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尹保云的《民眾主義政策的另一面》借拉美民眾主義談中國。這個指向，一開始就由《改革XX》刊登該文時的“編者按”明確了：“文章說，最近幾年，國內(nèi)解決貧富差距和建設福利保障制度的呼聲很高，一些反對改革開放的人更是利用網(wǎng)絡媒體惡搞，夸大醫(yī)療、教育、國企等領域在改革過程中出現(xiàn)的問題，乃至全盤否定改革開放的成就，不遺余力地呼吁民眾主義政策”。

　　中國需要正視的問題很多�？墒峭高^這段話，發(fā)現(xiàn)尹教授并未直面種種早已不容忽視的問題，卻一方面以“夸大醫(yī)療、教育、國企……問題”“全盤否定改革開放”之說否認了人們正普遍經(jīng)歷的醫(yī)療、教育、國資流失、國企壟斷之痛；
另一方面指責無名氏“不遺余力呼吁民眾主義”，把人們的視線從亟待解決的問題轉移向所謂“民眾主義”。

　　民眾主義政策，用尹教授的話來說，是“搞雪中送炭，集中精力扶植下層民眾和弱勢群體，推行各種恩賜政策”。在尹教授看來，政府“恩賜”下層民眾，將陷阱密布，充滿風險。他說的陷阱和風險，一是制造矛盾和不穩(wěn)定，二是扭曲政府功能和阻礙社會發(fā)展。何謂“制造矛盾和不穩(wěn)定”？尹教授一氣列出：鼓勵懶惰和各種不道德行為、受助者欲望膨脹對政府反恩為仇的道德風險；
刺激矛盾的風險；
導致社會兩極分裂的風險。何謂“扭曲政府功能和阻礙社會發(fā)展”？是走向“大政府”，使擺闊、浪費、貪污、腐敗不可避免。

　　據(jù)說，戰(zhàn)后的拉美承受了民眾主義的駭人后果，字里行間，讓人覺著民眾主義使得拉美的狀況很不堪。然而第一，拉美有幾十個國家和地區(qū)，它們的發(fā)展道路不盡相同，并不存在一個政治、經(jīng)濟同質化的拉美。第二，民眾主義只是影響拉美部分國家的多種復雜因素中的一種，而民眾主義，也是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俱有，并非只制造麻煩、只產(chǎn)生消極后果，受其影響的那些國家，情況遠非文章渲染的那么糟糕。所以，用籠統(tǒng)且不嚴謹?shù)摹袄�美說”來評民眾主義政策，是缺乏說服力的。而文章表達的政府觀以及渲染所謂民眾主義政策之陷阱和風險時的時空錯位和指鹿為馬，則令人詫異。

　　一．扭曲政府與民眾的關系，胡亂嫁接所謂風險例證

　　作為一個基本的政治學常識，政府存在的理由在于給全體國民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產(chǎn)品，它跟國民的關系是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由于權力的擴張本性，要確保政府跟國民的關系不發(fā)生倒置，政府權力必須受到制約，而制約不論來自體制性安排還是來自社會，歸根結底，人民才是制約政府權力的主體。誠然，現(xiàn)代國家的這種政府與國民之間的應然關系在我國尚未成為現(xiàn)實，可是起碼觀念上不能繼續(xù)懵懂下去。但“恩賜政策”一說顛覆了民眾與政府的正常關系，也顛覆了相應的基本常識。它意味著，靠國民納稅（無論明稅或隱性稅）在支撐的政府成了施恩的一方，而且不僅是施恩者，后面還將看到，尹教授把政府比附成了民之父母、一家之長。在“家天下”早已成歷史陳跡的21世紀，這很可悲。

　　而被當成民眾主義政策特征的“雪中送炭”或曰“扶植下層民眾和弱勢群體”，原本是現(xiàn)時代任何一個政府哪怕僅僅基于政權穩(wěn)定的功利性考量也得履行的公共職能。當尹教授把這一政府不可回避的基本職能歸到民眾主義政策麾下，那么這世界上恐怕除了很少的例外，沒有哪個國家或地區(qū)的政策逃得掉一頂“民眾主義”帽子。有意思的是，我國恰恰在少數(shù)例外之內(nèi)。不過，還是來看尹教授展示的“民眾主義政策”的陷阱和風險吧。

　　關于制造矛盾和不穩(wěn)定，尹教授說：“隨意給那些具有自救自強能力者以經(jīng)濟恩惠的民眾主義政策卻包含多種風險：

　　“道德風險。民眾主義的恩惠會鼓勵懶惰和不道德的行為……許多受援助者后來反恩為仇地對待政府。

　　“刺激矛盾的風險。如果一個家長總是把錢給他最窮的那個孩子，必然會引起其他孩子的不滿。如果這個孩子并不是家中最窮的一個，那問題就更糟糕了。中國目前存在的局長的女兒上大學領‘助學貸款’、開著豪華小汽車卻吃‘低保’等一些現(xiàn)象，都激起了一些社會不滿。

　　“導致社會兩極分化的風險。民粹主義者不停地為窮人和弱勢群體呼喊……如果一個政府整天地大喊‘窮人’‘弱者’‘下層民眾’，這無異于在喚醒社會對立�！�

　　尹教授預設了民眾主義政策的極端荒唐——它“隨意給有自強自救能力者以經(jīng)濟恩惠”。文章中列出的一連串風險自然就是“隨意給”的惡果。只是，這預設本身倒讓人覺著“隨意”得近乎信口開河，而在列舉種種風險時表達的觀念則令人難以釋然。

　　首先，“反恩為仇”的“道德風險”。這說法跟前不久“感恩門”中許多人對那些在“一對一”捐助中處境極其尷尬的貧困學子進行的道德指控和譴責如出一轍。但不論由地方工會和一些不良媒體制造的“感恩門”事件多么令人反感，民間捐助者作為感恩對象，是說得過去的�？墒前选岸鞒稹闭f移植到政府與（無論任何哪部分）民眾的關系上，政府這個公權機構就成了施恩者，成了民眾叩首感恩的對象�？v然主流媒體早就做足了這種文章，國家的任何紅白喜事、總是由普通人特別由下層民眾來承受的天災人禍，無不可以借助語詞轉換術變成要人民“感謝”的理由。該特色現(xiàn)象折射了我國政治關系的極端扭曲。大學教授就公共問題發(fā)言，有責任在這樣的問題上作解蔽和恢復常識的工作，但尹教授朝反方向使力，將施恩受恩當作了政府與民眾間不言而喻的關系，同時又把“反恩為仇”的“道德”污點涂抹在民眾身上。

　　接下來“制造矛盾的風險”繼續(xù)了施恩受恩思路，而且政府進一步升格成“家長”，國民被喻為“孩子”。這就在進一步扭曲基本政治關系的同時，也顛倒了國家財富的歸屬關系——既然政府“大家長”可以對國家財富隨意處置、根據(jù)好惡予與或予奪，這財富豈不就是它的？文章列舉的欺騙行徑，倒是不久前見諸報端的事實，如，局長女兒冒領助學貸款、開豪華轎車吃低保，可是用來證明所謂“總是把錢給最窮孩子”的民眾主義政策的惡果，卻牛唇不對馬嘴。這幾樁欺騙行徑暴露的是社會誠信的崩潰，尤其暴露出某些有權者或靠近權力者的貪婪和以權謀私——往好里說，起碼也是失察、失職，卻讓尹教授張冠李戴到了本來就缺位的社會福利政策頭上。我就納悶了，難道尹教授不知世事，真的認為我國總在窮人身上花錢？

　　“導致社會兩極分化風險”一說則甚為令人費解，“喚醒”一說尤其怪異。言下之意，兩極分化和社會對立本來是不存在的，或者即使存在也得掩飾住不要說出來，免得窮人和弱勢群體了解自己的真實處境而心生不滿。也許，隱瞞真相是可以造出一派和諧氣象�？擅�盾被掩蓋起來，也就堵塞了疏導途徑，結果只能是矛盾的積累和發(fā)酵。要論風險，這才最危險。

　　二．談政府功能扭曲卻剝離掉社會背景，談阻礙社會發(fā)展又倒判現(xiàn)實、指鹿為馬

　　對扭曲政府功能和阻礙社會發(fā)展，尹教授談了兩點。首先，“民眾主義的背后是政府萬能論的思想�！�…民眾主義的政府不斷地擴大權力，朝著包攬一切的‘大政府’的方向發(fā)展。這首先帶來官僚隊伍的膨脹�！�

　　“其次，民眾主義為了搞雪中送炭和超前福利制度，常常采取擴張主義的金融、財政與稅收政策。就政府自身而言，由于掌握大量資金而使得擺闊、浪費乃至貪污等現(xiàn)象不可避免�！�

　　那么，這兩點跟我國有何關系呢？

　　第一點觸及政府權力擴張的大問題。

　　政府權力不斷擴張絕非人民之福，民眾主義政策也的確存在政府包攬一切的過程中擴大權力的傾向。然而，權力的擴張卻并非一定跟民眾主義政策有關。剝離開我們自己的社會現(xiàn)實，談“不斷擴大權力，朝著包攬一切的‘大政府’方向發(fā)展”的危險，除了提供一個并非作者本意的絕妙反諷之外，毫無意義。當下中國，權力無限擴張而導致超大政府，是任何人也難以否認的事實。然而，我國政府擴權走的到底是從出生到墳墓都包攬起來的道路，還是控制一切謀生渠道、向一切環(huán)節(jié)收錢包括對個人從出生到墳墓步步辦證、收錢的道路？只要尊重事實，不難判斷。

　　政府權力擴張必然導致機構和官僚隊伍的膨脹。但正如我國權力擴張并非朝向包攬一切的方向，官僚機構和隊伍的迅速膨脹也并非尹教授列舉的阿根廷或韓國那樣，是為“增加就業(yè)”、為“解決人們的生計問題”而大量提供公務員崗位所造成的。我國自80年代就反復把“精簡機構”作為一個行政改革目標提上日程。然而官僚機構和人員越“減”越多，90年代中期以后更呈現(xiàn)出不可遏制的惡性發(fā)展之勢，特別是官位設置失控，黨政機構連同國企，官多兵少甚至有官無兵，已成普遍格局。這一現(xiàn)實跟工人連年大批下崗形成強烈反差。僅此反差，便足可證明我國官僚機構和人員膨脹跟所謂增加就業(yè)、解決生計的民眾主義政策不相干。

　　除這強烈反差外，最能證明我國機構膨脹跟“包攬一切的大政府”政策走向無關的，大概要數(shù)那個特別能制造轟動效應的新機構，即，在我國“精兵簡政”背景下橫生出來的城管機構。該機構法律地位可疑，卻越來越龐大，連鄉(xiāng)鎮(zhèn)也有了城管；
裝備則越來越精良，在有些城市幾乎武裝到了牙齒。但經(jīng)驗事實告訴人們，城管機構一創(chuàng)造出來，就不是為了給小商小販、檫皮鞋擺地攤的底層民眾以“恩惠”。相反，這個隨時對他們上演全武行的機構跟他們的生存構成事實上的直接對抗關系。我知道，有人要說小販、游商、檫鞋女違法。但他們所謂違法，其實是制造出來的。政府抬高謀生門檻，辦營業(yè)執(zhí)照的道道關卡沒一道少得了錢。這道“錢”檻，很多人跨不過，但是要生存、要供家養(yǎng)口，跟城管打游擊就成了不得已的選擇。舉個例子：連成都附近一些縣城都規(guī)定必須有多少平米的門面才能合法地經(jīng)營檫皮鞋。莫說靠檫鞋補鞋掙的錢還不夠租門面，這規(guī)定本身就是政府機構越權的產(chǎn)物。只是，此越權對底層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雪上加霜。再如，最近河北某地的“秸稈放倒證”、“秸稈準運證”和什么秸稈存放“保證書”，也肯定不是為著給農(nóng)民以“恩惠”而創(chuàng)造出來的。辦這“兩證一書”絕然少不了機構和人員增加，對農(nóng)民來說，是多了一層管制和刁難，外加多出一筆錢。誰要想繞過“辦證”自行放倒自己的莊稼，便跟城市小販一樣：“違法”了。如此懶政、惡政折射出我國公共服務卸得所剩無幾，權力卻沒了邊界的現(xiàn)實。它在導致吃官飯的機構和人員膨脹的同時，還逼出一大批“違法者”、制造出許多對立。

　　第二點，指“擴張主義金融、財政、稅收政策”使政府“擺闊、浪費、貪污不可避免”。以此提示我國警惕民眾主義“雪中送炭和超前福利制度”的惡果。

　　然而，無須提醒，我國早就在實行擴張主義的金融、財政、稅收政策了。這之外，還有尹教授沒有提到的非稅財政以及罰款財政、辦證財政這些預算外收費無底洞。擺闊、浪費、貪污，同樣早就過了“提醒”“避免”的階段，而是人民多年來不堪忍受的事實和必須革除的積弊。至于這些跟民眾主義政策有沒有關系，結論得基于以下事實判斷：我國實行的是雪中送炭、普遍超前福利制度還是錦上添花、極少數(shù)人享受超前、超高福利①？政府掌握大量資金是民眾主義政策使然還是國富民窮政策的結果？政府及官員擺闊、浪費、貪污是超前福利制度的產(chǎn)物還是公權無制約所致？

　　先看社會福利。人們的切身體驗和相關數(shù)據(jù)都跟尹教授所說的民眾主義政策恰恰相反。我國國民經(jīng)濟總產(chǎn)值連年增長率都名列世界前茅，但基本民生投入占GDP比例世界排名倒數(shù)第一。其中，社會保障支出僅占國家財政12%。而發(fā)達的歐美國家或者跟中國一樣經(jīng)濟勢頭看好的印度、俄羅斯，這項支出占財政比例均數(shù)倍于中國，連非洲不發(fā)達國家的社保投入比例也比我國高得多。而社會保障的“一國幾制，官民兩重天”，又使這超低比例的社會保障支出大部用在了官員身上。以醫(yī)療為例：國家投入的醫(yī)療費80%用在了200萬黨政干部身上。廣大農(nóng)民無份，城市居民大部分無緣；
非公務員的公職人員的醫(yī)療保障在很多情況下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再看我國的貧困標準：農(nóng)村每人每年683元人民幣，僅是國際通行標準的1/4；
城市低保，每月一兩百元人民幣，領取條件還極其苛刻。這么低的貧困標準、這么低的保障，如果按尹教授文章思路，就還得繼續(xù)削減，而目前正醞釀的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則有了民眾主義政策的嫌疑。

　　眾所周知，我國政府很有錢，掌握資金之多，令他國政府艷羨。而我國政府掌握大量資金屬于哪種情況？經(jīng)濟學家仲大軍通過調查提供的重要數(shù)據(jù)很說明問題。他發(fā)現(xiàn)：西方發(fā)達國家的工資收入一般都占GDP的60%左右，而中國則僅占15%左右，是人家的1/4。其他GDP到哪里去了呢？政府拿走約占總量35-40%的一大塊，相當于工資總量的2-3倍。這是典型的國富民窮的財政格局。

　　至于我國舉世聞名的擺闊、浪費、貪污，更不關民眾主義政策的事。拿擺闊來說，在公權力無制約狀態(tài)下，別說富裕地區(qū)政府大肆擺闊，即使窮、沒資金，也擋不住的——沒見國家級窮地方?jīng)]有條件創(chuàng)造條件也擺闊？擺闊競賽造就了一個最獨特景觀：豪華不過官邸，寒磣不過農(nóng)村學校和城里民工子弟校。

　　民眾主義政策有它的問題，但中國的問題不在此。中國的問題是缺乏對權力的有效制約使公權機構事實上成了與民爭利的利益主體。國富民窮、超低水平兼朝權貴反向傾斜的社會福利和保障、收費政府、對民間巧取豪奪……，都是這種權力狀態(tài)的結果。而已經(jīng)把我國推向危險之中的貧富懸殊——尹教授回避了這一點——，跟我國公共政策向權貴傾斜并擠壓、收縮、侵占其他社會群體（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利益有直接的因果關系。漠視這樣的基本現(xiàn)實，反過來把子虛烏有的雪中送炭和超前福利制度當成嚴重威脅，說好聽一點，是時空錯位，說得難聽，是指鹿為馬。如果這種顛倒的思路在影響著國家政策的調整，可以想像，將會是什么樣的后果。

　　2007-11-11

　　注釋：

　�、僬f“超高”，是因為諸如長期占用高檔病房、度假村高檔套房、公車消費、公費旅游之類只有掌握或靠近公權力的極少數(shù)人專享的“福利”，在他國屬于搶掠國民的犯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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