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倚江河而建的城市，大都很散漫，一條街道，說拐就拐了，說岔就岔了，說沒就沒了，全無章法，不像北京，西安那些帝王古都，橫平豎直，南北西東，規(guī)規(guī)矩矩的。房屋街區(qū)也因地皮怪異，雜亂無序，四面八方都有。有的街心，就兀然聳著一溜房屋，大約當初修路到此，地皮突然寬出許多，便將街心派了用場。

　　武漢有兩條大江穿城而過――一條是大名鼎鼎的長江，一條是全國最大的內河漢江，將一個城市生生分割成三處。這種局面，在全國大城市中不知是否還有第二例。由此，武漢的地形，便格外撲朔迷離。外地人來，借助地圖，也常常要走失向。由于兩江分隔，道路曲折，城區(qū)也顯得特別大，大得無邊無際心里沒底。有朋友來漢，從漢口天河機場落機，驅車到武昌我家，路上開車不塞不堵一個多小時，花的時間，幾乎和千里航程一樣。而且徹底丟失了方向感。用一句時新話說：找不著北了。我說，別說你初來乍到，就是我，在這兒生活多年，也從來沒有找到過北。

　　武漢是一個沒有坐標的城市。我不知道，一個城市居民的言行舉止生活方式，和這個城市的格局有什么關系。

　　近年，我們常常自說自話地將武漢稱為“國際化大都市”，實際上，望細處看，武漢更像一個大鄉(xiāng)鎮(zhèn)。從面積、人口、交通、工業(yè)、商貿、科技、教育等諸多方面的規(guī)模來說，武漢當然算得上是一個大都市，全地球象這樣規(guī)模的大城市也不多。但從另一些方面來說，從武漢人的文化品格、行為準則及社會生活規(guī)范來說，卻有很濃重的鄉(xiāng)鎮(zhèn)味，或曰宗法味。

　　我的父系，能說得出來的祖宗，都生活于武漢。我自己除插隊的兩年或臨時出差出游，數(shù)十年來，也一直生活于斯。因而，我在所有小傳簡歷一類的文字中，都簡約明了地寫一個“胡發(fā)云，武漢人”。由我這樣一個正宗的武漢人說出“武漢是一個大鄉(xiāng)鎮(zhèn)”，而不說“武漢是一個國際化大都市”，或許不易被誤解為地域偏見。

　　在交通不發(fā)達的年代中，武漢人實際上分為武昌人、漢口人和漢陽人。武昌是歷代行政首府及最高學府所在地，衙門，書院，廟宇，兵營，皇家花園，幾乎都在武昌，這一點，從武昌的地名可以看出――都府堤，糧道街，察院坡，巡司河，讀書院，司門口，函三宮，閱馬場……至今，武昌一些破敗的老街巷里，不時還可以看到一座座古舊老宅。那型制，那做工，那氣派，依然透露著當年的儒雅與豪華。歷代許多文人墨客都在武昌留下過傳世詩文，列出來，可以權當一部文學史看。

　　漢口原來與漢陽相連，屬漢陽縣管轄，是一片水鄉(xiāng)澤國湖凼子，很荒涼，有一些高地，叫“墩”，陸續(xù)聚居了一些外來人口，打漁撈蝦踩藕種小菜。如今，漢口市中心繁華地帶，還留下一些當初的地名：唐家墩，鄂城墩，天門墩，雙墩，等等。唐詩人崔顥當年在武昌黃鶴樓上，遙望大江對岸，寫“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的時候，連漢口這個叫法都沒有。明成化年間，漢水一次任性，改道經(jīng)由龜山北麓入江，生生把漢陽給割了出去，從此改變了漢陽的命運，也改變了漢口的命運――漢水長江的交匯處，便成了漢水之口――漢口的發(fā)祥地，南來北往，客商云集，大江上下，檣桅林立，成為全國一個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五口通商后，漢口又成了洋人租界所在地，各種工商金融航運新聞娛樂業(yè)蓬勃發(fā)展，得現(xiàn)代西方文明風氣之先。所以漢口人勤勉，精明，善工商。生活方式也很洋化，一些漢口老人，斗大字不識一籮筐，卻能說一口洋涇浜英語，德語，法語，這些人都是在洋人的輪船,洋行，西餐廳，跑馬場混過事的。年輕時，都穿過西服革履，都能跳幾步“倫巴”“華爾茲”。改革開放之后，漢口人也是率先投身市場經(jīng)濟的汪洋大海的，聞名全國的漢正街，便是老漢口的老商業(yè)街，雖然蟄伏數(shù)十年，當年的興隆幾乎已全然不見，一旦春風化雨，那些個天生的生意人便一夜之間生長出來了。連他們那些幾乎沒見過做生意的子孫后代，都是一把好手，如有遺傳一般。

　　漢水改道以后，名城漢陽漸漸衰落，到得后來，幾乎淪為武漢的一個郊區(qū)，除了一些日漸荒蕪的古代名勝遺跡，似乎沒有多少值得說道的。武昌人隔了一條長江天塹，很少去，漢口人雖說漢江不寬，一葉扁舟便能橫渡，也很少去，記得只是在清明上墳祭祖時，才是漢口人去漢陽最多的時候，時至今日，依然也是如此。直至五十年代初，漢陽最繁華的鐘家村，還是一副鄉(xiāng)下模樣。所以，漢陽人比較低調，比較平和，上學時，一些愛面子的同學，常常不愿說自己家住漢陽。張之洞搞洋務的時候，漢陽曾有過驕世的近代工業(yè)：漢陽兵工廠和漢陽鐵廠。后來也衰落了，只留下了龜山腳下那個巨大的鐵鎦和農講所那一排斑駁的“漢陽造”，訴說著前世的輝煌。

　　三鎮(zhèn)分割多年，各自保留了許多痕跡，這一點，至今還能從口音上聽得出來。49年后，來了一批南下軍人和干部，出現(xiàn)了一些北方語音區(qū)，比如省市委，軍區(qū)等大機關所在地，五十年代中期，又來了一批東北重工企業(yè)的援建者，又出現(xiàn)了一些東北語音區(qū)，如武鋼，武重，大橋局等工業(yè)區(qū)。七十年代初期開始，一大批復轉軍人陸續(xù)進入武漢公檢法司及各級政府職能部門，帶來了湖北各地縣的鄉(xiāng)音，這幾批人，也有自己相對固定的生活區(qū)域……因此，在武漢，你幾乎可以憑口音，大體猜出一個人的由來。這些都足以說明，盡管號稱九省通衢，但武漢老百姓的生活，是相對封閉的。即便在同一城區(qū)，各階層也只生活在自己的一個小范圍中，對于糧道街的一個老太婆來說，武漢大學是不存在的，而對于水果湖大院中的一個孩子，老城區(qū)中那些小街巷也遠在天邊。

　　武漢人很少有都市感。所謂都市感，是將自己生活的這座大城市看作一個整體的家園，熱愛與尊重它的文化與榮譽，遵守它的公共規(guī)則，將自己作為一個獨立個體，而不是某個小群體之一員，擺放在與這個城市的關系之中。所以，武漢人對自己的城市，沒有多少榮譽感，衛(wèi)生檢查也好，交通整頓也好，市政建設也好，似乎與己無關。該吐痰吐痰，該搶道搶道，該把攤子擺到街上，只要稽查一走，一樣擺到街上。所以，老給外地人一種“臟、亂、差”的印象。除了一幫球迷，常常為自己城市的球隊招搖過市擊鼓助威顯得很熱血的樣子，但人數(shù)不多，倒有點鄉(xiāng)下宗族活動的氣氛。

　　長期以來，武漢都是一個由血緣、宗族、同鄉(xiāng)、街坊、同事、同學、師徒、朋友、哥們、上下級等一系列因素聚結起來的無數(shù)個小“村社”的組合。在這個“村社”內部，武漢人常常很義氣、熱情、隨和、謙恭，很樂于助人甚至為朋友兩肋插刀；
而在這“村社”之外，武漢人又常常是另一種面孔：冷漠、兇狠、油猾、幸災樂禍、有理無理都不讓人。同一個小伙子，他可以請一天事假為朋友搬家累得筋疲力盡黑汗水流而毫無怨言，但在回家的公共汽車上卻會因為別人無意擠了他一下而破口大罵甚至拳腳相加；
同一個醫(yī)生，會為一個熟人看病親自跑上跑下化驗取藥最后還送出大門外，但一轉身對另一個陌生病人可能又是愛理不理一臉冰霜的模樣；
同一個乘警，會將朋友委托的一個無票旅客安頓得舒舒服服，就餐時還給送一份飯菜來，但對另一個不相干的逃票者可能就是橫眉怒眼惡聲厲氣了……

　　武漢人不是不善，更多的時候，是將“善”用于自己的“村社”內部。再往小里說，是用于自己的家庭。一個武漢人，可以跪在地上將自己家的地板擦得光潔鑒人，但一起身，就會毫不在意地將一堆果皮菜屑扔到樓下大馬路上；
可以將家里多年不用的壇壇罐罐破竹床爛木頭保存得妥妥貼貼，一出門便會將痰吐在大馬路上，將腳踏在綠草坪上，甚至一使氣砸壞公用電話或拆了馬路護欄的鋼管拿回家派點用場。報紙上，常常有一溜新裝的街燈被破壞殆盡，一片剛剛擺放的缽花被哄搶一空的消息。破壞街燈，有時是看中燈飾上的金屬，有時什么也不為。哄搶缽花，當然是抱回去裝點自己的居室……武漢人不愛自己的城市，這一點在全國大約是名列前茅的；
武漢人愛自己的家，這一點在全國大約也是名列前茅的。

　　武漢人在全國的口碑不算太好，這種壞印象從何時起，無人考證，我想，大約不是歷來如此，因為在卷帙浩繁的正史野史中，似乎還沒有此類對武漢人的惡評。聽老人們敘說，或我自己遙遠的印象，武漢市民曾是非常和善，非常溫文爾雅的，武漢人有一個時時掛在嘴邊上的對別人的尊稱――“您家，您家”，用武漢話說起來又柔糯又謙恭，比北京話的“您”更多一份親昵。便是同輩之間，甚至上輩人對下輩人，也常常用此稱呼，讓你頓時覺得宛若家人。

　　有人曾將武漢人的火氣歸咎于夏炎冬寒的壞天氣，其實這天氣也不是一年兩年，幾乎是世世代代的。你看那無風的夏夜中，40度上下的氣溫，武漢人一邊悠悠忽忽打著蒲扇，一邊能恍恍惚惚睡上一覺，還真該贊嘆他們那種神清氣定的好功夫好修養(yǎng)。也有人將武漢人的爭勇好斗歸咎于打碼頭的習俗――在前兩期的《風尚》中，林希先生說到天津人愛打架，也聯(lián)系到天津的打碼頭。我想，那可能只是某個行業(yè)的習性。因為與碼頭生活有關的人，在一個城市中畢竟很少，況且他們不是當時那個社會的主流，他們即便打，也是打得有章法，有由來的，無非就是為了吃口飯，要是無事生非成天打架，一家老少就要餓肚子了。不像如今，一些架打得莫名其妙，打得不分場合。關于武漢人壞脾氣的這兩種推演，可能會放掉了一些更重要，更深刻的社會原因。

　　武漢人曾經(jīng)大都生活在巷子和里份中，門戶相對，墻壁相連，幾家人共一個廚房做飯，用一個龍頭打水，在一塊小小的空地上乘涼，赤膊短褲，床席相連，全無芥蒂。家家戶戶之間很熟悉，誰家買了什么菜，誰家添了什么衣，誰家來了什么客，甚至誰家為什么事吵了架，互相間都是清清楚楚的。有的住房板壁薄，甚至人家一個月有幾次夫妻生活，鄰人也大體了解。武漢人把生活在自己周邊一個范圍中的熟人叫做“街坊”，很長一段時間，武漢市民中，除了自家親人，最主要的社會關系是“街坊”，你要聽誰說“某某某是我的街坊”，那就是說他們關系不一般了，許多話都好說，許多事都好辦。許多住戶，一住就是幾代人，親近得很。當然，也有釘釘磕磕的時候，也有嘟嘟囔囔的時候，甚至也有唇槍舌劍伸拳擄袖的時候，但很少，而且大多都會被街坊們及時調解。因為，市民們生活的安寧平和，是需要自己來創(chuàng)造的。生意人說，和氣生財，住家人說，遠親不如近鄰。相當一段時間，武漢的治安是很好的，記得小時候，父母都要上班，孩子們在家，玩著玩著，敞著門就出去了，一兩個小時不回家，也不用擔心什么。即便鎖門，也就是釘一只搭鏈掛一把小鎖。不像如今，電子門，防盜門，居室門，便是臥室門，也得安鎖。老人們說，早年間很難聽到殺人放火之類的兇訊，有一年，武昌一家藥鋪老板的兒子謀殺了媳婦，一些小報將這件事從年頭說到年尾，作足了文章，賺夠了市民的唏噓與好奇心。哪像如今，每天的《楚天都市報》都要死幾個人，六毛錢死一個人，兩句話死一個人，一把牌死一個人……市民看得都不要看了。

　　武漢是一座歷史很久遠的城市，努力追溯，可尋至三國東吳時期，孫權在武昌筑城屯兵操練水師。到了唐宋，已很繁華了。但真正發(fā)展成一個現(xiàn)代城市，是在清末的洋務運動之后。到了民初，隨著經(jīng)濟文化的發(fā)展，一個市民階層，如雨后春筍般蓬蓬勃勃生長出來――民族工商業(yè)者，買辦，教師，醫(yī)生，會計，報人，店員……形成了武漢民間社會的雛形。他們也曾經(jīng)很新潮，很進步，講文明，講科學，生活境遇和自我感覺都很好。如果不用"階級論"的眼光看，他們中的許多人是善良的，寬和的，勤勉的，謙虛謹慎的。因為他們生活于民間社會，他們得以生存的重要方式便是對社會道德社會公則的遵奉。那時候，在一條街上居住或做生意，你為人惡，你服務差，你就等于是自尋絕路，沒有一個什么單位或組織來保護你的。

　　武漢曾有無數(shù)個小社區(qū)，一條街巷，一棟樓房，一個店鋪，一個行業(yè)公會，他們大都具備一套自我協(xié)調系統(tǒng)，比如前面說了，居民夏天室外乘涼，竹床躺椅塞滿一條里份，人多地窄，即無上級劃分，也無組織督察，那么場地的分配就要靠社區(qū)的規(guī)則了，比如與自己住房毗鄰，比如人口多少，比如先來后到，比如老人優(yōu)先……大體能保持個公正。如果誰破壞這個規(guī)則，那么他就要冒被社區(qū)不齒的風險，并在日常交往中失去鄰里間的許多幫助，如果這些成本高于他無理占用一塊空地乘涼所獲取的利益，那么他可能就會放棄那種霸道。

　　49年以后，面對強大的政治組織及鋪天蓋地的革命理論，民間社會便迅速地從這個城市中退縮并隱匿了起來。成了新社會中的灰色階層。盡管他們的人數(shù)要比當初接管這個城市的人要多得多，但他們卻是虛弱的，自卑的，怯懦的，隱忍的，順從的。他們當初的熱情與銳氣，才智與創(chuàng)造力都在一片罪惡感的陰影下消遁了。于是，本原就很脆弱的市民社會的一些規(guī)矩和法則，很快就瓦解了。

　　武漢的市民，(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絕大多數(shù)是近百年來陸續(xù)從附近的農村及外省遷入的。要在這樣一個經(jīng)濟不發(fā)達法制不建全的市井社會中生存下去，很大程度上要依賴于原有的宗法關系。這一點形成了武漢市民獨特的文化品格與社會規(guī)范。這種強大的力量甚至也滲透到了學府、機關、文教科研單位。武漢的管理層與知識層外來成員所占比例很大（南下、調干、考學……）并有自己相對集中的生活區(qū)，與大多數(shù)市民的生活是隔離的，沒有與他們形成有機的社會序列，無論思想觀念、生活方式還是人格魅力都很難對武漢的市民生活產生正常的影響。況且，他們中的一些人自身又帶來了新的宗法關系。

　　一個城市各階層之間互不搭界，想讓他們都成為這個城市的主人翁很難。于是，在“只生一個好”的標語上，有人在“一”上加一豎。在市民“十要十不要”的牌牌上，有人就寫上：“不要貪污腐化”，或者干脆在下面留下一灘大小便。

　　基于武漢的地理格局和成員構成，市民們大多沒有一個整體的城市感覺，從做孩子起就這樣――不論交友，游戲，打架，你是哪個巷子的，他是哪個街的，才會決定你如何做。至于那個概念意義上的大武漢，從前是皇上的，后來是政府的，似乎與自己沒有太多關系。

　　不過，武漢人表現(xiàn)出自己的市民意識與市民熱情，歷史上也曾有過幾次，一次是震驚天下并終結了中國千年封建王朝的辛亥首義，在那次艱苦卓絕的戰(zhàn)斗中，無數(shù)平日溫良敦厚逆來順受的市民們，突然間都成為義無反顧的斗士，端茶送水，捐衣捐糧，運送彈藥，救治傷員，直至親自投入戰(zhàn)斗，在武漢三鎮(zhèn)灑下熱血。一次是抵御日寇的武漢保衛(wèi)戰(zhàn)。那一段日子，武漢成為全國抗戰(zhàn)的中心，各商會，各街區(qū)，各家各戶都自發(fā)地走上了街頭，募捐，演講，唱歌，參軍參戰(zhàn)。血戰(zhàn)臺兒莊中壯烈捐軀的王炳章師長的靈柩到漢時，一條大街擺滿了隆重的祭品。當然，武漢人日后還有幾次熱情澎湃的時候，比如大躍進，比如文革，但這些熱情，只給武漢人心里留下一些難言的傷痛或尷尬，終于又縮回到昔日的自為狀態(tài)之中。

　　今天，一批又一批的鄉(xiāng)鎮(zhèn)人在經(jīng)濟大潮中以前所未有的規(guī)模及無序狀態(tài)涌入這個城市，給本來就發(fā)育不良的都市文化、都市規(guī)范帶來更大的沖擊。于是，我們將看到，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武漢將在現(xiàn)代大都市規(guī)則與宗法式鄉(xiāng)鎮(zhèn)規(guī)則的沖突中，經(jīng)歷更多的磨礪、震蕩與糾纏。一個大都市，沒有一個地理意義上的坐標系，倒沒什么關系，這是老天的造化，或許讓城市更加豐富多變，但沒有一個社會文化意義上的坐標，一個精神，道德，法規(guī)上的坐標，可能就麻煩多多。

　　說了武漢和武漢人的許多不是，但我依然愛這個地方。我喜歡過一些其他的地方與其他地方的人，也曾有機會移居那些地方，但最終依然留在武漢，我想很深的一層原因，便是我與武漢的某種歷史鑄就的血緣聯(lián)系。我希望我祖祖輩輩生于斯死于斯的武漢，變成一個更可愛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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