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我的研究開始由政府管制轉向非政府組織，又進而對社會經濟的治理結構發(fā)生了濃厚的興趣（我在《行業(yè)協(xié)會及其在中國的發(fā)展》中詳細介紹過“治理結構”的含義）。我甚至選擇了溫州作為研究中國地區(qū)性產業(yè)組織協(xié)調發(fā)展的案例，這項研究目前還在進行中，采用的就是由Schmitter和Hollingsworth等發(fā)展起來的治理結構的理論框架。

　　這次有機會去美國，一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拜會Hollingsworth教授，因為他主持或主要參與編寫的三本治理理論文集《私益政府：超越市場和國家》（1985）、《治理資本主義經濟：績效和經濟部門的控制》（1994）和《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嵌入》（1997）使我的研究工作受益至深。盡管錢鍾書先生說“既然吃了雞蛋覺得好，就沒有必要去見那生了此雞蛋的母雞”，但人們對自己欽佩的人總有“耳聞不如一見”的心理，我也蓋莫能外。

　　聯(lián)絡Hollingsworth先生頗費了一番周折。原想到芝加哥后去他供職的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拜訪，但卻被告知他正在加州圣迭哥休假。好在此行有前往加州洛杉磯的計劃，于是便給他發(fā)了一封電郵，但直到洛杉磯最后一站訪問結束，也不見他的回音。只好冒昧與他電話聯(lián)系，終于約好了會面的時間和地點。第二天我的隨行翻譯吳正康先生駕車三小時載我去他在加州圣迭哥分校的辦公室，開始了原定一個半小時但實際是六小時的愉快會見。

　　Hollingsworth教授年紀70左右，中等而消瘦的身材，雖然著便裝，但深邃的眼光、筆挺的腰桿和平易清晰而時帶幽默的談吐，讓你立即能夠感覺到他是一個標準的英國紳士（我原以為他是德國人）。他領我們到該大學基礎生物醫(yī)學研究所他安靜而舒適的辦公室，并不無自豪的告訴我們，與他合作的是曾獲得諾貝爾生物醫(yī)學獎的該所所長（可惜名字我沒記�。�，而他已經進行了六年之久的研究課題“基礎生物醫(yī)學技術發(fā)展的制度背景比較”（即用治理結構的理論來檢驗投資規(guī)模大小并非技術發(fā)達的決定因素）的經費是諾貝爾基金會和其他基金提供的。相對國內捉襟見肘的科研經費和簡陋的科研環(huán)境和大部分學者為稻糧謀而疲于奔命的現(xiàn)象，他的休閑性的研究生活的確讓我欽羨不已。

　　在Hollingsworth教授及其同人（他告訴我他們有一個主要來自美國和歐洲的20幾位學者組成的學術沙龍，每年在風景秀麗的巴黎聚會一次）看來，當代資本主義的治理結構，實際上指的是生產的社會體系，即某種生產方式被嵌入在一組制度安排之中，這些制度起著協(xié)調個人和組織之間的經濟行為。但因制度因時因地而異，且經由長期的歷史演變使然，因此無法相互拷貝，雖然可以相互學習和借鑒。他花了近一個小時解釋這個觀點。顯然，他認真思考過我傳給他的訪問提綱。

　　在我的問題中，最令他感興趣的是有關中國制度變遷，尤其是溫州模式的討論。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以及“把非線性方法引入線性自然科學領域”的制度經濟學家，他似乎對中國的改革及前景抱有比蘇聯(lián)等國更樂觀的態(tài)度。但他同時指出，由于中國各地區(qū)間存在經濟文化的巨大差異，未來中國政治領袖的最大挑戰(zhàn)，在于如何協(xié)調不同地區(qū)的生產制度，使它們之間能夠優(yōu)勢互補，平衡發(fā)展，例如發(fā)達地區(qū)提供資本和經營人才，而落后地區(qū)提供政治家和軍事家。因此中國憲政改革的一個主要任務是解決不同程度發(fā)展地區(qū)間的沖突和矛盾，并由此形成一個穩(wěn)定發(fā)展的統(tǒng)一的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制度。他希望我把溫州研究的成果用英文傳給他，以彌補他們對發(fā)展中的轉型國家治理結構研究的不足。

　　不覺間已經過了三個小時，其間我多次對超過預定時間表示歉意，但他卻意猶未盡，突然問我這次訪美的主要感受。我談到美國民間力量巨大和消費文化發(fā)達的現(xiàn)象。他同意我的“洞見”。并解釋說這都是美國自由主義盛行的結果。作為一種商業(yè)制度，自由主義把美國在資本主義的軌道上推向極至。但它也同時帶來了許多負外部性，如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破壞、能源的枯竭、文化的緊張和沖突等。他是反對布什政府的中東政策的。他指出國際間的政治文化沖突要求在全球層次建立一種治理結構。實際上在他主編的《當代資本主義》一書中，已經開始了這種嘗試。

　　約6點，在他的盛情邀請下，我們驅車來到了他居住的La Jolla小村。說是村，其實是一個極為高尚的度假區(qū)。按Hollingsworth的說法，需要寫好多本書才能在此買得起房子（的確，在他提供給我的一份長達20頁的個人簡介中，他已經出版了18本著作，發(fā)表了近70篇主要論文）。我們在風景極其優(yōu)美的海邊散步了一個小時。其間他說起1989年訪華的經歷，提到關于中國學者的記憶，只是當時和之后被他們“麻煩”（不是學術上的，而是讓他幫著省錢）的故事。大部分時間他和翻譯吳先生在聊天，我卻繼續(xù)考慮晚餐時請教他的問題。

　　7點鐘，老頭陪了時間又陪錢請我們在一家裝潢考究的印度餐館用晚餐。我雖然過意不去，但為了有更多的收獲，也只好再叨擾他一次。好在他精力旺盛，談鋒不減，在一個半小時的時間里，我又得到了一次愉快的精神享受。

　　漫談式的討論是從自由主義的話題開始的。我們一塊回顧了自由主義從英國發(fā)源，卻由奧地利學派薪火相傳，直至1980年代在西方發(fā)達國家和原社會主義國家復興的歷史過程。我說米塞斯、哈耶克的建立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市場經濟擴展邏輯是能夠自圓其說的，但自由主義的根本缺陷在于消費文化背景下的個人欲望的極度擴張，尤其在當代跨國壟斷企業(yè)利用其政府游說力量肆意掠奪發(fā)展中國家資源和市場的危險性。他接受了我的判斷，并立即指出作為基督教社會主義的代表，波蘭尼兄弟早在1950-60年代就提出了控制消費文化擴張的主張。接著又再次強調了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不過當我提出“美國是否當今世界安全的主要問題”時，他的回答比較吃力。他承認美國確實給世界帶來了不少問題，但包括他在內的美國人民正在想辦法解決它們。望著他那雙靈動的蘭色眼睛，我看到了一個英國移民的后代對美國這片自由熱土的摯愛。是啊，勇于冒險創(chuàng)新而且如此辛勤工作的美國人，能夠駕御得住資本主義這架“阿波羅”戰(zhàn)車而不致最終車毀人亡嗎？

　　時間不覺間過了8：30，整整6個小時的交流，讓我感到意外和驚喜。尤其讓我“受寵若驚”的是，他對我“廣博的知識和靈活的思想”表示“印象深刻”，并追問我，在我的身邊的學者，尤其是我的領導，是否都像我一樣有“水平”。我理解他之所以有這種態(tài)度，是因為他太不了解中國的學者，在他所熟悉的領域太缺乏與國內學者的交流。我向他介紹了茅于軾、盛洪、秦暉和周其仁等我視為師長的優(yōu)秀學者，并告訴他雖然國內的學者研究條件無法與他相比，但仍然有不少人把人生和學問融為一體來生活，因為他們相信中國文化是唯一可以調節(jié)西方價值觀的文化，她必定對未來的世界和平產生重大的影響。

　　在握手告別的時候，他說：“我不是一個分神的人，盡管我看上去象一個分神的人�！闭�整一個下午的交流，使我看到了一個繁忙而卓越的美國學者坦率而真誠的一面。

　　在我回國后，我得知Hollingsworth主編的《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嵌入》已經由重慶出版社新近出版。當我得到這本書的時候，我遺憾的發(fā)現(xiàn)書名中的“嵌入”（embeddedness）被誤譯為“移植”。但我相信，這并不妨礙Hollingsworth先生及其同人們的“治理”理論將對中國未來的制度研究和建設產生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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