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哲學

　　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是自然哲學的典范著作，與柏拉圖的《蒂邁歐篇》等對話一道，構(gòu)成了自然哲學的源頭。近代科學在某種意義上是自然哲學的繼承者，在這個意義上，人們自有道理把亞里士多德稱作科學之父，物理學之父。然而，對于希臘哲學-科學，近代科學既是繼承人，又是顛覆者。因此，我們必須強調(diào)，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是自然哲學，不是近代意義上的物理學。

　　自然哲學是哲學，是哲學的一個分支，它具有哲學的種種特征而非科學的特征。我們讀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或希臘其他論自然的著作，從感覺上就發(fā)現(xiàn)它們和近代科學著作相差甚遠，它們和當時的其它理論著作如政治學、形而上學比較接近，和后世黑格爾之類的自然哲學著作比較接近。自然哲學并列有不同的體系，每一個體系更多地展現(xiàn)某個哲學家首創(chuàng)的總體解釋，而不在于為這一學科的知識積累做出貢獻。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里沒有什么實驗設計和實驗結(jié)果，沒有什么數(shù)據(jù)和數(shù)學公式。你要讀懂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就像你要讀懂他的政治學或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一樣，也許很費思量，但無需任何特殊學科的技術(shù)準備和專門的數(shù)學訓練。今天的物理學學生會想：沒有數(shù)學還算什么物理學？

　　前面的“經(jīng)驗與實驗”一章里指出，自然哲學較多依賴一般經(jīng)驗與觀察，而近代科學更多依賴借助儀器進行的觀察和通過實驗產(chǎn)生的事實。亞里士多德關(guān)于植物、動物和物體運動等等的理論著作中，有對相關(guān)現(xiàn)象的獨特觀察，但在其基本理論部分，所據(jù)的通常無非是我們?nèi)巳硕加械慕?jīng)驗、人人都知道的事例。亞里士多德在這些著作中對這些眾所周知的事情提供解釋；
科學，或本書所稱的哲學-科學，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就是要解釋各個領(lǐng)域中的基本事物-現(xiàn)象的所以然。

　　我們還記得，希臘人用很多辦法證明地是圓的，例如，船只遠去的時候，桅桿并不是一點點變小，而是在不遠的地方就沉入大海；
月食的時候，月虧的形狀是弧線而非直線；
各地看到的恒星不同；
在同一個日子里，不同緯度上插一根同樣高度的木棍，影長不同；
土和水的自然位置在下方，向下運動是它們的自然傾向，其結(jié)果是這些運動最后停止之處距地心等距。在這些論證中，前面諸項我們今天看來仍然是成立的，是“科學的”，最后一項卻是錯誤的。然而，在希臘自然哲學中，最后一項是最重要的，因為它不依賴于某個特殊的觀察，而是訴諸我們的一般經(jīng)驗，合乎一般的原理。其他諸項則是實證的、局部的論證，或者如亞里士多德所說，是些“感覺方面的證據(jù)”。

　　哲學-科學理論把包含在常識中的默會理解加以形式化，形成理論，形成一個命題層面上的一致體系。這類理論來自對常識的反思。借助這種反思，常識獲得了更好的、更系統(tǒng)的自我理解。這樣的理論由于提供了更好的、更系統(tǒng)的理解而具有解釋力。水往低處流，這原不需要解釋。但地體為什么是圓的，卻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解釋，因為地體是圓的而不是方的，似乎并沒有什么明顯的道理。我們似乎不難生出天圓地方的觀念�，F(xiàn)在，當我們在理論層面上、在原理層面上理解了水往低處流，當我們理解了元素的自然運動，我們就理解了地球為圓的道理。

　　虹吸現(xiàn)象也是需要解釋的，我們不僅看不出這種現(xiàn)象有什么道理，而且它違背水往低處流的常識，因此不合道理。虹吸現(xiàn)象是通過自然厭惡真空得到解釋的。這里的關(guān)鍵之點在于，自然厭惡真空并不是一條特設原理。Ad hoc或曰就事論事的特設原理是沒有解釋力的。自然厭惡真空不是針對虹吸現(xiàn)象而設的原理，它是亞里士多德自然哲學理論的一個有機部分，這個理論通過其他方式已經(jīng)論證了真空不可能存在，這些論證包括，實在的虛空是個矛盾用語，在邏輯上不能成立；
物體的運動速度因媒介的阻力而減緩，真空中的物體將以無限的速度運動，在出發(fā)的同時就到達終點，這是無法想象的；
等等。

　　哲學-科學借助對常識的反思形成理論，在理論層面上，地球為圓、虹吸現(xiàn)象等等得到解釋，它們其實并不違背常識，它們是其所是是有道理的，和其他的事物-現(xiàn)象貫穿的是同一些道理。

　　哲學-科學理論訴諸我們的既有經(jīng)驗，它所提供的命題是直接可理解的，因為它們是已經(jīng)默會地得到了理解的東西。哲學-科學理論，在我看，都宜于稱作經(jīng)驗理論。

　　通過反思洞察貫穿于各個領(lǐng)域中的基本事物-現(xiàn)象的道理，其核心工作在于澄清我們談論各種事物-現(xiàn)象時所使用的概念。亞里士多德在談論運動的時候，談的都是我們每天都見到的各種運動形式，他的工作方法主要是審慎考察我們用來談論運動的種種概念，例如時間、空間、運動、變化、增加、減少等等，清除概念中與特定研究不相干的因素，消除概念反思中的混亂和不一致。在探討世界是不是生成的、是不是會消亡時，亞里士多德著手區(qū)分非生成的、生成的、可消亡的、不可消亡的這些語詞的多重含義。從“是不是可消亡的”，進一步引到對“可能”和“不可能”的意義進行考察。從“不可能”又推進到對“虛假”和“真實”的考察。1總體上，亞里士多德在他的自然哲學中考察我們實際上怎樣使用運動等等詞匯，而牛頓在他的《原理》中則一上來先下定義。

　　希臘人是把物理研究和對自然概念的考察合在一起來考慮的。自然哲學的論證方式與哲學其他分支或第一哲學的論證方式?jīng)]有什么兩樣。自然哲學依賴于自然概念，依賴于自然理解。自然哲學之為哲學，最關(guān)鍵的在于它使用的概念必須得到自然理解的辯護。自然概念里充滿了感性內(nèi)容，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中大量保存了這些感性內(nèi)容，例如火和氣合乎自然地向上運動而水和土則向下運動。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一，亞里士多德不是用某種隱藏在背后的機制來解釋火向上運動這一感性圖景，相反，這一感性圖景具有基本的解釋力。它不是某種原因所導致的，而是某種原理的體現(xiàn)。二，在保持感性圖景的解釋力的同時，感應因素則被消除。例如，在亞里士多德宇宙中，天球的運動不是由感應來解釋的，各天球之間是由摩擦驅(qū)動的，摩擦致動是一種自然的運動。

　　“科學概念”章提到，在牛頓或其同時代人的著作中仍然常見對相關(guān)日常語匯的語義考慮，例如關(guān)于推力、引力、拖曳力、重力、活力等等的討論和爭論。那一章也表明，這類考慮越來越多地被嚴格的數(shù)學物理定義所取代，在物理學獲得完全自治之后，對自然概念的考慮就變得不相干了，同日常語義相矛盾不再是一種忌諱，沒有人因為不可見光、無意識動機等等的日常語義矛盾否證一個理論�？茖W概念由科學自己去定義。

　　牛頓到數(shù)學中去尋找自然哲學的原理，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則自有其原理。如果竟需要尋求對這些原理的任何更為深刻的理解，那它也不會在數(shù)學中被發(fā)現(xiàn)，而是在形而上學即亞里士多德所稱的“第一哲學”中被發(fā)現(xiàn)。如上一章所言，從亞里士多德主義來看，數(shù)學不可能提供原理，因為數(shù)學不包含自然意義上的理解。

　　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不是近代物理學類型的著作，這對研究者來說原是常識。林德伯格在談到中世紀“物理學”時警告說，不可由于古人和現(xiàn)代人共用“物理學”這個名稱，就把兩者混為一談，以為“中世紀的物理學家在努力成為現(xiàn)代物理學家，只是成功的很少”。2亞里士多德《物理學》的第一位中文譯者張竹明說：

　　這是一本哲學著作。不過《物理學》不是一門純哲學，亞里士多德的純哲學著作是《形而上學》�！段锢韺W》是一門以自然界為特定對象的哲學……〔它〕是自然哲學……應譯為《自然哲學》或《自然論》。3

　　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jié)構(gòu)》一書中提出了科學研究范式，無人不曉。據(jù)庫恩自述，他是在讀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時萌發(fā)這一思想的。對《科學革命的結(jié)構(gòu)》一書，批評不斷，4庫恩本人對其主要論題也不斷做出修正。這里不多討論，只想指出一點：從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到牛頓物理學的轉(zhuǎn)變和從牛頓到愛因斯坦的轉(zhuǎn)變不是同類的轉(zhuǎn)變，前者是一個遠為根本的轉(zhuǎn)變，是從自然哲學到物理學的轉(zhuǎn)變，后者則是物理學這門實證科學內(nèi)部的范式轉(zhuǎn)變。5 從亞里士多德到牛頓是概念方式的轉(zhuǎn)變，而從牛頓到愛因斯坦的轉(zhuǎn)變則發(fā)生在實證科學內(nèi)部，“對文化或哲學而言，牛頓引力理論和愛因斯坦引力理論之間或古典力學和量子力學之間的差異并非是本質(zhì)性的。”6讓我引用斯圖爾特的判詞來說明本書的一貫主張：在實證科學內(nèi)部，“當理論替代理論，范式推翻范式的時候，有一樣東西是經(jīng)久長存的：數(shù)學關(guān)系。大自然的規(guī)律是數(shù)學規(guī)律。上帝是幾何學家。”7

　　自然哲學是哲學的一個分支，像其他分支一樣，其總根在于形而上學或第一哲學。形而上學原理是關(guān)于存在和存在者的一般原理，是對所有存在者都有效的。自然哲學是哲學的一部分，是我們對世界的整體理解的一部分，它獨特具有的原理必須能夠與形而上學原理編結(jié)在一起才有意義。如果一個學科私設了一些原理，這些原理和形而上學的一般原理無關(guān)乃至與之沖突，那么這些原理就是神秘的，甚至是明顯錯誤的。

　　近代科學開端時期，常聽到各個學派關(guān)于對方虛設“隱秘原理”的指責，其中最著名的是Roberval針對萬有引力這種超距作用提出的指責。實證證據(jù)當然是重要的，但理論必須基于合理的思考，因而可以理解。波義耳改進了抽氣泵，用實驗表明存在著真空，霍布斯卻指責波義耳說，他的實驗依賴于精心構(gòu)造的工具和皇家學會會員的見證，而不是依賴于合理的思考。“霍布斯認為，實驗方式的生活形式不能產(chǎn)生有效的共識：它不是哲學。”8羅杰·牛頓在敘述了這一段史實后總結(jié)說，我們現(xiàn)在所用的科學方法，就人類意識來說并沒有邏輯上的必然性。9這里所謂必然性，不是數(shù)理必然性，而是合理而自然的思考。新物理學雖然對其局部結(jié)論提供了實證的論據(jù)，但其原理卻是神秘的，即是說，是無法理解的。在物理學后來的發(fā)展中，對必然性的這一形而上學理解逐漸淡出，代之以實驗結(jié)果的確定性和數(shù)學推理的必然性。

　　在17世紀，哲學-科學家們開始廣泛意識到新興的“實驗哲學”和傳統(tǒng)自然哲學之間的區(qū)別。他們經(jīng)常為這一區(qū)別的重大意義感到不安，因為，當時居領(lǐng)導地位的是哲學而不是科學，當時，多數(shù)思想家承認，自然哲學的原理都應當來自形而上學�？茖W家要為新的工作方法進行辯護，他花費大量精力來考慮其理論是否具有哲學根據(jù)，破費篇幅來論證他的工作是合乎哲學的、是哲學的一部分，或者，承認其原理是一些假設，其形而上學的意義尚不明了。有時候則須說明他所做的只是形而下的科學工作罷了，因此，其原理只是一些方便說明自然現(xiàn)象的假設，它們沒有什么形而上學意義。這種謙辭經(jīng)常有意無意為躲避宗教攻擊而發(fā)，但它們不都是一些字面的說辭，它們或多或少是真誠的。從這類辯護我們一方面看到具有形而上學意義仍然是重要的要求，但另一方面，這種態(tài)度實際上也在為科學的自治開創(chuàng)先例。從前，一項研究的意義從根本上來說是為體系服務的，而今天，一項研究可以獨立具有意義�？贫髡f到牛頓論光和色的論文創(chuàng)造了好幾項第一，其中一項是，“它描述了牛頓的實驗以及他由此得出的理論結(jié)果，而沒有為某個宇宙論體系或神學教條進行辯護；
它是純科學，這也就是從此以后直至今天我們所理解的這個詞的含義。”10 簡言之，關(guān)于自然的理論，如果與形而上學原理相聯(lián)系，就是自然哲學，如果沒有這種聯(lián)系，就是物理學。

　　今人的態(tài)度正好相反：現(xiàn)在的哲學家經(jīng)常要表明自己的工作合乎科學的最新發(fā)現(xiàn)，或道歉說那只不過是哲學思辨罷了。我們今天把科學公理、科學理論視作天然正當?shù)�，如果某一理論引用了形而上學的理論或原理，我們會說那是神秘的。好像物理學的內(nèi)容都被證明了，形而上學則祈援于神秘玄思。這種轉(zhuǎn)變遠不只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風潮轉(zhuǎn)變，而是體現(xiàn)著知這個概念的深層轉(zhuǎn)變。自然理解本來是知的本質(zhì)維度，現(xiàn)在，知轉(zhuǎn)變?yōu)榭茖W知識，能夠獲得實驗數(shù)據(jù)支持取代了能夠自然而然地得到理解。

　　實驗哲學或?qū)嵶C科學擺脫了形而上學的體系約束，它提出的假說或定律不一定直接與整體相聯(lián)系，而是依靠觀測資料得到證明。但這并不是說，實證科學滿足于零敲碎打。在古代，實證科學是哲學-科學理論邊上的一個支流，但近代實證科學卻絕不是一些支離破碎的實證工作。近代科學盡管允許獨立于整體的研究，但它并不滿足于對局部現(xiàn)象的實證研究，并不只在意確定規(guī)律。我在后面還會談到，它更不滿足于單純的操作性說明。科學同樣也尋求原理�？茖W定律不是一些各自無關(guān)的東西，一個定律通常通過另一個原理得到解釋，互相勾連而成一個理論整體。近代科學從一開始就瞄著統(tǒng)一理論，取哲學整體理論而代之的另一類型的整體理論。牛頓光學也許是一項獨立的研究，但他的力學和宇宙學卻絕對不是，它們構(gòu)成了一個嚴整的體系。牛頓完成了第一次“偉大的綜合”。(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一偉大綜合的原理是數(shù)學原理。只不過，在17世紀，人們說到原理，自然而然是在說形而上學原理。數(shù)學的統(tǒng)一性不被視作原理，物理學基礎概念的可理解性始終是原理的主要要求，因此爆發(fā)了對萬有引力等等的劇烈爭論。然而，科學將沿著牛頓的方向前進，建設自己的原理。它不僅回答怎樣的問題，它也回答為什么，把局部定律歸化到總體的、深層的理論，懷抱著建立“終極理論”之夢。

　　19世紀末，物理學家碰到了理論上在有限空間中電磁波會產(chǎn)生無限大能量的難題。普朗克的能量包假說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這個難題。尤其是根據(jù)普朗克常數(shù)所做出的計算與實驗測量的結(jié)果密切吻合，使人們更加容易相信普朗克提出的假說。然而，能量包概念本身沒有什么根據(jù)。后來，愛因斯坦對光電效應的研究為能量包概念提供了根據(jù)。這個故事發(fā)生在哥白尼三百多年以后，牛頓兩百多年以后。情勢已有巨大的差異。普朗克的能量包概念一開始沒有什么根據(jù)，幾乎是個操作性的概念。但這里所謂沒有根據(jù)，不再是沒有形而上學或自然理解的根據(jù)，而是在當時已存在的物理學理論中找不到根據(jù)。愛因斯坦為能量包概念提供的根據(jù)，也不是形而上學或自然理解的根據(jù)，而是把能量包概念整合到進一步發(fā)展的物理學整體理論之中。

　　上文提到，在17世紀，形而上學家常會指責實驗哲學家引進隱秘原理，各派實驗哲學家有時也會這樣互相指責。然而，實際上人們已經(jīng)無法再回歸形而上學原理了，自從天地兩界的區(qū)分被打破，曾被認為自明的形而上學原理，已一一瓦解。科學卻在不斷整合，到今天，似乎正在臨近大一統(tǒng)的終極理論，可以對世界提供最終解釋。

　　從這個角度看，笛卡爾具有獨特的重要性，就像他在其他很多方面具有獨特的重要性。笛卡爾堅持新物理學的哲學性質(zhì)，堅持物理學原理的可理解性，堅持物理定律和哲學原理的連續(xù)性，這種連續(xù)性當然不是因為哲學原理事后努力和物理定律保持一致，相反，這種連續(xù)性完全依賴于這樣的程序：物理定律是可以從哲學原理中推導出來的。我們今天從笛卡爾對演繹的倚重把笛卡爾叫作理性主義，以與經(jīng)驗主義相對待，仿佛一方注重推理而另一方注重經(jīng)驗或?qū)嶒�，這種綜述在很大程度上錯失了要點。笛卡爾的演繹主義是其哲學構(gòu)想的必然結(jié)果，而不僅僅是某種特別的態(tài)度。從懷疑一切到我思故我在到心物兩分到物理事物之定義為廣延到物理學原理到各式物理定律是一個連續(xù)體，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新物理學仍然是哲學的一部分，保證物理學的自然哲學身份。

　　然而從兩個方面來說，笛卡爾都扭轉(zhuǎn)了古典自然哲學。一，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和形而上學并不保持嚴格的演繹關(guān)系，而是由此及彼可獲得自然理解的融洽關(guān)系，是一種疏松得多的聯(lián)系。而笛卡爾所理解的演繹是以數(shù)學為典范的。二，哲學本身被重新定義了，哲學不再依賴于自然概念，而被允許自行定義其概念，突出的一例是笛卡爾對運動的重新定義，而笛卡爾對運動的新定義是近代力學的基石。11

　　不過，就對哲學走向施加影響而言，牛頓的影響并不亞于笛卡爾。牛頓不是哲學家，但他從外部迫使哲學從根本上改變了性質(zhì)。從牛頓開始，出現(xiàn)了一種可與哲學爭奪終極理論書寫權(quán)的思考方式。三、四個世紀之后，局勢已經(jīng)十分明朗：終極理論之夢是屬于物理學的，哲學必須放棄這個夢想，重新變得清醒。

　　不消說，從自然哲學到近代實證科學的轉(zhuǎn)變是逐步發(fā)生的。在伽利略、笛卡爾、伽桑迪、牛頓、萊布尼茨那一時期的著作里，我們可以清楚看到自然哲學和近代實證科學的交織和轉(zhuǎn)變：當時的“科學著作包含很多我們今天所稱的哲學，科學家還常常作出形形色色的純粹哲學假設”12。牛頓以后，也仍然時不時有人提出新的自然哲學體系，但它們生在蓬勃發(fā)展的物理學之側(cè)，似乎只是要用自己的蒼白來襯托物理學的旺盛生命。慢慢的，人們認識到，哲學是另一個層面上的思考，而不是和物理學并列或競爭的理論體系。

　　自然與必然

　　今人談到自然，經(jīng)常是指自然界。今人反思自然概念，首先想到的是正常，正常則越來越多地在概率意義上得到理解。這些都是衍生的理解，我們須得回到對自然的原始理解才易于看到這些衍生理解之間的聯(lián)系。

　　就像自然這個漢語詞所體現(xiàn)的，自然的本義是“出自本身”。自然本來主要是表示一種存在方式。自然與人工相對，但古人并不把非人工的東西合在一起叫作“自然界”，把人工的東西合在一起叫作“人類社會”。人類社會中的事物同樣有的出自自身，有的出自人為，例如在關(guān)于人性善惡的爭論中，荀子認為惡是出自本性的，善是人為的。希臘文里表示“出自本身”是ta auto。physis和中國古人所說的自然也有很多相似之處，但physis較早就有了接近于今天所稱的“自然界”的含義。13

　　 出自本性的事情是自然的、正常的。自然和偶然相對�！白匀皇鞘挛镒陨肀緛砭哂械�，而不是因偶性而有的運動和靜止的原理或根源�！�14人活到八十歲，半夜睡著時死了，這是自然的，是自然死亡，被隕石砸死了，這是偶然的。理性當然只關(guān)注自然的東西，關(guān)注本性使然的東西；
本性使然的東西才有道理，才是道理。偶然之事不需要解釋也無法解釋——“那只是個偶然事件”不是對那件事的解釋，而是一個關(guān)于無需也無法深究理由的評斷。

　　形而上學探索事物之所以如此的道理。合乎道理的存在是必然的存在。在這里，是與應當并沒有巨大的裂隙。合乎道理的存在是如此，也應當如此。界限在于自然的存在和偶然的存在，偶然的存在是如此這般，但沒有什么道理它應當如此這般而非另一個樣子。

　　科學用定律來說明現(xiàn)象。定律告訴我們事物是如此這般，并且在一個轉(zhuǎn)變了的意義上，必然如此這般。但在形而上學家看來，科學的“必然規(guī)律”其實是偶然的，因為事情如此這般并沒有什么道理。于是我們就能夠理解，為什么在黑格爾那里，理性的最高原則是自由。理性的本質(zhì)在于理解，而我們真正能理解的，是自然的東西，自由的東西。最高的可理解性是自由。黑格爾指出，自然律的必然性本身應被視作偶然的東西，原則上就是與理解相隔閡的東西。15

　　我們當然會注意到，在漢語里，自然和自由的字面意思幾乎完全一樣，發(fā)自本性的活動是自然的，也是自由的，被外力脅迫，是不自由的，也是不自然的。我們把在真空中墜落的物體稱作自由落體。從字面說，只在古典意義上它是自由的，即，與精神追求卓越的自然傾向相反，重物從高處落向低處是自然的――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各依其本性。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即使簡單的位移也有自然（基于本性的）和偶然之分：迫使物體離開其固有位置的是強制運動，是外加的、偶然的，而返回其固有位置則是物體的本性，彈簧出于本性返回其固有位置，這是自然運動。

　　一顆子彈飛動著穿過空氣，因為它尾部的火藥爆炸了，我們不會說是“因其本性”而飛動的，因為爆炸不在子彈里，爆炸傳給子彈的動量是從外面?zhèn)鬟M去的，因而子彈的飛行不是子彈的本性行為而是強迫之下的行為；
但是，如果在它的飛行中，子彈穿透了一塊木板，它之所以能穿過而不是停留在里頭則是因為它重，……它的穿透力，就它是其重量的功能來講，是它的“本性”的功能。16

　　而在牛頓力學中，物體受了外力的作用才墜落，那么自由落體就是不自由的、不自然的。實際上，在牛頓力學中，沒有任何一種變動是自然的或自由的。17由于消除了本然運動與被迫運動的區(qū)別，牛頓才能夠問：蘋果為什么會落下來。牛頓當然比我們聰明，但在這件事上，并不是牛頓格外聰明所以問出了我們平常問不出的問題，而是牛頓在另一個方向上思考問題。

　　自然存在有其本性，鳥生羽，獸生毛，然而黃瓜茄子赤條條。人也是自然存在，有其天性，例如，人按照天性求理解。Telos，目的或終點，必須從這個角度去理解。自然存在朝向它的telos 發(fā)展，以達乎它的本性所要求。人造物則異于是，把樹鋸開、做成板材、制成書桌，這不是樹自己的天性使然，書桌也沒有自己的telos，它的制成和使用都是從外部來的，在這個例子里，是從人來的。亞里士多德依此對自然事物和人造事物做出區(qū)分。18

　　本性總是以某物為中心得到歸屬的，必須有一個自身，才談得上本性、自然。上引亞里士多德“自然是事物自身本來具有的……”云云說到這一層意思。自身性或本身性是自然哲學中的核心概念�？茖W史家經(jīng)常說到近代科學的去中心化，我們在這里看到，去中心化應視作去本性化的一個顯例。在新物理學中，各種事物不再各自擁有自己的本性（自然），所有的運動和活動都由外力加以說明，于是我們不再面對各式各樣的本性，而是面對一個籠而統(tǒng)之的“自然”或自然界，整體上與人類社會相對待。今人有時強調(diào)自然界和人類的統(tǒng)一性，強調(diào)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在自然科學的強勢概念框架里，這有時竟不是要重新把自身和本性賦予自然事物，而是要把人類活動也視作不具本性的活動。

　　今天的物理學不再用本性之類來說明彈簧回歸原狀的運動了。去除本性是近代科學的基本戰(zhàn)略之一，并因這一戰(zhàn)略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這并不意味我們的日常思考不再用本性和受迫這類概念來理解彈簧的變化。實際上，我們平時甚至并不把彈簧拉長、按緊、歸于原狀叫作“運動”，彈簧的這些變化和一個臺球被擊到臺面這邊那邊是不一樣的�？梢哉f，臺球停在臺面這邊或那邊對臺球是無所謂的，但彈簧被扭曲對彈簧卻不是無所謂的。

　　更不用說涉及人類行為的思考了。無論人的行為獲得了哪些實證說明，受迫抑或出于本性仍然是且仍將是我們理解人類行為的主導范疇之一，其他方式的說明只可能起到很有限的輔助作用。

　　自然哲學本來探索事物怎樣依其本性活動，自然科學則專門研究沒有本性的事物，這些事物的總和被稱作“自然”。自然科學專題研究沒有本性的、“不自然”的對象，近代科學搜集到我們很難自然而然看到和經(jīng)驗到的現(xiàn)象，通過各種實驗裝置迫使事物進入不自然的狀態(tài)，深入到人們難以自然地理解的領(lǐng)域。在上述種種意義上，自然科學中的“自然”都和我們平常所理解的自然相反。19我們今天說到“自然科學”，通常并不產(chǎn)生誤解，因為我們已經(jīng)習慣于自然的兩個意義，幾乎截然相反的兩個意義。不過，與之相關(guān)的誤解還是時有可能，例如所謂“認識論的自然化”，指的是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處理認識論問題，如此營造的認識論頗不自然。

　　在自然哲學中，自然運動是發(fā)自本性的，偶然的運動則是被外力迫使的。近代力學消除了各種事物的本性，一切運動和活動都是由外力造成的。如果說，在自然哲學中源于本性的活動是必然的，那么現(xiàn)在反過來了，被迫的運動和活動反倒被視作是必然的。

　　不過，古典意義上的必然/偶然這組對偶在近代力學里消失以后，“必然”已經(jīng)沒有它的對偶了。一切運動都是必然的。除非在如下意義上：一切都是必然的，偶然只是假象。但這不過是說，偶然只是出于認識的無能，真實世界中是沒有偶然的。

　　我們看到，絕對必然性學說和去本性化有緊密的邏輯聯(lián)系。文化考察也許會表明，這一過程從一神教已經(jīng)開始，在這樣的宗教里，唯有上帝有本性，其他萬物都是被決定的。在基督教神學中，上帝之為惟一的具有本性的存在使得人的自由意志和道德責任成為最棘手的難題，這和現(xiàn)在科學主義面臨的情形可說一模一樣，差別也許只在于基督教神學實不甘放棄自由意志和道德責任，而科學主義者似乎做出了放棄的準備。

　　實證與操作

　　我們把近代科學稱作實證科學。不過，實證態(tài)度在古代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希臘化時期是實證研究的第一個繁榮時期。阿基米德力學、希帕恰斯和托勒密的天文學都屬于實證研究，可以視作近代科學的先聲。

　　古代天文學常常被視作實證研究的典型。迪昂說希臘人就明確區(qū)分“什么是自然哲學家〔physisist〕或今人所說的形而上學家的任務，什么是天文學家的任務。自然哲學家的任務是依據(jù)宇宙論所提供的理由來決定星球的實在運動是什么。另一方面，天文學家絕不可涉及他們描述的運動是實在的還是虛構(gòu)的，他們惟一的目標是精密地描述天體的相對運動�！�20自然哲學論證給出自然之所以如此的理由，而天文學旨在表明某種類型的原理〔包括假說〕和現(xiàn)象一致。我們不知道為什么宇宙會有本輪和均輪的設置，不知道地心體系中七大行星周轉(zhuǎn)的中心為什么不是地球，而是地球之外的某一個虛空點。傳下來的一段Posidonius的著名言論結(jié)尾說：“事關(guān)原理，天文學家就不得不求助于自然哲學家�！�21

　　在這段闡述之后，迪昂引用了圣托瑪斯的相似論述。圣托瑪斯說，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可能得出相同的結(jié)論，他們的區(qū)別在于他們的證明方法。要證明地體是圓的，物理學家即今天所稱的自然哲學家使用的證明是地球的諸部分在每個方向上同等地傾向于地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天文學家使用的證明則是月食時月亮的形狀，或世界上不同的地方看到的恒星不同。

　　迪昂傾向于從操作主義來理解物理學。他認為物理學并不對付現(xiàn)象背后的世界，物理學不意在把握實在，而是意在用少數(shù)假設代替大量定律。

　　當我們談到光振動時，我們想到的不再是實在物體的實在往復運動；
我們想象的僅僅是抽象的量，即純粹的、幾何學的表達�！�…對我們的心智來說，這種振動是表征，而不是說明。22

　　與此相似，生物學家把魚鰾視作與脊椎動物的肺同類，這種同源性也是“純粹理想性的聯(lián)系”。23

　　托勒密似乎把他的宇宙體系視作一個操作性的理論，據(jù)迪昂分析，在托勒密體系里，偏心圓、本輪等常被當作純粹的數(shù)學工具而非物理實在。至少他本人沒有聲稱均輪本輪等各種圓是實在的。西方天文學傳到中國，多數(shù)中國學者似乎把它視作操作性理論。錢大昕把開普勒學說稱作“假象”。阮元說：“自歐邏向化遠來，譯其步天之術(shù)，于是有本輪、均輪、次輪之算。此蓋假設形象，以明均數(shù)之加減而已，而無識之徒，以其能言盈縮、遲疾、順留伏逆之所以然，遂誤認蒼蒼者天，果有如是諸輪者，斯真大惑矣�！彼�接著說到西人的“橢圓面積之術(shù)”，“以為地球動而太陽靜……夫第假象以明算理，則謂為橢圓面積可，謂為地球動而太陽靜，亦何所不可？然其為說至于上下易位，動靜倒置，則離經(jīng)畔道，不可為訓�！�24

　　為了躲避宗教迫害，科學革命早期的科學家往往把自己的學說稱作操作性的假說，以區(qū)別于探討實在世界的哲學或曰形而上學。在有些情況下，科學史家無法最終判定哪些是作者的真實看法哪些只是表述策略。主持出版哥白尼《天球運行論》的奧西安德在為這本書匿名寫下的序言里聲稱這是個假說，它只是一個數(shù)學家為了工作方便的操作假設，而不是對宇宙的真實描述，因此它并不是對基督教世界觀的冒犯。伽利略也接受天文學和自然哲學的區(qū)別，前者的惟一約束是和實驗一致，而后者是要把握實在。不過，伽利略的這一說法也許只是為其日心說的真實信仰作掩護。伽利略為《關(guān)于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補寫的序言把日心說稱作“一種純粹數(shù)學的假說”，25則明顯是策略性的。

　　操作態(tài)度不問真和不真，甚至明確承認它所設定的東西不真。我們兩個去爬山，你決定走左邊的路，我決定走右邊的路，我們約定，那好，我們在山上會，這山長得像一只老虎，我們就在老虎脖子那里見。我一點都沒意思說這座山是一只老虎，我們把它比作一只老虎，以便我們可以來確定我們在哪里見。我們按照我們約定的這個東西去行動、去操作，就能達到一個預期的效果，但它并不是真實的。

　　這種態(tài)度冠以主義，就是操作主義。26在不問形而上學原理這一點上，操作主義和實證主義是一樣的。實證主義和操作主義看來的確沒有什么區(qū)別。實證主義這個概念的創(chuàng)造者孔德說：“實證哲學的基本性質(zhì)，就是把一切現(xiàn)象看成服從一些不變的自然規(guī)律；
精確地發(fā)現(xiàn)這些規(guī)律，并把它們的數(shù)目壓縮到最低限度，乃是我們一切努力的目標，因為我們認為，探索那些所謂的始因或目的因，對于我們來說，乃是絕對辦不到的，也是毫無意義的。”27柯瓦雷在對牛頓的重力、引力等概念進行了細致的討論之后，結(jié)論說：“牛頓的立場似乎是相當清楚的：他所討論的那些力是‘數(shù)學的力’，……我們的目標不是去思索它們真正的本性〔或者產(chǎn)生它們的原因〕，而是去研究它們的作用方式是什么�；蛘�，用稍微時髦的話來說，是去尋找how而非why，是去建立定律而非尋找原因�！�28實證主義不問形而上學原理，只求定律，只求定律得到證明。

　　不過，盡管操作主義和實證主義看起來很像，但涉及實在性或曰真實性這一至關(guān)重要之點，實證主義和操作主義有根本的區(qū)別：操作主義不在乎其結(jié)論真或不真，實證主義卻是在乎的。實證主義要求實在，只不過它所要求的實在和舊日形而上學所要求的實在不同罷了。對自然哲學來說，不知其終極意義上的所以然就不能保證理論的真理性或?qū)嵲谛�，而終極意義上的所以然是由形而上學保證的。的確，實證主義不問形而上學意義上的終極原理或原因，但這只說明它拋棄了只有形而上學才為真實提供保證的信條，而不是拋棄了對真實的追求。實證主義恰恰要改變形而上學對真實的界定。實證主義并非不問why只問how，它也并非不問終極意義上的為什么，它只是不問目的論意義上的為什么，而只問機制意義上的為什么。它追問機制，一直追問到終極機制。我們最多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實證主義不問“終極意義”上的為什么：在實證主義那里，終極是沒有意義的。實證主義堅持其探究對象的實在性，只不過，現(xiàn)在它在相當程度上轉(zhuǎn)變了實在的觀念。

　　操作理論不在乎它是否真實地涉及對象，只問其定律是否有效。不真而有效，所以其有效只能限定在明確劃出的現(xiàn)象范圍之內(nèi)。而實證理論并不是這樣的。實證主義也注重有效性，但它同時認為它自己是因真實而有效的，因此，其有效范圍并不限于某一特定的現(xiàn)象范圍，實際上，超出它所從出的資料去預測某些新穎的現(xiàn)象，是實證理論的一個主要成功標志。

　　操作主義不聲稱真實，因此，它并不構(gòu)成對自然哲學的威脅。操作主義可以在自然哲學旁邊生長，實證主義則不同，正因為實證主義所追求的也是實在，它和自然哲學不相容，它必定要求自己取自然哲學而代之。

　　固然，有一些實證主義者――他們多半是哲學家，但也包括發(fā)表哲學議論的科學家――明確主張操作主義的科學觀。但我們很難設想哪個科學家在實際工作中會長時期滿足于操作論的世界圖景。迪昂強調(diào)中世紀天文學的操作主義傾向，強調(diào)天文學和宇宙論的區(qū)別，林德伯格不能同意，認為迪昂“嚴重夸大了古代天文學思想中的工具論傾向”。29對大多數(shù)天文學家來說，兩球理論不僅提供了一個對現(xiàn)象的方便的概括，而且它代表了實在，對現(xiàn)象提供了深層解釋，使我們理解了為什么這些現(xiàn)象是其所是。正如柯瓦雷指出的，在科學工作中，操作態(tài)度只是暫時的，“科學思想總是試圖透過定律到達其背后去找出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機制”。30開普勒并不像阮元所理解的那樣停留在操作性上，他關(guān)心的是提供實在世界的圖景，他不僅在觀念上由于其柏拉圖主義而堅持其學說的真理性，并且在實證的意義上獲致成功。實際上，他是捍衛(wèi)哥白尼學說的真實性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人物。

　　在這個意義上，托勒密到中世紀到開普勒都更多是實證主義的，而不是操作主義的，只不過古代的實證工作位于自然哲學之側(cè)，不成主流，因此顯得像是純操作的。無論如何，近代科學總體上不是操作理論。很少有哪位科學家持純粹的操作主義立場，在實際工作中不關(guān)心他是否涉及世界的真實。31我馬上要談到，廣泛地采用假說和模型，絲毫不意味著近代科學不再關(guān)心實在性。

　　其實，盡管迪昂傾向于從操作主義來理解物理學，他還是承認，在大量探索后，在各種現(xiàn)象都落入了理論秩序以后，“我們無法不相信，這種秩序和這種組織不是實在的秩序和組織映射出來的圖象”。物理學家既無能為這種實在論的信念提供理據(jù)，但也無力擺脫實在論信念。他引用帕斯卡的話來總結(jié)自己的看法：“我們無能為此提供證明，任何教條主義都無法克服這種無能；
另一方面，我們擁有一種真理觀念，任何皮浪懷疑論也同樣無法克服它。”32

　　預測與假說

　　人們常常會從兩個方面來考慮理論的意義，一是解釋已知的事件，二是預測未來的事件。與此相應，我們檢驗一個理論是否正確，是否有效，就要看它是否符合我們既有的經(jīng)驗，或/和它是否能做出準確預測。

　　這個標準對科學理論似乎是合適的�？茖W理論既能提供解釋又能提供預測。1871年，門捷列夫提出元素周期表，這個周期表為已知的62種元素提供了說明，同時預言了三種新元素，鎵、鈧、鍺，15年內(nèi)，人們相繼發(fā)現(xiàn)了這三種元素。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對物體運動提出與牛頓體系至少同樣有效的解釋，同時又預言了牛頓體系做不出的預言，例如，光線在通過大質(zhì)量物體的時候會發(fā)生彎曲，1919年，愛丁頓在日全蝕時通過觀察證實了這一預言。33彭齊亞斯和威爾遜〔Arno Penzias and Robert Wilson〕1965年發(fā)現(xiàn)宇宙背景輻射，后來更敏感的儀器測量到宇宙微波輻射的溫度為2.7K，正符合大爆炸理論的預言。這對大爆炸理論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總的說來，科學理論越來越傾向于以假說形式提出，從這一假說可以推導出某種預測，而理論是否正確，相應地越來越依重于預測是否得到證實。

　　在關(guān)于科學實在論的爭論中，科學預測能夠得到證實這一點也成為科學實在論者最重要的論據(jù)。

　　預測得到證實還為科學理論帶來極大的公信力。廣義相對論預言得到證實曾在世界范圍內(nèi)引起巨大轟動，把不為公眾所知的愛因斯坦形象送上了各大報紙的頭版。雖然愛因斯坦本人相信廣義相對論是概念演繹的必然結(jié)論，幾乎不在意它是否得到觀測或?qū)嶒灥尿炞C。

　　預測能力為什么對理論具有這么重要的意義？情況似乎是這樣：對于已經(jīng)發(fā)生的事情我們可以提供多種多樣的解釋，往往找不到什么確定的標準來判斷哪種解釋為真，或較優(yōu)。我們看到日月周章，你可以用托勒密體系也可以用哥白尼體系也可以用蓋天說來解釋，甚至可以用阿波羅駕著馬車載著太陽在天上周游來解釋。但是引進預測就不同了。設想同一些資料得到兩種不同的解釋，不分軒輊；
既然它們是不同的解釋，就總會有點兒不同，如果它們對解釋既有資料同樣有效，那么我們就只有指望它們提出的預測不同了。一旦某種預測得到證實而另一種預測被證偽，這兩種解釋誰對誰錯就判然分明了。Trivers的親子沖突理論〔Theory of parent-offspring conflict〕像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結(jié)一樣都對經(jīng)驗到的親子沖突現(xiàn)象提出了解釋，但從兩種理論可以引出某些不同的預測。發(fā)展心理學家據(jù)此設計了一些特定角度的資料測試。據(jù)信，測試結(jié)果傾向于支持Trivers的親子沖突理論，證偽了弗洛伊德理論。34

　　準確預測的能力似乎單單屬于科學。羅杰·牛頓評論道，在一種廣泛的意義上，神話、占星術(shù)、巫術(shù)、哲學、歷史學，都是對世界的理解。但只有在科學中我們要求，理解了一個過程，“我們就應當能夠依以作出準確而不含糊的預言……而對一連串事件作歷史的或哲學的理解就沒有這種要求�！�35就此而言，哲學理論比神話強不了多少，它最多只能解釋既有的經(jīng)驗，但不具有預測能力。

　　為什么哲學理論不能產(chǎn)生預測呢？科學怎么一來就有了預測的本領(lǐng)呢？

　　我們不能說，亞里士多德的理論也能做出某些預測，至少是定性的預測，例如它能預測，外力消失之后，被此外力拉長的彈簧會回到原來的位置。這是日常的預期，是無需理論也自然會有的預期。人人都能預測太陽明天將從東方升起，不管他相信托勒密還是哥白尼抑或阿波羅駕著馬車載著太陽在天上周游。這里說到預測，指的是不通過理論就原則上無法做出的預言。我們很早曾說過，理論通過類推或推理達到我們不能直接經(jīng)驗到的事物。同樣，理論也能夠預測到單憑經(jīng)驗無法預言的事情。

　　預測的能力似乎確立了科學理論的優(yōu)越性。科學理論在提供解釋的能力之外還多出一種能力，預測能力。哲學則最多只能做到符合已有的經(jīng)驗。而一種理論僅僅符合已有的經(jīng)驗卻不能做出正確預測，它似乎就無法得到充分驗證、令人信服。也許正因此，各種哲學理論互爭短長，從沒有辦法明確判定誰對誰錯，而科學卻通過不同理論的有序競爭不斷進步。

　　再多想一步，我們甚至會懷疑哲學理論是否真的符合既有事實。細想起來，符合過去的事實和預測未來的事實似乎并沒有根本的區(qū)別。一位社會學家搜集了很多資料，在對一半資料進行了考查之后得出一個理論〔假說、模型〕，這個理論做出了某種預測，他用尚未考查過的一半資料來驗試這些預測。這個普普通通的例子說明，我們應當這樣劃分資料：借以產(chǎn)生理論的資料和用來驗證理論的資料。這種劃分和過去、將來并無關(guān)系。只要已經(jīng)研究過的資料量足夠大，一個能夠成功解釋這些資料的理論似乎也應該能夠做出正確的預測。

　　這么想來，哲學理論不能有效預測未來，不止意味著它只履行了理論的一半功能，解釋功能，實際上意味著它并不曾有效地解釋以往的經(jīng)驗�；�于廣泛經(jīng)驗的正確哲學理論理應具有預測的能力。

　　然而，本節(jié)想表明，用預測能力來要求、來衡量哲學理論，這是從根本上誤解了哲學理論的性質(zhì)。哲學理論完全是解釋性的，和預言毫無關(guān)系。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詳細討論了各類希臘城邦的政治問題，卻絲毫沒有顯示出對正在形成并將成為西方一種主要政治形式的帝國有所預期。這是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理論的缺陷嗎？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理論可能有這樣那樣的缺陷，(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鮮見有人因為它不曾對未來有所預測來批評它。“在黑格爾那里，就像在亞里士多德那里，法則觀念主要是那種通過反省理解把握的內(nèi)在聯(lián)系的觀念，而不是通過觀察和實驗建立起來的歸納概括。對這兩位哲學家來說，解釋在于使得現(xiàn)象在目的論上變得可以理解，而不是通過對致動因的了解變得可以預測。”36反過來說，托勒密體系能夠相當準確地預言月食，但亞力山大里亞和中世紀天文學一般只聲稱自己的數(shù)學計算能夠“拯救現(xiàn)象”、進行預測，而不聲稱自己提供了實在的宇宙理論。

　　有一個著名的故事，講述的是第一位哲學家泰勒斯通過成功預言賺了很多錢。但這并不表明哲學能夠提供預測，這個故事的寓意反倒是：哲學家也具有哲學以外的能力，如果愿意，他也可以從事預測，甚至借此大發(fā)其財�？伤�在從事哲學的時候，就連下一腳要跌到溝里都預見不到。可嘆，我們這些今天的哲學工作者只繼承了跌到溝里的哲學能力，沒繼承到預測股票市場的非哲學能力。

　　我們今天已習慣于把科學理論視作理論的范式，習慣于假說-預測-檢驗的模式，習慣于把理論與預言連在一起：理論的初始形態(tài)是假說，理論需要驗證，預測的成功證實理論。然而，在古代和中世紀，哲學理論從來不可被視為假說。

　　στυφχψω στυφχψω στυφχψω

　　“假說”來自希臘詞hypothesis，hypothesis和英文詞supposition構(gòu)詞相同，意思也相同，都是說“置于某事物之下”。從存在論上說，hypothesis指的是把某事物置放于其他事物的下面作為基礎，是為hypostasis，基質(zhì)或?qū)嶓w。與此相應，在邏輯學上，hypothesis指的是把某一命題視作可以依以推導出其他命題的前提。從這個基本含義出發(fā)，假說發(fā)展出多種相互糾纏的含義。假說可以指有待于證明的臨時假定――在實證科學里，證明主要指望由實驗提供，而在柏拉圖那里，假說的證明也可能由更高的原理提供。但有些假說也可能根本是無法得到證明的，只是為了論證暫加認可的懸設。甚至，假說也可能已知為虛構(gòu)不實，但這種虛構(gòu)對于提供某種解釋來說仍可以是有用的，例如盧梭明言他所謂的自然狀態(tài)是一種虛構(gòu)。還有的時候，我們做出一個假設，只是為了反駁它，這就是所謂反證法。

　　到相當晚近，又出現(xiàn)一種新用法，把整個理論叫作假說。當然，這是說尚未獲得證實的理論。大致上可以說，沒有獲得證實的理論是假說，獲得了證實的假說是理論。不過，實際上我們經(jīng)常難以分辨假說和理論，因為一個復雜的理論很難說是否已得到充分證實。進化論是理論還是假說？弗洛伊德學說是理論還是假說？理論和假說似乎只有證實程度上的區(qū)別�？茖W家有時覺得這只是字面之爭，各自隨高興取用一個詞罷了。

　　對我們的分析來說，首先要抓住“假說”一詞的多重含義中的主線：假說是一種特殊的前提，我們不知這個前提本身的真假，但它是一個邏輯出發(fā)點，可由此出發(fā)進行推論。

　　在很多情況下，我們并不關(guān)心假說本身是否為真，我們設定假說只是為了便于清晰地論證。從“不辨真?zhèn)蔚那疤帷边@層意思上，假說發(fā)展出一種操作的意思，即“純粹的簡便易用的數(shù)學技巧”。37奧西安德為《天球運行論》所寫的序言里把哥白尼理論稱作假說，多半是有意地掩飾哥白尼理論的實在性，以緩沖可能遭受的反對。

　　但在另一些情況下，我們關(guān)注的恰恰是假說本身是否為真。我們設立假說，看從它那里能推出什么東西，意在從所推出的東西反過來檢測假說是否為真。之所以采取這樣迂回的步驟，是因為我們無法直接判明所設定的東西是真是假，所以不得不反過來根據(jù)假說的后承來判斷該設定為真或為假。

　　把整個理論作為假說提出，就屬于后面這種情況。這時，提出假說的目標是通過驗證來證明該理論為真。尋問哲學理論是否提供了預測，是否得到證實的時候，就是用這樣的眼光來看待哲學理論的。此中包含的一般觀念是：理論最初是以假說形式出現(xiàn)的，理論需要證實。

　　然而，在亞里士多德那里，所有的哲學-科學推理都與假說無關(guān)。哲學-科學推理都源于真理性的前提。與此對照，如果推理所依賴的前提是一些假說，那么，它們就不屬于科學，只能產(chǎn)生“看法”，它們不是科學推理，而是“辯證”的推理。柏拉圖允許哲學-科學中采用假說，但對于最高的知識，是“理性自身通過辯證法達到的”，在這里，理性即使用到假說，也“不是把假說用作第一原理，而是僅僅用作假說，就是說，用作進入高于假說的世界的步驟和出發(fā)點，以便理性可以超越它們，翱翔而入乎第一原理的世界�！�38

　　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用語不同，在柏拉圖那里，辯證法是通達最高知識的途徑，而亞里士多德則把基于假說的非科學的推理稱為辯證推理。用語差異背后有著見解上的區(qū)別。但是，他們兩人都分明認為由假設獲得的見識不是最高的見識，在這種見識之上還有第一原理。

　　哲學作為理論整體也和假說無關(guān)。人們經(jīng)常比照后世的理論體系來理解亞里士多德。按照這種理解，形而上學提出一些自明原理。如果形而上學原理被采用作為一個推理體系的出發(fā)點，原理就成為公理，axiom。39公理是自明的真理，無須證明也無法證明。40如果一個哲學部門，例如自然哲學，其所依的原理理論不是自明的，那么，亞里士多德會主張，它們應該由更高的原理來說明，而不是需要由其他什么來驗證。

　　這樣來勾畫亞里士多德哲學體系，雖然有相當?shù)母鶕?jù)， 卻仍不到位。按照這種理解，哲學體系仿佛是一個推理體系，它和現(xiàn)代科學理論的差別在于，現(xiàn)代科學是從假說出發(fā)，反過來證明其真理性，而哲學理論是從真理出發(fā)，推演出其結(jié)論的真理性。于是我們不能不問：這個體系的自明公理是從哪里來的，它們是否足夠自明？實際上，即使在亞里士多德被普遍視作最高權(quán)威的時代里，形而上學里的命題也說不上有什么特別自明之處，甚至亞里士多德的體系也并不是公認的形而上學體系。大多數(shù)哲學家接受亞里士多德體系，不是因為其形而上學原理格外自明，而是因為整個體系比較自然地互相呼應。

　　哲學要求某種自明的東西，這一點大家并不陌生。但這始終被理解為：哲學從自明的東西出發(fā)。笛卡爾以降，哲學家一直在尋找自明的出發(fā)點。我思？感覺與料？我有兩只手？意識結(jié)構(gòu)？其結(jié)果大家也不陌生：關(guān)于究竟什么是自明的，哲學家們紛爭不已，可說使“自明”成了諷刺。然而，哲學體系的自明性并不在于找到某些事實，這些事實或這些種類的事實比另外一些更加確鑿可信。哲學命題的自明是理應如此這一意義上的自明。哲學中的自明和自然是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

　　我們?nèi)粲米悦鱽碚務摴糯�哲學，自明卻并不限于出發(fā)點。哲學闡論始終以自明的方式開展，它不僅是從自明的東西出發(fā)的，而且也行在自明的東西上，落在自明的東西上。哲學不是從一套自明公理出發(fā)展開的一個推理體系。毋寧說，哲學是通體自明的。如前面“自然與必然”一節(jié)所論，哲學關(guān)心的是本性使然理應如此的東西；
本性使然理應如此的東西，在一個基本意義上，是自明的，因為在從事哲學思考之前我們已經(jīng)知道這種東西。哲學并非從自明的東西出發(fā)得出某種驚人的結(jié)論，它依棲于自明的東西，并且它的結(jié)論就是它依棲的東西，只不過現(xiàn)在這種東西在命題層面上變得清晰了。

　　這當然不是說，一個哲學家認為自明的東西就是自明的。然而，我們拒絕他認作自明的東西，所依據(jù)的仍然是某種自明的東西。這里并不存在無窮倒退的困境，因為我們總是對某種特定的提法是否自明提出疑問，并不準備回答這世界上究竟什么東西是最終自明的。

　　形而上學是各哲學分支的基礎，這應被理解為：形而上學是哲學思考的匯攏之處；
而不能被理解為：形而上學是哲學各部門推理體系所依賴的自明公理的手冊。

　　哲學思考當然包含推理。但是，其推理都是短程的。41我們在上一章談到，自然概念的推理行之不遠。與數(shù)學推理比較起來，這仿佛是一個重大缺陷。但這種比較本身就基于混亂。哲學推理不是要把我們引向遠方，進一步只是為了退一步，始終盤桓于近處。哲學推理根本不是要得出某種我們事先不知道的結(jié)論，哲學只是把我們在某種意義上已經(jīng)知道的東西以形式化的方式呈現(xiàn)出來，以便在命題層面上明示哪些是我們真正知道的，哪些是我們自以為知道但實際上并不知道的。

　　亞里士多德被稱作邏輯學之父。奇怪的是，在亞里士多德那里，邏輯并不包括在他的哲學體系內(nèi)部。如果邏輯是所有哲學-科學思考的方法論，它應當占據(jù)遠為重要的地位。然而，我們所理解的推理能力，邏輯-數(shù)學推理能力，在哲學探索中原本就不是一項重要的能力。在哲學中，相應于推理的能力乃是形式化的能力。

　　把已經(jīng)知道的東西以形式化的方式呈現(xiàn)出來。怎么形式化？無非是：說出來，用我們自然而然能聽懂的語言說出來。任何從事過這種努力的人都知道，這可不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人們卻由于種種原因有意無意誤解這一點，仿佛深奧難懂的jargons標志著深刻的思想。我們默會的深刻道理，有時極難達諸言辭，乃至我們不得不使用別扭的語言。這種詰屈聱牙的表達法是一個標志，表明我們尚未在形式化層面上有清楚的理解。有時候我們想得不夠清楚就急于傳達，也無可厚非，42但總體上說，就哲學表達來說，絕不是形式化程度越高就越清楚。43

　　哲學關(guān)心的是本性使然合乎道理的東西，而不是建構(gòu)某種假說以合乎某些資料。假說是不辨真假的前提，從假說的這一根本含義著眼，可以清楚地看到，哲學理論不是以假說方式開展的。那些不合乎道理的東西，偶然的東西，對哲學理論來說沒有什么意義，哲學并不建構(gòu)假說去從外部加以說明。哲學真理不是“有待”的真理，它不需要驗證。希波克拉底和希帕恰斯采用假說方法工作，屬于實證研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則不是這類理論。

　　當然，哲學理論也須符合經(jīng)驗，也須“驗之于經(jīng)驗”。但這個寬泛的說法不應被誤解為假說-驗證。就連“理論是否符合經(jīng)驗”這個說法也應留心。符合這個概念是外在的，它適合用來表述假說和資料的關(guān)系，不適于用來表述哲學理論和經(jīng)驗的關(guān)系。至少我得說，符合我們的既有理解既有經(jīng)驗和符合搜集到的資料是兩種非常不同的符合。

　　上節(jié)說到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采用不同的方法來論證地體是圓的。我們現(xiàn)在可以這樣來表述這兩類證明的不同之處。地球的諸部分在每個方向上同等地傾向于地心，因此地體是圓的，這個論證訴諸我們的直接經(jīng)驗，幾乎不能叫作推理。而通過月食時月亮的形狀來證明地體是圓的，則需要我們對月食產(chǎn)生的原因、對地球和月球的關(guān)系等等有一種理論上的了解，這個理論是多多少少依賴于數(shù)學計算的，而非訴諸經(jīng)驗即可成立。

　　因此，我們須得區(qū)分假說與判斷。我們平常的判斷直接來自經(jīng)驗。當然，來自經(jīng)驗并不能保證判定是正確的。判斷可以因多種原因失誤，例如，側(cè)重了一方面的經(jīng)驗而忽視了另一方面的經(jīng)驗。我說張三真小氣，舉了個例子，你說，可你忘了張三那次還何如何如慷慨呢。再例如，判斷可能干脆缺乏判斷力。但是，反駁一個判斷，并不總是需要說 “咱們拿一些新資料來驗證一下再說”。實際上我們通常不是這樣批駁一個判斷的。

　　哲學闡論當然也可能出錯，哲學闡論的的錯誤大致與這里所說的判斷錯誤相當，而不是假說不成立那種意義上的錯誤。

　　近代傾向于用確定性來界定真理性。要區(qū)分某一實證理論在多大程度上是個確立的理論抑或仍然是個假說，確定程度的確是一個標準。哲學理論不是從假說開始的，哲學理論之間的區(qū)別也不在于確定性高低、得到證實程度的高低。哲學理論和實證理論之間的區(qū)別更不是確定性的程度之別，而是類型區(qū)別。哲學見解不可能依賴等待進一步的驗證來提高其確定性，如果這里說得上確定性，那么它來自對既有經(jīng)驗的更深入的反思，來自判斷力的提高。

　　στυφχψω στυφχψω στυφχψω

　　我們既可以說實證化的科學失去了形而上學的支持，也可以說實證科學拋棄了形而上學的支持，總之，它不用形而上學原理來支持自己，而轉(zhuǎn)向用證據(jù)來支持自己。事實以及對事實所做的數(shù)學處理，取代了經(jīng)驗觀念和哲學原理。

　　科學理論來自對觀察資料和實驗所獲數(shù)據(jù)的歸納，這些資料是如此這般，并非理應如此。科學概念和科學理論是外在于其資料的，它們固然也是資料建議的，但并不是資料培育的。不像經(jīng)驗和自然概念的關(guān)系，在那里，概念本來就是經(jīng)驗培育起來的，本來就是經(jīng)驗所包含的或明或暗的道理。理論轉(zhuǎn)變了形態(tài)，它不再從天然合理性開始并始終依貼著天然合理性，而是從假說開始。

　　假說需要驗證。而對這種外部驗證來說，預測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庫恩總結(jié)出了評價科學理論的五個尺度，44第一個就是理論預測的準確度――然后依次是一致性、視野的廣度、簡單性、豐饒或曰富有進一步的生產(chǎn)潛力。(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馬赫甚至把預測成功視作一個理論是否可被接受的惟一標準。

　　實證理論和預測能力的聯(lián)系，比我們通常所認為的還要更加緊密。準確預測只是庫恩所列出的五項標準中的一項，然而，其中至少還有兩項和預測直接相關(guān)。例如第四項，理論的簡單性。普遍承認簡單性是造就優(yōu)秀理論的一個重大優(yōu)點，而人們通常是從elegent或優(yōu)雅的美學角度來理解這一點的。但有研究表明，這個優(yōu)點看來并不獨立于預測能力。對于一個數(shù)理模型來說，具有同等解釋力的模式，其中較簡單的那個模型將具有更強的預測能力，或更高的預測精度。45我們后面會看到，其中第五項，豐饒，fertility，其實也差不多等于說能夠產(chǎn)生新的預測。

　　我們曾提到，預測的能力并非科學所獨有。有多種多樣的預測、預言、期待、臆測。最容易想到的一種，是通過掌握規(guī)律來進行預測。常識也發(fā)現(xiàn)很多規(guī)律，在這個意義上，常識也能“預言”。誰都能“預言”夏天之后是秋天。

　　然而，“掌握春夏秋冬的規(guī)律”這話是應當留神的。我們說到掌握規(guī)律，其典型是在外部資料中發(fā)現(xiàn)規(guī)律。而像春夏秋冬這類現(xiàn)象樣式，早已經(jīng)深深嵌入我們的經(jīng)驗之中，與其說它是我們需要去掌握的東西，不如說是我們經(jīng)驗的一部分，屬于我們的認知原型，即我們依以掌握其他事物的經(jīng)驗基礎。在經(jīng)驗范圍內(nèi)，談論“規(guī)律”或“發(fā)現(xiàn)規(guī)律”是十分可疑的。當然，我們也不說“經(jīng)驗到規(guī)律”，我們說經(jīng)驗到某種相似之處，經(jīng)驗到某種樣式，pattern，體察到某種樣式。緣于同樣的道理，我們并不說我能預言夏天之后是秋天。相反，在日常生活里，說到預言，通常是說預言那些一次性的事件，例如是否會發(fā)生戰(zhàn)爭，誰會和誰結(jié)婚或離婚。

　　我們曾問，科學怎么一來就有了預測的本領(lǐng)呢？最容易想到的是，科學理論能夠發(fā)現(xiàn)規(guī)律，一旦發(fā)現(xiàn)了規(guī)律，當然就能夠做出預測。的確，科學工作的一個主要目標正是發(fā)現(xiàn)規(guī)律。但須注意，這個說法里的首要之點并不在于春夏秋冬那樣的“規(guī)律”，而在于“發(fā)現(xiàn)”。在這里，發(fā)現(xiàn)是和資料的外部性相應的。如果我們把春夏秋冬也叫作“規(guī)律”，那么發(fā)現(xiàn)規(guī)律就不是科學的特長了。所謂“發(fā)現(xiàn)規(guī)律”，是在并非理應如此的地方發(fā)現(xiàn)規(guī)律。這是科學的特長。我們記得，“自然規(guī)律”這個用語也是隨著近代科學觀念一起流行起來的。

　　一旦掌握規(guī)律，解釋和預測就成了一回事。規(guī)律是沒有時間性的，或者，時間作為一個外部因素被納入到規(guī)律之中。在“數(shù)運與數(shù)學”一節(jié)，我指出數(shù)與自然規(guī)律這兩個概念的緊密聯(lián)系，它們都是脫去時間性的概念。規(guī)律對未來和以往一視同仁，能夠?qū)σ酝�事件做出說明，就能夠?qū)ξ磥硎录�做出預測，秋天跟著夏天若是個規(guī)律，那我們就不僅能解釋為什么去年夏天之后來了秋天，而且自然能預測今年夏天過后也是秋天。在這里再特特談論預測沒有意思。這并不是我們在科學實踐中實際上看到的預測。掌握這種所謂“經(jīng)驗規(guī)律”只是科學的初級階段。社會科學大半停留在這個階段，恐怕也將永遠停留在這個階段。物理科學早已超出了這個階段，它深入到規(guī)律背后，發(fā)現(xiàn)產(chǎn)生這些規(guī)律的深層機制。引力是一種機制，它不僅說明為什么蘋果落到地上，也說明為什么行星的軌道是圓的，也說明為什么潮起潮落，而這些現(xiàn)象并無表觀的相似性。二元二次方程公式也是一個機制，你代入不同的數(shù)字，它就產(chǎn)生出不同的得數(shù)。你得到的不是現(xiàn)象的重復。各種輸入和各種輸出并不呈現(xiàn)表觀規(guī)律�；瘜W元素形成一個周期，但這些元素的現(xiàn)象卻沒有對應的周期，它們之間互相反應所產(chǎn)生的現(xiàn)象更不形成直接對應的周期。

　　人們常說，理論具有普遍性。然而，有多種多樣的普遍性。最簡單的一種是概括斷言類型的普遍性。物體的共同點是共相，事件的共同點是規(guī)律。抽象出共同點，這是一種普遍性。然而，從個別“上升”到一般，通過歸納和抽象獲得共同點，通過概括獲得規(guī)律，只能產(chǎn)生最表淺的“理論”。這類理論若說提供理解，提供的也是表淺的理解。蘇格拉底為什么死了？“人不免一死”沒有從理論上給予回答。嫌疑人曾每天都到謀殺現(xiàn)場，和他曾有一次到過謀殺現(xiàn)場，是在相近的意義上需要得到解釋的事情。萬有引力不是對蘋果、冰雹、眼淚這些下落的東西的歸納，不是在“反復出現(xiàn)”這一含義上的“規(guī)律”，有很多東西落下來、很多東西互相吸引，同樣也有很多東西上升、飄浮、互相排斥。但顯然，牛頓不是從恩培多克勒的吸引和排斥中減去了排斥就會得到萬有引力概念。萬有引力不僅要參與解釋物體的互相吸引，而且要參與解釋為什么月亮不落到地球上來，要解釋木星衛(wèi)星的旋轉(zhuǎn)、地球的形狀、潮汐運動等等看似完全無關(guān)的各種現(xiàn)象。

　　理論的普遍性不是靠在廣度上外推，理論的普遍性是深度帶來的。沒有哪種成熟的科學理論是根據(jù)現(xiàn)象的重復預言它還將重復�？茖W是通過發(fā)現(xiàn)機制做出預測的，通過對機制的把握，它能預言一種從沒有出現(xiàn)過的新穎現(xiàn)象。

　　科學理論所做的預言有意思，恰在于它們會超出經(jīng)驗預期。這才給予理論以重要性，給予理論以不同于經(jīng)驗的身份。我讀過一本社會學的書，經(jīng)過漫長的研究，得出一系列結(jié)論，例如，經(jīng)常出差在外的人有較高的外遇率。直覺就可以告訴我們，這位研究者離開有意義的理論還差得很遠。一個良好的理論，我們會期待它預測某些新現(xiàn)象，這些新現(xiàn)象在種類上離開原來的現(xiàn)象越遠，越不大可能被期待，我們就會越說這個理論或模型良好。這就意味著它們不只是發(fā)現(xiàn)了規(guī)律，而是發(fā)現(xiàn)了機制。那種專門發(fā)明出來對付眼前事例的理論〔ad hoc theory〕是無趣的理論，緣故在此。庫恩所說的理論豐饒性，是從表觀上說的，我們可以更深入地把它理解為這一理論進入了深層機制。麥克姆林說，豐饒性這一標準減少了ad hoc理論、一事一說法的理論的可能性。46

　　科學所欲把握的深層機制是遠離日常經(jīng)驗的機制。我們只有通過理論的、推理的方式才能到達那里。近代物理學通過數(shù)學化獲得了這種遠行的能力。我在前兩章表明，量的純外部關(guān)系保證了長程推理的可靠性。正是這種長程推理的可靠性使得科學可以發(fā)現(xiàn)或建構(gòu)遠離經(jīng)驗的深層機制。科學做出預言的能力是以數(shù)學化的方式達到的。從英文詞calculable來看，量化和預測差不多是一回事。但這不是說，只要我們量化就能做出準確的預測。量化和預測是通過機制聯(lián)系在一起的：量化保證了長程推理的可靠性，長程推理使我們能夠掌握遠離經(jīng)驗的機制，掌握這一機制使我們能夠預測。

　　科學做出的預測是一種特殊類型的預測。人們說，科學提供精確的預測。由于我們被“精確”這個詞的褒揚意義迷住了眼睛，反倒忽略了這個詞的基本意思：先行數(shù)量化�？茖W理論并非在一般意義上能夠做出更準確的預言，它在某些特定的事情上做出準確的預言，這些事情和我們平常做預言的事情不同類。愛因斯坦理論對行星的實際軌跡做出的預測比牛頓理論所做出的預測更精準，這里的“更”是在兩個科學理論之間的比較，至于我們普通人，不是我們的預測不夠準確，我們在這里根本無從預測，最多是臆測。反過來，我們預料張三會升官，李四會發(fā)財，在這些事情上，科學并不能提供預測，遑論更加精確�？茖W理論的本領(lǐng)是在我們平常根本無法做出預言的地方做出預言�？茖W的極高的預測能力，說來說去是預測能夠量化的東西：純量的活動，或者能歸化為純量的活動。而我們的經(jīng)驗世界，原則上是無法大規(guī)模量化的。

　　科學理論不是直接來自經(jīng)驗，它以外在于資料的假說形式出現(xiàn)。這些假說，通常是由通過遠程推理得到的一些結(jié)論建構(gòu)起來的，這個推理過程往往牽涉理想化的前提和條件，往往或明或暗地引入了一些尚未證實的東西。這些結(jié)論建構(gòu)起來的假說是否正確有待于驗證。假說-預測-檢驗-理論的程序是和實證理論連在一起的，這也是為什么是在實證科學興起之后，假說才被用來指稱理論，預測才對判定理論真?zhèn)纹鸬經(jīng)Q定作用。Savoir pour prevoir〔知的目的是預知〕這話出自實證主義哲學的創(chuàng)始人孔德之口，不亦宜乎？

　　如上所言，科學理論不是預言已經(jīng)發(fā)生過的現(xiàn)象還會重復發(fā)生，它根據(jù)機制預言新穎的現(xiàn)象。主要是由于理論能夠做出這一類預測，才使得驗證成為可能。這類新穎的現(xiàn)象可能從沒有被經(jīng)驗到，甚至從不可能被經(jīng)驗到。要驗證現(xiàn)代科學理論，經(jīng)驗不夠了，直接觀察也不夠了，理論需要通過實驗所生產(chǎn)的事實來加以驗證。不是“驗之于經(jīng)驗”，而是驗之于實驗�？茖W預測和實驗是緊密關(guān)聯(lián)的。我們曾強調(diào)經(jīng)驗與實驗的根本區(qū)別。相應地，我們在這里要強調(diào)驗之于經(jīng)驗和通過實驗來證明有根本區(qū)別。其中的一個區(qū)別是，經(jīng)驗是自然的、回溯的，所謂驗之于經(jīng)驗所需要的是判斷力。這和依據(jù)一個假說設計若干實驗來加以證實大不相同。

　　無論陰陽五行理論還是各種哲學理論都不能發(fā)現(xiàn)可經(jīng)驗范圍之外的規(guī)律，也不能掌握可經(jīng)驗范圍之外的機制。陰陽五行理論若被理解為關(guān)于機制的學說，那么，我們可以基于其預測的失敗把它視作偽科學。哲學呢？哲學也常被視作或自視為發(fā)現(xiàn)規(guī)律和發(fā)現(xiàn)機制的學說。結(jié)果，那些熱衷于總結(jié)規(guī)律、發(fā)掘機制的哲學愛好者，要是沒有成為科學家，就會成為最無聊的“理論家”。但如下一章所要辨明的，這種沖動出于對哲學的誤解，和很多人的想象相反，哲學研究的鵠的并不在于總結(jié)規(guī)律，發(fā)掘機制。哲學是對經(jīng)驗的反省，尤其是對概念的考察。哲學理論是要讓世界變得可以理解，而不是讓世界變得可以預言。只不過，概念考察和機制研究、尤其是定性的機制研究，47有多重交織，極容易被混淆。理解有舉一反三之功。哲學擴大其“適用范圍”的方式和科學理論是不一樣的，哲學引領(lǐng)我們在深處貫通，在這里，理解的深度意味著理解范圍的擴大。在相當程度上，這和科學不斷推進以把握深層機制從而擴大了應用范圍是可類比的，并因此容易引起混淆。但兩者不是一回事。

　　στυφχψω στυφχψω στυφχψω

　　在日常生活中，對事態(tài)做出較優(yōu)預言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對事態(tài)的較深理解。依此類比，我們會設想，科學理論既然能做出更準確的預言，表明科學對世界有更深的理解。但如上文所示，科學的預測能力涉及的是某些特定的事情，可以也必須通過量化才能把握的事情。由此，科學具有預測能力并不一般地表明科學對世界具有更好的理解，除非是在這種意義上：在一些我們?nèi)粘＝?jīng)驗沒有想到要去理解的并且也無法理解的事情上，科學提供了一種理解。這種理解和通常理解有別，本書稱之為“技術(shù)性理解”。在技術(shù)性理解的意義上，科學理論做出預言的能力當然依賴于理解。

　　但如“萬有引力與可理解性”、“為什么是數(shù)學”等節(jié)所提示，技術(shù)性理解并不等于我們通常所說的理解。在很多情況下，一個科學理論可以做出良好的預測，但它對它所處理的課題并不理解。量子力學對量子事件的預測成功率幾乎是百分之百，但費曼仍說，沒有人懂得量子力學�？茖W發(fā)現(xiàn)定律、做出預言的能力是以數(shù)學化的方式達到的，也是以數(shù)學化為代價達到的。我們不能不加限制地認為，現(xiàn)代科學能夠做出準確的預測證明了它在一般意義上為我們提供了對世界的更好的理解。48

　　所以，我們倒要反過來問：既然我們并不理解現(xiàn)代量子力學，我們?yōu)槭裁匆�接受它呢？一位物理學家，B.格林，回答說：第一，量子力學在數(shù)學上是和諧的。第二，它做出的許多預言都得到了科學史上最精確最成功的證實。49我們接受一個物理學理論的理由，和我們接受一個哲學理論的理由是根本不同的。

　　“我不杜撰假說”

　　牛頓有一句名言：“我不杜撰假說”。50這句話引發(fā)了研究者廣泛而持久的討論，51因為，如研究者早已指明，牛頓本人像所有科學家一樣提出假說。

　　如上所言，“假說”有多種相互糾纏的含義。我們說牛頓本人也經(jīng)常提出假說，指的是現(xiàn)在流行意義上的假說，――假說是需要加以驗證的模式或理論。在這個意義上，牛頓當然提出假說。但牛頓說到假說，意思不同。牛頓認為：科學研究應當從現(xiàn)象中歸納出某種法則，然后再嘗試把這些法則應用到更廣泛的現(xiàn)象中去，在這個過程中檢驗這些法則是否正確。一開始對法則的嘗試性表述，雖然尚未得到充分檢驗，但它并非假說，因為它本來就是從相當廣泛的現(xiàn)象中歸納出來的。與此相對，杜撰假說是把單純由邏輯構(gòu)造或心智構(gòu)造而成的東西當成某種實在的東西，賦予它們以實在。52如果爭論的一方只是從邏輯的可能性出發(fā)來否定通過歸納整理出來的法則，聲稱“還有另外一種可能”，那就是依賴于假說了。依賴于假說的爭論將永無止境，因為總會有別種可能的。53簡言之，在牛頓那里，假說大體上指的是原則上無法通過數(shù)學方法和實驗數(shù)據(jù)加以證明的理論。

　　現(xiàn)在通常所稱的假說，當然不僅僅是邏輯上可能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且是材料最鮮明地指示的。上面說到，門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做出了重要的預言，預言了三種未知元素的存在。但周期表本身是從62種已知元素中總結(jié)出來的。也就是說，現(xiàn)在所稱的假說-驗證方法差不多就是牛頓所推薦的工作方法，標準的科學工作方法，和牛頓所反對的假說幾乎正好相反。牛頓所稱的假說，大致相當于我們所說的形而上學思辨。就此而言，“我不杜撰假說”實際上是近代科學向形而上學發(fā)起根本挑戰(zhàn)的宣言。

　　到19世紀末，假說大量增加。這無非是說明，科學在觀念上戰(zhàn)勝了自然哲學，科學家再不會屈從于提供形而上學根據(jù)的要求，都自覺采用歸納-假說-驗證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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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亞里士多德，《論天》，280b-281b。

　　2 林德伯格，《西方科學的起源》，王珺等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1，289頁。

　　3 亞里士多德，《物理學》，張竹明譯，商務印書館，1982，譯者前言，第9頁。

　　4 例見勞丹〔Larry Laudan〕，《科學與價值》，殷正坤、張麗萍譯，樊長榮校，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其中特別有關(guān)的部分被選入洛斯巴特〔Daniel Rothbart〕編，《科學哲學經(jīng)典選讀》，Dissecting the Holist Picture of Scientific Change，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5 庫恩的科學革命說大概是在外行中最有影響的科學哲學論斷了。其實，類似的論斷在科學哲學論著中早已屢見不鮮。庫恩把這個論斷提得特別鮮明，論證特別系統(tǒng)。要說服外行，簡單明了是至關(guān)重要的。在我看來，庫恩的范式理論有兩個根本的疑點。一是把亞里士多德到牛頓的轉(zhuǎn)變與從牛頓到愛因斯坦的轉(zhuǎn)變類比，仿佛都是純科學內(nèi)部的范式轉(zhuǎn)變。二是低估了科學內(nèi)部范式轉(zhuǎn)變后技術(shù)工作方法的延續(xù)。不過，《科學結(jié)構(gòu)的革命》遠不止于提供一個干巴巴的理論，庫恩的論述充滿豐富的洞見。培根曾議論說，一流的著作不能只讀摘要。好的哲學寫作不是一些公式，文本像詩一樣包含著豐滿的內(nèi)容，有多方面的指向的可能性。而且，庫恩后來對《科學革命的結(jié)構(gòu)》一書的論斷作了大幅度的修正，提供了一個更加復雜的科學論，只不過他后來的觀點遠不如《科學革命的結(jié)構(gòu)》那樣路人皆知。

　　6 溫伯格，“索卡爾的惡作劇”，載于索卡爾等，《“索卡爾事件”與科學大戰(zhàn)》，蔡仲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110頁。

　　7 伊恩·斯圖爾特，《混沌之數(shù)學》，潘濤譯，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5頁。

　　8 夏平和謝弗〔Steven Shapin and Simon Schaffer〕，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79頁。

　　9 羅杰·牛頓，《何為科學真理》，武際可譯，上�？萍冀逃�出版社，2001，11頁。

　　10 科恩，《科學中的革命》，魯旭東、趙培杰、宋振山譯，商務印書館，1999，104頁。

　　11 這可以與牛頓、波義耳等人對待基督教的態(tài)度類比。他們堅持認為科學研究的首要目的在于證明上帝創(chuàng)造世界的信仰，然而，在他們堅持科學與宗教的和諧之際，他們是“把他們所理解的上帝硬行塞進了他們的科學宇宙”。參見韋斯特福爾〔Richard S. Westfall〕，Science and Religion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3，199頁。

　　12 沃爾夫，《十六、十七世紀科學、技術(shù)和哲學史》，周昌忠等譯，商務印書館，1995，704頁。

　　13 柯林伍德說，phyis從晚期希臘已經(jīng)隱約出現(xiàn)了“自然界”這一含義，但這始終是遠為次要的含義。科林伍德，《自然的觀念》，吳國盛、柯映紅譯，華夏出版社，1999，48頁。

　　14 亞里士多德，《物理學》，192b。

　　15 伽達默爾對黑格爾這一提法的闡釋參見：伽達默爾，Reason in the Age of Science, Trans. By Frederick G. Lawrence, the MIT Press, 1983，8-9頁。

　　16 羅賓·科林伍德，《自然的觀念》，吳國盛、柯映紅譯，華夏出版社，1999，49-50頁。

　　17 也許我們會說，在牛頓力學中，有一種根據(jù)其本性的運動，即慣性運動。然而，慣性運動在自然中絲毫沒有特殊的地位，只是作為計算運動的一種初始狀態(tài)。也因此，牛頓承認，我們無法以實在論的方式確定何者是慣性運動。

　　18 現(xiàn)在，我們傾向于把功能視作目的，但在亞里士多德的概念框架里，功能和telos有明確的區(qū)分。我們今后討論生物學和社會學科的區(qū)別時，這種區(qū)分將變得非常重要。

　　19 不過，自然科學和自然哲學一樣，有一層含義是與“超自然”相對的：其提供的解釋是依賴于事實的，而不訴諸神跡、奇跡等等。

　　20 迪昂，《物理學理論的目的和結(jié)構(gòu)》，李醒民譯，華夏出版社，1999，44-45頁。這里談到的差別常被稱作宇宙論-物理學vs.天文學。在古代，physika或曰物理學是和宇宙論同類的，是關(guān)于實在世界的哲學研究，而今天，物理學指的是實證研究�！仓劣趯嵶C研究是否涉及實在，則正是我們眼下正在討論的議題。〕讀者須注意這層區(qū)別。上文已經(jīng)表明，為突出這層區(qū)別，physika最好譯作自然哲學或自然論而不是物理學，以便把物理學這個名稱專用于科學革命以后的實證物理學，physics。不過，從文字來說，physics畢竟就是physika的現(xiàn)代寫法，且把它譯作物理學也已經(jīng)約定俗成。所以本書只在必需特別提請注意的時候把physics和physisist譯作自然哲學和自然哲學家。

　　21 轉(zhuǎn)引自迪昂，《物理學理論的目的和結(jié)構(gòu)》，李醒民譯，華夏出版社，1999，45頁。

　　22 迪昂，《物理學理論的目的和結(jié)構(gòu)》，李醒民譯，華夏出版社，1999，29頁。

　　23 迪昂，《物理學理論的目的和結(jié)構(gòu)》，李醒民譯，華夏出版社，1999，28頁。

　　24 阮元，《疇人傳》卷46，中華書局，1991，610頁。

　　25 伽利略，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5頁。

　　26 科學史家通常在這個意義上談論操作，和布里奇曼的操作主義〔operationalism〕不盡相同。

　　27 孔德，《實證哲學教程》，第一課，轉(zhuǎn)引自洪謙主編：《西方現(xiàn)代資產(chǎn)階級哲學論著選集》，轉(zhuǎn)引自，洪謙主編：《西方現(xiàn)代資產(chǎn)階級哲學論著選集》，商務印書館，1964，30頁。這是孔德的主導思想，反復表述，例見孔德，《論實證精神》，黃建華譯，商務印書館，1996，10頁。

　　28 柯瓦雷，《牛頓研究》，張卜天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150頁。

　　29 林德伯格，《西方科學的起源》，王珺等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1，268-9頁。

　　30 柯瓦雷，《牛頓研究》，張卜天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21頁。

　　31 羅杰·牛頓：“很難想象一個科學家懷疑真實的世界獨立于我們自己而存在�！� 見羅杰·牛頓，《何為科學真理》，武際可譯，上�？萍冀逃�出版社，2001，163頁。

　　32 迪昂，《物理學理論的目的和結(jié)構(gòu)》，李醒民譯，華夏出版社，1999，29-30頁。

　　33 究竟這個測試證實到何種程度是有爭議的，可參見柯林斯/平奇，《人人應知的科學》，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二章。

　　34 布斯〔David M.Buss〕，Evolutionary Psychology，Person Education, Inc. 2004，215-216頁。

　　35 羅杰·牛頓，《何為科學真理》，武際可譯，上�？萍冀逃�出版社，2001，53頁。

　　36 George Henrik von Wright，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1，8頁。

　　37 柯瓦雷，《牛頓研究》，張卜天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33頁。

　　38 柏拉圖，《理想國》，第六卷，511b-c。王曉朝的譯文是：“假設不是被當作絕對的起點，而是僅僅被用作假設，也就是說假設是基礎、立足點和跳板，以便能從這個暫時的起點一直上升到一個不是假設的地方，這個地方才是一切的起點，上升到這里并從中獲得第一原理以后，再回過頭來把握那些依賴這個原理的東西，下降到結(jié)論。”《柏拉圖全集》，王曉朝譯，人民出版社，2003，第二卷，509頁。

　　39 公理與公設（postulate）不同。公設相當于今天所說的假說，其真理性未經(jīng)證明而暫加認可。公理本質(zhì)上不可證明，而公設像假說一樣，不一定不可證明，它們只是未加證明就被假定了而已。在歐幾里德幾何學和笛卡爾幾何學中，公理和公設這兩種原理都被采用。

　　40 還有一種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公理。它無法在采用它的那門科學里得到證明，而是要在更高的科學中得到證明，例如“在幾何學中證明力學定理或光學定理，或在算術(shù)中證明聲學的定理”。它們不真正是公理，因為它們是可以得到證明的；
但在一門特定科學中，它們可以扮演公理的角色，因為可用來證明其他的命題而自身則不經(jīng)證明�？煞Q為次級意義上的公理。阿德勒〔Mortimer J.Adler〕主編，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Second Edition，1990，第一卷，582頁。

　　41 這一點說明了為什么哲學書我們可能一段讀不懂下一段又讀懂了。

　　42 例如，兩個較為清楚的論題之間需要某種連接。

　　43 我當然不是說，用易懂的語言寫的哲學都是好哲學。我最希望讀到的，是通俗的語言表達高深的思想，最不喜歡的，是用高深的語言表達淺俗的想法。

　　44 庫恩，《必要的張力》，范岱年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313頁。

　　45 參見Christopher Hitchcock and Elliott Sober, Prediction vs. Accomodation and the Risk of Overfitting，載于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s,vol.55, number 1, March 2004，12頁。我要加上說，對一個解釋性理論來說，簡單性和驗證沒有直接關(guān)系，簡單性是為了真切理解服務的。

　　46 麥克姆林〔McMullin〕，A Case for Scientific Realism, 載于雷普林編，Scientific Re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30頁。

　　47 如自然選擇理論。

　　48 不少物理學家對這一點了解得很清楚，至少比很多哲學家更清楚。例如我們這里所引的費曼和格林。

　　49 B.格林，《宇宙的琴弦》，李泳譯，湖南科學技術(shù)出版社，2004，88頁。

　　50 這句話的一個主要出處如下：“我始終未能從現(xiàn)象中找到引力的這些特征的原因，而且我不杜撰任何假說；
因為凡不是從現(xiàn)象中推演出的東西都應稱作假說；
而假說，無論是形而上學的還是物理學的，無論是具有隱秘的性質(zhì)還是力學性質(zhì)，在實驗哲學中都沒有地位。”伊薩克·牛頓，《自然哲學之數(shù)學原理/宇宙體系》，王克迪譯，武漢出版社，1992，553頁。

　　51 例見卡約里對《原理》一書的注釋第55條，載于中譯本683-688頁，又見柯瓦雷的《牛頓研究》，第二篇，第10頁、第28頁。

　　52 上面談到hypothesis和hypostasis的語詞聯(lián)系，就此而言，牛頓從〔虛構(gòu)〕實體來理解假說是有根據(jù)的。不過，也有人恰恰據(jù)此提出批評說，牛頓光學理論中的以太也是虛構(gòu)的實體，即他所批評的意義上的假說。

　　53 參見邁克爾·懷特，《牛頓傳》，陳可崗譯，中信出版社·遼寧教育出版社，2004，235頁、3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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