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是集權式計劃經(jīng)濟體制的產(chǎn)物，是當時運作政治、經(jīng)濟、社會生活的一種普遍方式。政治運動、增產(chǎn)節(jié)約運動、愛國衛(wèi)生運動、植樹造林運動等等，都是我們無數(shù)次經(jīng)歷過的。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整個社會生活的不斷科層化、程序化，運動也開始逐步淡出我們的社會生活。

　　但我想，在運動徹底退出我們的社會生活之前，我們不妨最后搞一次運動，這就是“真話運動”。

　　為什么講真話還要冠之以“運動”的稱號？是因為不若此真話就難以在社會中普及。反過來說，假話這種惡疾已經(jīng)遍布于我們的社會生活，甚至成為我們社會生活的一種慣例。語言和文字本來是傳達信息和進行溝通的，但在我們的白紙黑字上，在我們鏗鏘有力的言詞中，卻充滿著言不及義的廢話和只包含虛假甚至有害信息的假話。甚至，假話與假話之間，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可以自恰和獨立運作的系統(tǒng)。在一些領域中，說假話已經(jīng)成為一種潛規(guī)則，如果有人說了真話，輕則被認為是反常、不懂事，重則會被視為大逆不道。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一種異乎尋常的舉動，就很難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

　　近來我一再論證的一個觀點是，制度的運作是以基礎秩序為基礎的，而制度的失敗有時不是由于制度本身的問題（當然這不意味著否認制度本身的因素），而是基礎秩序出了問題。這里所討論的真話與假話問題，就是基礎秩序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客觀地說，假話的盛行，已經(jīng)成為我們社會一種嚴重的病癥。尤為值得重視的是，我們社會中的假話，不僅僅表現(xiàn)在日常生活中，而且也充斥于公共生活領域，從而成為一種系統(tǒng)性的假話，比如虛假不實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文件公文中大量與實際狀況不符或嚴重背離的文字，媒體上虛假信息等。在這種情況下，假話成為公共生活基本環(huán)境的一部分。這些假話與對有效信息的控制結(jié)合在一起，構成了我們社會生活的某些灰色環(huán)境。

　　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曾講到一件事情：“前不久，到基層去調(diào)研，半途中遇到一住戶，問了一些當?shù)氐那闆r，對當?shù)氐淖龇ńo予了表揚。但后來，接到有關人員電話，反映那位住戶講的情況是基層領導打了招呼的。我大為不解：那個詢問點不是基層安排的，是半路上隨機遇上的啊。電話里說，那也是經(jīng)過安排的，你走的線路他們事先都走了一遍，一一打了招呼。放下電話后，我一夜未睡好覺，感到擔憂，甚至是害怕！”其實，不僅是省委書記，就是國務院總理，也不止一次遭遇蒙騙。從中可以看出，這樣的假話已經(jīng)不是一種個人行為而是一種組織行為，不是一種個體現(xiàn)象，而是一種系統(tǒng)現(xiàn)象。

　　假話盛行導致的結(jié)果之一，是作為制度運作基礎的信息質(zhì)量大為下降，甚至嚴重劣化。因為制度的運行，是要以全面而準確的信息為基礎的，無論是在計劃經(jīng)濟體制下還是在市場經(jīng)濟體制下，都是如此。但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的水分和虛假，已經(jīng)成為一種相當普遍的現(xiàn)象。最近幾年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是絕大部分省市的經(jīng)濟增長速度都超過整個國家的增長速度。在去年全國政協(xié)經(jīng)濟界別的聯(lián)組討論會上，當時的國家統(tǒng)計局局長李德水曾講了這樣一段話，“很多委員問我，為什么去年很多省市的GDP都達到兩位數(shù)，而國家的卻只有9.5％？有些省市地區(qū)，仍然過于看重GDP，報送統(tǒng)計數(shù)字時左顧右盼、層層加水，成為各省市GDP大于國家的一個重要原因。試想，在這樣的系統(tǒng)信息的基礎上，如何做出正確的判斷和決策？”

　　可以說，我們社會生活中的許多弊端，與假話的盛行都有著直接的關系。舉凡社會中的假冒偽劣、坑蒙拐騙，幾乎都是假話在行動上的體現(xiàn)。更重要的是，假話使得我們喪失了面對和解決社會中種種問題的能力。在假話對假話中，問題被粉飾為太平，無數(shù)的政策措施走了過場，制度的有效運作失去了基礎。

　　其實，倡導真話，也許是一件既復雜又簡單的事情。我不止一次在演講中向聽眾提出過這樣的問題：是說真話還是說假話符合人的天性？也許問題提得有點突兀，真正能回答出這個問題的并不多。我的看法是，講真話是符合人的天性的，因為講真話簡單省力，而且能更有效地達到溝通的目的。因為即使是最簡單的謊話，都要繞一個彎，要有一個更費力氣的“編造過程”。但在現(xiàn)實生活中，也存在另種情況，即說假話比說真話還節(jié)省力氣。這只有在兩種情況下才有可能：一種情況是社會中存在許多現(xiàn)成的假話模本，人們對假話非常熟悉和熟練，以至于說起假話來根本不用動腦，免去了編造的過程；
二是說真話面臨某種風險，如果人們在說真話時，總要考慮風險問題，就只能圖省事，不假思索地說假話了。就如同計算機，安裝的是什么系統(tǒng)，就會有相應的操作手法。所謂假話間的自恰，也只有在相應的系統(tǒng)上才有可能。

　　假話能夠成為一種風氣和文化，也許源于一種固執(zhí)，或者源于一種“美好的理由”。在我們的社會中，正確與錯誤的兩分法，總是凌駕于真假的兩分法之上。也就是說，你即使說的是假話，但只要內(nèi)容是“正確的”，就會受到鼓勵和贊揚。我們從小受到的就是這樣的教育和訓練。人們認為，只要大家都說正確的謊話，社會就會朝著正確的方向進步。正因為此，才有人們對假話的容忍，才有體制對假話的默許，才有對假話的事實上的褒賞。順帶說一句，在這樣的社會中進行民意調(diào)查需要格外小心。因為人們在填寫這些問卷時，想的可能不僅是“我的想法是什么”，而是“如何回答才是正確的”。前一段受到廣泛質(zhì)疑的“農(nóng)民的幸福感高于城里人”的調(diào)查，其中可能就有這個因素在其中作祟。

　　對假話的默許與褒賞，與對真話的殘暴和打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最近有人在談到我們社會中對真話的懲罰時，用了這樣一個詞，“定點清除”。應當說，這是非常貼切的。古代的文字獄，是一種對真話的定點清除。對彭德懷的批判是一種對真話的定點清除。文革中這種定點清除，就更是舉不勝舉。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在過去幾十年中對真話的懲罰主要是基于政治原因。而在進入利益博弈時代的今天，對真話的打擊開始與利益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最近一個案例，就是遼寧省鞍山市國稅局公務員李文娟的遭遇。作為稅務局的公務員，李文娟因為舉報少征稅款等違法違規(guī)問題，遭到打擊報復被兩度辭退，并被勞動教養(yǎng)一年，至今依然沒有工作，其老母親差點被嚇死，兒子遭遇了童年人不能承受之痛，性格變得特別孤僻，李文娟本人一度想到自殺。接受記者采訪時，她已經(jīng)親口承認，如果再讓她選擇，她不會再舉報了。但有人要的就是這樣的效果：選擇真話也就是選擇苦難。

　　于是，在我們的社會中就出現(xiàn)了一種很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即人們懼怕因為講真話而招惹是非。據(jù)有關方面的數(shù)據(jù)，目前我國各類訴訟案件中證人出庭作證率平均不超過10％。由于證人不肯出庭作證，案情就難以確定。在這種情況下，當事人欲哭無淚，法官也愛莫能助。有專家指出，這已經(jīng)成為我國司法界的一大難題。大家為什么不愿意出庭作證？據(jù)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的調(diào)查，在回答“如果你不會或不確定是否會出庭作證，主要的原因是什么？”的問題時，選擇“擔心受到打擊報復”的比例達到79％，占第一位，選擇“不想卷入官司”的為30％，占第二位，選擇“不愿得罪另一方當事人”的為19％，占第五位。

　　由此可見，開展真話運動，關鍵的問題是形成保護真話的制度環(huán)境，要形成可以講真話的制度空間。我們常有這樣一個說法，叫作“敢于講真話”。講真話還要敢于，說明講真話的困難。所以，問題的實質(zhì)是要有保護真話、制止假話的制度安排。而這樣的制度安排，應該從社會生活的公共領域入手。克林頓遭遇的萊溫斯基案，到最后階段，人們所關心的已經(jīng)不是兩人之間的性關系，而是克林頓在作證時是否說假話，是否作假證。因為前者是私人領域的事情，而后者是公共領域的事情，政治家的誠實是關涉公共事務的大事情。我們歷次運動提倡什么東西的時候，總是要“從我做起”。但這次的說真話運動，應當從公共生活做起，從政府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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