘痛場面；
他的筆是‘止于流血’的�！保低趺傻臑槿�，用評論家王彬彬的話來說則是“知道什么時候該前進，什么時候應后退；
什么時候該發(fā)言，什么時候應沉默；
什么時候說話應多加謹慎，什么時候說話不妨稍加放肆。知道什么時候既應說話又應顧左右而言他，什么時候既應說話又應單刀直入、痛快淋漓。知道怎樣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收獲，怎樣以最小的犧牲換取最大的報償”，堪稱“過于聰明的中國作家”的典型。６王蒙以“寬容者”自居，他寬容貪官污吏，寬容社會不公，寬容痞子文學，寬容下半生寫作，卻批評不能寬容魯迅。王蒙嚴厲批評魯迅的“不寬容”，他本人卻從未寬容過那些針對他的批評意見，王蒙曾經將批評過他的王彬彬侮辱為“黑馬”生出來的“黑駒”，誰批評他誰的動機便是想出名。如此誅心之論，哪里有半點紳士風度？由此可見，王蒙以“反魯迅”來“爭自由”的說法，其實無比虛偽。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王蒙從來沒有對中國急劇變化的社會現實發(fā)言，從來沒有對社會不公和弱勢群體有任何的關心。相反，他自得其樂地寫了不少“噴嚏散文”和“睡衣散文”，對于不愿寫作此類文章的作家則統(tǒng)統(tǒng)斥之為“極端主義”。正是在此維度上，王蒙的作品在思想和藝術兩方面直線下降，“季節(jié)系列”和《青狐》等作品，僅僅是一時的暢銷書而已。王蒙的人格缺陷、思想缺陷與藝術缺陷，都深切地表明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內在危機。所謂“過于聰明”，其實也就是一種已經不自覺的奴才人格。從一九五七年因“誤會”而被打成“右派”，到九十年代初卷入另一場“誤會”——“堅硬的稀粥”事件，王蒙一度被人們認為具有一定的自由傾向，然而這是一個天大的誤讀。當甘肅夾邊溝數以千計不知名的右派在饑荒中悲慘死去的時候，王蒙在新疆的右派生活卻因有高層的照顧而“瓜果飄香”。此右派不同于彼右派，畢竟還被偉大領袖親自點過名。對于王蒙來說，“文化部長”和“作協(xié)副主席”的頭銜比“自由作家”的身份更加“光榮”，這意味著權力階層的認可。與此同時，王蒙還時常作出某種“體制外”的姿態(tài)，扮演輝煌的“成功人士”與清高的“隱士”的雙重角色。其策略有兩個：其一，大談“人生哲學”，教大眾如何“做人”，其“人生哲學”無非就是經過精美的語言包裝的“厚黑學”；
其二，為以王朔為代表的“反智主義”文化叫好，以獵取所謂“親民”之形象。正如余秋雨對趙本山的欣賞，王蒙對王朔也大加贊揚。從骨子里看，此四人具有驚人的相似性。而魯迅恰恰對中國文人身上的奴性進行了最為深刻地揭露和最為猛烈的批判，魯迅說的很多話，都說到了王蒙的痛處。因此，不否定昔日之魯迅，則無以成就今日之“王蒙”。王蒙不僅難以面對魯迅，就連魯迅欣賞的古人嵇康也看不慣，經過王蒙的一番闡釋，嵇康因反抗專制統(tǒng)治者而被殺害也成了自討苦吃——誰讓你的性格“太認真”、“和世俗對立起來”、“以世俗為污濁”呢？

　　王蒙擔心世人都成了魯迅，也擔心中國若有“五十個魯迅”會發(fā)生“地震”。王蒙的擔心是一種杞人憂天，今天的中國不是“魯迅過�！钡闹袊�，而是“魯迅精神極度匱乏”的中國。今天的中國不缺少王蒙式的寬容和中庸，不缺少王蒙式的聰明和智慧；
缺少的恰恰是魯迅式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缺少的恰恰是魯迅式的肩起閘門的擔當和鐵屋里的吶喊。王蒙精于盤算的性格近于官僚和商賈，而遠離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正如學者房向東所論：“王蒙是幸運的，他沒有生活在三十年代，以他的世故，以他的聰明，以他對無聊無恥的精神贊助……他若生活在三十年代而不被魯迅‘罵’得狗血噴頭，那肯定是文壇奇跡，那魯迅也將不成其為魯迅，那魯迅便成了周作人了。”７

　�。ǘ�）他不是一個正經作家——王朔的魯迅觀

　　王朔對魯迅的“挑戰(zhàn)”成為世紀之交的一個文化熱點。在王朔的《我看魯迅》一文中，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否定魯迅的價值與意義：首先，王朔質疑魯迅的文學成就，認為魯迅沒有長篇小說，僅僅依靠雜文和短篇小說無法確立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我把小說當‘作家’這一行的防偽標記看待的，因為有太多不著調的人在寫散文。……我認為魯迅光靠一堆雜文幾個短篇是立不住的，沒聽說有世界文豪只寫過這點東西的。……我堅持認為，一個正經作家，光寫短篇總是可疑的，說起來不心虛還要有戳得住的長篇小說，這是練真本事，憑小聰明雕蟲小技蒙不過去�！保�

　　王朔的這個觀點是靠不住的。此觀點流露出了強烈的文體優(yōu)越感，對小說、特別是長篇小說的“文體崇拜”。如果用王朔的這一標尺去衡量，那些散文家和詩人，簡直就連“作家”這一名稱也不配享有了。在西方古典作家中有蒙田這樣的散文大師，在中國現代作家中有梁實秋這樣的散文大師，難道他們只是因為選擇散文這一文體，其成就便微不足道了嗎？在我看來，文體的差異與藝術、思想水準的高下之間并沒有直接的聯(lián)系，一篇一流的散文顯然比一部三流的長篇小說有價值。

　　就小說內部的區(qū)別來說，長篇小說與中短篇之間的區(qū)別僅僅是篇幅的長短不同。小說的價值不在乎長短，而在乎其思想和藝術價值及其獨創(chuàng)性。如契訶夫、莫泊桑等作家，即專以短篇而著稱，難道他們算不上“正經作家”嗎？具體到魯迅的創(chuàng)作上，魯迅的中短篇小說，幾乎每一篇在藝術形式上都有探索和創(chuàng)新。魯迅在這些作品中塑造出了數十位個性鮮明而復雜的人物形象，匯集起來堪稱民國時代中國社會的一幅清明上河圖。魯迅并不需要一部長篇學說為他“撐腰”。更何況，并非每部長篇小說都能像王朔所說的那樣“戳得住”，如今每年出版數千部長篇小說，絕大多數都是文學垃圾，哪一部的價值能與魯迅的一個短篇相比呢？在這個長篇小說泛濫成災的時代，英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奈保爾曾經說過“長篇學說已經結束了”，“長篇小說是一種用濫了的形式，非常草率隨意。人人都在寫長篇小說，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對于以往的長篇小說的無意識的不高明的抄襲。而真正的書是那些流傳下來的書，不是抄襲。我要說我寧愿讀那些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書�！保�

　　其次，王朔武斷地批評了魯迅的小說技巧、人物形象和文學語言。他認為：“魯迅寫小說有時是非常概念的，這在他那部備受推崇的《阿Ｑ正傳》中尤為明顯。……有一次看嚴順開演的同名電影，給我膩著了。嚴順開按說是好演員，偏這阿Ｑ怎么這么討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主要是假，沒走人物，走的是觀念，總覺得是在宣傳什么否定什么昭示什么�！�…回去重讀原作，發(fā)現魯迅是當雜文寫的這小說，……更馬三立那個‘馬大哈’的相聲起點差不多�！薄袄蠈嵵v，當時很容易崇拜個誰，《艷陽天》我都覺得好，但是并沒覺得魯迅的小說寫的好……魯迅的小說就顯得過于沉悶。……魯迅那種二三十年代正處于發(fā)軔期尚未完全脫離文言文影響的白話文字也有些疙疙瘩瘩，讀起來總有些含混�！保保�

　　王朔的這些論斷也是靠不住的。他因為電影演員顏順開沒有演好阿Ｑ而否定《阿Ｑ正傳》，這種思維方式簡直只有三歲小孩的水平。根據文學名著改編的電影電視作品多如牛毛，其中改編失敗者也有不少，難道能因為改編的失敗而否定原作的價值嗎？王朔批評魯迅的小說觀念先行，其實文學形象的塑造不可能沒有作家本人思想觀念的滲透，即便王朔自己的作品，所謂“平行于生活”的作品，背后也蘊涵著暴力崇拜、虛無主義等王朔式的價值觀念，而并非生活的“原生態(tài)”。說到語言，魯迅的語言確實具有歷史轉型期的特點，有不少半文半白之處。但是，任何一個作家均無法選擇自己所生活的時代，亦無法完全超越他所生活的時代。魯迅的語言有其時代特色，難道也應該由他來負責嗎？更何況，那種轉型期的文學語言，一切尚未定型，反倒有某種活潑潑的生命力。喜不喜歡這種語言當然是個人的口味使然，但要求魯迅拔著自己的頭發(fā)離開地球，顯然是強人所難。其三，王朔還集中攻擊了魯迅的人格，他說：“魯迅這個人，在太多人和事上看不開，自他去了上海，心無寧日，天天氣得半死，寫文章也常和小人過不去。憤怒出詩人，你憤怒的對象是多大格局，你的作品也就呈現出多大格局�！保保�

　　王朔認為魯迅不該攻擊別人，尤其是不該批評不如他的人，否則便將自己降低到與之同等的水平上。這一批評簡直就沒有正常的邏輯，難怪你王朔要選擇魯迅作為批評對象了。關于魯迅與論敵的關系，孫郁編有《被褻瀆的魯迅》一書，收入若干篇魯迅論敵所撰寫的文章。確實，魯迅的一生是論戰(zhàn)的一生，他的雜文與別人爭鳴而發(fā)的數量很多。孫郁將魯迅的論敵大致分為三種：一是針鋒相對的攻戰(zhàn)，如與章士釗、陳西瀅等人的沖突；
二是純屬文化論戰(zhàn)反面的，如與創(chuàng)造社諸人的論戰(zhàn)；
三是政治上的，如對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以及左聯(lián)的抨擊與批評。孫郁認為：“歷史的事實是，魯迅往往是被動的被人攻擊甚多，他幾乎從未先施以惡意�！�…魯迅的文章，尖刻是有的，但卻是莊重的思考，不去顧個人得失。相反，有些攻擊魯迅的人，則變態(tài)乃至偏至一極。不看這些反對的文章，真無法懂得，魯迅何以疾惡如仇，何以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對抗者是一面鏡子，在這面鏡子里，黑臉白臉，是人是妖，曲直忠邪，是清清楚楚的�！保保沧鳛橐粋�獨立的自由的“撰稿人”，魯迅從來沒有能力發(fā)起對某人的“圍剿”，被屢次“圍剿”的反倒是魯迅本人。魯迅身邊沒有一個“魯迅黨”，而他的論敵或為現代評論派、新月派、創(chuàng)造社、左聯(lián)等知識分子群體，或為黨、政、軍之實力派，他從來都是孤軍奮戰(zhàn)。這樣一位思想界之戰(zhàn)士、這樣一位“摩羅詩人”，卻被王朔嘲諷為“格局小”。我真不知道格局小的究竟是誰。

　　王朔“主營”長篇小說，善于“碼字”，故將長篇小說作為“正經作家”的入場券。他既自命為“頑主”、“我是流氓我怕誰”、“無知者無畏”，卻又斤斤計較“正經作家”的定位，可見流氓仍未做得徹底，流氓仍有被招安的期望。王朔被視為平民文學的代表，與王蒙被認為屬于自由派知識分子一樣，是一個天大的誤會。王朔是大院子弟，其作品中滲透的是大院文化，如朱學勤所論：“文革中的一個重要側面：大院子弟的作惡，是如何令人發(fā)指，父母受到沖擊后，有過一段流出大院的生涯，這是值得同情的。但在這一過程中，在街頭閑逛逐漸流氓化，又開始復制他們的祖輩在進入大院以前的文化，而文革后他們搖身一變，又成為社會上的大款、體制內的第三梯隊。這個三點一線，對中國近二十年的變化影響至深，卻始終沒有得到清理。”１３王朔作品中飽含著大院文化的毒素，此毒素仍未引起人們的警惕。

　　這個時代是王朔的時代，而不是魯迅的時代，這個時代王朔是風光的，魯迅是寂寞的。李建軍在分析王朔為何會走紅的時候指出：“王朔的俏皮的油滑和嘲弄一切的游戲和玩主做派，給失去價值觀而又充滿內心壓抑的大眾，提供了釋放的話語資源和安全通道，滿足了享樂時代相當一部分人的消極的心理需要�！保保赐跛钒l(fā)現喜歡他的小說的人多，喜歡魯迅作品的人少，他掌握了“話語權”，而魯迅早已無法回應了，因此他才放膽辱罵之。王朔有小說《動物兇猛》，有專欄“狗眼看世界”。他對魯迅的論述正是在此思維下展開：“‘狗眼看人低’，通過把自身卑下化、粗鄙化、惡俗化，以貶低眼中的人，使之與己處于同一水平線上，正是王朔的獨特策略。他的反崇高的‘動物’姿態(tài)，完成了對魯迅文學場景的陌生化處理�！保保刀�魯迅，早已預料到會有無數像王朔這樣的蒼蠅蚊子圍繞著他的尸體嗡嗡亂嚷。

　�。ㄈ�）一個激越的愛國者——陳映真的魯迅觀

　　彼岸的臺灣，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國民黨政權將魯迅著作列為禁書，目錄中寫著“魯匪迅”。我在閱讀臺灣作家陳映真的回憶錄時，發(fā)現了一個感人的細節(jié)：少年陳映真將魯迅的著作藏在衣柜里，夜深人靜的時候才點燃油燈拿出來讀。后來，陳映真參與民主運動被捕入獄，其罪名之一便是閱讀和散布魯迅作品。后來，陳映真談及《吶喊》給予他的影響：“隨著年歲的增長，這本破舊的小說集，終于成了我最親切、最深刻的教師。我于是知道了中國的貧窮、的愚昧、的落后，而這中國就是我的；
我于是也知道全心全意去愛這樣的中國——苦難的母親，而當每一個中國的兒女都能起而為中國的自由和新生獻上自己，中國就充滿了無限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保保锻ㄟ^魯迅作品，陳映真獲得了少年時代的文學和思想的啟蒙，自此之后，他確立了作為一名作家和知識分子的使命：“不與說謊者一起說謊、不為獨裁暴政粉飾，為千萬在天涯海角中沉默地遭受苦刑、逼迫的人說話，為人的自由和正義冒死歌唱和控訴，是作家與生俱來的責任�！保保�

　　正如黎湘萍所論，在解嚴之前的臺灣，“雖然有權力的壓制與阻撓，但知識者與魯迅之間，在精神聯(lián)系上，的確是緊密而未曾間斷的。對于魯迅的閱讀，構成了一種民間的思想資源和‘在野’的力量，因而也可以說魯迅精神得到了‘復活’。魯迅原是屬于曠野的。”１８臺灣的自由主義傳統(tǒng)，以“胡適——殷海光”和“《自由中國》——《美麗島》”為主流，而以魯迅精神為潛流。陳映真屬于后者的序列，他是一位通過自己的創(chuàng)作部分地將魯迅精神“復活”了的作家，同時亦遮蔽了另一部分的魯迅精神。陳映真的多篇小說的母題都是來自于魯迅，如《面攤》、《凄慘的無言的嘴》、《夜行貨車》、《趙南棟》等作品，都從魯迅的《藥》、《狂人日記》、《故鄉(xiāng)》中汲取養(yǎng)料。他多次談及魯迅的影響堪稱“精神之父”的意義：“魯迅給我的影響是命運性的。在文字上，他的語言、思考，給我很大的影響。至今，我仍然認為魯迅在藝術上和思想上的成就，至今還沒有一位中國作家趕得上他。魯迅的另一個影響是我對中國的認同。從魯迅的文字，我理解了現代的、苦難的中國。和我同輩的一小部分人現在有分離主義傾向。我得以自然地免于這個‘疾病’，魯迅是一個重要因素�！保保顾�認為，魯迅的小說集使他成為一個“充滿信心、理解的、且不激越的愛國者”。

　　如果說王蒙、王朔所附和是中國大陸九十年代以來徹底商業(yè)化、去價值化的社會背景，為了“與時俱進”，王蒙與王朔這兩名分別屬于兩代人的作家，均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媚俗和“非魯”的立場；
那么，陳映真應對的是政治制度和文化皈依均發(fā)生翻天覆地變化的后工業(yè)化的臺灣社會，在“去中國化”的政治生態(tài)和“異化”的精神空間的壓力下，陳映真為了將魯迅“為我所用”，便自覺不自覺地將魯迅的一部分思想放大，而將另一部分思想忽略。雖然陳映真自稱在魯迅的影響下，成為了一名“不激越的愛國者”，其實他把魯迅偏頗地理解為一名“激越的愛國者”，并以此為模式塑造自我的形象。

　　“激越”與“不激越”的區(qū)別在于，如何看待本國的歷史與文化傳統(tǒng)。在此問題上，陳映真與魯迅距離甚大。日本學者松永正義在八十年代即發(fā)現，魯迅所給予陳映真的是與他的愛國主義結合在一起的觀察臺灣社會的廣闊視野和批判力。雖然當時“臺灣民族主義”（即分離主義）已經彰顯，但陳卻“還能具備從全中國的范圍來看臺灣的視野”。２０直到今天仍然堅持極端左翼思想立場并經常閱讀毛澤東選集的陳映真，在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理論框架下看待中國之近代史，其結論自然無比“激越”。

　　例如，陳映真在談到義和團運動時指出：“說到‘義和團悲運’，那是十九世紀西方列強肆意侵侮中國，當袞袞王朝的官僚、滔滔天下的士人在帝國主義的淫威下戰(zhàn)悚、下跪的時候，中國農民決然而起，以血肉向‘文明’暴力抗議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現代意義的民族運動。‘義和團悲運’，不在它反抗外來的壓迫，以中國農民的方式表達了中國人民不可侮的尊嚴�！边@一評價顯然與大陸的中學歷史教科書頗為近似。那么，義和團為何會失敗呢？陳映真這樣解釋說：“‘義和團悲運’首先肇因于帝國主義本身，其次，在方法上，是由于中國農民運動普遍存在的前近代的、‘迷信’的性質，再其次是由于這個農民運動在方向上和反對農民的清王朝相結上，而造成了民族千古的悲愴�！保玻北M管他也承認義和團運動中的“迷信”成分，但基本上還是對其持肯定態(tài)度，因為站在“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立場上，義和團無論如何都是“進步”的，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性的精華”。

　　然而，魯迅的看法卻與之截然相反，魯迅并不把自己當作“民族魂”，當他的尸身上被覆蓋了書寫著“民族魂”三個字的旗幟的時候，恰是這個最無情的民族最多情的時刻。魯迅是“反義的愛國者”，是民族精神疾病的療救者，這就注定了他愛國的方式決不會“激越”。他在批判黃巢、朱元璋、李自成、張獻忠、義和團這些“農民起義”的時候，毫不留情面。魯迅深入分析說，奴才造反做了主子之后，其橫暴、殘忍和擺架子，又遠遠在原來的主子之上；
而奴才造反失敗，必然要瘋狂地屠殺和毀壞，自己不能擁有的東西，也不能讓別人擁有。對于義和團這場陳映真所說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現代意義上的民族運動”，魯迅在《熱風》中卻這樣寫道：“近來有許多人，在那里提倡打拳。記得先前也曾有過一回，但那時提倡的，是滿清王公大臣，現在卻是民國的教育家，位分略有不同。至于他們的宗旨，是一是二，局外人便不得而知�！濒斞赣终f：“中國人會打拳，外國人不會打拳：有一天見面對打，中國人得勝，是不消說的了。即使不把外國人‘板油扯下’，只消一陣‘烏龍掃地’，也便一齊掃倒，從此不能爬起。無如現在打仗，總用槍炮。槍炮這件東西，中國雖然‘古時也已有過’，可是此刻沒有了。藤牌操法，又不練習，怎能御得了槍炮？我想（他們不曾說明，這時我的‘管窺蠡測’）：打拳打下去，總可以達到‘槍炮打不進’的程度（即內功？）。這件事從前已經試過一次，在一千九百年�？上�那一回真是名譽的完全失敗了。且看這一回如何。”２２

　　由此可見，魯迅是一個真正的“不激越的愛國者”，因而有勇氣對國族文化和歷史進行最為尖銳的批判，在批判中尋求治療和重生的可能性；
而陳映真則是一個“激越的愛國者”，他未能消化魯迅國民性批判的思想，也未能積極回應臺灣的民主化進程，從而迷失在極端左翼學說和民族主義的霧障之中。從七十年代深切關注底層社會的生存狀態(tài)，到九十年代迷戀于若干烏托邦式的宏大敘事，陳映真讓人遺憾地越來越遠離了真實的魯迅，盡管他仍然在為魯迅辯護。

　　（四）向他的悲憫慢慢靠近——沈從文和大江健三郎的魯迅觀

　　“魯迅”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存在于當代文學之中，正如錢理群所指出的那樣：“人們越來越認識到，‘魯迅’（魯迅其人，他的作品）本身即是一個充滿著深刻矛盾的、多層次、多側面的有機體。不同時代、不同層次的讀者、研究工作者，都按照各自所處時代的與個人的歷史哲學、思想情感、人生體驗、心理氣質、審美要求，從不同的角度、側面去接近‘魯迅’本體，有著自己的發(fā)現，闡釋，發(fā)揮，再創(chuàng)造，由此而構成了一個不斷接近‘魯迅’本體，又不斷豐富‘魯迅’本體的，永遠也沒有終結的運動過程。也正是在各代人廣泛參與的過程中，‘魯迅’逐漸成為民族共同的精神財富�！保玻惩趺�、王朔的魯迅觀與陳映真的魯迅觀，或否定或肯定，都以“瞎子摸象”的方式勾畫出了他們所理解的魯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如今文藝理論、文學批評相對沉寂和邊緣化的環(huán)境下，任何有關魯迅話題卻都能迅速引起文學界內外強烈的關注與反饋。當代作家中還沒有一個人有如此吸引力。這本身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我尤其感興趣的問題是：魯迅及其思想、文學究竟有沒有“當下性”，究竟能為當代文學提供什么樣的富于刺激性的精神資源？比起王蒙、王朔和陳映真來，更加接近魯迅的是沈從文和大江健三郎。沈從文比魯迅晚一代，是在五四運動之后成長起來的作家，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是其創(chuàng)作的高峰期。沈從文與魯迅并無多少直接的交往，其文學理念和政治觀點也與魯迅存在諸多不同。但是，沈從文卻在一個更高的精神層面與魯迅相逢，他對魯迅的理解比任何一個中國當代作家都更為深刻。而大江健三郎是一九九四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家，他在當代日本作家中是堅持“戰(zhàn)斗的人道主義”的異數，像魯迅拷問中國人的靈魂一樣，他不懈地對日本人的信仰、靈魂和精神進行拷問。在此意義上，大江健三郎對魯迅的理解也比任何一個中國當代作家都更為深刻。

　　沈從文在四十年代寫過一篇《學魯迅》的文章。那時，魯迅尚未成為“官學”，提倡學習魯迅并不能獲得多少支持和褒獎。一九四九年之后，當贊美魯迅成為時髦的時候，連內心仇視魯迅的周作人也加入了“吃魯迅飯”的行列，而此時沈從文卻保持了沉默。這正是沈從文的可貴之處。因此，沈從文這篇寫于四十年代初的文章，頗能代表其內心的真實想法。沈從文認為：“（在新文化運動的）幾個先驅者工作中，具有實證性及奠基性的成就，魯迅先生的貢獻實明確而永久�！保玻此麑Ⅳ斞笇ΜF代中國的貢獻概括為三個方面：“一，于古文學的爬梳整理工作，不作章句之儒，能把握大處。二，于否定現實社會工作，一支筆鋒利如刀，用在雜文方面，能自中民族中虛偽，自大，空疏，墮落，依賴，因循種種弱點的要害。強烈憎惡中復一貫有深刻悲憫浸潤流注。三，于鄉(xiāng)土文學的發(fā)軔，作為領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筆，從教條觀念拘束中脫出，貼近土地，挹取營養(yǎng)，新文學的發(fā)展，進入一新的領域，而描寫土地人民成為二十年文學的主流�！保玻颠@三點可謂持平中正之論，不貶低亦無溢美。沈從文的文學圈子與魯迅并不接近，在他的好朋友中甚至有不少人還是魯迅的論敵，沈從文卻能推遠拉近地觀察魯迅的成就。“強烈憎惡中復一貫有深刻悲憫浸潤流注”，這是對魯迅所有作品的最為深刻的概括，也是沈從文所追求的一種理想境界。同時，沈從文也頗為贊賞魯迅之人格，“至于對工作的誠懇，對人的誠懇，一切素樸無華的性格，尤足為后來者示范取法”。２６所謂“志不同而道合也”，偉大的心靈總是相同的，也只有偉大的心靈方能息息相通。那些卑瑣、丑惡的心靈，永遠也無法理解何為崇高。面對這樣中肯的評論，不知王蒙、王朔等“反魯先鋒”如何面對之？

　　日本作家大江鍵三郎是亞洲惟一在世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擁有這樣燦爛的光環(huán)之后，他依然極其謙遜地表示：“世界文學中永遠不可能被忘卻的巨匠是魯迅先生。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向魯迅先生靠近，哪怕只能靠近一步也好�！贝蠼�的母親是一名文學愛好者，喜歡閱讀魯迅和郁達夫的作品，還曾專程前去傾聽郁達夫的演講。魯迅與薩特和加繆一樣，對大江的思想影響甚深。魯迅的思想中有諸多與存在主義相通的部分，這一部分亦打動了深諳法國文學的大江的心靈。對于魯迅在現代亞洲文學中的地位，大江給予極高的評價：“在我來說，作為世界文學組成部分的亞洲文學就是魯迅。倘若現在由我來編選此類文集，魯迅將會被排列在第一位。盡管我開始從事文學活動的時期遠遠晚于魯迅先生所生活的時代，而且，早在我出生的翌年他就去世了，我也從不曾想象過自己將來會去寫小說，但對于我這個法國文學專業(yè)的學生來說，魯迅卻是同時代最為重要的世界文學的作家。這里說到的同時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詞匯。”２７與魯迅一樣，作為“國家的敵人”的大江有著深切的世界主義的情懷，他將悲憫給予所有像他的殘疾兒子那樣的弱小生命。大江發(fā)現了魯迅身上最可寶貴的品質，那就是在無邊的黑暗之中保持與黑暗戰(zhàn)斗的勇氣，在失敗的命運面前不喪失人的尊嚴。在將魯迅與同時代的日本作家進行比較時，大江指出：“當然，魯迅進行文學活動的時代，是以我出世前的時期為中心的，而且，還深為侵略性的國家主義所折磨，那個不久后我出世來到的國家的國家主義。然而，那個時期，日本卻沒有一個作家能夠像魯迅那樣備受磨難而不失威嚴。在我看來，晚于魯迅開始文學活動的中野重治是日本唯一能夠在文學和人品上接近魯迅的作家。”２８第一流的文學家身上都充滿了濃郁的悲劇精神，真正的喜劇背后也是悲劇精神。這也正是魯迅的《故事新編》這樣看似“油滑”的作品，與王朔、王蒙的作品的根本差異。后者只能稱之為無所事事的“鬧劇”。讀到曾為敵國的日本的作家對魯迅居然有如此高山仰止的評價，那些本國的魯迅的褻瀆者和辱罵者們該不該反思一下呢？一個不以自己的天才為榮，卻不斷地對其貶低、扭曲、侮辱的民族，有何希望可言呢？

　　大江健三郎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接近魯迅的：“二十世紀世界上有許許多多作家、詩人，他們各自表現著本國人民心靈的創(chuàng)傷，他們在作品中所表現的，也在他們的精神和肉體上刻下了印痕�！保玻顾麍孕牛骸拔膶W正是這樣一項工作，感受矛盾的痛苦，卻又不失根本的努力。文學，也必須是這樣一項工作，不論它向著過去還是向著未來，都決不忘卻，決不喪失注意力�！保常白鳛橹袊�人，作為中國的當代作家們，是否應當傾聽一下這樣的聲音呢？失去了痛苦感和崇高感的中國當代文學，又怎么可能憑空掉下一個“大師”來呢？

　　是的，讓我們像沈從文和大江健三郎所說的那樣，像魯迅的悲憫慢慢靠近，那才是深陷于金錢與權力的泥沼中的中國當代文學的蘇醒之路。

　　注釋

　�。崩罱ㄜ姟冻绺叩木秤黾捌渌�》，《時代及其文學的敵人》，中國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版，第２５９－２６０頁。

　　２王蒙《王蒙說》，中央編譯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版，第３００－３０１頁。

　�。惩趺伞缎∽h大師》，《南方周末》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８日第２２版。

　�。粗鞂W勤《城頭變幻二王旗》，《書齋里的革命》，長春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版，第１４１頁。

　�。道罱ㄜ姟兑粋�文體的兩個答案及其他》，《時代及其文學的敵人》，中國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版，第３２８頁。

　�。锻醣虮颉哆^于聰明的中國作家》，《為批評正名》，時代文藝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版，第１８３頁。

　　７房向東《相對于“褊狹”的“寬容”——王蒙與魯迅價值觀的歧異》，高旭東編《世紀末的魯迅論爭》，東方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版，第２０４頁。

　　８王朔《我看魯迅》，《收獲》２０００年２期。

　�。鼓伪�爾《我相信文學的純潔》，《米格爾大街》，大眾文藝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版，第１９６頁。

　�。保巴跛贰段铱呆斞浮�，《收獲》２０００年２期。

　�。保蓖跛贰段铱呆斞浮�，《收獲》２０００年２期。

　�。保矊O郁《被褻瀆的魯迅。序》，《被褻瀆的魯迅》，群言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版，第３－４頁。

　�。保持鞂W勤《是柏拉圖，還是亞里士多德？——關于知識分子的談話錄》，《書齋里的革命》，長春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版，第４３７頁。

　�。保蠢罱ㄜ姟冻绺叩木秤黾捌渌�》，《時代及其文學的敵人》，中國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版，第２７０頁。

　�。保� 張伯存《<我看魯迅>值得商榷》，陳漱渝編《挑戰(zhàn)魯迅——新時期關于魯迅的論爭》，四川文藝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版，第４６１頁。

　�。保蛾愑痴妗侗拮雍吞釤簟�，轉引自黎湘萍《臺灣的憂郁》，三聯(lián)書店，１９９４年第１版，第１６７頁。

　　１７陳映真《醫(yī)學和文學山的幾個共同思考》，見《陳映真文集。文論集》，中國友誼出版公司，１９９８年第１版，第１１８頁。

　　１８黎湘萍《是萊謨斯，還是羅謨魯斯？——從海峽兩岸“走近魯迅”的不同方式談起》，見《收獲》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１９陳映真《陳映真的自白》，見《陳映真文集。文論集》，中國友誼出版公司，１９９８年第１版，第２７頁。

　　２０松永正義《透析未來中國文學的一個可能性》，轉引自黎湘萍《臺灣的憂郁》，三聯(lián)書店，１９９４年第１版，第１６７頁。

　�。玻标愑痴妗对诿褡逦膶W的旗幟下團結起來》，見《陳映真文集。文論集》，中國友誼出版公司，１９９８年第１版，第４３１頁。

　　２２魯迅《隨感錄。三十七》，《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第２０９－２１０頁。２３錢理群《心靈的探尋》，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版，第１頁。

　�。玻瓷驈奈摹秾W魯迅》，見《沈從文別集》之《七色魘》，岳麓書社，１９９２年第１版，第２２０頁。

　�。玻瞪驈奈摹秾W魯迅》，見《沈從文別集》之《七色魘》，岳麓書社，１９９２年第１版，第２２０頁。

　�。玻渡驈奈摹秾W魯迅》，見《沈從文別集》之《七色魘》，岳麓書社，１９９２年第１版，第２２０頁。

　�。玻反蠼�健三郎《參與世界文學之一環(huán)的亞洲文學》，《大江健三郎自選集。序言》，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版，第２頁。

　　２８大江健三郎《參與世界文學之一環(huán)的亞洲文學》，《大江健三郎自選集。序言》，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版，第２－３頁。

　　２９大江健三郎《時代賦予我的主題》，《大江健三郎自選隨筆集》，光明日報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版，第５２頁。

　�。常按蠼�健三郎《希望與不安同在》，《大江健三郎自選隨筆集》，光明日報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版，第８３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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