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鳴:高校大躍進的困局與危境
發(fā)布時間:2020-06-05 來源: 日記大全 點擊:
按說,現(xiàn)在的中國大學,至少從規(guī)模上,已經(jīng)達到歷史的頂峰,中國的在校大學生數(shù)量,已經(jīng)從1998年的340萬,達到2374余萬,過幾個月,相信還會有大幅度的增長。毛入學率,從1998年的9.8%陡然升為22%,平均每年增加20%,我們已經(jīng)擁有世界最多的大學生,而且是在8年內(nèi)創(chuàng)造的奇跡。同期的中國的GDP增長,平均不到10%,許多經(jīng)濟學家已經(jīng)在叫過熱,而飛速擴張的高等教育,已經(jīng)不能用過熱來形容,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高校大躍進。
凡是大躍進,必然蘊含著危機。1958年的在全民大躍進的同時,高教也跟著大躍進,那場躍進,就當時而言,危害也是相當大的,多招了一些工農(nóng)兵學員,學生出面編了一些垃圾教材,正規(guī)大學有幾個月不能正常上課,教學秩序遭到了很大的破壞,但是跟今天的大躍進相比,委實小巫見大巫,今天這場高校大躍進,雖然表面的繁榮還在維持,但已經(jīng)蘊含了一場波及廣泛,內(nèi)容深刻的危機,到爆發(fā)之時,整個社會都會為此巨大的代價,造成無可估量的社會震動。
高校的大躍進起于上世紀90年代后半。跟上世紀的大躍進不一樣,這是一場完全由行政力量拉動的躍進,教育部是躍進的發(fā)動機和火車頭。211和985工程的提出和施行,標志著高校大躍進的啟動。所謂211工程,即面向21世紀,重點建設100所左右的大學和一批重點學科。工程在“九五”計劃期間實行,在實行期間,1998年又推行了所謂的985工程,由于是在1998年5月提出的,所以叫985工程,這個工程在211的基礎上,選擇一部分大學,給予重點支持,到目前為止已經(jīng)有兩批,前后38所高校入選。211工程的資金183億,而985工程的資金僅第一期就達140億。211和985工程,實際上就是用資金的高投入,在短時間內(nèi)催生一批世界一流的大學,事實上就是大躍進。211和985啟動后,地方上隨即跟進,那些不能入選的高校,在地方財政的支持下,自籌資金,投入躍進高潮。與此同時,高校的合并也達到高峰,為了做大做強,各地高校開始盲目并校,有些地方,比如長春和杭州,幾乎把全城高校全部合并,只剩下一所超級大學。長春當?shù)孛耖g流傳一句話,當年吉大(吉林大學)在長春,今天長春在吉大。在合并浪潮中,一些地方的大專和中專學校,甚至非學歷教育學校也乘機搭車合并,升級為本科。在躍進期間,為了彌補規(guī)模擴張造成的資金短缺,大學的學費開始猛漲,從每年幾百元,漲到幾千元,而隨即到來的大規(guī)模擴招,使得學費收入相當可觀,在此基礎上,部分高校甚至開始大規(guī)模借貸,今天困擾人們的大學貸款債務問題,就是這期間形成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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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大躍進式的擴張,最大的惡果是加速了高校行政化和衙門化的過程。原來高校就有行政導向的問題,1952年院系調(diào)整,蘇式高等教育體系的推行,高校已經(jīng)成為國家行政事業(yè)單位,行政化不言而喻,但是,改革開放以來,高校體系開始從蘇式的專才培養(yǎng)向國際通行的通才教育轉(zhuǎn)化,在這個過程中,行政化的趨向大為緩解,教育部資源有限,對高校的控制很弱,高校里的行政化的問題,主要體現(xiàn)為機關干部和教師之間的矛盾,而在多數(shù)高校,機關干部并不占優(yōu)勢。做機關干部的,往往更樂于轉(zhuǎn)成教師。而且,高校里的行政干部,逐漸被有學歷有職稱的人取代,學校還鼓勵教師雙肩挑,由具有教師崗位的人,出面擔當學校的行政部門負責人。
但是,由于211和985工程的啟動,教育部掌握了熟百億資金的分配權,而且工程本身就要去有一系列行政操控措施,使得教育部加強行政控制順理成章。教育部直屬的重點高校,為了爭取部里掌握的資源,競相討好教育部。在這個過程中,教育部對直屬高校的控制力逐漸增強,不僅通過各種名目的評審,將高校牢牢捆在自己的戰(zhàn)車上,而且掌握了高校的部分高級干部的人事權。教育部為了滿足高校負責人的級別欲,借著建設所謂世界一流大學的熱潮,推動部分頂尖高校行政級別升級,將12所大學升為副部級(現(xiàn)在副部級大學據(jù)說已達29所),實際上等于教育部為自己的司局級干部,找了幾十個副部級崗位,這些年來,直接從教育部空降下來的重點大學校長、副校長,越來越多。
在行政化的過程中,評審是最有效的工具和最大的繩索,從剛剛在兩會上炒得很熱的本科評估上人們可以知道,這種來自教育行政當局的評估意味著什么,評估不合格,等于喪生辦學資格,對于一般高校而言,屬于生死存亡的問題,所以,才有會那么大規(guī)模的造假,隆重的接待和群眾運動式的迎接。類似的評審,還有碩士點,博士點,一級學科,重點學科,重點學科研究基地,這些五花八門,外國人不懂,中國人外行也不懂的名堂,都是要教育行政部門主導的,通過了,意味學校的檔次上去了,通不過,就意味學校不夠檔次。而且,評上了不能一勞永逸,還需經(jīng)過定期的檢查評比,不合格就拿下,換上別個。
由于部屬頂尖大學的示范效應,更由于各種評審的拉動作用,行政化浪潮很快就席卷了全國所有高校。差的地方院校追求升級,中專升大專,大專升本科,本科則追求上碩士點和博士點,同時,大學開始推行三級架構,即大學下屬學院,學院下屬系,將原來的系合并、或者不合并升為學院,原來的教研室升格為系,所有的人,行政級別不動,但名義上都升了一級。
同時,由于高校大躍進中各種名目的資金流向高校,學校和學院兩級實體單位,有了更多可供支配的資金,因此,權力大增,985高校,一個不大的學院,院長手里可以支配的資金能達到上千萬,資金分配基本上由長官說了算,學院里的教師,如果想要分一杯羹,只能討他的好,因此,學院領導對學院教師的支配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跟當年基本上沒有多少資源的系主任,不可同日而語。同樣,學校的校長,連同學校行政部門的負責人,也因此權力而陡然增加,這就是為什么大學教授紛紛爭當處長副處長的原因。教育部和國務院相應的學術評審機構,則成為各個高校競相爭奪的對象,如果能在國務院學科評議組占個位置,說明這個學!皩嵙Α焙艽螅诟鞣N評審中,有很大的發(fā)言權。凡是進了這些機構的教授,在各自的學校都當然是級別最高的教授,說話極有分量。
有錢在手的權力,含金量足,威力巨大,雖然學校里的各種“長”,原本都是教授,但是加了長的教授,官架子擺起來,一樣嚇人。一個小小的學院,居然開起來會上要設主席臺,臺上按照官階大小排座次,第一首長先說,第二首長次說,無論這種是行政性質(zhì)的,還是學術性質(zhì)的,在這個意義上,學校已經(jīng)成了衙門。
不僅如此,在整個的官方學術體系中,只認官,不認學,某個學科的評審,上面只找那些在某幾個頂尖高校當院長的人,似乎誰做了院長,誰就是學科的當然帶頭人。這樣一來,學科的評審,就掌握在幾個學官手里,哪個學校想要上什么“點”,評什么獎,評一級學科,重點學科,拿多少課題,都得看這些人的臉色。這些人,自然形成一個聯(lián)盟,相互交換好處,互相推薦自己人,拿獎,拿課題,互惠互利。甚至,他們還定期聚會,聯(lián)絡感情,毫無忌諱。
二
由各種評審指揮棒驅(qū)使的行政化、衙門化的大學,一個直接的結果是敗壞了學風,使各種形式的學術腐敗,肆無忌憚地浮出水面。嚴格地說,中國的大學并沒有我們所謂的大學精神,對于大學的求真求實,自由探索,社會擔當?shù)葒H通行的品格,實際上即使在高校大躍進之前,大學中人也沒有共識,但是,至少那時還作為精英教育的大學,多少還存在一些普遍的道義感,對社會也有某種責任感。然而大躍進無情地破壞了這一切。
各種評審的指標體系,主要是以科研為導向的,比如核心期刊論文數(shù)量,國際SCI論文數(shù)量,國家級課題數(shù)量,省部級課題數(shù)量,課題經(jīng)費總量等等,關于教學培養(yǎng)方面,最有分量的指標是所謂的博士論文百優(yōu)數(shù)量(即每個學科每年評一百個國家級優(yōu)秀論文),實際上也是科研指標。在教育行政部門看來,爭世界一流大學,主要是看科研成果,所以指標體系,以科研為主?墒,中國高校的這種指標體系,只要SCI還勉強有點國際性,而且也并非國際通行的衡量體系,其他的指標,實際上只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自娛自樂。
中國所謂的學術核心期刊,其學術品質(zhì),原本就需要測定,但是,在各個高校發(fā)瘋追求論文數(shù)量的情況下,南京大學帶頭發(fā)明了硬性規(guī)定研究生發(fā)表核心期刊論文作為畢業(yè)前提條件的方法,用“土法煉鋼”的方式,人為拉高學校的論文發(fā)表數(shù)量,各個學校紛紛跟進,使這種本質(zhì)上違法的行為,成為高校的新慣例。研究生做不出論文,就買,不僅買論文,而且買版面,各個學術期刊,因此出賣版面,蔚成風氣,進一步敗壞了學術期刊的質(zhì)量,F(xiàn)在的狀況是,跟中國有全世界最多的大學生相匹配,中國也有世界上最大的論文發(fā)表量,但科研競爭力卻呈逐年下降的趨勢。
核心期刊和論文發(fā)表如此,所謂的課題也如此,由于國家和省部級課題的選題方向,就是由幾個頂極高校的學官確定的,因此,其學術性很成問題。至少就我所了解的政治和歷史方面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導向,就沒有多少學術性,倒更像是宣傳。而且課題的獲得,跟學官的位置,調(diào)動資源的多少有關,往往官越大,課題就越多,當然也就越?jīng)]有時間做(這是假定他們都有學問的前提下),只能讓學生做,因此研究生們就成了導師的打工仔,廉價勞動力,這樣的課題,能有什么質(zhì)量,可想而知。中國國家級的課題質(zhì)量差,已經(jīng)不是秘密了,90%以上的課題,毫無用處。
這樣一種基本上屬于自娛自樂的評價指標體系,卻使得所有的大學為之競折腰,前面講過逼研究生“土法煉鋼”的增產(chǎn)方式,實際上,學校的教師,在定期的考評面前,也必須拿出東西來湊數(shù),否則就會下崗。當然,如果產(chǎn)量高,也有獎勵,尤其是在所謂A級B級刊物上發(fā)文章,獎金甚為可觀(這個類別,居然有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這樣一來,所有的教師,都必須圍著考核指標轉(zhuǎn),以增產(chǎn)為第一需要。大家都在忙于爭課題,跑項目,出文章,一本又一本的學術著作問世,形成了科研論著出版高峰和讀者閱讀量下降共存的奇特景觀。
在這種科研成果的增產(chǎn)競賽中,學風極其浮躁。從老師到學生,大家只想著早出、快出、多出成果,大量粗制濫造的所謂成果因之大量問世,簡單重復,低水平重復,甚至充斥大量的常識性錯誤。同時,抄襲,做假,侵占他人(主要是學生)成果等學術偷竊和腐敗行為流行,有些學校,越是所謂的大腕學者,越可能犯這種在國際上看來是學者致命傷的錯誤,因為附他名下的東西太多。由于對考評體系的特別在意,這些大腕的類似錯誤,往往得不到處理,因為如果一旦處理,不僅自暴家丑,而且可能喪生附生在大腕身上的評審資格,就算一個頂極高校,也不能無視這種損失。因為現(xiàn)階段中國大學的地位考評,一是看學術權力(占有評審成員的數(shù)量和等級),二是看學術數(shù)量,而前者更為重要。
在國際上,教授學者,聲譽是高于生命的,一旦一個教授學者的聲譽有了問題,他的職業(yè)生涯就完結了,意味著他的余生,只能靠從事低級勞動為活。然而在中國,對于教授學者而言,權位和金錢是第一位的,聲譽出現(xiàn)問題,哪怕是特別明顯的問題,只要你能動用各種關系,將之擺平就行,丟人不要緊,但不能丟位置。至于對真理探索的欲望,人的良知,社會的擔當,對學生的責任心,已經(jīng)在相當多地位很高的教授那里找不到絲毫的痕跡了。
教授如此,學生就不用說了,高校大躍進這八年,是學生考試抄襲最嚴重的八年,也是學生論文質(zhì)量最差的八年,網(wǎng)絡普及之后,網(wǎng)絡成了相當數(shù)量的學生各種論文的發(fā)祥地,連幫導師做的課題,也從里面搬,也是為什么會有那么多大牌教授犯抄襲錯誤的原因。大學這些年,最大的問題是在教學生做人方面的失敗,在老師的榜樣面前,有的學生甚至喪失了起碼的責任心,起碼的道義感。從某種意義上說,現(xiàn)在大學奉行的是奴才式的管理,干部管老師務必使之奴才話,要的就是聽話,而這種奴才管理,轉(zhuǎn)化到學生那里,則變成奴才教育和管理的雙管齊下,結果是桀驁者變成了憤青,溫順者變成了下一代的奴才。國家和社會對大學培養(yǎng)獨立人格,創(chuàng)造性人才的期望,在現(xiàn)實中已經(jīng)南轅北轍。
三
高校大躍進,最大的危害,是給社會和國家制造巨大潛在的社會危機。大學的擴招和學費的翻倍增加,固然有政府拉動消費的初衷,但是從根本上,還是大躍進的需要。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公司化趨向日益嚴重,本身很像政府的大學,自然也不能例外。大躍進如果本身不能給大學帶來現(xiàn)實的利益,僅憑教育行政部門的行政力量的推動,是難以奏效的。大躍進的好處不僅來自上面的撥款,(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且還有下面的創(chuàng)收,在學校規(guī)模一定的情況下,招的學生越多,收益就越大。正因為如此,大躍進前一個只招3000人的學校,躍進之后,居然可以招到30000人。而且,各個高校還非常熱衷于研究生的收費改革,將研究生的收費面,擴至最大。
大學收費激增最大的,其實并不僅僅在于讓某些農(nóng)村的貧寒子弟上不起學,或者逼死了多少家長,而在于大多數(shù)普通百姓傾家蕩產(chǎn),債臺高筑供子弟上完大學之后,居然找不到工作。近年以來,大學生的就業(yè)問題,已經(jīng)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連清華、北大、人大這樣的大學,也出現(xiàn)了較大幅度的畢業(yè)生就業(yè)問題。具體統(tǒng)計各種研究有很多,但就我視線所及,我所服務的大學,有的專業(yè),今年的本科應屆畢業(yè)生到現(xiàn)在為止,一個簽約的都沒有,有的專業(yè),即使找到了工作,也大多是靠父母的關系。同時,大家忽視一個現(xiàn)象是,現(xiàn)在大學的現(xiàn)狀,越是農(nóng)村的孩子,越上不了好大學,越是檔次低的大學,收費反而越高(包括隱形的),但是就業(yè)前景,卻異乎尋常地差,而這些地方,恰是農(nóng)村和城市貧困居民孩子的去處。這就意味著,恰是那些砸鍋賣鐵供養(yǎng)大學生的家庭,最后的回報很可能是零,血本無歸。
對此,教育部的辯解是,即使不上大學,這些人仍然可能失業(yè)。當然,此話有理,不過,不上大學,不付出如此大的血本失業(yè),跟上了大學,付出巨大成本之后的失業(yè),對于學生和對孩子寄予巨大希望的家庭來說,是根本不同的,在后者,他們對社會的挫折感會陡然增加不知多少倍。一個沒有上大學的農(nóng)村孩子,會比較坦然地選擇進城找一份出力氣的工作,但是大學畢業(yè)之后,能夠做這樣坦然選擇的人,將不會很多,大學教育,已經(jīng)剝奪了他們做一個簡單勞動者心理承受力。
教育部的另一個解釋,是說現(xiàn)在的大學已經(jīng)成為普通教育,所以,大學生畢業(yè)就是應做一個普通勞動者。而且有不斷有消息傳來,說是大學生做了搓澡工,當了棒棒(搬運工),回家賣糖葫蘆等等,當然,我們不能說大學生不能做這些簡單勞動的工作,但是,如果大學生,包括一部分研究生畢業(yè)從事的工作基本上跟民工沒有什么區(qū)別,那么中國的大學還能辦下去嗎?現(xiàn)在中國的城鄉(xiāng)已經(jīng)在流行新的讀書無用論,很多孩子甚至連中學都不愿意上了,真不知道,按教育部現(xiàn)在的說法,如何應對這股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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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另一個方面說,現(xiàn)在的大學生就業(yè),跟大學教學培養(yǎng)的現(xiàn)狀也有著密切的關系。從前,外國人很看不起中國的大學,認為我們沒有大學的理念,充其量不過是職業(yè)技術學校。但是,那時的大學,即使作為職業(yè)技術學校,也存在著知識老化、陳舊,跟社會和生產(chǎn)脫節(jié)的問題。但是由于改革之初,國家和社會知識人奇缺,而且國家對文憑高度重視,大學生就業(yè),用不著接受社會的檢驗,這些問題在某種程度上被遮避了。開放近三十年,在跟西方的交往中,中國的大學在方法、理論諸方面引進了很多東西,知識體系單一化的狀況有所改善,但是,在學生素質(zhì)培養(yǎng)方面,進步有限,而且教學尤其是本科教學,嚴重缺乏就業(yè)意識,原本還存在的實習環(huán)節(jié),因為經(jīng)費的問題,無論理工農(nóng)醫(yī)文,全部被削弱,很多學校甚至成為一種形式。教學,尤其是本科教學,對于大學的評價體系上的競爭,對于大學能否上檔次,對教師的職稱晉升,課題的取得,沒有多少實質(zhì)性的關系,從學校到教師,自然就不重視。教育部雖然三令五申,強調(diào)大牌教授上本科的課,但是又落實了多少呢?教師上課糊弄,讓自己的研究生代課,已經(jīng)不是個別現(xiàn)象了。現(xiàn)在正在進行的教育部主持的本科評估,看起來好像是在重視本科教學,但檢查的項目,卻落實在大綱之有無,教案是否完備,教學檢查有無進行,考試是否分了期中和期末,平時有無作業(yè),考試有無標準答案等上面,這些形式和程式化的東西,即便是全部做的中規(guī)中矩,是否就意味著大學教學做好了,我想不是。1930至40年代的中國大學,越是有水平的教授,講課越不規(guī)矩,講文學史的,一個學期只講了一個莊子天下篇的也有,很多人甚至拒絕留作業(yè),拒絕判卷,但是那時代的幾十所頂尖大學,卻是國際公認的中國最好的大學。
更何況,就連這樣的檢查評估,也往往流于形式,由于評估有事先的通報,給被評估者留好了充分的準備時間,結果各個學校普遍造假,甚至發(fā)動師生假期不休息,將所有的記錄修改重做一遍,屆時評估的時候,評估專家只要被伺候好了,自然心領神會,不會煞風景。這樣的評估,我懷疑不過是教育行政部門將大學不斷地束縛自己戰(zhàn)車上的一種手段,跟本科教學沒有多少關系。
??
?? 大躍進之中的大學,是個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所在,有了點洋理論,但無法教學生做學問,上課糊弄,教不會學生怎樣做事。擴招等于注水參假,教學實習各個環(huán)節(jié)都偷工減料,即使在職業(yè)教育方面,比躍進前還要差。
這樣的大學教學培養(yǎng),既不能教會學生做人,也不能培養(yǎng)學生的動手能力,做事的基本素質(zhì),見過太多這樣的學生,四年學下來,什么都不知道,只學會了上網(wǎng),K歌,談戀愛。最嚴重的問題是,畢業(yè)生嚴重缺乏責任心,這是令用人單位普遍頭痛的問題。事實上,一方面,大學生找不到工作,一方面,用人單位,尤其是那些民營企業(yè)和外企,又往往找不到合適的人。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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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高等教育,已經(jīng)成為民生三大難題之一。高校大躍進引發(fā)的危機,并不局限在教育領域,已經(jīng)隱含著整個社會的危機,不僅影響到國家的科技文化進步,國家的競爭力,影響到國家產(chǎn)業(yè)的轉(zhuǎn)型,而且隱含了社會的動蕩,隨著就業(yè)的困局擴大,大學畢業(yè)生失業(yè)比例增加,現(xiàn)在據(jù)說已達70%,每年拋到社會上的幾百萬的失業(yè)學生,對社會意味著什么,不用說大家都明白。
高校大躍進,本質(zhì)上是一種在不改革體制的條件下,靠注入大量資金,在短時間內(nèi)使大學上檔次,甚至打造幾個世界一流大學的設計以及這種設計的實施。用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的話來說,就是相當于給沒有改制的國企,注入大量資金,以期實現(xiàn)經(jīng)濟奇跡。當然,只要錢足夠多,奇跡倒也不是完全不能發(fā)生,可惜只能是形式上的奇跡,既沒效率,更談不上品質(zhì),甚至會敗壞已有的品質(zhì),就像1958年大躍進大煉鋼鐵一樣,鋼是煉出來了,都是廢品,至今已堆一堆的,在河南田野上還能看見。果然,現(xiàn)在的大學,只有規(guī)模的擴張,樓堂館所的興建,而實質(zhì)品質(zhì)的提升根本沒有,甚至還在下降。原有的行政導向,在資金的扶助下,如虎添翼,形成了壟斷權力和壟斷公司畸形結合的怪胎,這個怪胎,將原體制的弊病統(tǒng)統(tǒng)發(fā)揮到了極致。
從某種意義上講,現(xiàn)在的高校大躍進,具有某些洋躍進的味道。因為這個躍進,號稱是在學美國。因為美國的大學是普通教育,我們也得是普通教育,不能再是精英教育。但是人們似乎忘了美國的大學教育,從精英教育到普通教育,花了多少年,目前的國力和教育水平跟我們相比是如何,而我們卻在僅僅八年時間,就完成了美國化,F(xiàn)在中國有種很奇怪的現(xiàn)象,一方面,拼命排斥美國化,但是另一方面,很多改革都以美國為尺度,無論多么荒謬的事情,只要說一句,美國也是這樣的,就萬事大吉。
其實,在這種美國化的洋躍進背后,是國家的好大喜功和部門利益沖動的奇妙結合。國家雖然得到了一點虛榮,學生數(shù)量第一,論文數(shù)量第一,也在短時間內(nèi)拉動了一點內(nèi)需,但真正撈到好處的,卻是教育行政部門。雖說眼下是個部門利益擴張的年代,但是沒有任何一個部門,能夠如此大規(guī)模肆無忌憚地擴張自己的勢力范圍,而不受到遏制,讓自己勢力范圍的所有單位,都乖乖地聽命,也沒有任何一個中央的部委,可以掌握幾十個副部級的職位,以至于教育部的每一個司長,都有擔任實職的副部級首長的機會。大躍進一旦既成事實,國家似乎只能隨之起舞,直至水枯魚爛為止,即使到了這個地步,爛攤子不管多爛,也只能由國家出面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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