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大學“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創(chuàng)新基地”的成立，是繼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研究中心”等得到教育部直接支持的相關研究實體設立之后的又一件大事，可喜可賀，其意義或許過些年才能看得更清楚。當下大家所關心的，可能主要還是如何在新形勢下深化我們的研究，特別是如何“創(chuàng)新”。我想就此談兩點粗淺的想法，不妥之處懇請批評。

　　一、現代化研究的學科特點與新的形勢

　　二戰(zhàn)以后的現代化研究及其基本理論和概念框架，是由社會學家首先提出來的。但是現代化研究歷來具有跨學科的特點，或者說是一個多學科共同涉足的領域。歷史學的研究跟社會學、政治學的研究有所不同，跟許多經濟學家、自然科學家關于經濟和科技發(fā)展的對策性研究更不一樣，歷史學研究現代化，側重對現代化“進程”的研究，側重對既往現代化的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傳統(tǒng)的中國學術強調文史不分家。文學和史學都是人文、“文化”（“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文化”）之學。歷史學的現代化研究跟史學本身一樣隸屬于人文學科，有其基本的價值體系、道德倫理標準，以及用科學標準來看可能是非經驗的形而上的人文關懷、在求“真”之上對“善”和“美”的追求。這樣一個特點或許也正是它的長處，可以彌補經濟學、政治學等學科相關研究的不足。

　　歷史學歷來有自己的“家法”，例如堅持“孤證不取”�，F代化研究當然不能例外，需要一種“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般的知識冒險精神和高度自省的態(tài)度，而不能“無知無畏”，或者靠堆砌一些自己還沒有搞清楚的概念術語來冒充學術研究。人們經常講要有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成功的史學都是“小心求證”、實事求是的。當然，實事求是未必就是科學。像《漢書》所記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宋人所謂“別白抵牾，實事求是”，《官場現形記》里所說“上頭的意思是要實事求是”，這些離科學恐怕都還遠了點。進一步說，科學并不是判斷學術和知識的最高標準，更不是唯一標準。愛因斯坦就一再強調“人類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首先置于客觀真理的發(fā)現之上。”“關于目標和價值的獨立的基本定義仍然是在科學所能及的范圍之外�！盵1](p125) 實證主義特別是邏輯實證主義者最強調知識的科學性，認為“歷史學的程序在原則上與自然科學的程序并沒有什么不同。在兩者的情況下，結論都是由訴之普遍真理而達到的；
……”[2](p40) 但似乎沒有人要求大家都回到孔德或者維特根斯坦去，也沒有人說過歷史學只能講一般講普遍性而不能講個別講特殊性。再進一步說，科學也并非就是生硬的、冷冰冰的、一錘子砸下去就永遠正確永不可變的規(guī)律、定理之類�？茖W與“非科學”之間并非完全不可通約，對此科學史的研究已經講得很清楚。

　　雖然歷史學的現代化研究并沒有離開作為人文學科的史學，但是，它更強調中國史學“因史明道”的傳統(tǒng)，符合中國學術古已有之的經世致用、“恥為無用之學”的精神�，F代化研究要不斷地開拓新領域，也需要有人做一些理論和學術史的探討，這些都需要有對史料爬羅剔抉的工夫，甚至需要盡可能地做一些田野工作、調查訪問收集整理社會史的第一手資料的工作。然而，比之注重材料挖掘與考據等樸學傳統(tǒng)的史學研究，現代化研究的確需要更多地吸收和使用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的理論、概念和方法，也更多解釋性和現實性色彩。這就使得它的興起和發(fā)展跟現代科學發(fā)展、跟現代化的實際進程緊密相聯。

　　現代化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大陸重新興起，跟國家走上改革開放之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全面的現代化戰(zhàn)略有密切關系。更廣闊的背景是席卷世界的新技術革命和新興工業(yè)化浪潮，東亞四小龍和東盟各國的相繼崛起。一個時期里，西方發(fā)達國家和亞非拉眾多發(fā)展中國家均呈現出一派蓬蓬勃勃的生產力大發(fā)展的景象。從20世紀80年代中到90年代末，中國史學工作者在現代化研究領域做了兩件重要的工作：一是在史學界撥亂反正，從以階級斗爭為綱中解放出來，開闊了史學的視野；
系統(tǒng)地總結既往世界現代化進程中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擴大了史學研究的范圍；
在理論上所注重的，是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以及二者相互關系的探討，強調生產力進步對歷史的巨大推動作用。二是清理國內外既有的各種現代化理論和思潮。在揚棄兩種單線發(fā)展觀的基礎上，以羅榮渠先生為代表，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思路和理論框架，被批評者稱為“以一元多線論為基礎的現代化范式”，當時承受了不少壓力，今天已經比較廣泛地被接受。

　　然而我們不能不看到，新世紀之交以來的東亞和整個世界比之此前已經大大改變了。標志性的事件包括日本長達10年的經濟停滯、1997年突然爆發(fā)的東亞金融危機、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等。這些對中國、對東亞和世界其他各個地區(qū)的現代化進程都有巨大的影響。金融危機不只是經濟問題，也不止于地區(qū)性局部性的問題�！�9.11”及其后續(xù)事件更凸現了當今國際社會的結構性危機、揭開了歷來被視為展示給人類光明前景的現代化、全球化的另一陰暗面。新自由主義的世界經濟秩序，盛行多年的“發(fā)展主義”，華盛頓共識下的結構調整，以及實證主義、工具理性、普遍主義等等源自西方地方性知識的現代性觀念，越來越受到質疑。無論國際國內，要求公平、公正、和諧、人文、人性、文化與生活方式的自主與多樣性、環(huán)境保護與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呼聲越來越高。在此新形勢下，我們的現代化研究若仍然集中在對生產力、經濟增長、工業(yè)化等“硬指標”的討論，顯然不夠了。一般地探討現代社會發(fā)展的原理和總結既有發(fā)展與現代化的經驗事實，在人文社會科學的快速發(fā)展變化面前，在社會學等學科具體而微的相關研究面前，也會顯得蒼白，失去曾經有過的前沿地位，甚至逐漸被“邊緣化”。

　　當年老一輩史學家提出研究現代化問題，其要旨如果用最少的文字表示，不外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八個字。但能夠達到這八個字的起碼要求，當初也并非易事。今天我們已經具備各種條件，可以進一步開拓研究的領域，分門別類地進行深入細致實事求是的研究，而不是把“現代化”一詞視為時尚，或者僅僅把它當成某種“宏大敘事”的標簽使用。歷史學家對現代化研究的深入，甚至歷史學對現代化的研究本身的魅力，將主要表現在她以對不同地方、不同領域、不同層面、內容豐富的歷史進程的深入具體研究，來證明伊格爾斯在《20世紀的歷史學》中論證過的那種“微觀歷史學的合法性”。

　　二、現代化研究應當有所超越

　　史學界多年來有不同“范式”之說，從學術發(fā)展的角度看，這是很正常的。一種范式相當于一個學派，其內部還會有不同觀點。真的要繁榮歷史學就應當允許“眾說紛紜”。例如僅僅從革命史視野，難以理解傳統(tǒng)與現代的關系、不同的工業(yè)化或城市化或鄉(xiāng)村發(fā)展模式、人與環(huán)境關系的變化、近代僑鄉(xiāng)的變化等等。歷史學當然不能、也不會只有“現代化范式”或“現代化研究”一家。因此盡管有人以堅持唯物史觀的名義批評所謂“主張史學研究范式多元化的呼聲甚囂塵上”，盡管范式之說只是有人從科學史著作中借用來概括歷史研究中不同取向的，這樣的概括也并不完全合轍合榫，我還是認為史學“范式”多樣化是史學擺脫“危機”走上繁榮的表現。其實，“以一元多線論為基礎的現代化范式”中的“一元”，講的就是唯物史觀。

　　另一方面，我以為應當對此類區(qū)分有所超脫、有所超越。歷史學中的“范式”充其量也只是一個中層甚至微觀層面的概念。如楊念群所論，“現代化”解釋模式采取的一般是“中層理論”的策略。這些“中層理論”未必就有完全取代“革命”模式的范式轉換效果。“革命”與“現代化”之間也許根本不是什么范式轉換的關系，而是復雜的重疊關系。各自處理的對象和范圍不同而已。[3](pp198-199) 我堅持認為現代化研究決無排他性，它并不排斥革命史�，F代化已經有過多次世界性的大浪潮，也經歷了多次全球性的危機，但迄今為止的現代化進程都是在一個個民族國家范圍內進行的�，F代化研究離不開這一個個國家的“建國”或者“國家重建”問題，也就離不開對革命與革命戰(zhàn)爭的研究。實際上，對英國革命、法國革命、美國獨立戰(zhàn)爭與建國的研究，一直都是我們的研究現代化的世界史工作者在做的事。在中國和其他眾多發(fā)展中國家，以革命的手段取得民族獨立、國家重建和人民的解放，是自主的現代化進程的第一步。研究現代化問題當然應當高度重視對革命的研究。這也是開拓現代化研究新領域的老一輩學者的希望。我以為，我們今天在新形勢新條件下繼續(xù)深入研究現代化問題，應當有更恢弘的視野，更寬廣的胸懷。如果大家認為現代化是近現代世界史的一條基本主線，那么，一切對這段歷史的實事求是的研究，不管采取什么方法、采用什么理論框架，政治史的、社會史或新社會史的、文化史、心態(tài)史的，都是我們所需要的。反之，如果無實事求是之意而多了嘩眾取寵之心，即使一篇文章或者一本書從頭到尾寫滿“現代化”或者“革命”或者什么“主義”，也無濟于事。

　　所以，我以為研究現代化要多研究些經驗性的“問題”而少談些“主義”。這是借用胡適的話。例如當年的“新權威主義”，近些年炒得比較熱的保守主義、保護主義、“后現代主義”等等，就有不少是概念還沒有搞清楚，就盲目跟著喊或者跟著批。正像貝克所說：“一切都‘后’了�！彪S之而來的是事情開始變得曖昧不清，概念含混，“以至于一只貓都會逡巡不前而不敢冒險涉足其間�！盵4](p1) 少談不是不談。但是不能避開問題而空談概念。列寧曾經說過：“今天只能根據經驗來談論社會主義�！盵5](p466) “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6](p687) 如果馬克思和斯密復活，恐怕他們都難以找到自己所主張的那個“主義”的純粹形態(tài)。當代世界最多的時候曾經有將近80個國家自稱社會主義，僅在亞非拉民族獨立國家中就有40多個。其實多數國家所實行的都是“混合經濟制度”，既有社會主義成分也有資本主義的成分，不過比重不同而已。若是只看招牌，許多這類“社會主義”不比羅斯福強調“免于匱乏”和“免于恐懼”的自由主義高明，若是看內容，吉尼系數0.2-0.3跟0.6、0.7哪個更接近社會主義的原則？似乎也不需要爭論。如果只顧增長不顧公平，社會主義也會滑向資本主義，甚至會滑向劣質的“權貴主義”。[7] 普遍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貧富懸殊也不是社會主義。和諧的、普遍富裕的社會，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我們今天都已經認同鄧小平所說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二者的道路選擇和終極目標不同，但在推動現代科學技術和大工業(yè)生產力的發(fā)展、推動農業(yè)社會向工業(yè)社會轉型等等許多方面是一致的。我們研究世界各國現代化的經驗教訓，比較現代化的不同類型、不同模式，其現實意義正是以史為鑒，使我們正在進行的現代化事業(yè)少走彎路、少付代價。在這個問題上持僵化的教條主義的態(tài)度，硬說資本主義只能做到“近代化”，社會主義才能“現代化”，這樣的區(qū)分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學理，對于現代化研究完全不可取。

　　其實我們在研究中所要處理的，多數都是在不同背景下性質各不相同的問題，例如現代世界體系中各國在自由貿易與關稅保護之間的決策變化，基本上都不是什么“主義”之爭，而是彼時彼地不同的國家或群體利益的博弈。用“主義”一言以蔽之，反而耽誤了我們不斷地發(fā)現和解決新問題。要回答的問題其實很多。例如像中國這樣的發(fā)展中大國要不要實現現代化，推行什么樣的現代化。最近有位我素來尊敬的學者兼社會工作者很嚴肅地提出“現代化對中國人來說，它恐怕不是夢，也不是現實，它是一個偽科學，其偽化的，是西方人放在你面前的海市蜃樓�！盵8] 這些當然是現代化研究者首先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再如弗蘭克等人提出的新的世界體系理論和全球史觀，“加州學派”的中英近現代歷史比較，孟席斯對鄭和航海與美洲發(fā)現的新發(fā)現，包括荷蘭、美國在內的一些國家獨立與建國之初中央政府權力強弱（從分權到集權，還是從集權到分權）與其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關系，德、意、日等后起現代化國家的對外侵略擴張與早期西、葡、荷以及率先工業(yè)化、現代化的英、法等國對外侵略擴張的異同，以及現代化與戰(zhàn)爭的關系，同一個地區(qū)兩個大國同時崛起是否必然導致戰(zhàn)爭？上述種種，涉及到現代化研究所必須解決的比較歷史研究的類型學標準與研究方法、現代世界體系的形成與演變、現代化帶來的國際關系新變化、和平發(fā)展與戰(zhàn)爭的轉換等重要問題。正是在現代化、全球化高漲的20世紀，發(fā)生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入江昭在《20世紀的戰(zhàn)爭與和平》中警告“戰(zhàn)爭是確定現代社會前途的一個重大事件。全世界正面臨著滅亡的危險�！倍�“和平不過是一段時期沒有戰(zhàn)爭的狀態(tài)”。[9](pp7-11) 最近又有學者提出“在（20世紀）20-30年代，中國的經濟迅速崛起，但亞洲不可雙雄并立，日本必然要跟中國發(fā)生戰(zhàn)爭，因為市場和資源是有限的�！盵8] 吉登斯寫《現代性的后果》上來就講：即使是社會學思想之父當中對現代世界最為悲觀的韋伯，也沒有預見到現代性更為黑暗的一面究竟有多嚴重。20世紀是戰(zhàn)爭的世紀。一億以上的人在戰(zhàn)爭中被屠殺。軍事沖突構成了現代性在本世紀的主要的“陰暗面”。他還認為極權的可能性就包含在現代性的制度特性之中，它的結果比傳統(tǒng)的專制更為恐怖。[10](pp7-8) 鮑曼的《現代性與大屠殺》更明確提出納粹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行為跟現代性有密切關系。該書“導論”部分的第一個小標題，就是“作為現代性之驗證的大屠殺”。[11](p1) 這些學者提出的問題都非常重要，需要我們通過深入的研究做出自己的解答。

　　提出“超越”或者叫“自省”，是從先師羅榮渠先生的兩段話生發(fā)出來的。一段是講現代化進程的內在矛盾和現代發(fā)展必然帶來的各種負效應，認為“這些負效應不是隨著現代化的全球擴散而減弱，相反，而是日益增長。這是不論哪種類型的現代化都還不能解決的新問題�！彼�以，“現代化絕非人類進程的最高階段，而是一個大飛躍的階段，但這個階段終將被超越。”[12](pp171-172) 另一段是對現代性（modernity）的批評，講到現代性是對現代工業(yè)社會特征的一種理想型假設，其實質是西方理性主義，是韋伯式的“理想形式”。“對現代性的重新思索，必然導致對單線式的人類進步觀的重新審視，從而也必然會引向對已被一腳踢開的前現代文明中的一切有價值的遺產的重新估價。” [12](pp237-241) 兩段話都很長，恕難在此全引。文中所表達的思想，我認為基本上已經轉述出來了。

　　一直都有人把現代化看作歷史的終結，誤認為現代化的實現等同于人類理想社會的到來。主張資本主義終結歷史者是如此，反對資本主義終結歷史者也這樣說，只不過各自主張的理想社會形態(tài)不同而已�，F代化“征服和索取”的基本內涵——包括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武器向自然界征服和索取，以及一些地方和國家的發(fā)達以另一些地方的不發(fā)展或者病態(tài)發(fā)展為代價——決定了它只能是一個充滿內在矛盾的歷史階段。這個階段如果不被超越，全人類共同的美好家園、理想社會的建立是沒有希望的。在這方面社會學家、歷史學家都已有大量論述。中外學者對科學與人文、知識與智慧、傳統(tǒng)與現代、對“新軸心文明”和現代性多樣性、“會通中西”文明對話與“改革儒學”的思考，也是可供我們在研究中吸收或借鑒的思想資源。簡單地說，我覺得現代化研究不僅應當有對現代發(fā)展中斷、挫折與失敗的總結，也應當包括對“現代化”本身的批評和反思，甚至包括對世界范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的整理和研究。當然，只有研究現代化才能批評、“反思”現代化，反過來說，也只有“超越”現代化才能真正理解現代化。在現代化研究中這種“價值祛除”的態(tài)度是可取的。

　　其實“超越”跟“創(chuàng)新”在這里意義非常相近。或者也可以說，要超越就必須有所創(chuàng)新。說到創(chuàng)新，搞文學藝術的人喜歡講一句古訓叫做“不落恒蹊”，意思是說不按部就班、人云亦云，敢于另辟蹊徑而不甘于走眾人走過的彎路。當然，不能憑空創(chuàng)新�，F代化的進程也是一個不斷地在繼承傳統(tǒng)和開拓創(chuàng)新之間尋求結合點、尋求平衡的過程，如章開沅先生所論，“離異不可無根，回歸不可返古”，這樣才能少走彎路。亞非拉各國的現代化一般都是從學西方開始，了解了人家當初是怎么走過來的，然后才有可能抄小路走新路迎頭追趕�，F代化研究的創(chuàng)新恐怕也得循著這樣的道理。我們不能永遠講前人講過的同樣的話，前提是必須知道前人都已經講了什么。

　　以上所說其實多是重復前人已經說了多少遍的大白話，完全沒有什么“創(chuàng)新”，達不到基地和論壇的要求。這次論壇聚合了不少國內中青年知名學者。大家在一起交流切磋，一定能碰撞出不少新的思想火花來。建議“創(chuàng)新基地”今后多舉辦這樣的論壇和更專門的研討會，以供大家提交論文展開討論，除此以外，還可以在互聯網上搭建日常交流的平臺，建立一個BBS式的或者類似博客的網站。有關的論文和課件也可以互相交流，以利于取長補短，共同提高。以盡可能小的人、財、物投入換取盡可能大的信息量和思想成果。這也是一種現代化——學術交流和知識增長手段的現代化。

　　參考文獻：

　　[1] 愛因斯坦著 許良英等編：《走近愛因斯坦》[M]，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

　　[2] 參見沃爾什：《歷史哲學導論》[M]，何兆武 張文杰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3] 楊念群：《中層理論》[M]，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4] 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M]，何播聞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

　　[5] 《列寧全集》，第3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 列寧：“論合作制”[A]，《列寧選集》中文第2版第4卷[C]。

　　[7] 2005年中國經濟學獎“授獎理由”中，就將提出“警惕滑入‘權貴資本主義’”作為獲獎者“多方面的貢獻”之一。參見“中國經濟學獎劉國光、吳敬璉授獎理由及答辭”[J]，《新華文摘》2005年第13期。

　　[8] 溫鐵軍：“我們還需要鄉(xiāng)村建設”[J]，《開放時代》，2005年第6期。

　　[9] 入江昭：《20世紀的戰(zhàn)爭與和平》[M]，李靜閣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

　　[10] 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M]，田禾等譯，譯林出版社，2000。

　　[11] 鮑曼：《現代性與大屠殺》[M]，楊渝東等譯，譯林出版社，2002。

　　[12] 羅榮渠：《現代化新論（增訂本）》[M]，商務印書館，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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