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巴別塔的隱喻：復數(shù)形式的語言是人的家

　　1975年，美國著名思想家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發(fā)表了翻譯研究著作《巴別塔之后》。（斯坦納）1980年，法國思想家德里達在美國的一次學術(shù)會議上宣讀了他關(guān)于翻譯問題的重要論文《巴別之變》（見格萊漢姆（Graham）主編）。比照閱讀這兩個文獻，可以使我們對翻譯問題的邏輯起點以及翻譯對人類生存的意義有一種故事性的理解。

　　在德里達的文章中，巴別塔這個隱喻被描述為“關(guān)于神話源頭的神話，關(guān)于隱喻的隱喻，關(guān)于敘述的敘述”——還有最重要的——“關(guān)于翻譯的翻譯”。（同上，第165頁） 為理解這個論斷，我們不妨來看一下巴別塔這個故事：起初，天下人都說著同一種語言。他們說：“我們應該造一座城和一個通天塔，讓它的頂端直達天堂，好讓我們名揚天下�！鄙系劢蹬R看到人類子孫所造的城和塔后說：“看哪，他們成為一樣的人，講的是同一種語言，一旦讓他們這樣做，他們便可以毫無限制地做任何想做 的事。讓我們下去把他們的語言搞亂，使他們難以理解彼此的語言�！鄙系圩屓藗兩⒕釉谑澜绺鞯�，造城的工作隨之停止。（《圣經(jīng)》，第11頁） 上述神話事件包含的核心要素是，人類最初說的是單數(shù)形式的語言，由此可以引申出兩個后果：第一，所有人說同一種語言，因而所有人成為同一種人。從《圣經(jīng)》的描述來說，這是一種未分化的人。第二，所有人說同一種語言，因而人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這里顯然提示著語言在做事方面表現(xiàn)出巨大力量。不過斯坦納指出 了該故事的另一深層意蘊：那種假想的單數(shù)形式的語言提示著人類的“源始語言”(Ur?Sprache)，它與實在存在著直接的指示關(guān)系，包含著同一種句法結(jié)構(gòu)，即神圣句法(holy?syntax)，可以在人們之間形成無障礙和無差別的理解。但是，完全表達實在并可以使人們之間實現(xiàn)完全理解的語言，在人類過去的想像中只屬于上帝：只有上帝才有資格用這種語言做事，其方式是用語詞召喚存在，說出世界(calling into being,Spoken the world)。（參見斯坦納，第60-61頁；
另參見《圣經(jīng)·創(chuàng)世紀》第1章，那里描述了上帝如何用語詞造物的情景，體現(xiàn)了上帝的語詞與實在完全同一）

　　在我看來，斯坦納所說的“源始語言”是上帝的“全能語言”的副本。原初的人使用著它，就如同人類偷食善惡之果一樣令上帝難以接受。因此，上述引文中上帝所說的那句話具有特別的意味：“看哪，the people is one”。在德里達引述的《圣經(jīng)》英譯文中，這段話表述為：“A single people,a single lip for all�！�(參見格萊漢姆 主編，第169頁）這句話直譯過來應當是“人是一”或“人成為了一”。“一”本來只是上帝的屬性。上帝不能容忍這種僭越，才要變亂人的語言。

　　斯坦納認為，變亂語言在《圣經(jīng)》中意味著神與人的關(guān)系的第二次巨變，即人在亞當被逐之后的“第二次沉淪”。（參見斯坦納，第61頁） 它包含著一個重要的啟示：上帝變亂人的語言不僅出于嫉妒，而且要使人獲得屬于人的、而非屬于上帝的特性。從地域上說，人不再寄居于一個“單一家園”，而是散居于不同的家園，由此，人的具體存在獲得“地域性”特征；
此外，這種家園性從語言角度可以被概括為：單數(shù)形式的語言(即大寫的Word)《圣經(jīng)·約翰福音》開篇說到：“太初即有語詞(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這句話在中文中常被譯為‘太初有道’)，這語詞與上帝同在，這語詞就是上帝。因此，太初即有上帝存在。萬物由他而創(chuàng)造。沒有他，那些受造物便不會被創(chuàng)造出來。”(《圣經(jīng)》，第1097頁)是上帝的家，復數(shù)形式的語言(tongues)才是人的家。

　　復數(shù)形式的語言是人的家，這是我從巴別塔這個思想實驗中引申出的觀念，它對翻譯研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白儊y語言”首先是“變出”不同地域中的不同語言共同體，“變出”不同語言所負載的傳統(tǒng)。這是“翻譯”之所以存在的重要前提。

　　德里達指出，巴比倫語中的“巴別”(Babel)的本義是指“上帝”、“人的在天之父”和“上帝之城”，但由于出現(xiàn)了“變亂語言”的那個變故，這個詞就具有了“變亂”的含義。因此，“變亂”是對“巴別”的翻譯。這第一次翻譯使人與上帝隔離，使人與人隔離，而這都源于語言與語言的隔離。

　　綜合起來，“Babel”一詞在翻譯研究方面提供了以下論題：

　�。�1）作為使一切翻譯成為可能的第一次翻譯，Babel把人的非地域性存在(單一家園)翻譯為人的地域性存在；
把上帝的全能語言翻譯為人的多樣語言。地域性成為人的語言性、家園性存在的重要條件�！暗谝淮畏�譯”的目的不是為了溝通，而恰恰是為了隔離 ——將人與人隔離，是將人與上帝隔離的最重要條件。

　�。�2）地域性的語言給人與人帶來的隔離，是人類之間進行翻譯的第一前提。人類翻譯似乎還保留著建造巴別塔的古老記憶，其目的恰恰與上帝的目的相反——跨越隔離，走向溝通。

　�。�3）Confusion(變亂)這個詞不僅有“變出”不同語言的含義，還含有“令人困惑”的意味。它注定翻譯是一種充滿悖論的活動；
而在大量翻譯語境的背景下，人們更可能會對自己的文化身份認同感到困惑。格林(J.M.Green)在《翻譯中的思考》(Thinking from Translation)一書中專門討論了“令人困惑的翻譯”(Translation as a Puzzle)(參見格林)。

　�。�4）Babel的故事還寓意語言具有力量，這種力量得自兩個相關(guān)因素：語言的溝通程度以及它與實在的關(guān)系。單數(shù)形式的全能語言與實在沒有距離，它是心想事成的語言。而復數(shù)形式的語言各自只分有地域性的實在意識、信念和價值，它使人們因紛爭而無所作為。

　　2、作為專名的語言共同體——不可翻譯性即翻譯的必要性

　　翻譯似乎可以使人以超地域的方式生活在復數(shù)形式的語言之中，但進一步看，翻譯只能使人們以母語的方式生活于復數(shù)語言之中。這個事實深刻地體現(xiàn)著翻譯的辯證內(nèi)涵：人只能以地域性的語言突破語言的地域性。

　　地域性構(gòu)成了不同語言共同體隔離的條件。因此，即使這個世界上有大量的翻譯存在，一些思想家依然要強調(diào)不可翻譯性問題。該看法依賴的是這樣一個假定，即每一語言共同體都是一個類似于“單子”的專名。（參見斯坦納，第77頁）專名以命名對象的唯一性為前提，這種唯一性使該命名對象與其他對象相隔離。即使在一個語言共同體內(nèi)部，語言已經(jīng)顯示出其隔離效應。它使人群分為“你”和“我”。羅素在討論專名時將這些隔離因素稱為“以自我為中心的特殊屬性”（參見羅素，第6-7章， 即“專有名詞”和“自我中心的特殊屬性”兩章。羅素表達了這樣一個看法：語詞在其描述中才可以獲得特殊屬性），即由“我”、“這個”、“此時”、“此地” 等代表的特殊性質(zhì)，它們構(gòu)成了描述一個專名對象之唯一性的必要條件。據(jù)此而論，早期分析哲學所貶斥的“私人語言”便具有不可貶斥的意義。因為，盡管私人語 言沒有或不能進入主體間交流，但它卻是使你成為你、我成為我的一個重要因素。“私人語言”原本是個否定性概念，由于它不進入主體間交流，因此被斷言為“無意義”。然而，私人語言的基本價值在于，它構(gòu)成了“我”與“你”這種交流主體的區(qū)別。沒有這種區(qū)別，交流便沒有理由存在。因此可以說，不依賴于“私人語 言”的交流也是無意義的。

　　同樣，翻譯所涉及的不同語言共同體中更存在著大量隔離性的專名因素，它首先體現(xiàn)為語言形式上的差異：

　　A.語型因素(morphological factors)，如西語為拼音文字，中文是方塊字等；

　　B.語音因素(phonological factors)，這是指不同語言具有不同的音位體系和拼讀規(guī)則；

　　C.語義因素(semantic factors)，它意味著不同語詞、語句和語句組合對實在內(nèi)容的意義值的不同表達方式。上述分類參照了奈達(E.Nida)《走向翻譯科學》(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一書(見奈達，第193頁）。此外，紐伯特在《作為文本的翻譯》中也談到翻譯涉及到詞法(lexical)、句法(syntactic)和風格(stylistic)等因素(見紐伯特，第3頁)。

　　此外，不同語言之間的深刻差別還體現(xiàn)在語言實質(zhì)所具有的生命體驗、世界觀念以及共同趣味等的差異因素上。

　　有趣的是，德里達在論述Babel這一意象時，曾把上帝和上帝的語言也界定為一個專名。但是，如果把上帝及其語言與人及其語言加以比較，我們會發(fā)現(xiàn)，這兩類專名并不相同：上帝是唯一的專名，因此他使用的語言不存在上述諸多特殊隔離因素(particulars)：它與實在是同一的；
它自身也是同一的。但人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語言則不是唯一的，而是許多語言共同體中的一種(且不論各種語言的相互影響)。這種語言之所以與其他語言分別，只在于它是表現(xiàn)著某種唯一性因素的專名。在此，“唯一的”和“唯一性的”是不同的。

　　專名難以翻譯。由于上帝的唯一的語言與實在不存在隔離，故不存在翻譯問題；
又由于沒有任何一種其他語言與這種全能語言等價，因此它也是不可翻譯的。所以德里達說，“Babel意味著……指向唯一存在(single being)的純粹能指，因此是不可翻譯的”。（參見格萊漢姆主編，第166頁） 但人類的特定語言則不同，它的唯一性因素雖然意味著隔離，但隔離同時又暗示著其他語言的存在。這樣，每一語言共同體所具有的唯一性恰恰蘊涵著一個相反的主題，即翻譯的必要性。換句話說，假定兩個人完全沒有“我”與“你”的區(qū)別，那就沒有交流的必要；
假定兩種語言完全沒有隔離性區(qū)別，那就根本沒有翻譯的必 要。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jié)論A.不同語言共同體所具有的各自的唯一性提示著翻譯的必要性。然而，翻譯之必要性所依據(jù)的理由對于單方面執(zhí)著于語言的專名因素的思想家來說恰恰意味著一種不可逾越的障礙。正是基于這一意識，德里達提出了一個相反的斷定：結(jié)論B.翻譯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可能的。（參見同上，第170、172-173頁）德里達如此執(zhí)著于專名的不可翻譯性，這顯然與大量翻譯存在的現(xiàn)實相矛盾。從語言學上說，他的問題是把專名的獨特描述性含義與它的所指功能混淆了。J.塞爾在《專名》(“Proper Names”)一文中指出：“制約著一個專名的用法的規(guī)則是這樣的，它常被用來指示而不是描述一個特定對象，因此，它具有指稱(reference)而非含義(sense)�！保▍⒁婑R丁尼奇［Martinch]主編，第271頁)。

　　從以上關(guān)于專名之唯一性的討論來看，德里達顯然沒有對“唯一的專名”與“專名的唯一性”進行區(qū)別。唯一的專名沒有翻譯的可能和必要，但具有唯一性的專名則蘊涵著使翻譯成為可能的語言條件，我們可以把它概括為：結(jié)論C.翻譯是在語言差異的基礎(chǔ)上尋求其對應、等值或同義語表達的語言轉(zhuǎn)換活動。雅各布森指出：“差異之間的等值性(equivalence)是語言的首要問題和語言學的關(guān)注核心�！保▍⒁娧鸥鞑忌�，第233頁）。這種等值語言類似于卡爾納普和奎因所說的同義詞(synonymy)。此外，雅各布森還指出，在缺乏直接對應語言或同義詞的情況下，還可以有所謂“轉(zhuǎn)譯”(circumlocution)�；�于語言隔離前提的交流，是翻譯活動的基本性質(zhì)。如果說假定兩種語言完全沒有隔離性區(qū)別，那就沒有翻譯的必要，那么，假定兩種語言完全隔離，那就沒有翻譯的可能和現(xiàn)實。

　　3、作為通名的語言共同體——可翻譯性的語言學蘊涵

　　上述結(jié)論C蘊涵著人類語言的另外一個規(guī)定，即任何語言共同體既是一個專名，同時又是一個通名。通名在語言學中本是指那些內(nèi)涵最小、外延最大的語詞；
它的特征在于：通過忽略或轉(zhuǎn)換相關(guān)對象的特殊因素，可以在對應表達的層面上形成相似理解。如英文中的wind、cloud、thunder and lightening在 中文里可以對應于“風云雷電”，這種翻譯只需尋求語音和語形的轉(zhuǎn)換即可達成。一般來說，通名是不同語言中比較容易進行等值翻譯的部分。語言哲學家據(jù)此認為，不同語言共同體的人們存在著相似的經(jīng)驗世界。其實，不同語言共同體中的通名也具有專名內(nèi)涵。(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如中國古代漢語中的“天”，不僅泛指自然的“天空”，還包 含“太一”等含義。中國的顏色在“橙”“黃”之間和“青”“藍”之間都作了區(qū)別，這在西語中很難找到準確對應。由此可以說，兩個語言共同體之間可通約的通名一定少于一個語言共同體內(nèi)部的通名。

　　等值語詞翻譯，意味著在不同語言中尋求那些通名因素，它是可翻譯性的語言條件。尋求通名因素的努力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向度：其一是對語言的歷史生成論理解；
其二是對語言的結(jié)構(gòu)主義理解。

　　歷史生成論理解將語言共同體視為不斷生長的 有機體。它在發(fā)展過程中不斷與其他語言相遇融合。利科指出：我們必須意識到我們的社會所依賴的神話性因素自身具有兩種特征：一方面，它們構(gòu)成了具有特定結(jié)構(gòu)的共時性象征系統(tǒng)；
另一方面，它們又具有自身的歷史，因為它們的生存只有依賴于一個解釋和再解釋的過程。神話具有自身的歷史性。這種歷史差異典型地體現(xiàn) 在猶太的、前希臘時期的和凱爾特的神話硬核的演化過程中……我因此覺得，研究神話應當既是一個去神話性(demythologization)的表達過程，又是原真神話的復活過程�！�…只有那些原真的神話才可以在解釋過程中得到再解釋。(參見《利科文集：反思和想象》，第484-485頁)神話-詩 性的硬核可以挪用，它可以翻譯為不同的語言。在這個過程中，不同的命名、象征、寓意解釋都可以在翻譯中獲得新的生命。因此，語言共同體的生存本身就蘊涵著超地域的含義。維科在《新科學》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談到猶太語言、希臘語、古埃及語、拉丁語、日爾曼語等在神性語言、象征語言乃至字母方面的相互影響。（參 見維科，第131-135頁）因此，西方學者普賴斯根據(jù)西方各語言的多語源性特征將語言共同體視為多語混合體或雜交語言。（參見普賴斯［Joshua Price],第23頁）正是基于這一理由，人們才在家族相似的意義上把西方文化視為一個整體，而把諸如德語、法語或英語的文化視為次生傳統(tǒng)。

　　因此，歷史生成論并不許諾一種一成不變的“傳統(tǒng)”，而是強調(diào)“傳統(tǒng)性”(traditionality)。它不否認復數(shù)形式的語言的地域性存在及其獨特性，它對可翻譯性的論證主要基于文化傳統(tǒng)生存的歷史事實。

　　與之相比，結(jié)構(gòu)主義語言學則著重從語言的邏輯條件方面來揭示不同語言中的通名因素，它致力于尋找不同語言中那些同構(gòu)性的語法、句法和經(jīng)驗結(jié)構(gòu)。德國學者沃爾夫萊姆·維爾斯（Wolfram Wilss）認為：“一個文本的可翻譯性是由句法、語義和經(jīng)驗的(自然)邏輯等普遍范疇的存在來保證的。”（維爾斯，第49頁）他進一步斷言：“在許多語言——如果不是所有語言的話——中都存在著語義的和句法的普遍物(universals)，包括普遍語用學。”（同上，第39頁；
黑體為引者所標）維爾斯的這一論斷依據(jù)的是喬姆斯基在語言學和奈達在《圣經(jīng)》翻譯中采用的“深層語言結(jié)構(gòu)”觀念、雅各布森的符號傳播結(jié)構(gòu)理論和普遍語音要素理論，其淵源一直可追溯到20世 紀初沃爾特·本雅敏的“可翻譯性概念”乃至索緒爾的結(jié)構(gòu)語言學。這是一個相當強勢的語言學傳統(tǒng)。該傳統(tǒng)的核心是，在復數(shù)形式的語言中尋找同一性的結(jié)構(gòu)要素；
將這些結(jié)構(gòu)因素表述為作為單數(shù)形式的元語言解釋系統(tǒng)；
根據(jù)結(jié)構(gòu)的同一性規(guī)則來判斷語句的價值或意義；
最終使語言成為邏輯的附屬物。

　　結(jié)構(gòu)主義語言學的可翻譯性理論最終蘊涵著一種超地域性的元語言。它把語言還原為邏輯。于是，生活世界中的語言的事實性和可顯現(xiàn)性被科學語言的客觀性和邏輯性所取代。此外，這種語言理論本質(zhì)上是一種單數(shù)性的、語內(nèi)性的。喬姆斯基本人說道：語言理論主要關(guān)注的是在一個完全同質(zhì)(homogeneous)的話語共同體中的說者-聽者關(guān)系。他們充分理解所用的語言，完全不受那些在語法上無關(guān)宏旨的條件的影響，諸如記憶的局限、意識混亂、注意力和興趣的轉(zhuǎn)移以及表達失誤，等等。（喬姆斯基，第3頁） 必須指出的是，在西方翻譯研究中，像德里達那樣強調(diào)不同語言的不可翻譯性，只是在晚近才產(chǎn)生了強大的影響力，其矛頭指向的恰恰是那種以單數(shù)形式的語言普遍物來解釋復數(shù)形式的語言的強勢傳統(tǒng)。如果深入探討，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這種強勢的科學傳統(tǒng)在西方恰恰具有一種深刻的宗教根源，那是一種回到“源始語言”的意識。

“世界語這個名字就明確表達著一個自古而來的、人們強烈追求的希望�！保ㄋ固辜{，第62頁）

　　通過考察文本流通的語言條件，我們看到，作 為專名的語言與作為通名的語言之間的緊張關(guān)系導致了不可翻譯性和可翻譯性觀念的對峙。該對峙源于對語言本性的不同認識，它構(gòu)成翻譯研究的一個重要理論背景。此外，我們在考察可翻譯性理論時還注意到，尋求失落的神圣語言、重新認識全部實在并以此來規(guī)范語言，體現(xiàn)著西方學者的一個埋藏已久的宗教情結(jié)。它給基 于結(jié)構(gòu)主義語言學的翻譯研究涂上了一層神圣的使命色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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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丁尼奇，A?P?主編，1985年：《語言哲學》（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哈佛大學出版社。

　　奈達：《走向翻譯科學》，荷蘭：萊頓布利爾出版社（Leiden E?J?Br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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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賴斯：《雜交語言，翻譯和后殖民挑戰(zhàn)》（“Hybrid Languages,Translation,and Post?Colonial Challenges”），載《翻譯焦點》，英文版。

　　喬姆斯基，1965年：《句法理論含義》（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s）,麻省理工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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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坦納，喬治，1998年：《巴別塔之后》（After Babel）,第3版，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

　　維爾斯，1982年：《翻譯科學：問題和方法》（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Problems and Methods）,德國圖賓根：Gunter Narr出版社。

　　維科：《新科學》，英文版。

　　雅各布森：《論翻譯》，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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