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行動驚天動地，“革命”一詞的含義卻難求一解。首先，它指一個過程，一些重要集團不再留戀既有政權，并轉(zhuǎn)而反對這一政權的過程；
其次，它指一個事件，一個政府被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而推翻的事件；
再次，它指一個計劃，新成立的政府試圖改變它所要負責的整個社會各方面的計劃；
最后，它指一個政治神話，討論的更多是應該是什么而非實際上是什么。（1）在中國革命中，革命者普遍接受的是第二種含義。這就是毛澤東說的：革命是暴力，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我們須要注意的是，毛澤東是到1927年才在《湖南農(nóng)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行出這一判斷的，此時共產(chǎn)黨和毛澤東已經(jīng)擁有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了。革命并不是一開始就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革命者并不是一開始就自覺地懷有階級意識參與“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1、浪漫期

　　革命有多種形式、有許多階段。王凡西觀察到：“自從‘五四’以后，一直到‘三·一八’以前，北京的學生運動，仿佛始終不曾越出思想革命與文學革命的范圍。雖然五四運動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斗爭，但五六年來北京學生的政治運動，卻遠落在上海和廣州之后，它在社會意義上未曾深化，在斗爭形式上也老守著天安門開會及向政府請愿的一套。因?qū)O中山入京及其死后所形成的京中政治空氣，雖然濃厚生動，卻并不嚴肅深刻。這個空氣里帶有節(jié)日的歡樂意味，有大團圓的升平景象。操軍權的馮玉祥系，操政權的安福系與政學系，以及主學政的國民黨、研究系和共產(chǎn)黨領袖之間，似乎彼此并不存著不可調(diào)和的斗爭。人事關系錯綜復雜，思想界限不很清楚。在少數(shù)上層領袖，多數(shù)的下層群眾中，流行著普遍印象，仿佛革命問題可以解決于私人聯(lián)絡，能取勝于文字爭辯，能贏得于示威請愿。這個‘時代’，我們可以稱之為革命的浪漫的、文學的、蜜月式的階段。這個階段在歷史上經(jīng)常以熱的鉛和紅的血來結束。而三一·八慘案恰好就供給了這兩件必需的東西�！保�2）

　　浪漫期的革命也可以說是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主導的革命。廣場和旗幟是它的主要意象，集會演講、流行示威是它的主要內(nèi)容，混合著青春騷動的反抗現(xiàn)實是其主要特征。1930年，還是江蘇淮陰中學生的溫濟澤入團后，聽多了“我們要破壞一個舊世界的”宣傳，就聯(lián)系到自己：“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入團了，能做些什么呢？”“我們經(jīng)過商量，就在晚上到一些沒有人的教室里，砸電燈泡，抬了課桌從二樓向下扔。我們以為日積月累會為‘破壞舊世界’盡一份力量�！保�3）破壞性是青春期的本能之一，不滿現(xiàn)狀是青年學生的普遍心理，革命似乎也因此成為人生必然的一個階段。1925─1926年間北京大學一千三百多名學生中雖只有二三十名共產(chǎn)黨員，但“由于時代的整個風尚所趨，有些青年人正愁得不得其門而入呢。組織方面并不廣開大門，爭取對象相當謹慎，怕的是讓投機分子大量地涌進來�！保�4）浪漫期的沖動還不是真正的革命，“一個思想運動的前哨戰(zhàn)和后衛(wèi)戰(zhàn)，常常采取了文學的形式，當這個運動達到政治斗爭或軍事斗爭的高潮時，文學的聲音便聽不見了�！保�5）溫濟澤在搞了那些破壞之后，團支書找他談話：“革命是要推翻舊社會的制度，是要靠黨，靠紅軍，靠整個無產(chǎn)階級和勞苦人民組織起來，把舊社會制度推翻。你這樣亂干，怎么能破壞舊世界呢？”（6）

　　魯迅說1926年3月18日段執(zhí)政府槍殺請愿學生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統(tǒng)治者的暴行啟示著革命者也必須使用有組織的暴力。3月22日，中共中央在《為段祺瑞屠殺人民告全國民眾》中說：“真正愛國的民眾尤應集中于廣州國民政府旗幟之下，助成他們的北伐使命�！北狈�標志著包括國共兩黨在內(nèi)的革命方式的轉(zhuǎn)變：浪漫期轉(zhuǎn)為現(xiàn)實期，政治期轉(zhuǎn)為軍事期。此后的革命主要不是靠辯論和請愿，靠廣場集會和游行示威，而是靠武力和血腥。不是青年學生而是職業(yè)革命家和堅忍的戰(zhàn)士成為革命的主體。

　　浪漫期當然只是革命的初級階段，但“破壞”卻是整個革命的特點。曾志1928年郴州時也有過種沖動：

　　那時在我的身上有著一種紅的狂熱、革命的狂熱。最為可笑的是，有一回，我路過城門樓，突然覺得這個龐然大物太可恨。工農(nóng)革命軍攻城時，國民黨部隊就是仗著這城門樓阻擋革命軍進城，這樣的地方應該毀掉它。

　　于是，一陣熱血沖動，我一個人抱來一堆干草跪上城樓，把二樓給點著了。

　　當我狼狽地從著火的門樓里跑出來時，一頭撞見朱德和一大群圍觀的群眾，朱師長不解地問我怎么回事。我說：

　　“這個城門樓太可惡！妨礙革命，我把它給燒了�！�

　　奇怪的是，朱師長竟沒有說什么，只是很慈詳?shù)匦α诵ψ吡恕＃?）

　　革命從“星星之火”起步，如果不極端、不狂熱，是不可能呈燎原之勢的。推翻舊世界，不只是打碎其政治結構，也包括破壞一切與之相關的物質(zhì)存在和象征符號，門樓是必要的城市建筑，甚至是值得保護的文物，但它也是政府軍憑依的障礙，當然要燒毀。這就是“矯枉必過正”的道理。當革命被宣傳為一切行動的標準、被奉為神圣之時，任何人和事物都不沒有自身的獨立價值，一切都必須為革命犧牲、為革命讓步。朱德年長，不會以為門樓必須燒掉，他沒有贊揚曾志，也許他認識到革命所需要的狂熱并不定要表現(xiàn)為燒掉城門樓。但他沒有糾正曾，也許正是因為革命必須有狂熱，循蹈規(guī)矩、謙虛謹慎的人不會是稱職的革命者，直到1959年廬山會議，他還說:“熱是革命的基礎�！保�8）即使是沒有積極的意義的破壞行為，有時也有動員和示范的作用。但這是革命原則而不是建設原則，始終堅持這一原則的結果，是在需要建設的時代仍然沒有解決好“破”與“立”的關系。

　　放大一點說，1927年春達到高潮的農(nóng)民運動也屬浪漫的革命。農(nóng)民組織農(nóng)會壟斷農(nóng)村一切權力，甚至成立法庭，可以殺人，使一切行政和司法體系失靈，這在短期內(nèi)可以滿足農(nóng)民欲望、粉碎原有的權力系統(tǒng)，但不能完成推翻現(xiàn)政府、掌握政治系統(tǒng)的社會革命。中國革命的成功仍然靠軍事較量，而且革命成功后，農(nóng)村的權力還得由各級政府掌握。

　　2、性解放

　　中國革命首先是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但由于社會革命的對象之一是包括“三從四德”在內(nèi)的傳統(tǒng)倫理，由于革命動員以“解放”、“自由”為口號，因此對于參加革命的青年男女來說，革命也包含著婚姻自由、一定程度上還有性自由的意義。1928年，曾志到湘南參加朱德領導的暴動�！爱敃r郴州有一批熱血青年投身革命，……這些男女學生白天走上街頭巷尾或深入農(nóng)村，開展宣傳發(fā)動工作，晚上回來卻又是又唱又鬧，瘋瘋癲癲的。夜間男女也不分，幾個人擠在一張床上，深更半夜還吵吵鬧鬧的。……他們以為現(xiàn)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保�9）

　　革命意欲顛覆原有的社會控制體系，革命青年尤其感到原有的道德系統(tǒng)對人性欲望的約束力，他們理所當然地把性自由當作革命的題中應有之義。豈止是知識青年，在閩西，少年先鋒隊在反封建、反舊禮教，主張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方面作了大量宣傳工作，“一些深受主人欺辱、受公婆虐待的丫頭、童養(yǎng)媳，經(jīng)過少年先鋒隊的宣傳教育，紛紛起來反抗，投身革命。”（10）后來成為黨的領袖人物之一的王稼祥，1925年由父母包辦與一個沒有文化的女子結了婚后，革命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fā)展：“不想戀愛的幸福，不去組織家庭，只把我的全力，置之社會革命。唉！革命是我的終身寄托了�！保�11）

　　一些青年最初是沖著婚姻自由而參加革命的。胡也頻在小說《同居》中這樣描寫婚姻自由（包括性自由）的吸引力：“婦女們更快樂活潑得利害。她們從前都沒有出息地關在貧苦的家庭里弄飯，洗衣，養(yǎng)小孩，喂豬，像犯人關在監(jiān)獄里一樣，看不見她們自己的光明，現(xiàn)在她們好像是在天上飛的鳥兒了。她們的生活自由了，沒有壓迫，沒有負擔。并且不害怕丈夫了。她們可以隨自己的意思和男子們結識。她們還可以自由地和一個‘同志’跑到縣蘇維埃去簽字，便合適地同居起來。她們生下來的兒女也由‘公家’保育，不要自己擔心�！保�12）這并不只是文學的虛構。直到1937、1938年，受斯諾《西行漫記》和范長江《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的影響，大批青年知識分子懷著對革命和新生活的憧憬奔向延安時，理想主義、浪漫主義在延安也相當盛行，男女交往相當隨意，十月革命后蘇俄柯倫泰夫人的“杯水主義”很有市場，甚至一些歷盡艱辛的老干部也以“打游擊”和“革命的戀愛”為新生活的標志。

　　但中國革命許諾的只是婚姻自由而不是性自由、性解放，嚴酷而艱苦的革命最需要的是禁欲主義。最典型的是潘漢年，為了一心從事革命，他在蘇聯(lián)做了絕育手術。革命行為是超道德、反道德的，但革命隊伍也需要由外向內(nèi)灌輸?shù)摹暗赖隆保�它要求改造人性，滅絕人性，要求無條件的犧牲、奉獻。從國民革命時期章太炎的“道德無我”論到共產(chǎn)革命時劉少奇的“馴服工具論”，在取消個人權利以服從整體目標的意義上，革命道德與傳統(tǒng)道德有相合之處。所以無論中國革命怎樣提倡道德革命、文化思想革命，真正成功的只是政治革命、奪權斗爭，而文化觀念、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傳統(tǒng)的隱形控制。即使在政權到手、繼續(xù)革命時，毛澤東也只是在1958年設想過廢除家庭的念頭，直到天翻地覆的文革，也不能徹底打破傳統(tǒng)禁忌。

　　所以，一旦進入革命體制，性自由也要被堅決地否定。在得知郴州青年的行為后，湘南特委特派員何舍鵝大發(fā)脾氣：“這還了得，晚上男男女女都摟在一塊睡，男女都不分了，……這些人也是反革命，破壞我們的革命道德。如果發(fā)現(xiàn)誰再這樣，就槍斃，就殺頭！”（13）何舍鵝也許只是嚇唬一下，但1930年江西“肅AB團”期間，就確有領導者認定AB團“利用婚姻絕對自由的口號，實行亂交及漫無限制和戀愛”，然后把自由戀愛或在兩性關系上犯錯誤的同志，一律打顧AB團。（14）

　　同樣，“杯水主義”在延安也只是流行了一小段時期。1939年后，新型的革命等級制度開始建立并嚴格執(zhí)行，此后流行的是以干部級別為基礎的由領導介紹批準的婚姻制度。嚴格的男女關系是新社會的基本倫理之一，甚至是革命的基本要求之一。1968年5月19日，陶鑄在中南區(qū)“文革”動員大會上批判蘇聯(lián)的修正主義，證據(jù)之一就是：“今年‘五一’節(jié)的夜晚，紅場上有許多的男女青年，大跳搖擺舞，男的女的一塊亂來，接吻，討價還價。破裂的就一腳踢開。有的男女青年玩得好好的，突然男的把女的踢倒在地，簡直是發(fā)瘋了。蘇聯(lián)的社會變成這個樣子，同我們更是鮮明的對比，我們到處是革命的新風尚，他們是腐爛透頂，令人作嘔�！保�15）陶鑄當時并不在紅場，但不妨礙他說得繪聲繪色。

　　3、咖啡店

　　1927年以后，革命的重心雖已轉(zhuǎn)身農(nóng)村，但“無產(chǎn)階級革命”不能沒有城市工人的參與。如果城市革命已經(jīng)退潮，那么革命黨的任務之一便是不斷推動革命。時任上海工聯(lián)會組織部長的饒漱石想出一個辦法：比如一個紗廠里的車間分幾個組，每個組里都有幾個赤色會員，一、二個黨員，到時候把機器一關，振臂一呼：‘罷工了，罷工了！’大家走出車間，其他車間聽到鬧聲，便跑出來看熱鬧。巡警和廠警來彈壓，就都回去了。（16）當時上海被分為五個區(qū)，中央組織部除部長外副部長和四個干事每人負責一個區(qū)。王凡西負責滬中，這里是商業(yè)區(qū)，工作的主要任務是發(fā)動店員。他們瞪大眼睛，不放過一星半點的火種：“有時候，為了某一鋪子里老板和伙計的些小爭執(zhí)，我們，從中央到區(qū)委，甚至還加上江蘇省委，開上通宵的會議，策劃進行斗爭的步驟哩�？傊�，我們那時往往以數(shù)只獅子的力量，去圍搏一頭小兔。我們從清早到深夜，始終睜大著警覺的眼，向四周圍察看一星星火點，想藉以造成燎原的局勢。急躁間雜了幻覺，使我們保持了人為的緊張�！保�17）革命者付出了勞動，但革命高潮未起。以王凡西王負責的滬中區(qū)為例，這里估衣鋪的職工斗爭運動曾極有聲色。這里的斗爭有自己的特點，一是中小商店的勞資關系與大工廠在企業(yè)不同，老板與伙計之間有著親屬的、鄉(xiāng)誼的、甚至家庭的紐帶，一旦發(fā)生斗爭，仇恨就特別深刻而復雜，并且夾著許多私恩私怨，“因之斗爭所采取的形式，有時看起來分外的尖銳殘酷�！�

　　當時還經(jīng)常舉行所謂“飛行集會”：“就是從鬧市區(qū)，如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指永安、先施、大新和新新四個購物中心）樓頂上，放一串鞭炮，撒一批傳單，馬路上的行人圍攏來，負責演講的黨員和干部立即開講，呼口號，租界的巡捕和馬隊包圍過來時，人群一哄而散�！保�18）王凡西描述得更細：“約定了時間，動員了大量黨員（人數(shù)常常不超過數(shù)百），暗中集合于南京路兩旁。信號一發(f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少數(shù)人立即聚合一起，叫幾聲口號，拋擲幾把傳單。如果此時巡捕房的紅車子還不曾出現(xiàn)，就簇擁成一大堆人，在馬路上‘示威起來’，冷冷清清地喊幾聲口號，向前移動數(shù)十碼。如此直到警車來到，人們便立即四散 到人行路上，裝作路人。巡捕開始捕人，有幾個不幸者給拉到紅車，開走。示威完畢，‘高潮’一度就算過去了。這樣的示威在組織者心里引起了極大惶惑，給了被動員去參加者以莫大痛苦，在同志們的口頭上，‘做紀念’變成了無聊的同義詞�！保�19）

　　這種行動除了表示革命力量的存在以外，對革命毫無實際推動，而且給參加者莫大的痛苦。革命作家蔣光慈“總是在約定時間快到時才來，穿著西裝，還帶一個漂亮姑娘，拿著手提包。馬隊一來，他和那個姑娘就雙雙溜進咖啡店里去就座了。這樣，當然巡捕也就抓不到他�！保�20）蔣光慈后來因為不愿參加“飛行集會”而被開除出黨。

　　4、改造世界觀

　　革命有它的青春期，青年是革命的季節(jié)。但如果總是停留在溫濟澤式的破壞、湘南青年的自由、蔣光赤式的聰明上，革命無望成功。在小說《青春之歌》中，熱情洋溢的盧嘉川喚醒了林道靜，但真正領導林道靜進行革命斗爭的，則是深沉老練的江華這樣的職業(yè)革命者。

　　1921年建黨時，全國53個黨員幾乎全是知識分子。此后，黨作了若干努力來強化黨的階級性，如陳獨秀在“二大”前夕提出多吸收工人黨員，務求占全數(shù)一半以上；
“四大”提出為工人階級“爭取領導者的地位”的要求；
1925年10月中央規(guī)定勞動者三個月、知識分子六個月的入黨候補期等等，盡管如此，從“一大”到“五大”，構成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大多數(shù)的仍然是知識分子。在決定陳獨秀出局的“八七”會議上，鄧中夏、蔡和森、羅亦農(nóng)、任弼時等都認為，“五大”以后黨中央機會主義領導的中心在于強調(diào)聯(lián)合小資產(chǎn)階級，拒絕執(zhí)行大會關于土地革命的決議；
瞿秋白堅持“黨不但靈魂要換，而且軀殼都要換過�！保�21）

　　從“八七會議”把民族資產(chǎn)階級與蔣介石等同起來作為革命的對象起，城市小資產(chǎn)階級和知識分子在革命辭典上就成為一種可疑的、危險的角色，“唯成份論”開始抬頭：“把‘一般手工業(yè)者、商人、學生、店員及城市貧民’統(tǒng)統(tǒng)當作小資產(chǎn)階級，對小資產(chǎn)階級又不是聯(lián)合第一，不講照顧他們的利益，而是用絕對的無條件的階級斗爭，即所謂‘革命方法’來強使小資產(chǎn)階級跟著自己走，這種做法就會把小資產(chǎn)階級大部分驅(qū)趕到豪紳一邊�！保�22）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因此彌漫開來。1927年《決議案》把“八七會議”后的一些錯誤和失誤歸罪于知識分子出身的干部，要求“將工農(nóng)分子的新干部替換非無產(chǎn)階級的知識分子之干部�！�…使黨的指導干部之中無產(chǎn)階級有貧農(nóng)的成份占最大多數(shù)�！币�求“指導干部工人化”、“指導機關工人化”。延安時代周恩來曾批評這種“把工人干部當作偶像，對知識分子干部不分別看待”的形式主義：“那時李立三同志當廣東省委書記，曾說：知識分子的作用完了，今后只有依靠工農(nóng)干部。所以廣州起義失敗后，教導團有幾百學生軍退到海陸豐，就沒有把他們當干部來使用，而把他們編到第四師去當兵，后來絕大多數(shù)在作戰(zhàn)中犧牲了。”（23）

　　革命隊伍需要純潔，無論就黨綱還是就革命原則來說，都沒有理由質(zhì)疑對知識分子的嚴格要求。1927到1937年期間，革命在艱難與危險中曲折發(fā)展，知識分子也經(jīng)常被“肅”掉。比如在鄂豫皖蘇區(qū)，“肅反”的對象，主要有三種人：一是從白軍中過來的，不論是起義、投誠的還是被俘的；
二是地主富農(nóng)家庭出身的，不論表現(xiàn)如何，要審查；
三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凡是讀過幾年書的，也要審查�！保�24）張國燾是“五四”學生領袖之一，屬于黨內(nèi)的知識分子，但他公開說：“工農(nóng)同志在作中犯了錯誤，黨可原諒三分，倘是知識分子犯了錯誤就要加重三分�！保�25）肅反口號之一是“把知識分子從黨內(nèi)洗刷出去”，其結果是鄂豫皖蘇區(qū)包括省委沒有一個寫得出清楚文字的秘書，一個簡單的條子都要書記自己寫，有的游擊區(qū)和區(qū)委無一人識字。（26）一、四方面軍會合后康克清隨四方面軍行動，康克清發(fā)現(xiàn)：“只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鋼筆（那時我們還是能插上一支鋼筆的），就被視為知識分子，就有遭到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一副眼鏡，那就更糟�！保�27）她對此不會驚訝，江西蘇區(qū)肅“AB團”時也有類似情形。比如于都縣委秘書黃維漢，“經(jīng)常去看別人寫字，安寫得好的就作‘AB團’殺了；
還經(jīng)常去聽別人說話，若是說的人有條理，也作‘AB團’殺了�！保�28）在這樣的氣氛下，一些有文化的人也假裝是文盲。比如在四方面軍，“為了避免嫌疑，不少同志裝聾作啞，有的本來是知識分子，卻裝成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認識的文盲；
有的本來寫得一手好字，卻故意裝作不懂得怎么握筆的大老粗�！�…”（29）

　　瞿秋白、李立三是知識分子，黨的其他領導人也多是知識分子。后人對他們摒棄個人情感意緒以革命紀律和意志約束自己的獻身精神也許會肅然起敬，但對其左的恐怖也肯定不寒而栗。過激行為是農(nóng)民的本色，但左的理念卻是知識分子的教義。歷史上的極左派基本上屬于知識分子，其原因也許只有知識分子，才對歷史和社會有一定認識，才會超越直接利益要求對社會和人性作一番徹底改造。農(nóng)民會殺地主，但只有知識分子才會把這一行為論證為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才會在歷史規(guī)律的意義上賦予暴力行徑以合理性。

　　在一定程度上，這是黨的性質(zhì)決定的。根據(jù)列寧的觀點，工人階級不能自發(fā)地產(chǎn)生一套符合本階級利益的理論體系，能夠代表工人階級創(chuàng)建政黨的是知識分子出身的職業(yè)革命家。換言之，工人黨的理念和組織模式是由知識人提供的，知識人創(chuàng)建的不是體現(xiàn)自己要求的政黨，從而在黨這一方面，有一個構成分子（及領導人）與其階級屬性的矛盾；
在知識分子方面，有一個真實身份與扮演角色的差異。解決的基本途徑，是知識人必須背叛自己的出身才能成為工人階級的先鋒戰(zhàn)士，這就需要不斷地批判、清理甚至消滅知識分子的思想與行為方式，使之徹底認同工農(nóng)。在經(jīng)歷了蘇區(qū)時代肉體消滅的過激階段之后，毛澤東在延安創(chuàng)立了團結、改造、利用的政策，在黨的立場上解決了黨的階級屬性與黨需要知識分子參與的矛盾。中國黨才不幼稚，革命才告別浪漫期。

　　注釋：

　�。�1）彼得·卡爾佛特：《革命與反革命》，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頁。

　�。�2）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北京：現(xiàn)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第21頁。

　�。�3）溫濟澤：《溫濟澤自述》，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13頁。

　�。�4）王凡西：《雙山回憶錄》，第20頁。

　�。�5）溫濟澤：《溫濟澤自述》，第13頁。

　�。�6）曾 志：
《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實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1－52頁。

　�。�8）李 銳：《廬山會議真面目》，�？冢耗戏匠霭嫔�，1999年，第180頁。

　�。�9）曾 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實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1頁。

　�。�10）曾 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實錄》，第95頁。

　　（11）徐則浩：《王稼祥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第24頁。

　　（12）胡也頻：《胡也頻選集》上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76頁。

　　（13）曾 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實錄》，第52頁。

　�。�14）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第258頁。

　　（15）葉曙明：《百年激蕩──20世紀廣東實錄》，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年，第1527頁。

　�。�16）楊尚昆：《楊尚昆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53—54頁。

　�。�17）王凡西：《雙山回憶錄》，第124頁。

　�。�18）楊尚昆：《楊尚昆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年，2001年，第54頁。

　�。�19）王凡西：《雙山回憶錄》，第128—129頁。

　�。�20）黃藥眠：《動蕩：我所經(jīng)歷的半個世紀》，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第91頁。

　�。�21）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第181頁。

　�。�22）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179頁。

　�。�23）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193─194頁。

　�。�24）徐向前：《歷史階段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第158頁。

　�。�25）秦基偉：《秦基偉回憶錄》，北京：放軍出版社，1996年，第23頁。

　�。�26）韓熙型：《揭穿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qū)肅反問題上的謊言》，載盛仁學編：《張國燾問題研究資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27）康克清：《康克清談朱德革命實踐中的一些重要情節(jié)》，載北京：《文獻與研究》1984年第1期。

　�。�28）曹金山：《陳毅同志救了我》，載陳毅、肖華等著：《回憶江西蘇區(qū)》，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29）楊文局：《紅色的好管家》，載《星火燎原》第5期，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

　　原載《鵬華》周刊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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