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育馥摘譯）

　　美國的當代中國學研究作為一個領域，大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前，美國曾有幾所大學開設研究中國古文的入門課，當時被稱作漢學，但是開設中國現代史課的大學卻寥寥無幾，更不用說講授當代社會科學了。

　　直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之后，美國政府、基金會和學術機構才開始重視發(fā)展當代中國研究的必要性。在這方面，福特基金會決定出資3000萬美元用于建設東亞研究領域起了關鍵性的促進作用；
同樣《，國防教育法》決定對學習所謂"重要語言"（包括現代漢語）的學生頒發(fā)政府獎學金也對這一領域的發(fā)展起了推動作用。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當代中國學研究長達半個世紀的合作關系從一開始就困難重重。

　　當然，最大的問題是在前30年內。那時，美國學者沒有機會到中國進行實地研究，而這通常被認為是社會科學調查取得成功的必要前提。對這一領域的有限了解造成的不幸影響是，許多學者嚴重低估了毛時代的里程碑（土地改革、集體化、反右斗爭、"大躍進"和"文化革命"）造成的巨大影響。

　　另一個困擾著中國學家的問題反映了這個領域本身的問題：當代中國學研究從其誕生之日起就懷著一種"刺探敵情"的心態(tài)，主要目的是對最新情報進行分析和為決策服務，而不是開展長期的學術研究。衡量一名中國學家的學術生涯是否成功，往往要看他是否得到一份華盛頓提供的工作，而不是看他是否出版了一本開拓性的著作。在對中國缺乏直接了解的情況下，新培養(yǎng)的一代美國社會科學家的工作質量其實還是很出色的。他們的研究幾乎完全依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方文件，而他們對于官僚行為和政治動員的分析也驚人地經受住了時間的檢驗。

　　盡管如此，我們仍不難指出那些具有開拓性的著作的缺陷，這些缺陷既源于研究者無法進行實地調查，也源于他們在對十分貧乏的數據進行解釋時佩戴的透鏡。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從蘇聯(lián)研究中引進的極權主義模式蒙住了學者們的雙眼，使他們只注意國家倡導的意識形態(tài)和組織，卻看不到社會力量的重要性。后來，由于"文化革命"的爆發(fā)，學者們又矯枉過正，用反映美國官方意愿的多元論模式去研究社會利益集團的威力。1989年眾多的前共產黨國家發(fā)生革命之后，從歐洲傳統(tǒng)吸取的國家-社會關系模式流行起來。市民社會和市場發(fā)展與民主化的關系問題成為關注的焦點，但這條研究路線似乎也越來越不適用于中國的背景。①「Kuhn，Philip A.，1990，Soulstealers，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Press ；
Esherick，Joseph W.，1987，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uang ，Philip，1990，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文想集中論述1979年中美關系正�；�以后中國大陸向美國的研究者開放以來發(fā)生的變化。

　　1994年，我曾對一些社會科學家不肯利用由于中國的開放而可以獲得的新資源表示失望。雖然一些資深的歷史學家，如孔復禮（Philip Kuhn ）、周錫瑞（Joseph Esherick ）和黃宗智（Philip Huang）依據只有在中國才能獲得的豐富的原始資料寫出了獲獎作品，①「Solinger，Dorothy J .，1999.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Migrants，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但研究當代問題的學生們卻似乎懶得抓住這樣的機會。

　　令人高興的是，今天這一批評已經不那么恰當了。在過去短短幾年中，幾部資深政治學家的著作表明，通過獲得過去無法獲得的資料，中國學研究有了發(fā)展的可能。蘇黛瑞（DorothySolinger）對流動人口的研究就是一個例子。①這項重要研究的活力在于蘇黛瑞對流動人口本人的訪談。這項研究中以觀察為依據的豐富資料成為論證城市市民資格的基礎，對其他正在實現工業(yè)化的社會也具有重大意義。資深政治學家近期學術成就的另一個很好的例子是R.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論述文化革命的權威性的三部曲中的第三部，這也是一部獲獎作品。②「MacFarquhar ，Roderick，1997，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雖然他主要以公開發(fā)表的資料為依據（尤其是政治活動精英們的回憶錄），但如果他沒有直接走進中國的書店和出版社并收集私人藏書，這部著作也不會這樣真實。其結果是，麥克法夸爾獲得的資料驚人地詳盡，使他能夠以前所未有的深度探查毛澤東等人的行動和動機。

　　獲得實地研究機會的另一個好處是學者們得以獲取以前從未公開過的資料。與上海工會聯(lián)合會的中國學者一道，我曾經依靠這些資料與他人共同對"文化革命"期間的上海工人運動進行研究。③「Perry ，Elizabeth J .and Li，Xun ，1997，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Boulder ：Westview Press.關于"百花齊放"時的工人運動情況，可參見Perry ，Elizabeth J .，1995，Shanghai"s Strike Wave of 1957，ChinaQuarterly ，September.」

　　利用新資料的并不僅僅限于資深學者。近期的一批博士論文使用20世紀50～60年代的文獻，開始重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早期歷史。如N.迪亞曼特（Neil Diamant）即將出版的論證婚姻法實施的著作和M.弗雷澤（M.Frazier）對于工業(yè)管理的分析均為這方面的上乘之作。④「Diamant ，Neil J .，2000，Revolutionizing the Family：Politics，Love，andDivorce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1949～1968.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
Frazier ，Martin Wood ，1997，The Accidental Factory：The Evolution of LaborManagement in China ，1927～66，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Berkeley PhD dissertation.」在改革時代，深入訪談和在多種類型的經濟企業(yè)（從國有企業(yè)、集體企業(yè)到私人公司）中收集到的第一手資料導致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成果猛增，其作者來自不同的學者群和不同的學科。在資深學者的重要著作中，有戴慕珍（Jean Oi ）、裴松梅（Margaret Pearson）、魏昂德（Andrew Walder ）和倪志偉（Victor Nee）的作品。⑤「Oi，Jean C.，1999，Rural China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Berkeley：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Pearson ，Margaret M.，1997，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alder，Andrew G.，1998，The County Governmentas an Industrial Corporation，in Walder ，ed.，Zouping in Transitio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ee ，Victor，1989，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54，No.5.」近期出版或即將出版的年輕研究者——如史坦非（Edward Steinfeld），白素珊（Susan Whiting ）和D.格思里（Doug Guthrie）——的著作也象征著這一發(fā)展。⑥「Steinfeld ，Edward S.，1998，Forging Reform inChina ：The Fate of State2Owned Indust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hiting ，Susan H.，即出，Power and Wealth in Rural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of Institution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viersity Press；
Guthrie ，Doug，1999，Dragon in a Three2Piece Suit：The Emergence of Capitalism in Chin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學術交流的增加導致獲取的研究資料數量激增。更重要的是，它使得中外學者間有了密切的個人交往。其有益的后果之一是來自中國的年輕的天才政治學家在美國最好的研究生院里學習，并被安置在許多最出色的高等院校中工作。這些人既活躍了美國的中國政治研究領域，也拓寬了我們與我們的中國同行之間的交流渠道。

　　學術交流的另一個好處是發(fā)展了中美學者的合作研究計劃。諸如路斯基金會（Luce Foundation）

　　和哈佛燕京學社等機構在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中國學生及其美國導師合著的著作構成了近期這一領域中的最佳學術成果。K.歐博文（Kevin O ′Brien ）與李連江（Li Lianjiang）對公眾抗議的研究、黎安友（Andrew Nathan ）和史天建（Shi Tianjian）關于政治參與的研究、白霖（Lynn White）和李成（譯音，Li Cheng）關于精英政治的研究、羅德明（Lowell Dittmer）和呂曉波（Lu Xiaobo ）關于非正規(guī)政治的研究、白威廉（William Parish）和唐文放（譯音，Tang Wenfang）關于工廠改革的研究都是優(yōu)秀的合作研究成果。①「O ′Brien ，Kevin and Li，Lianjiang ，1996，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China ，in Modern China ，Vol.22，No.11；
O ′Brien and Li，1995，The Politicsof Lodging Complaints in Rural China，in China Quarterly，No.143.」

　　近來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術研究中，最有意義的變化是這個領域不再由政治學家主宰。曾經只限于研究臺灣或香港新界的人類學家現在正在對當代中國大陸進行開拓性的研究，如楊梅惠（Mayfair Yang）和閻云翔（譯音，Yan Yunxiang）分別對城鄉(xiāng)社會網絡的研究、景軍對鄉(xiāng)村民俗文化的研究、何愛蓮（Ellen Hertz ）對上海股票市場的研究都標志著這一可喜趨勢。②「Yang，Mayfair ，1994，Gifts ，Favors，and Banquets：The Art of SocialRelationships in China，(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Yan ，Yunxiang，1996，The Flow of Gifts ：Reciprocity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 Chinese Villag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Jing，Jun ，1996，The Temple of Memories：History ，Power ，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ertz ，Ellen ，1998，The Trading Crowd ：An Ethnography of the Shanghai StockMarke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歷史學家們跨越了1949年的分界而開始審視整個20世紀的中國歷史，如華志堅（Jeffrey Wasserstrom ）對于五四運動以來學生反抗運動的研究是通過對不同時期和不同情況進行比較獲得深刻見解的一個值得注意的例證；
③「Wasserstrom ，Jeffrey N.，1991，Student Protest in Twentieth2Century China：The View f rom Shanghai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而邱進（譯音，Qiu Jin ）有關林彪事件的著作則提出了可通過局內人的歷史想象來研究當代事件的看法。④「Qiu ，Jin ，1999，The Culture of Power：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同樣令人振奮的是政治學家們現在可以無拘無束地對1949年以前進行研究。江憶恩（IainJohnston）關于明代戰(zhàn)略政策的研究、全大偉（David Strand）對20年代北京街頭政治的研究、朱莉（Julia Strauss ）對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的政府機構的分析就預兆著這一趨勢。⑤[Johnston，Alistair Iain ，1995，Cultural Realism：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trand，David Rickshaw，1989，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Berkeley：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Strauss ，Julia ，1998，Strong Institutions in Weak Polities：State Building in Republican China，1927～194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這些跨時段、跨學科的發(fā)展之所以重要，并不僅僅因為它們在學術上更加復雜高深，還由于它們能夠使我們對當代中國學研究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之一作出更合理的反應：即如何解釋對前共產主義實踐的逆轉——而這正是毛以后時代在諸多方面表現出來的特點。大約50年前，人們把當代中國學研究劃為一個孤立的領域，這反映了把共產黨的歷史與前共產黨的歷史從根本上截然分開的概念，仿佛要體現1949年的戲劇性決裂，就要有一種嶄新的、與純漢學研究相反的社會科學的研究路徑。1959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年以后，費正清解釋了在當代中國學研究這一新興領域背后的道理："對于歷史學家來說，我們進行了一次急轉彎，中國的一切都今非昔比了。除了中國以外，我們還必須研究共產主義，研究蘇聯(lián)集團。"⑥[Letter from John King Fairbank to the Ford Foundation，Harvard UniversityArchives.]如今，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50年了，它以及對它進行學術研究的美國人可能都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即試圖將它與傳統(tǒng)割裂開來的做法實際上取得了什么效果。在當代中國，1949年以前的影響無所不在——從上海對其30年代遺產的懷舊情結到整修廟宇和全國各地民間信仰的重新出現。同時出現的還有地區(qū)差異的加重。人們對本地方言、歷史、習俗和烹飪重新萌發(fā)了興趣，象征著日漸增長的、可能產生重大影響的地域差異。地方性增強的政治影響在臺灣最為突出，但絕非只限于這個島。

　　為了認識這些明顯的趨勢，社會科學家需要認真進行跨越時空的比較。要想確定半個世紀的共產主義對中國大眾的想象產生了什么長期影響，就需要詳細說明當代的模式與過去的模式之間的異同。我們還需要對中國的不同地區(qū)進行比較，而不是簡單地比較中國和其他國家。這就要求我們脫離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通常使用的觀察方式。

　　今天，人類學家、歷史學家以及在中國出生的政治學家的積極研究極其有益，有助于我們去努力應對"傳統(tǒng)化"和"地方化"趨勢對我們的解釋的嚴峻挑戰(zhàn)——在改革時代，這兩種趨勢席卷全中國并積攢著能量。與依靠社會科學的時髦做法相比，嚴肅地認識中國的歷史和深入了解多種現實情況將更為有益。研究當代中國的學者們應充分利用我們的機會——即我們有越來越多的機會去接觸自己所研究的領域，進行嚴格的社會科學比較。如果能夠對跨越時空的問題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中國學領域就將對更廣泛的社會科學事業(yè)作出巨大的貢獻。從在許多關鍵問題上卓有成效的跨學科研究成果中，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可能性的存在。

　　例如，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都專注于不同政權下的制度改革，而20世紀的中國為此類研究提供了一個絕妙的實驗室——它的一系列政權變換令人眼花繚亂：從封建王朝到軍閥當政，從貿易口岸到戰(zhàn)時政府，從國民黨、毛主義，到改革后的共產主義制度。此外，中國在其積累和保存上述所有統(tǒng)治政權的檔案資料方面可能是首屈一指的。利用這些有利資源，我們可以對不同政權下的制度安排進行比較研究。這使得中國學研究具有一種顯著的優(yōu)勢，可以為更廣泛的社會科學爭論作出有意義的貢獻。目前在美國政治學家中間十分時髦的"新制度模式"主要依據的是當代美國和歐洲的事例并強調持續(xù)性，而中國學研究——它實際上汲取了對更多變的地區(qū)的比較——則幫助我們正確認識發(fā)生制度變遷的條件。

　　當然，前面的道路并非坦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年的時候，中國和它在美國的觀察者們可能都面臨著類似中年危機的問題。今天，對于我們自己的這個領域來說，對區(qū)域研究的資助的嚴重削減給它今后的健康發(fā)展造成了嚴重的困難。不過，當代中國研究領域已經形成了一個充滿活力的多樣的學術共同體。

　　原載《國外社會科學》2004年第2期

　　裴宜理（Elizabeth Perry ），哈佛大學管理學教授，1999～2002年任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本文（The P.R.C.and American China Studies ：Fifty Years ）是作者1999年在"觀察中國50年學術研討會"上發(fā)表的論文，于2003年9月18日在網上發(fā)表（http ://www.gwu.edu/～sigur/asiapaper.htm.）。本譯文已獲得作者授權。

　�。ū疚淖g者：女，1945年生，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研究員，1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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