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世聯(lián)：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
發(fā)布時間:2020-05-26 來源: 日記大全 點擊： 
熊向暉深得周恩來信任，長期從事情報工作，他的回憶錄《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1999年由中央黨史出版社出版。因為他有過“地下十二年”的經歷，且曾獲美國大學的碩士學位，善寫文章，不但內容經得起推敲，措詞也極謹慎。因此他的回憶錄反倒較少品味伸展的空間。
�。� 名門
為革命沖鋒陷陣的多為農民出身，不過無論是引進外來意識形態(tài)還是組織行動隊伍，革命的主要領導大多是知識分子，從“一大”到“五大”，知識分子在黨的領導層中占據了絕對多數。然而，這些知識分子大多是底層出身，他們不可能在現(xiàn)存秩序中求得出頭，因此需要革命以求翻身。與國民黨比起來，共產黨人與舊中國的正統(tǒng)文化和社會制度確實較少藕斷絲連的拉扯。
革命者與革命對象必須有一定的內在關聯(lián),所以派進國民黨內部做地下情報的人要有相當的士紳氣,要能夠適應他的工作對象,這就是熊向暉為周恩來選中打入胡宗南部的原因。1936年年底，董必武對熊說：
針對胡的特點，恩來提出幾條，要出身名門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紀較輕，儀表不俗，公開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談舉止有愛國進步青年的氣質，知識面較廣，記憶力較強……（熊向暉，1999：7）
熊的父親是湖北高等法院的庭長，三個姐姐和一個哥哥都在念大學。在當時的中國，算得上的“官宦家庭”。胡宗南喜歡這樣的出生，也許是因為他覺得現(xiàn)存的秩序已經給這些“官宦家庭”的子弟提供了出路，他們不必去鬧革命。如果是這樣，說明胡宗南太不了解革命文化了：革命遠遠不只是窮人的事。許多堅定的革命者就是名門之后，甚至楊度這樣的晚清遺老和國民黨要員如傅作義、陳布雷的女兒，這些“不肖子孫”都背叛了他們所屬的家庭和世界。在個人道德上，他們“自毀前程”，自我犧牲，確具崇高感。但他們參與的革命在徹底破壞了他們厭惡的現(xiàn)實之后,是否創(chuàng)造了一個更為公正而合理的社會秩序,不是不可以討論的,從而歷史對他們的崇高道德應當有更全面的考量。
國民黨是執(zhí)政黨，屬于“右派”，但像胡宗南這樣的黨國大將，喜歡的人卻是不左不右或中間偏左，這固然因為國民黨曾經是革命黨，而且1930年代蔣介石也以恢復革命精神為號召，同時也說明，國民黨不像一些革命者“寧左毋右”那樣“寧右毋左”,它的妥協(xié)與軟弱，使不可能有一條強硬的政治路線，并導致失敗。
胡宗南本人并非名門之后，作風艱苦，性格堅忍。黃埔時與賀衷寒齊名，“文有賀衷寒，武有胡宗南”；
1932年擊敗紅四方面軍后在隴東南進行了一系列社會改革，名揚全國。范長江去訪問他時，他正像一個伙夫一樣站在北風呼嘯的破廟里，只穿了一件陳舊的單衣，身上裸露出來的皮膚都長滿了凍瘡。晚餐時因為范的到來才加了一份木須肉，第二天，范為他照相時，他才穿上他最好的一件大衣�？梢姶巳说钠犯袷潜容^好的。周恩來一度認為胡是蔣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揮官，比陳誠出色，內心愛國，傾向抗日。（熊向暉，1998：7）1939年熊向組織匯報時也指出：胡抗日積極，傾向進步，對我很信任，有時還同我一起學習唯物論、辯證法。（熊向暉，1998：11）胡確有尊重知識、欣賞左派的一面，所以他信任熊向暉，客觀上幫助熊順利地獲得包括1947年進攻延安這樣重要的情報。
２ “縣辦大學”
1947年初，胡宗南稟蔣介石“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意旨，要熊向暉起草占領延安后的“施政綱領”，并提出“不要罵娘”，要比“共產黨還革命”等原則。熊提出的要點有“實行政治民主，窮人當家作主”，“豁免田賦三年，實行耕者有其田”等等。其中最具遠見的是：
普及教育，村辦小學，鄉(xiāng)辦中學，縣辦大學。（熊向暉，1999：39）
不能說這一設想是熊精心設計的，但它肯定符合胡宗南這樣的國民黨的胃口。無獨有偶，十年后的“大躍進”中，教育革命也是一個方面。1958年4月的武漢會議上，毛澤東口出豪言：“為什么農村不能辦大學？15年普及，15年提高，30年普遍辦大學，每鄉(xiāng)辦一個大學�！保ɡ钿J，1999B：302）劉少奇在八大二次會議的報告中要求：“掃除文盲，普及小學教育，逐步地做到一般的鄉(xiāng)都有中等學校，一般的專區(qū)和許多的縣有高等院校和科研機關”。（李銳，1999C：287）柯慶施在這次會議上提出在15年更多一點時間內，“不但每個專區(qū)、每個縣都辦了大學或專科學校，在廣大鄉(xiāng)村中，也都辦了大學或�？茖W校�！保ɡ钿J，1999B：361）客觀上他們都重申了11年前熊向暉所擬的綱領。顯然，國共兩黨都意識到中國教育的貧乏，都把普及教育、縣辦大學作為社會理想之一。當然，共產黨總是比國民黨強。毛的號召一發(fā)出，許多省就已經決定，一定要在15年內普及大學教育。河南省登封縣發(fā)出“全縣辦大學”的號召，兩天之內，全縣就辦起44所“紅專大學”；
而同省的遂平縣兩個月內建立了“三級辦學”的新體制：全縣10個公社共辦紅專綜合大學、半耕半讀紅專大學、水利、工礦專科學校、業(yè)余農業(yè)大學570余，學員10萬多人。（李銳，1999C：297—298）普及教育，甚至是普及高等教育，是現(xiàn)代中國的課題之一。但胡宗南根本沒有機會搞它的教育普及，后來的“教育革命”則成了革教育的命。
相同的不止這些。30年代初，國民黨內包括胡宗南在內極具理想主義精神、刻苦清廉的黃埔軍人鑒于日本入侵在即、國民黨腐化墮落的現(xiàn)實，發(fā)起成立“藍衣社”，其理論家之一劉健群指出：“我們的黨現(xiàn)在似乎對群眾的愿望變得毫無興趣，黨不僅變得遠離群眾，而且在許多地方，國民黨簡單直被群眾的痛恨�！薄包h的混亂、黨的軟弱無能、黨的頹廢，已經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丁三，2003：90—91）藍衣社領袖賀衷寒率先提出、而后為蔣介石接受并提倡的“第二期革命”的主要內容是：“削藩”以統(tǒng)一國家、重整軍備以抗戰(zhàn)、禁煙、反腐敗、復興農村；
蔣介石為復興社擬定的“宗旨”包括：革新教育、開發(fā)實業(yè)、調劑勞資、統(tǒng)制工商、平均地權、扶助耕農、喚起民眾、注重道德、崇尚禮儀、創(chuàng)造武力、夭志勞動、誓服兵役、恢復領土、還我主權。（丁三，2003：206）“第二期革命”的主旨是重塑國民黨作為革命黨的形象和靈魂，雖然這一中國法西斯主義的革新工程未得善果，但其口號并非只有國民黨人在用。從1958年開始，毛澤東就對革命精神的日漸衰退表現(xiàn)出高度敏感，“文革”前夕甚至認為一大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完全脫離了群眾，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所以要發(fā)動群眾“反修防修”�！拔母铩钡睦碚摶A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xù)革命”，目的則是要建立一個純而純的革命政權。晚年的毛澤東一直認為，一次革命不解決問題，“文革”要七、八年就來一次。德國學者埃里�！W爾巴赫發(fā)現(xiàn)：“在所有的歷史參與者身上，動機真可謂五花八門，因此只能用簡而化之的辦法制定出宣傳口號——其結果是，很多情況下，敵對雙方可以使用同一個口號�！保▕W爾巴赫，2002：22）
�。硣顸h的昏饋
熊在胡宗南身邊12年，搜集了若干重要情報。國民黨在這方面的失察、麻痹真是荒唐得可以。1947年10月，熊的聯(lián)系人之一王石堅在西安被捕，李克農非常擔心熊的安全，周恩來卻指出:“王石堅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統(tǒng)的人搞的，蔣介石不會馬上知道。從戴笠起，沿下來的鄭介民、毛人鳳，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關系，他們唇齒相依。胡宗南一定會壓住。王石堅沒有供出你們三人的真實身分，那當然好。其實供不供，無關重要�！词雇跏瘓哉泄�，胡宗南也會讓保密局保他的駕。他不是愛護誰，是為了他自己，共產黨員在他身邊這么多年，還帶你去打延安，保薦去美國，這件事捅出來，蔣介石饒不了他，同他有矛盾的陳誠這些人更會落井下石。我估計胡宗南心里有數，必然壓著頂著，不敢聲張，還會否認。對這樣的事，我有點準頭�！保ㄐ芟驎�，1999：60）結果確如周公所料。
還有更荒唐的。1991年1月7日開始，熊在《人民日報》海外版連載《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一文，詳細披露他在胡宗南身邊的情報生涯。理所當然地，此文在臺灣引起了震動。《傳記文學》轉載了熊文后，第五十八卷第五期又發(fā)表趙千方文章，揭發(fā)出一個充分暴露國民黨昏饋無能的事：1973年，臺灣“國防部”在編《胡宗南上將年譜》時，還以保送熊等赴美留學為胡的功績：
公以勝利后建設萬端，需才孔亟，…… 由公以節(jié)余經費，派員出國留學。
……陳忠經（翹）、申振民（�。�、熊匯荃（向暉）……等十七人……留學美國。（熊向暉，1999：70）
陳、申、熊三人被周恩來稱為中共地下工作的“后三杰”，“他們隱藏八年為共黨立下大功以后，胡長官又在抗戰(zhàn)勝利后一起栽培他們到美國去留學。因此三個人才會學得‘胡兒語’，1950年以后才可以在中共外交界一展身手�！� “‘后三杰’案1947年10月為政府破獲，此三人均在美國，奈何不得，倒也罷了。但25年以后，國防部為表揚胡上將事功，編年譜時仍將‘后三杰’姓名列入，不知是失察？還是因三人化名改名的關系？抹黑胡上將竟因此而留下歷史的文字紀錄，此段文字本可避免，殊堪一嘆！”（熊向暉，1999：69—70）
對比周恩來安排熊向暉時的精詳嚴密、滴水不漏，真不能不使人感到：是國民黨自己葬送了自己，而且在失敗多年后還不能好好總結反省。
�。磧蓚�疑問
1955年4月11日，參加亞非會議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包用的印度國際航空公司的“克什米爾公主號”空中爆炸起火，機身墜入海中。熊回憶了他參與處理此事的過程。但有兩個疑點沒有交代清楚：
第一，3月中旬，中央情報部門已經獲悉國民黨特務要利用這次會議暗害周恩來；
4月9日晚，外交辦公廳獲悉特務要破壞代表團所乘的飛機，與此同時周恩來從昆明就此作了指示。這說明，事發(fā)前中方已經知道特務要炸飛機。如果說4月11日下午周恩來在昆明已得悉特務行動的具體計劃已經太晚了的話，那么對4月9日晚的情報是可以有充分的防范的。根據周的指示，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董越千轉告香港新華分社和代表團，要新華分社即告香港當局保證安全；
次日上午歐非司副司長張越約見英國駐華代辦處參贊艾惕禮作了交涉。
這些處置顯然缺少具體落實的環(huán)節(jié)，英國政府也好，香港當局也好，究竟有沒有按照中央的要求切實防備，都沒有專人跟蹤，當然就不可能萬無一失。更為奇怪的是，周恩來事后發(fā)現(xiàn)：“12日外交部的聲明并未如實表達10日上午張越同艾惕禮的談話，而張越的這一談話又與9日晚昆明長途電話傳達的總理緊急指示不符�！保ㄐ芟驎煟�1999：120）高級官員的這些失措是令人驚訝的。正如張治中說的：“蔣介石在軍事上、政治上都遠遠不是共產黨的對手，……在情報上他也遠遠不是共產黨的對手�！保ㄐ芟驎煟�1999：61）為什么這一次讓他們陰謀得逞了？假如周恩來乘這駕飛機，損失豈非不可估量？
第二，熊作為周恩來的代表赴港處理此案，8月18日回京后，周恩來在北戴河，要熊先向外交部匯報：
匯報時，……喬冠華首先說：“克什米爾公主號”案件不用匯報了，這事拖的太久，參照８月１３日給英國代辦的備忘錄，由外交部發(fā)一個聲明就可以結束，已經報告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已經同意。我說：少奇同志尊重外交部的意見，但這總理親自處理的，……應該先報告總理。這不是不尊重少奇同志。（熊向暉，1999：149）
這里的疑問不是周恩來與劉少奇在結束此事上可能有不同意見，而是喬冠華講話時流露出的不耐煩的態(tài)度。這事確實拖得太久，因為這不是一件小事。喪生的８名中國人地位雖然不高，但他們是以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的身份乘機的。這是一起“美國和蔣介石的特務機關蓄意制造的謀殺”案，（熊向暉，1999：119）針對的是中國政府；
香港當局在處理時與中國政府也不是積極合作的。在這種情況下，喬冠華為何覺得“這事拖得太久”了？
５ 遠見和無奈
二戰(zhàn)風云人物之一的英國蒙哥馬利元帥1961年9月再次訪華，可能是出于對這位二戰(zhàn)統(tǒng)帥的信任，也可能是由于蒙在歡迎宴會上發(fā)表了對中國友好的講話，所以周恩來指示“放手讓蒙哥馬利看”。
蒙這次訪華似乎是特別關心毛澤東百年之后的中國。在西安，他突然向群眾發(fā)問：除毛主席以外，你們最擁護誰，你們最聽誰的指揮？陪同的熊向暉從這些跡象揣測蒙哥馬利想探詢毛的繼承人是誰？應當說，在這個問題上，充分表現(xiàn)出西方人士對中國政治的隔膜和生疏：從延安后期開始，中共的高級干部都意識到劉少奇是毛的接班人；
50年代末，劉的畫像已與毛并列。
蒙不但不了解中國政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且膽怯：“我的經驗是，國家領袖們非常討厭提出他們的繼承人”。他顯然輕估了毛。當毛知道了他的意向后，他笑了：“這個元帥過去打仗很勇敢，打敗了隆美爾。這次在北京也很勇敢，講了三條原則。誰是我的繼承人，為什么他不敢問��？”（熊向暉，1999：385）在這方面，毛很自信：
共產黨沒有王位繼承法，但也并非沒有古代皇帝那樣聰明。斯大林是立了繼承人的，那就是馬林科夫。不過呢，他立的太晚了。蒙哥馬利講的也有點道理，斯大林生前沒有公開宣布他的繼承人是馬林科夫，也沒有寫遺囑。馬林科夫是個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嗚呼哀哉，秀才頂不住，于是呼只好來個‘三駕馬車’。三匹馬駕一輛車，又沒有人拉韁繩，不亂才怪。
我們和蘇聯(lián)不同，比斯大林有遠見。在延安，我們就注意這個問題，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熊向暉，1999：386）
9月24日，毛告訴蒙，劉少奇是他的繼承人，滿足了元帥的愿望。但５年后，毛不但把劉少奇搞下臺，而且讓他死于非命。蒙哥馬利1976年逝世，看到了劉少奇的結局。劉沒有接上班是一回事，毛注意繼承人問題是另一回事，此后的林彪、王洪文都曾是他一度矚意的人選，林彪作為接班人還被寫進《中國共產黨黨章》。但一個成了“折戟沉沙”的叛徒、賣國賊，一個以“政治流氓”、反黨集團頭目的身份死在獄中。
為什么吸收了斯大林教訓的、很注意培養(yǎng)接班人、確實也培養(yǎng)了幾個接班人的毛澤東，始終沒有如愿地安排好后事，以至于臨終之際也估計到可能會在“血雨腥風”中交班？直接原因有二，第一，這種指定接班人的做法不符合立黨為公的原則，不但與專制皇帝選擇繼承人的方式劃不清界限，而且比傳統(tǒng)社會少了一條“嫡長子繼承制”公認法統(tǒng)。既沒有制度性保證，也沒有民主化的選舉，他其實不比斯大林聰明。第二，在他看來，國家不能由“三個人”或多個人來領導的，最高領袖只能是一個。從而一旦他選的接班人有與他并列齊趨的態(tài)勢時，就難以容忍，所以他對他選定的接班人總不能始終如一地滿意。劉少奇40年代中期成為毛的副手，但60年代中期他就準備把劉搞下去；
林彪在1969年作為接班人被寫進黨章，但一年多后毛就不再信任他；
王洪文1973年當上副主席，毛也很快就對他了無興趣。接班人是找了三個，但沒有一個人接得了班，并且更換的速度越來越快，以至于誰當上接班人誰就等于坐在火爐上。毛澤東說得好：“沒有我，中國照樣前進，地球照樣轉。”（熊向暉，1999：387）后毛的中國，前進得更好更快。
接班人問題直接反映了傳統(tǒng)皇權專制思想在革命者身上的頑強存在，不但山溝里的革命者，就是確實對馬克思主義有所理解和研究的人，也未能擺脫。1926年，丁玲到北京，住在馬克思主義宣傳家李達的家里，發(fā)現(xiàn)：“他的著作，他研究的、宣揚的都是馬克思主義，但在家里處理家庭生活，他對待王會悟，卻實在有些封建氣味�！保ǘ×�，1989：92）
�。� 陳毅
陳毅的爽朗坦誠素為人道，即使在“文革”中，他那喜笑怒罵的言行也廣為傳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陳毅在“文革”確實有超過大多數老干部的勇氣和見識。
最重要的有兩次。一是國際問題。1969年，陳奉命與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位帥進行“研究國際問題”，從6月7日到7月1日進行了六次討論，提出了《對戰(zhàn)爭形勢的初步估計》，結論之一是：“我們認為，在可以預見的時期內，美帝、蘇修單獨或聯(lián)合發(fā)動大規(guī)模侵華戰(zhàn)爭的可能性都不大�！保ㄐ芟驎煟�1999：174）這一報告7月20日由中央辦公廳作為中央文件發(fā)給中央負責人。也許是因于葉劍英是“九大”的政治局委員，文件把他的的名字放在陳毅之前。
鑒于此后又發(fā)生了一些事態(tài)，四帥又寫了《對目前局勢的看法》，除堅持原來的估計外，陳毅還提出打開中美關系的設想：
關于打開中美關系，我考慮了很久�！F(xiàn)在情況發(fā)生變化，尼克松出于對付蘇修的戰(zhàn)略考慮，急于拉中國。我們要從戰(zhàn)備上利用美、蘇矛盾，有必要打開中美關系，這就必須采取相應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規(guī)’的想法。（熊向暉，1999：186—187）
這些想法的中心是舉行中美高級談判�！瓣惪傉f，他決定將這些‘不合常規(guī)’的設想向總理口頭匯報。”（熊向暉，1999：187）陳毅可能是中國第一個提出緩和中美關系的人。1969年，美國對越戰(zhàn)爭擴大、中蘇邊境發(fā)生武裝沖突，國際形勢異常緊張，一慣信奉中國革命的勝利是打出來的毛發(fā)出“要準備打仗”的號召，黨的“九大”更強化了全面?zhèn)鋺?zhàn)的氣氛。在這種情況下，陳毅的設想極具創(chuàng)意。
陳毅的另一個重要認識是對“文革”、對毛澤東真正尖銳的批評�！岸履媪鳌敝�，陳說到斯大林晚年問題，說到延安的搶救：“在延安。過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兇。延安搶救運動搞錯了許多人，到現(xiàn)在還有意見。這個歷史教訓，不能忘記�！保▌浒l(fā)，1995：1184）他還特意聲明：“我不是亂放炮，我是經過認真考慮的�！卑选拔母铩迸c延安整風聯(lián)系起來，觸到了毛的痛處。難怪毛澤東在知道后“變了臉色”，發(fā)了“無產階級的雷霆之怒”：“難道延安整風也錯了嗎？還要請王明他們回來嗎？”（徐向前，1987：834）
“文革”的根源確實要追到延安整風，毛澤東、康生既是延安整風也是“文革”的領導核心；
差別在于“文革”要整的恰恰是延安時代通過整風崛起的劉少奇、彭真等人。1945年以后，延安整風、審干、肅反三部曲的真實歷史被精心修飾起來。但無論如何，當事人還在，時不時總會透露一點。胡喬木1950年就在七屆三中全會上講過：“這次整風不久即轉入審查干部歷史的工作，這個工作是有成績的，但曾經犯了許多錯誤”。（胡喬木，1993：3）胡此時的身分是毛的秘書，這種說法應當是得到毛同意的。胡喬木1981年又說：“毛主席曾經講過，在民主革命時期他不是沒有犯過‘左’傾錯誤，比方在江西的時候反對ＡＢ團，他也參加過，他也殺錯了一些同志，由此他得到了教訓，不能隨便殺人，黨內不能殺人。但是，黨內的這些過火斗爭，在延安時期也犯過，誰都知道所謂搶救運動。這個搶救運動，不是一個很短的時間，有一兩年，恐怕有兩三年時間�！谌A北土改運動中，毛主席糾正了‘左’的錯誤，但是在糾正‘左’的錯誤的過程中間，也不是一下子就搞得很徹底。現(xiàn)在應當承認，當時制定的《中國土地法大綱》也有不恰當的地方”。（胡喬木，1993：185）江西的慘劇沒有阻止延安的“過火”，延安的教訓沒有阻止“文革”的浩劫，知錯難改，愈演愈烈，種種“錯誤”確有其客觀需要和社會基礎，既要輿論一律、步調一致，又沒有理性化、程序化的管理體制和社會技術，運動有它的必要性，“左”傾有它的政治功能。
７ 如臨深淵
1969年的緊張空氣是不可能讓四位實際上“靠邊站”的元帥從容討論國際問題的。周恩來交代此項任務時，四帥就表示：林彪所作的九大政治報告已經對國際形勢有了明確闡述，再研究，如果提不出不同看法，就沒有意義；
如果提出不同看法，會不會被認為是與“九大”唱反調。周告訴他們：主席交給你們這個任務是因為主席認為還有繼續(xù)研究的必要�！八阅銈儾灰豢蜃��！保ㄐ芟驎�，1999：166）
毛澤東歷來相信蘇聯(lián)的戰(zhàn)略重點是歐洲，他主觀上并不贊同林彪及軍委辦事組認為蘇聯(lián)可能大規(guī)模入侵的判斷，因此要四帥研究國際形勢。四帥此時仍是中央委員，而且這是毛親自交代他們的任務，而且討論的話題是相對超脫一點的國際形勢，但四帥的座談實際上仍然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第一，第一次討論時，四帥都帶了秘書。周恩來批評了這一點，陳毅立刻明白了：“總理是擔心我們四個人聚在一起，難保不放炮，傳出去又經惹禍。（熊向暉，1999：167）這是因為他們頭上“二月逆流”的辮子，因為毛此時對他們還有疑慮。毛確實不想把“老同志”全部打倒，但未被打倒的“老同志”卻要時時看著頭上的大棒，夾著尾巴，而且在此時刻，秘書不可全信。
第二，參加這次討論的外交部姚廣傳達外交部主要領導的意見，要他們在向中央提建議時，“可以在原則上講要利用美蘇矛盾，如何利用，不宜具體。在美越和談期間，恢復中美大使級會談也不適宜�！庇质顷愐懵斆鳎骸巴饨徊康睦贤娟P心我們，怕我們又犯‘右傾’錯誤。尊重外交部領導同志的意見。”（熊向暉，1999：182）這就是說，四帥既要提出新看法，又不能偏離“九大”太遠。毛歷來重視“調查研究”，但對那些與他的既有成見不一致的“事實”，他通常是不感興趣的。
四帥于7月11提出第一份報告，認為大戰(zhàn)一時打不出，這個結論比較符合毛的估計。但8月13日，蘇軍在經過一系列試探性挑釁后，在新疆裕田縣鐵列克奇殲滅了一支30余人的中國巡邏隊，這使毛感到相當意外，在得知蘇聯(lián)曾向東歐國家試探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反應后，中國的備戰(zhàn)空氣一下子緊張起來，國慶期間，天安門城樓后面甚至準備了可以緊急疏散毛澤東等人的直升飛機。四帥的正確判斷沒有直接發(fā)生作用。后來的事實證明，四帥的判斷是正確的，但當時的“虛驚”有兩個政治效果，一是內戰(zhàn)和大亂的國內形勢得到一定遏制。8月28日，毛批準《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命令》，九項要求中，大部分是針對造反行為的，曾被稱為革命行動的許多行為現(xiàn)在被作為“現(xiàn)行反革命分子”而嚴加取締，并要求解放軍予以執(zhí)行。二是使毛澤東產生“我們現(xiàn)在孤立了，沒有人理我們了”的感覺，認識到緩和中美關系的重要性，不再熱衷于世界革命。（楊奎松，1999：500—514）四帥的判斷終于發(fā)生直接作用。
�。� 69年的疏散
四帥的深謀遠慮沒有改善他們的處境。1969年10月17日晚，包括四帥在內的“老同志”如董必武、朱德等，在北京體育館觀看了體育表演后，得到周恩來等政治局成員的通知：主席根據當時的形勢，決定這些同志從北京疏散，“主席指定了每個人的去處”。（熊向暉，1999：190）
關于這次疏散，此前一種權威說法是林彪的陰謀。聶榮臻斷言：“所謂‘第一個號令’，就是1969年10月18日，林彪背著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借口‘加強戰(zhàn)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擅自發(fā)布‘緊急指示’，調動全軍進入緊急戰(zhàn)備狀態(tài)。……實質上這是林彪圖謀進行政變的一次預演，其目是看看他‘副統(tǒng)帥’的‘號令’靈不靈。同時因為軍隊的老同志們還在，這些老同志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有自然形成的威信，有歷史形成所謂‘山頭’，許多老部下仍然支持擁護他們。所以林彪想通過‘第一個號令’，以戰(zhàn)備疏散為名，把軍隊的老同志趕出北京，為實現(xiàn)他篡黨奪權的陰謀掃除障礙�！保櫂s臻，1983：861—862）
徐向前也說：“1969年10月間，林彪為了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背著黨中央和毛主席，借口防止敵人突然襲擊，擅自發(fā)布了‘第一個號令’，全軍進入緊急戰(zhàn)備狀態(tài)�！履媪鳌蓡T和一些老同志奉令疏散離京，這就結束了我在二七廠的‘蹲點’生活�！婈牼琶獛�，只剩林彪一人在京，更便于他加緊陰謀篡權活動�！保ㄐ煜蚯�，1987：848—849）
兩位元帥的說法顯然來自1971年12月中央下發(fā)的“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斗爭（材料之一）”：“1969年10月18日，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發(fā)布所謂‘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調動全進入戰(zhàn)備狀態(tài)，這樣的大事，竟不請示毛主席、黨中央，實際上是一次篡黨奪權的預期演。”但此說與事實有誤。
9月11日中蘇兩國總理的會談達成了邊界談判的協(xié)議，中央認為蘇聯(lián)很可能是以談判作為發(fā)動突然襲擊的煙幕，因此林彪視察張家口設防情況，周恩來要總參整理二戰(zhàn)中突然襲擊的戰(zhàn)史資料�！半S后，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林彪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進一步研究蘇聯(lián)發(fā)動戰(zhàn)爭的可能性。與會者一致認為蘇聯(lián)缺乏誠意，很可能會冒險發(fā)動突然襲擊，因而贊同毛澤東關于領導同志應該分散一些，疏散到外地去的指示。會后，毛澤東明確指示，在北京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中央黨政軍領導機關于中蘇談判開始前應緊急疏散�！保羁�，1999：514）毛10月14日去武漢、林彪10月18日去蘇州，周恩來及黃永勝等軍委辦事組的人移到西山可以防御原子彈的戰(zhàn)備指揮中心“戰(zhàn)備值班”。10月18日上午，陳毅召集四位元帥開會，進一步解釋了毛、周的意圖：“總理講主席指示我們四人去的地方都是戰(zhàn)略要地，去后在當地工廠‘蹲點’，分別研究國際形勢，如果戰(zhàn)爭爆發(fā)，協(xié)助當地軍政首腦指揮作戰(zhàn)。”（熊向暉，1999：190）
當然，不管基于何種考慮，讓這些老同志離開北京，(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協(xié)助當地軍政首腦”顯然不是對他們的尊重。這些老同志的疏散與毛到武漢、林到蘇州是不一樣的，他們到地方后繼續(xù)受到迫害，比如朱德在廣州從化、徐向前在鄭州實際上處于軟禁狀態(tài)，徐海東等人在疏散地得不到正常治療就在當地病死，所以聶、徐兩帥的說法確是有感而發(fā)的。
９ 政治符號
當中國處于一片備戰(zhàn)的緊張時，蘇聯(lián)并不想真的發(fā)動戰(zhàn)爭。1969年9月3日，越共胡志明逝世，前去吊唁的中國領導人避免與蘇聯(lián)領導人見面。9月10日，蘇聯(lián)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通過越南表示要與周恩來會晤，越方因故延誤；
蘇聯(lián)駐華代辦又直接向中方提出。在毛同意后，已經回到蘇聯(lián)塔吉克首府杜尚別的柯西金得知中方同意后，又繞道于９月１１日到北京機場與周恩來會晤。雙方共同表示了避免武裝沖突的意向，并達成恢復政務電話等協(xié)議。至此，中蘇緊張局勢已有相當緩和，但中方認為柯西金北京之行是為蘇聯(lián)大舉侵華施放的煙幕，與日本在珍珠港事變前日派特使赴美迷惑羅斯福一樣。理由之一是“柯西金返回莫斯科后，蘇修的主要頭目均未出場，只派二三流人物到機場接。說明柯西金所作的若干緩和承諾不代表蘇修政治局的意見�！保ㄐ芟驎�，1999：184）
應當說，柯西金的北京之行不會是他個人的意見，正常情況下，一國總理肯定是能夠代表他的政府的。但依中國人的政治思維，這樣大的事情，除非一把手，其他的人都沒有最后拍板的權利。蘇共主要頭目不到機場歡迎柯西金，柯西金的承諾就沒有效。
歡迎儀式的大小一直被認為有特定的涵義。1971年11月，中國要派代表團出席聯(lián)合國大會，毛交代：“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再加上幾千名群眾，到機場歡送，要大張旗鼓地熱烈歡送。”（熊向暉，1999：355）儀式而外，毛特別喜歡用文學語言來表達某種政治意義，評《紅樓夢》、批宋江都直接攪動著政治生活。
政治本來是公共事務，但政治家們從來不愿使政治完全公開。只是政治行為終究有公開的一面，于是在缺少公開性的政治生活中，政治符號就會特別發(fā)達。1970年，毛澤東會見斯諾，這不但是向美國傳達一個信息，也有國內斗爭的一個符號。據斯諾記述：毛繼續(xù)說，在我們1965年進行談話的時候，許多權力——各個省和各個地方黨委內，特別是北京市黨委內的宣傳工作的權力——他都管不了。正因為如此，他那時曾說需要更多的個人崇拜，以便鼓動群眾去摧毀反毛的、黨的官僚機構。當然，個人崇拜也搞得過火了。今天，情況不同了。所謂“四個偉大“——對毛本人的稱號：“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tǒng)帥，偉大的舵手——多么討厭�？傆幸惶煲y(tǒng)統(tǒng)去掉。只剩下Teacher”(導師)——那就是教員。毛歷來是當教員的……其他的一概辭去。（熊向暉，1998：214—215）在此前后，毛確實采取措施為個人崇拜降溫，比如1970年12月6就在《關于邀請荷蘭共產主義統(tǒng)一運動（馬列）派代表團訪華的請示》上批示：“對于一切外國人，不要求他們承認中國人的思想，只要求他們承認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該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辈贿^正像個人崇拜“是為了反對劉少奇”一樣，給個人崇拜降溫也還有另一重含義，這就是反對林彪，因為“四個偉大”首先是由林彪喊出的。
政治符號的解讀需要有文化背景，正如一種顏色在不同文化傳統(tǒng)中有不同含義一樣。尼克松上臺后，試圖接近中國，中國也有緩和的意向，但開始一度雙方都沒有明白對方的符號。相對而言，中蘇政治結構、意識形態(tài)較為一致，容易讀懂。
除了重大政治事態(tài)，一些政治家個人也喜歡制造使用符號。從1983年到去世之前，胡喬木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但“1989年3月14日，《人民日報》突然登出一篇《胡喬木同志談寬容》的文章，其中說到，政治家是掌握一定權力的人，很難承認自己不正確。領導者得應有這種準備：即使認為某種意見不正確，也要承認它的存在的權利。全文沒有一處提到‘資產階級自由化’，也沒有得到‘四項基本原則’。這使我稍稍感到奇怪。十天以后，胡喬木動身訪美。我明白了：胡喬木需要改善自己的對外形象，他這番話是講給美國人聽的，不是準備實行的。這就是這個談話只登《人民日報》及其海外版，沒有在其他報紙上發(fā)表的緣故。”（王若水，1998）
�。保� 自信
1971年11月8日晚，毛在與周恩來及出席聯(lián)合國大會代表團成員談話時，提到“五七一工程紀要”：
總理解釋，“五七一”是“武裝起義”的諧音，這是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暗害主席、發(fā)動反革命政變的綱領。主席說：等一會把這件東西念給他們聽。要盡快全文印發(fā)到全國各個黨支部�？偫碚f：這里面盡是惡毒誹謗主席的讕言，怎么能印發(fā)？主席說：怎么不能？一個字都不改，原原本本發(fā)下去，讓所有的黨員所有的群眾都知道。（熊向暉，1999：354）
毛終生自信，怎么會怕一個小小的林彪�！都o要》稱他是“當代的秦始皇”，毛沒有小家子氣地加以反駁，而是照單全收，1973年9月23日對外賓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边�直接通過評法批儒運動褒揚秦始皇。林彪雖然長期對毛畢恭畢敬，但在對于秦始皇的態(tài)度上，卻與毛有別。1958年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毛稱贊秦始皇“以古非今者族”時，林就插了一句：“秦始皇焚書坑儒”，由此引來毛“秦始皇算什么，他只了坑四百六十人，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的豪言。（李銳，1999B：332）林彪事件后，在其家搜查出了“克已復禮”等儒家學說的條幅，啟示了毛批林與批孔結合的念頭。
但毛這一次確實過于自信了�！拔母铩碧煸谷伺�，1968年以來就有人開始懷疑，林彪事件使得一大批人從“文革”的狂熱中覺醒，既然林彪是十惡不赦的壞蛋，那么提撥他、欽定他為接班人的毛澤東當然難保完美。林彪事件震動很大。還在毛1971年南巡為清除林彪而打招呼時，福州軍區(qū)司令韓先楚知道后就毛骨悚然，毛林“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心目中都是親密如一人，怎么會是這個樣子呀？！他覺得內心深處有種非常重要而且牢固的東西，嘁哩喀嚓地爆響著要破裂了。他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提心吊膽，不知道中國要發(fā)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就不時冒出一種解甲歸田、退隱山林的念頭。”（張正隆，2000：336）事實上，林彪事件后，毛本人也大病一場，并局部糾正了一些極端政策。在此背景下，“五七一工程紀要”客觀上有助于人們反省“文革”，重新認識毛。第一，《紀要》中的一些內容，反映了“文革”時期的中國現(xiàn)實，如“10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和基層干部、部隊中下級干部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薄八麄兊纳鐣髁x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薄八麄儼阎袊膰覚C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式的。”“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的家長制生活。”“他濫用中國人民給其信任和地位，歷史地走向反面，實際上他已成了中國的秦始皇�！保ㄍ跄暌唬�1988：417—421）等等，“文革”后都一再為人們所重復。第二，為毛信用的林彪及林立果的“小艦隊”居然有謀害毛的計劃，也使人對偉大領袖的至上權威發(fā)生懷疑。
這次失策的自信，與毛當時喜悅心態(tài)有關：“今年有兩大勝利，一個是林彪，一個是聯(lián)合國。這兩大勝利，我都沒有想到。”（熊向暉，1999：347）他興致一高，就公開了實在是有損他威嚴的“五七一工程紀要”，這倒應他的一句老話：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
11 辯證法
黑格爾在講辯證法時，反復強調辯證法就是反對“獨斷論”，它要求發(fā)現(xiàn)并尊重事物的矛盾，要求在變化中、聯(lián)系中、發(fā)展中觀察事物。黑格爾之后，毛澤東可能是最喜歡講辯證法的人，矛盾對立、斗爭發(fā)展是他特別愛用的字眼。但與黑格爾反獨斷論不一樣，簡化辯證法直接導向“獨斷論”和“一言堂”，熊就提供了兩個事例。
1971年10月25日，中國恢復恢復聯(lián)合國席位，這是毛“沒有想到”的勝利。由于此前毛多次說過，今年不進聯(lián)合國，而且在當晚周恩召集的會議上，“發(fā)言的同志都認為，聯(lián)大已經通過決議，我們必須進入聯(lián)合國，但我們毫無準備。主席經常教導，不打無準備之仗�！保ㄐ芟驎�，1999：345）但會還沒有開完，毛召見與會者：“我講過，不打無準備之仗。我也講過，在戰(zhàn)爭中學習戰(zhàn)爭。”（熊向暉，1999：347）所以中國要進聯(lián)合國。
1971年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期間，美國代表提出訪華要求，外交部和國家體委討論后向中央寫報告，認為“現(xiàn)在訪華時機不成熟”。因為當時美國在聯(lián)合國推行“兩個中國”的政策，“如果同意他們來，那就可能被認為中國政府在‘兩個中國’問題上有所松動”。（熊向暉，1999：233）4月3日報告送給，周于次日批了“擬同意”三個字后呈送毛，4月6日毛劃圈同意。但當天晚上11點多鐘，毛改變了主意，同意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由此促成“乒乓外交”。這一重大轉變的根據是毛1970年12月18日會見斯諾時曾說過：“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國人左、中、右都讓來。”美國乒乓球隊雖有人支持蔣介石的“中華民國”，但他們并非官方人士，政治態(tài)度不會比美國“右派”更壞。所以“如果拒絕他們來，那就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美國人左、中、右都讓來’的戰(zhàn)略決策�！保ㄐ芟驎煟�1999：233）這里又是一個辯證法：既堅決反對美國“兩個中國”的政策，又要讓美國的“右派”訪華。
在毛澤東的用法中，不打無準備之仗與在戰(zhàn)爭中學習戰(zhàn)爭；
反對“兩個中國”與“右派”也讓來，都是辯證的關系，對立的雙方都是正確的，但又是不全面的，正確的做法是“既……又……”：既不打無準備之仗，又要在戰(zhàn)爭中學習戰(zhàn)爭；
既反對美國“兩個中國”的政策，又要讓美國的“右派”來，這在理論上很周延。但在具體工作中，面面俱到基本做不到，不是“既”就是“又”。比如既然不打無準備之仗，就不應當去聯(lián)合國；
反過來，既然要在戰(zhàn)爭中學習戰(zhàn)爭，那就應當去聯(lián)合國。去還是不去，實際上只能有一種選擇，外交部和體委選擇了不去聯(lián)合國、不邀請美國隊；
但毛作了另一種選擇，靠的不是什么辯證法的力量，而是他至高無上的權力。
毛式辯證法本質是對權力的召喚。設想一下，如果外交部兩個副部長在爭論去不去聯(lián)合國，恐怕永遠爭不出個名堂：雙方的理由一樣充分，雙方的地位又一樣高，矛盾怎么能統(tǒng)一起來？“文革”紅衛(wèi)兵打語錄仗，嗓門喊啞了都分不出勝負，原因也不是紅衛(wèi)兵的幼稚，而是“毛主席語錄”有太多的“既……又……”、“一方面……另一方面”。沒有權力的支持，哪一方面都不能取勝。毛的政治智慧之一，就是以辯證法之名給出兩種意見，而使自己保持最后的裁定權。類似的情況很多。他的名言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但也認為“要求把一切都調查清楚再說話，再辦事，那就永遠不能說話，永遠不能辦事�！保ㄐ芟驎煟�1999：353）那么究竟什么時候才有發(fā)言權呢？結論只能是：毛說你有你就有。
辯證法功能甚多。大躍進期間，云南有不少人勞餓交加，一度出現(xiàn)浮腫病。這本是大躍進的惡果之一，但毛在批示中卻認為這是好事：“云南工作可能因為腫病這件事，取得教訓，得到免疫力，他們再也不犯同類錯誤了。壞事變好事，禍兮福所倚�！保ɡ罱�、于道俊，1997：167年）有了辯證法，什么壞事不是好事？
不排除毛在主觀上有“既……又……”同時并舉的理想，而且中國人多事繁，集權者必須提供一定的策略空間。1975年，毛提出學習理論反修防修、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三項指示”，“鄧小平接受了毛澤東的提法，只是把側重點放在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上面，這也當然遭到‘四人幫’的強烈反對。”毛當然希望政治、經濟雙豐收，無奈世上的事兩全齊美者罕見，實際情形只能是或“既”或“又”。當毛支持鄧小平，實際發(fā)生作用的是“三項指示”時后兩條；
當毛發(fā)動批鄧后，“三項指示”只剩下一條“反修防修”。胡喬木明確說：毛“所想的抓革命促生產本身是自相矛盾的�！保ê鷨棠�，1993：250）
12 內外有別
事件與人物都是立體的，任何人的記述和回憶都不可能全面而完整。當抗戰(zhàn)期間周恩來折沖樽俎、與國民黨人斗智斗勇時，他在黨內的處境卻十分尷尬。延安整風期間，周被認為是與王明“教條宗派”齊名的“經驗宗派”的代表，“這種由毛一手制造的對周恩來的慢性精神虐待長達七年，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開才告一段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使周恩來進退失據，有苦難言”。（高華，2000：279）
歷史常常重復。70年代初，中美關系的打開，恢復中國在聯(lián)合國的席位，是周恩來外交生涯的輝煌時期，也是毛、周合作的杰出，作為參與中美談判又是中國出席聯(lián)大代表團的代表之一，熊向暉對這兩件事的詳盡回憶，改正了流行說法中的許多錯誤。不過，熊的回憶主要涉及對外的一面，而全面的回顧卻不能無視與之平行的另一方面。據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高文謙的研究，獲得外交成功的周恩來面對并非都是鮮花笑臉�！�1973年11月12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xù)召開擴大會議批判周恩來對美外交的‘右傾投降路線’。會議的氣氛十分緊張，充滿了火藥味，對周的批判上綱很高，被戴上‘投降’、‘賣國’、‘甘當兒皇帝’等大帽子，江青甚至提出這是‘第十一次路線斗爭’，指周想‘迫不及待地取代主席’，大有在政治上置他于死地的味道。”（高文謙，2003：397）
內外有別，對外是統(tǒng)一的國家和政黨，內部卻有嚴重的斗爭。在推進中美緩和的過程中，周恩來不得不花費大量的精力來排除國內各種阻力和干擾，一切看毛的眼色行事，行為相當謹慎。不但處處注意把舞臺上的聚光燈照射在毛澤東的身上，甚至在細節(jié)上也盡量滴水不漏，比如在歡迎尼克松的宴會上，周向尼克松敬酒時，特意將他酒杯的杯沿和尼克松的酒杯持平后再碰杯，而和其他國家的領導碰杯時，總是用自己酒杯的上沿去碰對方杯子的中間部分，以示尊重�！爸苓@樣做，是為了刻意體現(xiàn)對尼克松訪華‘不卑不亢，不冷不熱’的接待方針。這種姿態(tài)，與其說是作給國外看的，不如說是給國內看的，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高文謙，2003：397）
這不是多慮。林彪事件之后，毛、周關系日顯緊張。周1972年扭轉文革困局的努力已被失��；
5、6月間的批林整風會上，毛要周現(xiàn)知說法，揭發(fā)自己在歷史上所犯的“路線錯誤”；
在周被確診患有“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后，毛下達“要保密，不要告訴總理和鄧大姐；
不要開刀；
不要檢查；
要加強護理和營養(yǎng)”的四條指示，耽誤了治療時間。（高文謙，2003：378）中美關系解凍，震動了世界。“當毛澤東發(fā)現(xiàn)西方各大報刊對周恩來的好評如潮，特別是把中國外交說成是‘周恩來外交’時，不禁醋意大發(fā)，而且簡直是忿忿不平了。盡管周本人一再聲言毛才是中國外交的主角，然而被林彪事件弄得灰頭土臉的毛，卻不能容忍別人分享乃至奪走外交勝利的光環(huán)，由此萌生了要狠狠殺一下周恩來威風的念頭。毛的這種想法，隨著他發(fā)現(xiàn)貌似忠順的周恩來在政治上有異心，在實際工作中打著批判極左思潮的旗號，企圖扭轉文革以來國內政局的方向后而益發(fā)強烈起來�！保ǜ呶闹t，2003：451）先是兩次小批，一是認為周恩來1973年6月與美國駐華聯(lián)絡處主任布魯斯的談話是“與資產階級聯(lián)合常忘掉階級斗爭”；
二是針對外交部刊物《新情況》第153期的評論文章對國際形勢中“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的判斷，毛認為是“放屁一通！”“凡是這類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偫碇v話也在內，因為不勝其看�！保ǜ呶闹t，2003：454）然后是一次大批。1973年11月，基辛格第6次訪華，13日在告別晚宴結束后，基辛格臨時提議與周就中美雙方軍事合作問題舉行一次單獨會談，會談結束后，周表示要請示中央，并答應在基辛格早晨登機前給予答復。“中央”當然就是毛澤東，但當周打電話向毛請示時，“主席在睡覺”。周的警衛(wèi)后來回憶：“記得周恩來當時很猶豫。毛澤東在尼克松訪華前夕剛犯過大病，休克了一段時間，身體還沒有恢復。周恩來在辦公桌旁走了幾圈急步，正是人們常講的‘團團轉’，因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周恩來下決心承擔責任，拍板作了決定�！�(權延赤，1993：351)即使如此，周在答復美方時，也未做具體承諾，只表示中美雙方指定專人就此繼續(xù)交換意見。14日基辛格離京的當晚，毛把王海容、唐聞先找去，要其整理出周恩來與基辛格的談話記錄，并找周“核實”談話記錄。隨后，王、唐據毛意旨散播周闖了亂子的消息；
11月17日，毛政治局開會批周，會議期間，周與無上綱、無理取鬧的江青一度頂牛，毛隨即決定擴大周會議的規(guī)模，親自擬定列席人員名單。這樣，從11月25日到12月5日，中央政治召開擴大會議，對周進行前所未有的批判斗爭。最使周痛苦的有四件事。一是毛澤東說外交部是周恩來的“獨立王國”，要對外交部“甩石頭”，還說周恩來對蘇聯(lián)怕得不得了，如果他們打進來，他要當蘇聯(lián)人的兒皇帝�。ǜ呶闹t，2003：466）周曾要求向毛當面檢討，又被毛一口回絕：要檢討就在會上作。二是江青在會上稱“這是第十一次路線斗爭”，并責令周必須自己寫檢討，其他人不許插手；
三是周向王海容、唐聞先表示，自己年紀大了，眼花，寫字手發(fā)抖，記不下會上別人批他的發(fā)言，想請他們幫助一下，結果遭到兩位的訓斥，說這是企圖通過他們摸毛的底，周只好閉門苦思，自己寫檢討。四是會議期間，周心情郁結，病情加劇，常常在廁所里半天出不來，江青、張春橋為此又斥責周耽誤時間，對抗批判。
熬過了十天之后，批周會議終于停開，但一個月后，同樣針對周的批林批孔運動又洶涌而來。即使周的膀胱癌擴散轉移，毛仍堅持周的治療要服從大局，直到6月1日允許周住院手術，但已無望戰(zhàn)勝病魔。毛放棄批周計劃，是在周抱病主持1974國慶招待會、受到熱烈歡呼之后，年邁的毛終于意識到：“周不是不反，是時候未到。全國人民覺悟不高，對周還缺少認識，現(xiàn)在反周令天下大亂”。（高文謙，2003：526）
13 江青一定想干什么？
1976年尼克松再度訪華，中方接待的項目之一，是2月23日晚，由華國鋒、江青等陪同觀看中國藝術團體的演出。新華社的消息說，演出的節(jié)目包括：“《臺灣同胞，我的骨肉兄弟》、《草原女民兵》等中國現(xiàn)代革命音樂、舞蹈和《滿江紅·寫懷》等古典音樂”以及“美國民歌”。但合眾國際社記者查爾斯·史密斯報道則是：“節(jié)目沒有什么革命歌舞，長期住在北京的人對這種選擇感到意外，其中包括許多古典作品�！保ㄐ芟驎�，1999：287）
熊似乎沒有參加這次活動，所以他并沒有指出這次演出究竟有沒有“革命歌舞”，其語氣傾向于史密斯的報道。新華社在報道中加進了演出沒有的“革命音樂”顯然是“內外有別”，不把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強加給尼克松是外交的需要，但對自己的子民，卻不能實話實說。
這些古典作品包括王安石、薩都刺、張元干、陳亮、辛棄疾、岳飛六個著名詞人的名篇。演出前的2月23日下午，江青委托喬冠華向客人介紹這這些節(jié)目的歷史背景，以便他們能更好地欣賞。
這六首詞的都是好詞，但江青卻另有用心。當時知情的幾位同志議論說：毛主席曾在政治局會議上警告江青不要搞“四人幫”；
并說，江青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他揭露江青有野心粉碎了江青的“組閣”的陰謀。他向她指出：不見還好些，多見何益？江青非常不滿。但并未死心。她經常吟誦這六首詞，借前三首表達她的“傷心”和“怨心”，借后三首表達她的“雄心”即“野心”。（熊向暉，1999：290）
熊轉述“幾位同志”的話，認為這就揭開了江青“演唱唐詩宋詞之謎”。但第一，毛批評江青的本意是恨鐵不成鋼，況且到1976年2月時，因為批鄧運動的興起，江青的日子已經相當好過了。如果此時她要表達“傷心”、“怨心”，那應當是另有所指；
第二，六首詩詞的選者是毛而不是江，江充其量是贊同而已。
當時的演唱者岳美緹回憶：“要我重唱張元干《賀新郎》，因為詞中結句‘舉大白，聽《金縷》’改成了‘君去了，休回顧’。我不懂為什么要改動原詞？大家也不知道改動的原因。一次江青找我們一起聽錄音，在放重唱《賀新郎》時，她自言自語：‘這是毛主席改的，特地說給我的。’”（熊向暉，1999：290）詩詞文章，毛從來不小看。如果確實是他“特地”改了送江青的，那倒真的別有意義了。
有論者介紹：“據工作人員回憶，1975年4月，在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元老董必武逝世的那一天，他整天都在聽這首詞，不時地拍床擊節(jié)，隨樂詠嘆。不久，又讓演唱人員重新錄制，說是最后兩句太傷感了，改唱為‘君且去，休回顧’�！保悤x，1997：691）此說除沒有交代毛改后送給江青一事外，理解上也有些疑問。張元干的全詞是：
夢繞神州路，悵秋風，連營畫角，故宮《離黍》。底事昆侖傾砥柱，九地黃河亂注？聚萬落千村狐兔。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老易悲難訴。更南浦，送君去。
涼生岸柳催殘暑。耿斜月，疏星淡月，斷云微度。萬里江山知何處？回首對床夜語。雁不到，書成誰與？目盡青天懷今古，肯兒曹恩怨相爾汝？舉大白，聽《金縷》
此詞確實悲涼傷感，特別是“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老易悲難訴”和“雁不到，書成誰與？”兩句，但從“目盡青天懷今古”開始，情調轉向高昂，“大白”是酒盞，《金縷》即《賀新郎》的異名，“舉大白，唱《金縷》”可簡單地譯為喝酒唱歌吧，所以不能說“最后兩句太傷感了”。張另有一首《賀新郎》是送給李綱的，結句是“風浩蕩，欲飛舉”，也是雄心勃發(fā)之意。反之，“君且去，休回顧”則有痛苦的訣別之意。
如果以上理解大致不錯，似乎可以說毛把張詞改得更傷感了。這不是沒有可能。1975年5月，毛三次要人誦讀庾信的《枯樹賦》；
錄制的古詩詞除張元干等沉郁頓挫的詞作外，還包括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白居易的《琵琶行》、秦觀的《鵲橋仙》等傾訴離情別意的作品。
毛確實要“去”了，但他清楚地知道他的政治助手江青“積怨甚多”。1975年10月，病重待斃的康生最后一次見毛告發(fā)鄧小平時說：“我擔心現(xiàn)在的中央文革的成員，今后都不是他的對手�！保ㄚw士剛，1997：292—293）毛無需康生的提醒，還在1974年3月20日，毛就在給江青的信中說：“我死了，看你怎么辦？”（楊繼繩，1998：92）1976年6月，他向華國鋒、江青等人等交班時說：“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一句。這些預感也與張元干“天意從來高難問”、“休回顧”有相近的意思，也許可以把“君去了，休回顧”理解為毛、江之間一次特殊的溝通。這樣一來，說這一演出表達江青的“傷心”和“怨心”也就不是空穴來風了�！霸诿珴蓶|逝世的那天清晨，住在一側的江青聞訊趕來，頭發(fā)散亂，神情緊張，一進門就撲在毛澤東的遺體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醫(yī)生啊，你們快救救主席呀！’嗓子都哭啞了，仍不肯離去。其悲痛之狀，催人淚下。這里有夫妻難舍之情，也有失去政治靠山之悲。”（楊繼繩，1998：92）
江青不是成熟的中國政治家，招待尼克松的節(jié)目也可能沒有什么特別的政治目的，也可能就是一次例行公事的外交活動罷了。
14 開放檔案
1970年8月到1971年2月，斯諾最后一次訪華。但在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編、1993年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的《周恩來外交大事記（1949一1975）》和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的《周恩來年譜（1949一1976）》中，都在1969年部分記載8月18日、10月19日，會見斯諾和夫人。這兩部權威史書都把1970年誤為1969年，至于其他的著述，更是“頗多訛誤”，以至于熊不得不一一訂正。
周恩來是20多年來中國人時時不忘的人物，斯諾也是中國人不陌生的外國友人，此次來華因其與毛有一次十分重要的談話而意義重大。但就是這樣重要的會見，僅僅20多年后就發(fā)生提前一年的錯誤，而且發(fā)生在由權威部門織編寫的資料書中，實在難以令人置信。熊著的重要內容，就是對訂正若干重要史書中的錯漏。
類似的事很多。彭德懷悲劇中有一個萬毅將軍，當時被定為“軍事俱樂部”的一員。據他回憶：“大概是1989年，有一天，總后勤部原顧問王政柱同志告訴我，有一本名叫《國防部長沉浮錄》的書中，寫到我在會議上的情況。我找到這本書。請人把有關段落念給我聽。書中說，我在廬山會議之后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擔任總參和軍委辦公廳小組的組長，并說在我的誘導下，大家紛紛發(fā)言說彭德懷的意見書是有根據的，還說既然大家沒有什么可批的，我就宣布小組解散，大家各自分頭學習。最后還寫道，我對人說，批彭步步升級，輪番轟炸，真是豈有此理。這段約1700字的敘述，也許作者是出于好心，想表揚我，但是完全不符合事實。我在廬山會議上就被點了名，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是被批判的對象，怎么能當組長？再說，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誰還能唱反調。我認為這一事實應當澄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曾向李維民同志說過這件事。他寫的《萬毅將軍在廬山會議》一文中說了這件事（發(fā)表于1995年第3期的《炎黃春秋》雜志上）。然而，不久前聽說《國防部長沉浮錄》又再版了，可是這段文字并沒有修改。因此，我認為有必要再次說明�！保ㄈf毅，1998：260—261）但萬毅“再次說明”也沒有用。張樹德在2000年2月12日《文匯讀書周報》發(fā)表的《彭德懷離開中南海》一文還是萬毅當組長并拒絕批彭。更令人驚訝的是，此文還被《新華文摘》2000年第5期轉載。
像共產黨這樣掌握一個偉大民族命運、又十分重視自己歷史的黨，應當留下一部真實可信的歷史。如果說20多年就會“頗多訛誤”，那么30年、40年呢？中共有70多年的歷史，“新中國”有50多年的歷史，現(xiàn)在有很多黨史、國史方面的論著，其可信性到底如何不是沒有疑問的。信史的前提之一是開放、哪怕是部分的開放檔案。如果沒有真實檔案，即使是一些權威的部門、嚴肅的作者也不能保證史書的真實可靠。“由于人為限制、保密制度和種種清規(guī)戒律，當代歷史包括黨史的研究，還沒有真正進入繁榮期，離自由討論、科學探索也還很有距離�！保ɡ钿J，1999A：前言）
自然，與史實不符有時不僅僅是無知，而是過分自覺的“古為今用”。1932年紅四方面軍有一次著名的蘇家埠戰(zhàn)役，90年中期秦基偉寫回憶錄時發(fā)現(xiàn)：“前些年，有個電視臺拍了一部電視劇，反映蘇家埠戰(zhàn)役，里面出現(xiàn)了我的鏡頭，還很醒目，子女們都問我，要我談談蘇家埠戰(zhàn)役�！薄拔掖_實參加了，打得還不錯�？赡菚r候，有多少部隊參加打啊，有圍困的，有誘敵的，有打援的，還有地方武裝。我才是個連長，能夠起多大作用談不上。”（秦基偉，1996：45—46）當年的連長已是國防部長、政治局委員，拍電視劇的人當然有必要作充分的藝術加工，正像有關四方面的書把軍長李先念的題詞放在總指揮徐向前的題詞前面一樣。
熊向暉簡歷
1919年4月生于安徽鳳陽。
1936年在清華大學讀書時參加共產黨。
1937年，奉周恩來之命到胡宗南部從事情報工作，后任胡宗南的侍從副官、機要秘書。1949年9月赴美留學。
1949年先后任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辦公廳副主任、駐英代辦。
1970年任總參謀部二部副部長；
1971年任首次出席聯(lián)合國大會的中國代表團代表。
1978年任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副部長。
1983─1987年任中國信托投資公司副董事長、黨組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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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4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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