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了“加強公民意識教育，樹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理念�！卑压�民教育提到這樣的高度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但是，由于中國歷史上長期實行君主專制通知，人民大眾長期缺乏公民權利，甚至不知公民為何物（而西方國家的公民社會傳統(tǒng)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羅馬時期），“文革”時期更是肆意踐踏人的公民權利，片面鼓吹階級斗爭，使得我們今天的公民社會建設嚴重缺乏傳統(tǒng)資源，公民意識教育任重道遠。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這樣界定“公民”：“公民，是指具有一個國家的國籍，根據(jù)該國的法律規(guī)范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自然人�！薄吨腥A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3條中規(guī)定：“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guī)定的權利，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guī)定的義務�！�

　　我以為，這個界定是建設公民道德、進行公民教育的必要前提，而沒有能夠在公民教育的理念和實施過程中切實貫徹和落實這個前提，是我國公民教育至今仍然不能深入人心、沒有取得預期效果的根本原因。

　　首先，導致我國公民素質不高、公民意識淡薄的原因雖然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條是缺乏民主傳統(tǒng)，長期把人民當作沒有主體之權利、只有服從之義務的臣民。而不落實公民權利，公民義務和公民責任只能是一句空話。公民權利和公民責任（或公民義務）是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的，權利是基礎。公民之所以要履行自己的義務（比如納稅、服兵役、遵守各種法律法規(guī)），前提是自己是一個權利主體，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很難想象一個人會發(fā)自肺腑地熱愛一個自己不能當家作主的國家，或真心擁護一個不是他自己選舉的政府，遵守一個不尊重他的正當權利的法律法規(guī)。比如，我們不能要求一個外國人履行服兵役義務，因為他根本不是中國公民，不享受中國法律保護的公民權利。一個人如果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公民權利，或者雖然知道自己的公民權利，卻無法實施，從而流于一紙空文，結果必然是，要么在自己的正當權利遭到了踐踏時候也渾然不知道，要么對自己的公民義務和公民責任持一種消極應付的態(tài)度，能逃則逃，能躲則躲。公民權利和公民責任是對稱的，沒有一個人會由于法制不健全，我國歷史上初期缺乏公民權利觀念，同時又對人施加了許多義務和責任，特別是在“文革”時期，我們曾經(jīng)片面強調人的義務，用虛假的“公共”利益剝奪和踐踏公民權利和私人利益，現(xiàn)實的原因是我們的公民教育很落后，不健全。所以十七大的報告強調“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jiān)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jiān)督權�！笔欠浅Ｃ髦�，非常及時的。但是也應該仇人這只是一個開始，在很多過于公民教育的文章甚至官方文件中，仍然很少提及公民權利而片面強調公民責任和公民義務，這很容易導致人們的反感：總是要求我們作這個作那個，卻閉口不談我有哪些不可剝奪的權利。這樣的義務觀念很容易成為口頭禪，成為官樣文章而難以真正落實。

　　其次，公民是一種法律身份，而法律具有普遍性（所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不應該與特定的政黨意識形態(tài)或宗教信仰糾纏在一起。這一點決定了公民道德教育和政黨意識形態(tài)教育的區(qū)別。公民道德教育不應該要求公民遵循特定的黨派意識形態(tài)，它是一種超越于特定意識形態(tài)之上的普世價值。我們必須把公民教育和黨員的思想教育區(qū)別開來，黨員的思想教育應該而且必須體現(xiàn)黨的意識形態(tài)要求，比如共產黨員就必須信仰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但是把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寫入公民教育，甚至當作公民教育的指導思想就不很妥當。

　　第三，作為法律身份，公民身份和黨派身份、職業(yè)身份、種族身份、性別身份等等特殊取向的身份界定無關，它是一種更加普遍的身份認定。這決定了具有公民這種法律身份的人，數(shù)量必然非常龐大。而作為面向所有公民的道德要求，公民道德必然是普遍取向的、低調務實的、可以推廣的基本道德或底線道德，而不可能是理想化的、個人化的、不可能推廣或不應該推廣的高端道德。比如“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yè)奉獻”應該是民的基本道德規(guī)范，但是“無私奉獻”“大公無私”“淡泊名利”等等就不應該是對一個公民的道德要求，因為一個人只要合理合法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就沒有違背公民道德，我們不應該像要求黨員那樣要求公民，也不應該要求公民具備帶有宗教色彩的高調道德。公民道德是基本道德，要淡化其意識形態(tài)色彩和高調理想主義色彩，杜絕假大空的理想主義。公民道德屬于基本的社會公德而不是個體價值信奉，前者是公民行為的基本準則而不是個體的“終極目標”和私人理想。終極的東西是屬于個人的，是個體性的而不是普遍性的，它存在于個體精神世界的最深處，是不可或不必推廣或與他人共享的。它的作用不在于把全人類的精神世界統(tǒng)于一，而是在于為個體的靈魂提供一個寄托一個家園。每個人的家園都可以不同，不必強求一律也不可強求一律；
否則就是對個體自由的侵犯、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行為；
而社會的公共道德則是普遍性的，是作為一個合格公民的基本條件。每個人的個體精神信仰可以千差萬別，但他作為公民，又必須受到基本的價值規(guī)范與倫理法則的制約，這種價值規(guī)范與倫理法則是具有普遍性的、是可推廣的；
但正因為這樣，它又必然低調的，是最低限度的人類共識，它完全可以通過個體與個體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平等對話而達成。至于終極的、超越的精神家園，還是留給每一個人自己去建構去營造吧，它倒不妨是一元的絕對的排他的甚至是專制的，只要它沒有世界統(tǒng)一于我、人類統(tǒng)一于我的擴張欲霸權欲就行。即使它終極得不能再終極、超越得不能再超越、中心得不能再中心、絕對得不能再絕對，只要它限于個體精神信仰的領域，就不會成為剝奪他人自由的文化專制主義。

　　公民的道德理想要具有普世性，不能突出意識形態(tài)內容（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不要把它等同于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不應該一味強調奉獻（我應該奉獻什么）而不講權利（我有權利得到什么），現(xiàn)在公民教育的提法已經(jīng)不罕見，但是大家表現(xiàn)得并不十分積極是因為官方的很多文件仍然把公民教育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混同在一起。對公民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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