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yè)結構難轉型，教育有責任

　　我不是研究教育的專家，但是，這些年看到國內特別是我自己從小在中國受教育，然后又去了美國，自然有許多觀察和體會。到目前為止，我這一輩子沒有離開過學校。1968年在湖南茶陵縣開始上小學，79年讀完高中在長沙上大學，1986年去美國讀研究生，1990畢業(yè)以后至今一直在美國的大學教書。我有兩個女兒，一個是15歲，一個13歲，她們在美國出生、長大，這些年看著她們在美國上學。同時，也因為我跟國內的一些大學一直有不少交流，也所以基本總能看到國內同行和教育界學者、業(yè)者每天的運作目標。這些經歷和觀察讓我確實感觸比較多，特別是這些年看到這么多從國內培養(yǎng)出來的杰出高材生，他們在專業(yè)上這么突出，但思維方式那么僵化、偏執(zhí)，社會交往能力又那么差，除了自己狹窄的專業(yè)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表達自己，讓我非常痛心。由于國內教育體系以及教育理念的僵化，絕大多數中國人再好也只能做些技術活，難以在美國社會或其他非華人社會出人頭地，這些都很悲哀。原來沒有全球化時不知道這些，但現在中國人也走出去了，跟其他文化、教育背景的人一在一起，就知道彼此的競爭優(yōu)勢與劣勢了。這些問題的根子都出在教育上，包括正式的學校教育、家教和社會文化教育。

　　當前我們說，中國社會現在處于轉型時期，尤其是經濟領域面臨很大的挑戰(zhàn)�，F在提得比較多的是要把中國建設成為創(chuàng)新型國家，這一點大家都講。但想想中國為什么建設不了創(chuàng)新型國家？為什么這么艱難？光靠政治學習，在街上掛很多橫幅、標語，在核心報紙上發(fā)表一些社論，就能把這個國家建設成創(chuàng)新型國家？

　　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zhàn)不少。比如，講到中國的公司品牌，不管是廣東，還是其它省份，都很難建立品牌。所以，難以通過品牌賺更多錢，而只能制造一些玩具或者說制造一些衣服、鞋、甚至一些機器和電腦,只能是賣苦力。我們現在也講產業(yè)結構的轉型，從制造業(yè)更多地轉向服務業(yè)。

　　為什么難以建立品牌、難以實現產業(yè)結構轉型？原因當然包括法治制度、產權保護以及國有制的問題，但也與中國教育體系的教學方式和教學內容關系非常緊密。

　　美國教育重通才，中國教育重技術

　　從歷史來看，產業(yè)結構本身的變化跟教育方式、教育理念和教育結構的變化總是相輔相成的。例如，原來中國的科舉考試，從某一種意義上，科舉考試對于專制的農業(yè)社會是夠用的，是可以行得通的。回過頭看，過去中國盡管統治是專制的，但實際上那時候的政府是小政府，當官的也用不著像今天這樣宏觀調控經濟。雖然說宋朝有王安石變法，有過關于“開源”和“節(jié)流”的爭論，但實際上那時的朝廷能發(fā)揮的作用很有限。那時候的皇帝也沒有這個能力，中國以前沒有全國的銀行體系，也沒有統一貨幣，又沒有國有資產，因此他們能靠什么調控經濟？當時的考試只是靠四書五經，我覺得科舉對當時的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是合適的。乾隆中期1766年，朝廷的財政收入是4970萬兩銀子，相當于205萬個北京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但是去年5.1萬億的國家財政稅收，即使不考慮國有資產的話，那相當于370000萬個城鎮(zhèn)居民去年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所以，當時的科舉考試內容只是四書五經和其它經典，雖然這些不真正涉及治國的經濟技術問題，但對當時的“小政府”來說也夠用。

　　可是，現在的教學與考試內容就很不一樣，也會而且應該與時俱進。例如，中國經濟今天以制造業(yè)為主體，這當然就需要有很多的工程院士，大學要培養(yǎng)很多的工程師。相比之下，美國的服務業(yè)占GDP的85%以上，所以美國的教育體系側重點就不同，是側重通識教育，培養(yǎng)通才。在中國和日本變?yōu)槭澜绻�廠之前，幾乎所有的美國州立大學和一些工程學院都非常側重技能型的工程系科，像中國的大學一樣側重理工訓練。但是，我發(fā)現過去的四、五十年，特別是三、四十年，隨著制造業(yè)向日本、韓國和中國轉移，美國大學的教育內容經歷了一個全面的轉型，轉向通識教育。所以，在耶魯大學，我們對本科生的培養(yǎng)理念是：任何一個在耶魯讀完四年大學的畢業(yè)生，如果他從耶魯畢業(yè)時，變成物理、電腦、化學或者是任何領域的專家，我們會覺得那是一種失敗，因為我們不希望四年大學教育是培養(yǎng)專家，讓他們在某一領域里面投入那么深，而忽視掉在其它更廣泛的做人、做公民、做有思辨能力的人的機會。我們不主張他們在某個工程領域、科學領域、社會科學領域在大學時期就成為專家。如果有學生在大學四年時真的成了專家，我們不以為那是一種成功，反而會是一種失敗。

　　當然這也跟耶魯這些年出了那么多總統有關系，以至于我們的歷史系教授就想，既然以前出了這么多總統，說不定今天在校的哪個學生以后也會成為總統，怎么辦？于是我們就開一門大課，叫做“大策略”（grand strategies），由兩個研究世界史最出色的教授輪流講，這是持續(xù)一年長的課程，是一種非常綜合型的訓練，講到孫子兵法、管子經濟、古希臘策略等等。

　　中國的教育則側重硬技術，由此產生的人才結構使中國即使想要從制造業(yè)往服務業(yè)轉移，也難。產業(yè)結構也受到教育內容約束。在中國，從幼兒園到小學、大學、再到研究生，一直都強調死記硬背為考試，強調看得見摸得著的硬技能，特別是科學和工程幾乎為我們每個中國家長、每個老師認同，這些教育手段、教育內容使中國差不多也只能從事制造業(yè)。為了向創(chuàng)新、向品牌經濟轉型，就必須側重思辨能力的培養(yǎng)，而不是只為考試；
就必須也重視綜合人文社會科學的訓練，而不是只看重硬技術、只偏重工程思維。離開市場營銷、離開人性的研究，就難以建立品牌價值。

　　美式教育：沒有家庭作業(yè)，不排名次

　　為了支持以服務業(yè)為主的創(chuàng)新性社會，美國的學校是如何辦的呢？我有兩個女兒，老大現在讀高二，老二在讀初二。她們的經歷大概是這樣。首先，從幼兒園一直到小學四年級前，沒有家庭作業(yè)，下午放學就放學了，周末就是周末，不用擔心學習。老師如果布置作業(yè)給學生，很多家長會抱怨，說“你怎么給我的女兒、兒子這么多作業(yè)，那他們還過不過日子了？他們一生的幸福是我們更關心的，你不要讓他們回家后每分鐘都花到作業(yè)上，最后他們變成了人還是變成了機器？”所以，學校與家長談判的結果，往往是這樣一個結局：美國的幼兒園、小學四年級以前都不會布置作業(yè)。有沒有考試呢？初一之前沒有考試。而這一點中國的老師和家長可能覺得奇怪，沒有考試學什么東西？你放心好了，美國學生學的東西很有意思，比如，從小學一年級到四年級，他們的課程安排往往比較廣泛。甚至在幼兒園的時候，我女兒她們每年都會有科學、一般人文社會、語言方面的內容，一共有三四門課程。每門課程完全由老師決定用什么教材，教什么內容。比如，在人文社會課程方面，可能是今年重點了解一下亞洲不同的國家，以前的歷史是什么樣子，等等，明年了結非洲、拉美等等。我小女兒這個學期的社會課就是重點了解亞洲，比如，印度的歷史和文化。從幼兒園到小學一年級等等，講的深度會慢慢地上升，但差不多每年或者每兩年會繞著五大洲兜一圈，這是一種非常廣泛的了解。你想一想，如果這些小孩以后出去做服務業(yè)、做市場營銷、做外貿，如果他們對其他的國家一點都不了解，怎么能行？而有了這些從小學到的知識，今后到哪里去“全球化”，都不會有問題。當然，沿著這種方式去培養(yǎng)，很容易讓我們說：“他們怎么能夠做工程師、做專家呢”？但這也沒關系，美國本身不需要這么多工程師，因為制造業(yè)已經由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勝任了。因此，一個國家的產業(yè)結構決定其教育知識的結構，反過來，教育知識結構又會決定其經濟的產業(yè)結構。

　　 另外，美國幼兒園、小學從來不會給學生排名，沒有考試當然不會去排名。給獎狀的時候是怎么給的？是每個人給一個。我以前就覺得納悶，每個學生給一個獎狀，總得有一個說法吧？后來仔細一讀，老師根據每個小孩的特長，哪方面很突出，就給他那個獎狀，更多的是鼓勵每個人學生：你首先是你自己，不管你數學好不好、語文好不好、畫畫好不好，還是歷史好不好，只要你哪方面比較突出，有較強興趣，老師了解以后，就會給你寫一個這樣的獎狀。這跟中國是完全相反，初一之前就給班里的學生每個禮拜、每個學期做排名，經常考試，這很殘忍，因為這么小的小孩，還沒有長大成人，還不知道這個世界是怎么回事，就要開始面對別人告訴他“你不行”。這樣的結論，對人的個性來說，沒有比這種東西更敵意和更具破壞性，讓這么小的小孩就對自己失去信心，就覺得自己不如別人。美國到初一才有考試，到高二以后考試成績才真正開始記錄下來。美國初中是兩年，高中四年，所以，高二也就是十年級之前所有的成績表現都不會被記錄下，不會影響到學生的未來，不會影響到考大學、考研究生。這樣，使學生能夠放心地去學知識，學習思辨，而不是為考試而奔波。

　　美式教育：思辨能力的訓練

　　思辨能力的訓練在美國是自幼兒園開始就重視的強項。這具體表現在兩方面。其一是課堂表述和辯論，自托兒所開始，老師就給小孩很多表述的機會，讓他們針對某個問題各抒己見，發(fā)表自己的看法、談談自己的經歷，或者跟別人辯論。另一方面，就是科學方法這項最基本的訓練，多數校區(qū)要求所有學生在小學四、五年級時都能掌握科學方法的實質，這不僅為學生今后的學習、研究打好基礎，而且為他們今后作為公民、作為選民做好思辨方法論準備。我們別小看科學方法訓練的重要性，因為即使到現在，我經常碰到國內的博士研究生，甚至是所謂的科學家，從他們做研究、思考問題、寫論文的方法上，很難看出他們真的理解科學方法的本質和基本做法。這是什么意思呢？在我女兒她們四年級的時候，老師就會花一年時間講科學方法是什么，具體到科學的思辨、證明或證偽過程。她們就學到，科學方法的第一步是提出問題和假設（hypothesis），第二步是根據提出的問題去找數據，第三步是做分析、檢驗假設的真?zhèn)危�第四步是根據分析檢驗的結果做出解釋，如果結論是證偽了當初的假設，那么，為什么錯了？如果是驗證了當初的假設，又是為什么？第五步就是寫報告或者文章�！�— 這個過程講起來抽象，但是，老師會花一年的時間給實例、讓學生自己去做實驗。比如，我女兒讀四年級時，老師讓她們想一想如何應用科學方法，想針對什么來進行檢驗。她們四五個小孩一起醞釀了一下，或許可以研究學生每天早晨到校的高峰時間是幾點鐘。她們想，每天學校于八點半開始上課，那么，八點二十左右應該是學生到校的高峰點，這就是她們的假設。把這一想法告訴老師，老師說OK，你們可以去檢驗一下這個假設。于是，她們下一步是搜集數據。大概有四五個星期，每天清早，這些小孩分頭站到各個校門口，去統計各學生到校的時間。通過統計數據，她們發(fā)現7：50是學生到校最多的時候。這一結論跟她們原來猜想的很不一樣，否定了最初的假設。為什么7：50到校的學生最多，而不是8：20？后來，她們討論、分析了很久，得出一個解釋：是因為很多的父母送小孩上學后要去上班，而8：00或者8：30是很多公司和機構上班的時間，為了上班不遲到，父母肯定要提前一點把小孩送到學校。這就是她們最后得出的解釋。然后，再寫出作業(yè)的報告，向全班同學表述、講解整個實驗。

　　這種動手不是為考試，而是最好的學習，讓人學會思辨，培養(yǎng)頭腦，避免自己被別人愚弄。這種動手所達到的訓練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靠自己思考、靠自己找問題，這非常出色。實際上，如果按照我女兒她們在小學四年級就學到的科學方法標準去判斷，國內經濟學以及其它社會科學類學報上發(fā)表的許多論文，都沒法及格，因為許多論文只停留在假設的層面上，然后就把沒有經過數據實證的假設當成真理性結論。過去在中國沒有經濟、社會、歷史類數據，無法做深入的實證研究可以理解，但今天很容易找到數據，為什么這么多人不去找數據、做實證研究，而輕易下結論、甚至是不顧擺在眼前的數據亂下結論呢？回想起來，當年居然還要圍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命題展開爭論，連那種起碼的科學精神都還難以接收；
到今天的中國，還是有這么多人相信“8等于發(fā)”、“4等于死”、“5等于無”等等這些東西。為什么呢？這些都跟我們沒有從幼兒園、從小學開始強化科學方法的教育訓練有關，跟沒有把科學方法應用到關于生活現象的假設中去的習慣有關。基于科學方法的思辨能力是一個創(chuàng)新型、民主型社會的基本素質，是走出愚民社會的前提。

　　在小學沒有考試，學生還做什么呢？我女兒她們每個學期為每門課要做幾個所謂的“項目”(projects)，(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些項目通常包括幾方面的內容，一個是針對自己的興趣選好一個想研究了解的題目或說課題。第二是要找資料、收集數據，進行研究。第三是整理資料，寫一份作業(yè)報告。第四是給全班同學做5到15分鐘的講解。這種項目訓練差不多從托兒所就開始。我覺得這一點很有意思，剛才講到品牌跟市場營銷很有關系，因為品牌、市場營銷都跟表述技能有關。就我自己來說，從小學到大學那么多年，從來沒有在眾人面前做表述的機會，更談不上訓練。我第一次在幾個人面前做報告，是大學畢業(yè)的時候，寫了一個關于計算機漢字輸入的文章，那是做了一個學期的項目。當時，我把摘要寫在幾張大紙上，輪到我講時，老師和其他同學都坐在那，我一站在他們前面，就不知道如何講話了。怎么講呢？要講的我已經在紙上寫得好好的，但我實在不知道怎么開口。結果，我說，“你們干脆自己讀我上面寫的吧”，我就不講了。后來老師還讓我通過論文答辯了。那是我第一次在幾個人面前講述自己的研究和觀點，但我就是講不出來。我的第二次機會是在國防科大讀了兩年半的研究生后，又是要講畢業(yè)論文，那一次稍微好一點。

　　正因為我們都去追求考試分數，所以，從來不在乎表述能力的訓練。幸運的是，現在我在多人面前講不會發(fā)抖了，這是經過多年磨煉的結果�；叵肫饋恚�如果我從小學就開始這樣磨煉的話，恐怕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可能能上升到另一個高度。

　　關于研究性項目，我的大女兒陳曉在五年級時，對北京的氣侯感興趣，她在社會課上對其做了一項研究，把北京一年12個月中每月降雨量、溫度的歷史數據收集起來，然后計算歷史上每個月的降雨量的最高、最低與平均值，計算每個月溫度的最高、最低與平均值，然后再分析這些跟北京的其他天文、地理情況的關系，寫好報告以及講解文稿，她在全班同學前講她的這些分析結果。我覺得這樣的課程項目研究與講解是非常好的一種訓練。實際上，她在小學做的研究與寫作跟我作教授做的事情，性質差不多，我做研究上網要找資料，而她也是為每個題目上網找資料、做研究，她寫文章的訓練也已經很多。這就是美國教育厲害的地方，你看一個小孩，在研究思考上已經這么成熟，以至于到現在，我跟我女兒說，她很快可以做我的研究助理了。但在國內，一些本來很聰明的人即使到讀博士研究生時期，還不一定具備這些研究素養(yǎng)、研究能力，有些研究生連做個研究助理可能還不合格。

　　有思辨能力，方有經濟轉型

　　正因為這種思辨能力的培養(yǎng)，現在我跟女兒討論問題時，她們一聽到任何話，很自然地就會去懷疑、審視，然后就看能否找到證據來證明這個話邏輯上或者事實上、數據上站不住腳。這種習慣看起來簡單，但是對于培養(yǎng)獨立的思辨能力，讓學生畢業(yè)以后，特別是大學畢業(yè)以后，不只是簡單地聽領導的話的機器，這些是非常重要的自然的開端。當然，思辨對于美國教育體系培養(yǎng)出來的人是很自然的，有時候我也想，美國這個社會真的蠻有意思，不管是聰明的、還是笨的人，不管是有能力的、還是沒有能力的人，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很厲害，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個人物，對什么事都會有一番高論。對于我們在中國長大的人來說，有的時候可能很難接受這些，因為你明顯知道，根據觀察這個人可能能力一般，但他的感覺還是那么良好。

　　但正因為這樣，美國100個人里，隨便挑80個，那80個人都可以把他的思想、想法和他要賣的東西表達得很清楚，能夠給你足夠多的說服力。這也是為什么市場營銷這門學問是在美國出現、發(fā)生和發(fā)展的。美國教育體系給每個人都提供了那么多自我表述的機會，等他們長大后，特別是念完MBA以后，在他們介紹產品和自己的研究與想法時，至少不會站在一班人面前就發(fā)抖，沒辦法說出話來。在中國經濟、社會轉型到這個地步時，特別是在產業(yè)結構上、品牌建立上、創(chuàng)新型國家方面都有非常多的愿望和渴求時，實現這種教育轉型尤其重要。

　　另外一個比較深的感受是，中國父母很喜歡讓小孩去跳級，最好是進少年班。少年班是摧毀小孩的最極端方式，是最典型的把小孩當機器建設，而不是當人培養(yǎng)。制造成了能做專業(yè)但不能做人的機器后會怎么樣呢？千萬不要忙于跳級，是因為現在人的壽命以大大提高，“二戰(zhàn)”以前人均壽命只有30多歲，今天中國的人均壽命差不多是78歲，翻了一倍！人均壽命增長這么多后是什么意思？意思之一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工作、喜歡工作，你不要著急，以后有的是時間！哪怕你30歲開始工作，按照平均壽命78歲算，你還有48年，著急干什么呢？為什么不花更多的時間去體驗、享受生活？特別是，為什么放棄那么多童年的生活去跳級、去整天埋在書里呢？坦率講，跳級更多是做父母的一種個人追求，是做父母的為了自己的滿足感而作的，不一定是小孩的愿望，從某種意義上這是父母比較自私的做法。我們做父母的總喜歡有機會去炫耀，去跟人說“我兒子跳了一級”，“我兒子今年考的分數多少”，“我兒子考上北大、清華”，這樣，做父母的臉上有光了。犧牲的是小孩的一輩子。

　　原來人的平均壽命只有三十幾歲時，跳級的必要性能夠理解，因為那時能工作的時間本來就不多，那何必不早讀完書去工作？三年前，我跟前深發(fā)展總裁魏杰夫先生一起吃飯，問他兒子到哪里上大學，那一年他大兒子剛高中畢業(yè)。他說“我兒子還沒想好以后要做什么，更不用說學什么專業(yè)，所以，我跟他說，既然沒想好將來做什么，不用著急，有的是時間，你先到北京來學學中文吧。等你想好后再去讀大學。”魏杰夫也說，現在人的壽命這么長，給他兒子足夠多時間去感受生活，讓他更確切地想通了要做什么以后再去學習，他會學得更好，那樣，他完全是靠自己自發(fā)的興趣去學，與父母逼著他去學相比，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是呀，如果你對一個題目有興趣，那么，不需要任何人給你壓力，你也會自然地、自愿地做出犧牲，加倍努力，做不好才怪呢！

　　中國經濟轉型需要教育的轉型，需要培養(yǎng)興趣豐富、人格完整、頭腦健全的通識公民，思辨型公民。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中國恐怕只能繼續(xù)是給世界提供低級勞動力的工廠�！赌隙贾芸�》2008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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