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不久、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什麼叫破壞黨內民主？黨內民主能破壞到什麼程度？什麼叫為所欲為？為什麼說專制就是無法無天？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或許能回答諸如此類的問題。也許有人看了此文后會發(fā)出驚嘆：怎麼會有如此稀奇古怪的事情發(fā)生！我要告訴你們的是：這樣稀奇古怪的事情曾經并不稀奇古怪，并且它確確實實發(fā)生過。講出這樣的故事，能讓我們開開眼界，或許還能給我們一點警示。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于一九六六年七、八月間在北京召開（七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召開預備會議；
八月一日至十二日舉行正式會議）。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標志“文化大革命”全面發(fā)動的一次會議，也是黨內民主遭到極大破壞、黨內生活陷入嚴重不正常的一次會議。從會議的召開，會議的進行，會議的結果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到這時，黨內、特別是黨的最高領導層中，各項民主原則都已被破壞到驚人的地步。這方面集中的體現(xiàn)是毛澤東的個人專斷、為所欲為。八屆十一中全會自始至終都為毛澤東的個人意志所左右，全體與會者都被毛玩弄于股掌之上。正因為如此，對這次錯誤的會議，對整個“文化大革命”的發(fā)生，毛澤東的責任都是不可推卸的。

　　一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揪出了所謂圖謀搞反革命政變的“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陰謀反黨集團”。之后，整個國家日益陷入越來越嚴重的動亂之中，“革命” 、“造反”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紅衛(wèi)兵”風靡全國。在“文化大革命”狂浪的沖擊下，黨和國家各方面的工作越來越不正常了。

　　六月上旬，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派工作組進入北京各高等院校，并決定由團中央派工作組負責北京各中學的“文化大革命”。在這次會議上，還制定了有關運動的八條規(guī)定，要求運動中要“內外有別” 、“注意保密” 、“大字報不要上街” 、“不要游行示威” 、“不要搞大規(guī)模聲討會” 、“不要包圍黑幫住宅”等等。其目的，是要控制并逐步扭轉當時已經十分混亂的局面。

　　然而，自六月初到七月下旬的五十多天里所發(fā)生的情況是誰也沒有想到的。

　　派工作組是我黨傳統(tǒng)的工作方法之一。過去的實踐證明，這種方法對于較快地解決基本上是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的意外情況和突發(fā)事件是比較有效的。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根本方針的錯誤，以及林彪、康生、江青等人的破壞，在許多單位，工作組進駐以后很快就與“造反派”處于尖銳的對立之中。有恃無恐的“造反派”們根本不把工作組放在眼里，工作組的權威受到蔑視，作用也因此受到限制，局勢仍然混亂不堪。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學發(fā)生了嚴重的亂打亂斗事件，北大工作組及時對事件作了處理，并將情況寫成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第九號簡報。當時，打人、侮辱黨員和干部等情況多有發(fā)生，甚為嚴重，為了制止這種情況，劉少奇主持用中央文件的形式將北大九號簡報發(fā)向全國。中央文件肯定了北大工作組的做法，認為他們“處理亂斗現(xiàn)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要求各地參照北京大學的做法處理類似事件。

　　毛澤東一開始對派工作組總的態(tài)度是支持的，向北大等單位派工作組也是經他親自批準的�？墒�，七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專程去武漢暢游長江之后回到北京，他一反過去的態(tài)度，開始否定工作組，認為工作組“起破壞作用，阻礙運動”，應該“統(tǒng)統(tǒng)驅逐之”。

　　毛澤東突然作出的對派工作組的做法的否定態(tài)度，以及對工作組的橫加指責，使劉少奇等人感到驚詫和困惑，他們對此不理解是自然而然的（注1）。但是，毛澤東卻不能容忍這種不理解。在支持中央文革的一些人公開地與劉少奇等人唱反調之外，他決定召開一次高級會議，以解決中央內部出現(xiàn)的重大分歧。正如他在一九六七年的一次談話中說的那樣，在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時，“多數(shù)人不同意我的意見，有時只剩下我自己，我只好將我的看法帶到八屆十一中全會去討論�！睂嶋H上毛澤東的目的是要掃除各種阻力，特別是來自中央的阻力，以進一步將“文化大革命”發(fā)動起來。從后來發(fā)生的事情來看，毛澤東這時已經下了決心：誰——不管是誰——阻礙“文化大革命”的進行，就搞掉誰！當然，按正常的民主程序，這是很難辦到的。

　　還應該指出的一個背景是，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后，表面上是由中央第一副主席劉少奇、總書記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領導“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此時的毛澤東對劉、鄧等人已經不信任。這種不信任由來已久。由于1957年以后出現(xiàn)的接二連三的事實，毛澤東一貫正確的神話越來越受到懷疑，他在黨內至高無上的權威很自然地就開始動搖。七千人大會后，劉、鄧等中央主持一線工作的人與毛在很多大的問題上的認識越來越不一致（注2），分歧越來越大，越來越尖銳（注3）。他們對毛的態(tài)度也從一開始不以為然地應付，到后來各唱各的調，最后發(fā)展到對毛公開抵制（注4）。在毛澤東的眼里，這些人也由“不聽話”發(fā)展到“搞獨立王國”，“有一個司令部”，“針插不進，水潑不進”。林彪說有人要搞“政變”，毛澤東沒有表示異議。不過，由于我國政治的極不透明，特別是高層政治的極其封閉，并且由于我們有“為尊者諱”的傳統(tǒng)，國家到底發(fā)生了什麼事情，到底是什麼原因，絕大多數(shù)人并不知情。在廣大黨員和全體中國人民眼里，毛澤東仍然是“英明領袖”，“偉大導師”，是“萬歲”。他的崇高威望還是誰也取代不了的。所以他要發(fā)動群眾，搞群眾運動。毛澤東這時真正依靠的是在黨內生活比較正常時就毫無作為的陰謀家康生及其顧問下的“中央文革小組”。在聽取了康生的匯報以后，毛澤東沒有征求中央其他領導人的意見，就自作主張的批準向全國播發(fā)由康生夫婦一手策劃、并且是康生背著中央其他領導人私下抄送給他的北大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毛在批文中還說，北大是“反動堡壘”，由此可以“開始打破”（參見《國史通鑒》第二卷）。毛澤東的這一舉動立即引發(fā)了他所期望的全國大動亂，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陷入極大的被動。

　　同時上演的還有由林彪、康生等人創(chuàng)作并指揮的“個人崇拜交響曲”，成為毛澤東舉動的有力鋪墊和美妙伴奏。林、康等人說什麼“二十世紀的天才是列寧和毛澤東同志”；
“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這一切，使毛澤東的個人集權和個人專斷空前地發(fā)展起來。

　　二

　　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可以說是毛澤東個人臨時決定的。以往的慣例是，在中央全會召開之前一般先要開一次中央工作會議，對即將召開的中央全會的議程、議題、時間等等進行討論、醞釀和研究，做好盡量充分的準備。這一次并沒有這樣做。這次全會的召開顯得十分傖促。直到開會前十天，考慮的還是召開一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從毛澤東在陳伯達的一個報批件上所作的批示上可以看出來：為了進一步解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fā)動問題，毛澤東責成陳伯達起草一個文件（即后來的《十六條》），文件經過數(shù)十稿修改。七月二十一日，陳伯達向毛澤東送上了文件的第二十二稿。毛澤東在陳伯達的報批件上作了批示。他認為文件很好，主張立即召開有各中央局和上海、北京兩市負責人參加的會議討論通過，然后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公開發(fā)表。毛澤東認為會議開兩、三天即可，文件在八月一日發(fā)表為宜。

　　根據(jù)毛澤東的指示，各中央局和北京、上海兩市負責人五十多人陸續(xù)集中到北京，從七月二十七日起召開分組會議。就在這過程中，突然決定要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

　　八月一日，鄧小平宣布開會，并告訴大家這是一次中央全會，同時宣布了會期和議程。會期五天；
議程四項：討論通過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討論批準十中全會以來中央在國內、國際問題上的重大措施；
通過會議公報；
補行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關于人事變動決定的手續(xù)。原定會議到五日結束。

　　可是，由于毛澤東的獨斷專行，會議沒有能夠按原定的安排進行。

　　在會議的第一天，毛澤東就大談工作組問題。他對工作組提出了尖銳而又激烈的批評，指責工作組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說工作組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由于毛澤東把工作組提到了如此的高度，在接著而來的第二、三天的小組會上，與會者紛紛在此問題上作了檢查。在這種情況下，會議實際上就不可能再按原定日程和議題進行了。與會者并沒有就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提出系統(tǒng)的意見、建議和看法，他們只不過爭先恐后地檢討了自己跟不上毛主席的錯誤，有的人甚至還從革命或不革命的角度檢查了自己前一段的所作所為。這實際上就等于是表示無條件地接受毛澤東的任何主張。會議根本就沒有什麼“議”的氣氛和體現(xiàn)。

　　八月四日，即原定大會結束的前一天，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會上，毛澤東發(fā)表了講話。他十分激烈的批評了劉少奇和在他主持下的前一段中央工作。毛決定原定當天的大會不開了。這樣，原定第二天結束的會議就無法結束。會議的時間、議程和議題都被毛澤東個人任意地改變了。

　　從出席會議的人員看，也是極不正常的。由于會議系突然決定而召開，只好在原來通知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人員的基礎上，臨時召集了在京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組成會議。很奇特的是還請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全體成員和首都高等學校的師生代表四十七人列席會議。大多數(shù)與會者既缺乏必要的思想準備，又對會議的各項議程沒有正常討論的余地。

　　在八屆十中全會四年之后召開的這次全會，本來應該由中央政治局對四年的工作向全會作出負責任的報告，但是劉少奇按議程在八月一日所作的報告，沒有說明是代表中央的，也沒有文字稿，象是個人的即席發(fā)言。會議準備之倉促，毛澤東不是要召開一次認真的中央全會的本意，由此可略見一斑。會上，毛澤東對他所不滿的中央領導人和中央工作橫加指者，儼然一付家長姿態(tài)。他說，工作組“起了鎮(zhèn)壓群眾、阻礙群眾的作用”�！鞍俜种�九十以上的工作組都是干盡了壞事”。他還聯(lián)系了歷史：“在前清時代，以后是北洋軍閥，后來是國民黨，都是鎮(zhèn)壓學生運動的。現(xiàn)在到共產黨也鎮(zhèn)壓學生運動�！彼�指責說，派工作組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是鎮(zhèn)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毛澤東的鋒芒所向、矛頭所指是十分清楚的。作為黨的中央主席，他不僅完全把自己放在了整個中央之外、之上，并且還把自己擺在與整個中央對立的地位，進而對中央作了完全的否定。在當時，如果換一個人，這樣的行為至少是“反黨”、“分裂”。不僅如此，作為一位黨的主席，他還把一位黨的副主席同時也是國家主席的領導人毫無顧忌地就歸入了他當時號召要“橫掃”的“牛鬼蛇神”之列。

　　八月五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大字報雖未點名，但人們一看就明白其目標是指向當時黨內主持工作的劉少奇以及鄧小平的。在這張大字報中，毛澤東說劉鄧等人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這之后，全會立即轉向集中揭發(fā)批判劉少奇與鄧小平。毛澤東的個人意志得到完全貫徹。

　　三

　　八月十二日，大會進行中央領導機構的改組；
通過組織決定；
通過公報。這其中，有幾件事是應該提出來的：

　　第一，八屆中委共九十七人，其中從五中全會以來病故六人，此次全會開始時未予遞補，實際八屆中委人數(shù)為九十一人。由于全會開得匆忙，有十七名中委未能到會，全會對此也未作必要說明。直到會議最后一天才宣布依次從候補中委中遞補六人為中委。然而當天進行的各項選舉，新遞補的六名中委都沒有參加。開幕時出席全會的七十四名中委，選舉當天只有七十三人投票。也就是說，全部中委中，參加投票選舉的只占80%。

　　第二，全會增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六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三人，書記處書記二人，選舉政治局常委十一人。表面上中央領導機構的人數(shù)增多，得到了充實，實際上，三分之二以上的各類領導人很快就被架空，甚至打倒，或者根本無法進行正常工作。如增選的政治局委員有陶鑄、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陳伯達、康生共六人，前四人就屬于以上情況。全會選舉了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云等十一人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中，劉少奇與鄧小平已經處于受批判的地位，陶鑄很快就被打倒，朱德和陳云年老多病，余下的人中，支持并積極推行“文化大革命”方針的人占了大多數(shù)。由此可見，選舉、增補等等，完全是為了改變最高領導層中的力量對比，以便使“文化大革命”的方針能夠得到更好、更全面、更徹底的貫徹。(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些舉動，是頗具匠心的。

　　第三，選出的政治局常委中，名次并不是按得票的多少排列，而是由毛澤東圈定的。如鄧小平與毛澤東、林彪一樣，也獲得七十三票，卻被排到了第六位。

　　第四，全會沒有選舉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卻在事實上保留了毛澤東的主席地位，取消了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尤為奇特的是會后不久，林彪成了黨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取得了在黨內僅次于毛澤東的第二號地位，成了毛澤東的接班人。而劉少奇則被貶在第八位，這實際上公開宣布了他已被“棄用”，“下去”已成定局。此后，想要打倒劉少奇的那些人就更加肆無忌憚了。所有這些都是明明白白地違背黨章規(guī)定的，可又實實在在地發(fā)生了。

　　第五，在全會上，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有了新的發(fā)展。全會公報指出：“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chuàng)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wèi)和發(fā)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第六，大會在康生宣讀公報后，林彪宣布列席會議的代表都有表決權。這時，場上立即全部舉手，一致通過了全會公報。這樣的事情也是史無前例的。

　　四

　　從以上情況我們可以得出幾點結論：

　　首先，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之前，黨中央的領導就已陷入極不正常之中。作為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完全脫離、拋開了黨的中央委員會，并且站在了與之對立的一面，另搞一套。這樣，客觀上就出現(xiàn)了這樣的情形：黨中央的一線領導唱的是一個調，做的是一回事，而毛澤東和他所信用的人唱的又是另一個調，做的又是另一回事。這造成了黨的最高領導層中實際上存在著“兩個司令部”。這是使得整個國家陷入極大混亂的根本原因。毛澤東對當時中央一線領導的蔑視可看著是對整個中央委員會和它所代表的全黨的蔑視。毛澤東的這種態(tài)度使得林彪、康生、江青等人以及再往下的一伙人根本不把黨中央和中央領導人放在眼里，他們上竄下跳，煽風點火，小題大做，無中生有，竭盡挑唆鼓動之能事，使得合法的黨的領導機構和按法定程序產生的黨的中央領導人完全喪失了權威性。而毛澤東個人，則處于不受約束、不受監(jiān)督、不受限制的地位，他可以毫無顧忌的否定任何黨的領導人和黨中央的工作。

　　其次，八屆十一中全會完全是為了適應和迎合毛澤東進一步全面發(fā)動“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而召開的。由于事前黨中央委員會的絕大多數(shù)成員毫不知情、毫無準備，這次全會完全可看作是毛澤東對黨中央發(fā)動的一次“突然襲擊”。

　　再次，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已經完全不可能平等、嚴肅、負責地討論問題。全會完全以毛澤東的個人意志為意志，成了操縱于毛澤東手中的一個工具。全會對黨章的違反，對黨規(guī)黨法的踐踏都到了空前的地步。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全會全盤接受了毛澤東的錯誤決策。

　　所以，八屆十一中全會是一次由領導者錯誤發(fā)動、被壞人利用，在絕大多數(shù)與會者都不能講話或不能講真話、黨的生活極不正常的情況下召開的。會議本身又極大地破壞了黨的生活的民主原則。也正是在這樣的會議上，排除了對“文化大革命”的各種阻礙，使其得以全面地發(fā)動起來。

　　注釋

　�。ㄗ�1）劉少奇在工作組問題上的保留意見，以及他對毛澤東的態(tài)度與做法的不理解、甚至反感是很明顯的。比如，在毛澤東對工作組發(fā)出強烈的遣責之后，七月二十七日，他找康生談話，還認為工作組沒有鎮(zhèn)壓學生和群眾，并對蒯大富等人的做法表示反對。七月二十九日，在“北京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上，當聽完北京市委關于撤銷工作組的《決定》之后，劉少奇公開表示，“怎麼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們問我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同志、工作組成員也不曉得。”劉少奇這段話想表明什麼意思呢？我認為他是在隱晦地表示，他以及中央其他一些領導人并不同意“文化大革命”的這種搞法。

　�。ㄗ�2）當時，劉少奇、周恩來、陳云等人與毛澤東在很多問題的看法上都不一致，最明顯的如對形勢的看法，對“大躍進”的教訓，對農村政策，對平反冤假錯案，等等。以至于毛澤東說當時刮著“三風”，即“黑暗風” 、“單干風”和“翻案風”，并多次批評所謂“一九六二年的右傾”。

　　（注3）如在討論“二十三條”時毛與劉出現(xiàn)的分歧。在一次會議上，劉公開頂撞毛，以至于后來鄧力群說：“會場的氣氛是相當緊張的”。（參見1982年3月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黨史會議報告集》第二集，第84—85頁）

　�。ㄗ�4）彭真和北京市委對批判吳晗一開始就公開抵制。彭真并主動找毛澤東表示自己對此事的不同意。彭真這種突如其來而又咄咄逼人的舉動使毛澤東猝不及防，最初不得不把這件事往康生身上推，以至于弄得康非常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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