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政黨、革命的人民，只有通過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才能變得成熟起來，只有正面教材而沒有反面教材，是不可能獲得真正正確的認識的。

　　----1972年9月6日，毛主席與法國社會黨代表團的談話

　　當前，在全球經濟、全球環(huán)境、全球穩(wěn)定迫切需要新的變革動力的歷史關頭，美國卻扮演著一個“反面教材”(retrograde)的角色。無論從戰(zhàn)略上還是道義上，今天的美國不但沒有給世界提供榜樣，恰恰相反，布什政府的所作所為使得它的競爭對手--中國、俄羅斯越來越有理由充分地認識到，必須走他們自己的道路，因為所謂民主和人權對于國家的穩(wěn)定和繁榮的未來絲毫沒有幫助。甚至連來自伊朗的穆罕默德 阿曼達 內賈德，竟然也在紐約舉行的聯合國大會上利用我們所陷入的困境嘲笑我們，并公開宣告“美國時代的終結”。

　　-----2008年10月13日，《紐約客》雜志社論

　　自2008年9月15日起，美國華爾街金融機構的倒閉風潮震動世界，金融動蕩至今尚未平息。這次空前的金融崩潰，無疑掀開了世界史的一個新時代。

　　由于在某些自詡的“精英人士”看來，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目標之一，就是加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貿易和金融秩序，所以很自然的，在最近30年來的中國，美國的形象只有“正面教材”的意義，而沒有任何“反面教材”的價值，這種對美國的理解不但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也對當代中國政策的制定起到了重要的誤導作用。而當下美國金融業(yè)的崩潰，再次給中國提供了一個更為全面、系統(tǒng)地認識和了解美國的契機[2]。本文以一個特定角度，從三個方面概述了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的崛起、變革和走向危機的過程。目的是希望當下的中國在損失了在美部分投資之際，亦能夠籍此而有所“獲得”，這就是更加清晰、系統(tǒng)和全面地檢討對美國的政策并增加對當代資本主義金融體系的認識。倘能如此，此次昂貴的學費亦可以說算是沒有完全白交。

　　一，20世紀初的崛起：美國利用“世界債主”地位獲得世界霸權

　　1. 債務關系與市場邏輯

　　尼采在《道德的譜系》這本啟示錄式的小薄書中指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實質、現代歐洲國家關系的實質是債務關系，是債務人與債權人之間的關系，一切現代西方道德都建立在這個實質的基礎之上。因而現代西方道德的實質是“惡”，而不是“善”。

　　基督教道德的箴言是“愛你的敵人”，“打你左臉你再把右臉給他”，而尼采指出：這種基督教道德其實就起源于債主與債務人之間的關系，所謂愛你的敵人，也就是愛你的債務人，所謂打你左臉你再把右臉給他，就是如果他還不起債，那么你就繼續(xù)借債給他---這就是基督教道德的實質。

　　如果用尼采的啟示來解釋上世紀初的歐洲乃至北大西洋各國所面臨的形勢，特別是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的歐洲國家間及其與美國的關系，那么我們將會對這種關系有一個更為實質性的洞察：因為這種關系背后的實質和基礎，確實就是國家間的債務關系。

　　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戰(zhàn)敗，德國從而背上了巨大的戰(zhàn)爭賠款， 由于美國沒有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只是借款給交戰(zhàn)各國，所以美國又是整個歐洲的債主。因此簡而言之，一戰(zhàn)結束后西方各國間的基本關系就是：英法是德國的債主，而美國又是整個歐洲的債主，從而，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關系，就可以看作是當時西方國家間關系的實質。

　　而且，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說：正是在債務關系和債主-債務人的基礎上，即在如何還債、如何處理債務的議題上，才產生了自由市場經濟的邏輯，這也就是說：金本位的貨幣尺度和自由貿易的邏輯，其實首先是作為一個處理、平衡國家間債務的機制被提出、采納并信奉的，----這是我們理解市場經濟起源的一個要害。

　　一戰(zhàn)結束后，歐洲各國實行建立在“金本位制”基礎上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 該政策的核心是：以黃金價格為基礎的貨幣穩(wěn)定政策，以及以黃金轉移、流動來平衡國家間貿易的原則。它把穩(wěn)定貨幣和貿易平衡當作一個國家經濟的根本目標，這同時意味著，這一政策從一開始上就不是把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把民生、把社會穩(wěn)定、把國家安全當作國家財政的基本目標，因為它從一開始就是處理國家間事務---具體說就是國家間債務的一個機制（當然也可以說：這項政策與我國最近所倡議的科學發(fā)展觀的基本內涵：依靠和擴大內需，統(tǒng)籌發(fā)展，加強金融監(jiān)管是完全南轅北轍的）。

　　因此，與其說這一學說的前提是假定“世界乃各國彼此依賴的市場”，還不如說：它假定國家間的債務關系可以通過“自由貿易”來解決。因為按照這種天真到了完美的邏輯：債權國由于黃金儲備增加，隨之自動導致其貨幣升值，從而其產品價格上漲，其出口自動放緩，黃金儲備流出。反之：債務國由于其黃金儲備減少，隨之其貨幣貶值，其產品則具有了價格優(yōu)勢，于是出口增加，黃金回流，貨幣也因而穩(wěn)定。

　　但是，一旦考慮到市場關系和市場邏輯的真實基礎是債務人-債權人之間的現實關系，考慮到這種債務關系的現實性和迫切性，那么，“市場關系”和市場邏輯內涵的“強制性”也就一目了然了。實際上，也正是這個自由市場的方案中所必然蘊涵的強制性，最終徹底瓦解了債務國的經濟，從而也從根本上摧毀了他們的償債能力。因為它以“（市場）規(guī)范”的名義，不但拒絕考慮各個國家實際的經濟情況，更拒絕考慮債務國的經濟能力和社會承受能力，以至于對于債務國來說，這個方案本身就是一個殺雞取卵的方案。

　　這種強制性意味著債務國必須通過結構調整， 努力低價出售自己的產品乃至低價出售自己的所有，以增加自己的黃金儲備， 這就使得債務國的經濟完全服務于出口而不是國內需求。同時它還進一步要求：債務國必須嚴厲削減國內開支，實行嚴厲的貨幣緊縮政策，包括裁員下崗分流政策，以維持國內貨幣的穩(wěn)定。（實際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IMF給那些陷入危機的國家開出的藥方無非就是 “緊縮的貨幣政策+低價出售自己的所有”這兩條，它是充分暴露市場邏輯和市場關系之強制性的最近一個范例。）

　　而一旦我們明了了市場關系的現實基礎是債務人與債權人之間的真實關系，那么，布羅代爾的以下名言其實也就什么費解之處了----眾所周知，布羅代爾曾經這樣說：“‘市場’從根本上說是強制性的，而‘計劃’則不然”。

　　眾所周知，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的主要原因是1930年代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即“大蕭條”），而導致大蕭條的根源，就是歐洲國家奉行的原教旨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失敗，以及這種失敗造成的包括失業(yè)在內的廣泛社會災難、貿易糾紛導致的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當時，以英法為首的歐洲國家為了償還美國的債務，一方面對外積極逼迫德國償還戰(zhàn)爭賠款，一方面對內積極奉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即只顧全力賺錢償債，而不惜犧牲國內的經濟，只顧增加對外出口、使得經濟高度外向型， 罔顧內需和國內經濟結構。同時，各國為了穩(wěn)定國內貨幣與黃金的比價，實行嚴厲的貨幣緊縮政策，努力削減開支，而更是罔顧老百姓的工作和生活，不惜造成大規(guī)模的下崗失業(yè)。

　　Karl Polanyi（卡爾 波拉尼）在《大轉型》這本值得我們反復閱讀的巨著中指出：
發(fā)源于歐洲的經濟自由主義不僅假定了一個自我調控的市場烏托邦，而且，它更用烏托邦式的詞句掩蓋了市場邏輯中蘊涵的根深蒂固的強制性，掩蓋了自我調控的市場邏輯以“規(guī)范”代替現實的冷酷的形而上學專制主義。也正是對這個自我調節(jié)的市場烏托邦的迷信，導致歐洲各國在二戰(zhàn)前采用了極其荒謬的經濟政策，使得歐洲各國的經濟活動完全罔顧社會民生、罔顧社會的承受能力，特別是債務國的社會民生和承受能力，因此Karl polanyi才痛切地說，問題不在赤裸裸的強制，而在于人們?yōu)槭裁纯偸钦J識不到所謂（自我調控的市場 ）“規(guī)范”本身正是一種強制。

　　Polanyi還進一步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不過是一場單純的權力爭奪，它最終導致了在西方各國之間形成一個相對平衡的國際權力體系，現代歐洲的所謂“國際主義原則”也就產生于此，但是，1930年代的大蕭條卻徹底粉碎了這個國家間相對平衡的權力體系---這是因為，建立在債務關系之上的市場邏輯，首先瓦解了債務國的經濟，并最終由于各國經濟彼此嚴重互相依賴的“市場關系”，從而連帶性地、“自然而然”地粉碎了歐洲各國的內需能力、社會能力、經濟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不過標志著：相對均衡的歐洲國際政治體系，包括建立于其上的歐洲式的“國際主義”，被自我調節(jié)的市場邏輯摧毀了而已。

　　2. 美國率先反對市場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債主”的美國，在這個由美國-歐洲（以英美為首）-德國之間的連環(huán)債務關系構成的結構中所起到的作用，因為這種作用是歷史性和關鍵性的。

　　如果用最簡單地語言來描述這個作用，那么我們可以說：一，當時的美國嚴厲無情、斬釘截鐵地拒絕了歐洲各國削減和延遲償債的請求。----這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今天不得不接受美國永無止境地賴帳形成了何等鮮明的對比。二，羅斯福政府領導下的美國，又是世界上第一個理直氣壯地拋棄了經濟自由主義的市場烏托邦教條的國家，作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債主，羅斯福政府不但沒有讓美元升值，而且反而使得美元大幅度貶值，從而一方面刺激美國產品的出口，同時又吸引大量外國資金涌入購買美國股票，進一步加強了美國的黃金儲備。作為唯一一個任職四屆、并且病逝在這個位置上的美國總統(tǒng)，西奧多 羅斯福推行的“新政”，一方面對外堅持歐洲各國必須按期償還美國的債務，另一方面對內則實行國內市場保護政策，從而堵死了歐洲各國通過加強對美國的出口以償還美國債務的可能性，而美元相對于黃金的貶值，則使得歐洲通過出口賺取的、用以償債的美元一路縮水，----毫無疑問，美國長期這樣做，實際上也就等于把歐洲逼上了絕路，最終對英法等國來說，他們剩下的道路其實也只有兩條：一，進一步加強國內的緊縮政策，二，進一步加強壓力，向戰(zhàn)敗國德國催債。而這兩條道路的結果實際上都指向了世界大戰(zhàn)。

　　在1930年代的大蕭條中，德國最終拒絕償還賠款，而選擇了戰(zhàn)爭，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因而爆發(fā)。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的一個重要根源，毫無疑問在于西方列強各國之間的債務關系破裂，但更為意義深遠的卻是，與債務關系同時破裂和被粉碎的，乃是一戰(zhàn)后形成的歐洲各國之間相對平衡的權力體系，這也包括歐洲一直高傲地自我標榜的所謂的“國際主義”。

　　而關于美國在這個重要歷史時期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Michael Hudson 在Super imperialism一書中有如下簡要評價，他說：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不能簡單地說是由當時的美國“催債”造成的，但是，美國顯然沒有深刻地意識到債務鏈條崩斷后會造成的嚴重后果，美國也并沒有努力去避免這樣的后果。（It was a war that United state had no desire to bring about, but had no deep feeling that it must prevent）--我想，這應該是持平之論。

　　但是，需要補充的仍然是：實際上，羅斯福領導下的美國真正要瓦解和粉碎的，恰恰正是一戰(zhàn)后所形成的西方國家間相對平衡的權力關系和權力體系，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的“世界債主”的地位和它所掌握的巨額債務，不過是它用來粉碎這個體系的有效工具和有力武器而已。這就是為什么，盡管當時的美國其實并不缺錢，然而，美國政府還是逼迫歐洲立即償債，即使由此而導致整個世界金融秩序瓦解，美國也在所不惜----而我們如果做一個簡單對比，就不難看到，美國當年“破釜沉舟”的氣魄，即不惜毀掉國際金融秩序也要討債的舉措，顯然是今天包括中國在內的美國的任何一位“債主”連想也不敢想像的。

　　美國之所以能夠這樣做，首先是由于其得天獨厚地具備某些條件。第一，美國是個幅員遼闊的大國，它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廣闊的內需市場，美國的農業(yè)不僅完全自給自足，而且可以大規(guī)模出口，美國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很低，長期保持在5%的水平，因而，所謂“自由貿易”對于美國而言甚至就是可有可無的。第二，美國自內戰(zhàn)（南北戰(zhàn)爭）以來就形成了極其特殊的政治體制，那就是總統(tǒng)必須聽命于國會，而國會的議員又只是服從于他們所來自的選區(qū)，正是這種制度決定了，美國的“國際責任”只能服從其國內利益，甚至其國家利益也取決于各州之間的利益博弈---一言以蔽之，這種體制決定了美國一定是把其國內的利益放在首位，而把所謂“國際責任”放在次要的位置，(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甚至可以這樣說：歐洲的那種彼此依賴的“國際主義”乃至任何形式的“國際責任”，對于美國這個國家來說，不僅僅是在政治上行不通的，而且在一般美國選民聽上去幾乎是完全陌生的。

　　而美國最終之所以這樣做，說到底還是因為這符合美國的利益。Michael Hudson說，二戰(zhàn)之前，美國之所以要拋棄歐洲版的“國際主義”，歸根結底乃是由于這種“國際主義”看起來根本不能為美國“所擔當的世界責任”付費（Prior to World War two, America spurned internationalism because this connoted a form of world responsibility that did not seem to pay）--- 特別是沒有一個“相應的國際機制來保證”其他國家可以為美國所擔當的國際責任付費。世界上沒有白吃的午餐 ，而按照美國的邏輯：無投票權則不納稅，何況 ，當時的美國之所以不愿意給西方各國“納稅”（盡管只不過是通過延期債務和開放市場的方式），并不僅僅是美國要求在原有的世界權力體系中擁有一個簡單的投票權，實際上，美國對那個投票權也許根本不屑一顧，因為國聯絕非一個“能為美國的付出付費的機制”。這就是1930年代的美國甚至連國際聯盟都不愿參加的原因。

　　所以，美國要求的是以一個新的世界權力體系，來取代那個僅僅是西方國家之間“權力均衡”舊的游戲規(guī)則，在美國要求的新的權力結構中， 根本就不應該有“老歐洲”關于權力平衡的虛偽概念， 而只有美國具有獨一無二的、毫無制約的霸權地位。

簡而言之，美國要的是一個“美國世界”或者“美國領導下的世界”---尤其重要的是，這樣的權力體制可以保證全世界“為美國承擔的國際責任付費”。

　　3. 從世界債主到世界霸主

　　美國這個愿望在二戰(zhàn)后迅速得以實現。正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美國才不惜動用手里的超級債權，摧毀了二戰(zhàn)前的國際金融體系和國際關系體系

　　因此，在我們今天看來，大概沒有什么比如下事實更令人感到反差巨大的了：
當年債權在握的美國根本不在乎什么“國際政治秩序”、“國際金融秩序”及其崩潰，----而這與今天（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主要債權國為了維護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權力體系的“均衡”和不被打破，而一味地聽任美國延遲債務，簡直是天壤之別。

　　其實，美國希望通過它獨一無二的債主地位建立一個“美國世界”，這樣的戰(zhàn)略并非開始于二戰(zhàn)之后，而是開始于二戰(zhàn)前，這個戰(zhàn)略也不是開始于歐洲，而是開始于亞洲的中國。例如，1916年成立的“美國國際公司”（即今天的AIG，其前身為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就是由當時的美國駐中國大使萊因奇(Paul Reinsch)和前花旗銀行執(zhí)行官范得利(Frank Vanderlip)攜手策劃成立的一個官商合一的投資公司（其董事會成員還包括洛克菲勒、杜邦和摩根這些大人物）。AIC的主要目標就是趁歐洲列強陷入債務陷阱之時，一方面以金融控制的方式，率先將中國納入美國的勢力范圍，另一方面力圖將中國納為美國的軍事“保護國”。。

　　而對當時的中國政府來說，一方面由于它已無法從債臺高筑、自顧不暇的歐洲取得貸款，另一方面，它同時更為擔心歐洲在華勢力衰落后，日本將乘虛而入，大舉擴張在華勢力。因而，美國投資的到來被視為既可以促進內部發(fā)展，又可以制衡日本野心的一舉兩得的重大機遇，因此，中國當局立即一邊倒向美國，大規(guī)模引進美國資本參與諸多工程，并且將一系列不允許外國人參與的工程開放給美國---其中包括讓美國獨家勘察和設計孫中山曾經幻想過的長江三峽大壩工程。更值得一提的還有，1940年代以來國民黨四大家族的財產也主要投資于這家具有深刻官方背景的美國公司。

　　但與此同時， 由于日本也有相當迫切地向美國借款的要求， 所以美國又更為積極地向日本“示好”，這甚至包括AIG將自己承包的中國工程的41%主動讓與日本，以換取美國對日本投資的便利。而這也就是為什么，美國在二戰(zhàn)中遲遲不對日本采取行動，而是長期聽任日本侵略中國，并最終導致日本打到了自己家門口的珍珠港，----因為這里的主要原因，就是包括AIC在內的美國金融機構和美國大金融資產階級在日本存有大筆投資利益（因此，令人感慨的并非這家唯利是圖的公司在當下的金融風暴中因資不抵債而被美國政府“國有化”，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中國某些精英人士積極建議政府參與“救市”，以協助這家歷史上曾經投資于日本侵華戰(zhàn)爭的國際資本擺脫危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幾乎摧毀了所以主要工業(yè)國家的經濟，當然，唯一的一個例外就是美國，作為唯一一個本土經濟沒有受到戰(zhàn)火波及的世界大國，美國在幾乎整個戰(zhàn)爭過程中通過大賣軍火，又一次極大地膨脹了美國的財富。美國在一戰(zhàn)結束之際只不過是歐洲人的債主，而至二戰(zhàn)結束后，美國卻成為除了蘇聯之外幾乎“全世界的債主”。

此時的美國當然已經不滿足于僅僅作一個金融霸權，而是希望以其超級金融霸權來換取超級政治霸權，以世界債主的地位換取世界霸主的地位，同時更讓世界來為這個霸主的地位支付“管理費”。而二戰(zhàn)結束后一片凋敝的世界恰好為美國霸權的形成提供了機遇。

　　美國在二戰(zhàn)前之所以不肯為歐洲經濟擺脫困境而拔一毛，就是由于它覺得自己“即使付出也得不到應有的報償”，而二戰(zhàn)后， 美國非常積極地“承擔起國際責任”的理由也只有一個，就是因為美國得到它想要的報償，這個報償不但是美國統(tǒng)治全世界的權力，而更是一整套為這種權力而“付費”的國際機制，這就不僅包括包括美國在亞洲、歐洲乃至全世界駐軍，包括美國握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武力“北約”的軍事領導權，而且更包括形成美國具有最終否決權的“國際政治經濟組織”：世界銀行、關貿總協定(以及后來的WTO)、IMF、 發(fā)達國家集團、美聯儲 、甚至聯合國安理會。

而在這其中最為重要則是：黃金與美元掛鉤，使得美元成為Paper Gold 即“黃金券”。

　　上述簡單的論述說明：從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美國在不到半個世紀里從“光榮孤立”于北美大陸的年輕國家，一躍而竄升為世界霸主，這其中有幾個戰(zhàn)略步驟是關鍵性的：一，一戰(zhàn)結束后，美國一方面是利用它的超級債主地位（內力），另一方面則是利用歐洲各國對于自由市場經濟的盲目迷信（外力），一舉摧毀了西方國家間一戰(zhàn)后所形成的權力平衡體系，并將世界推入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這得益于美國對局勢的判斷、對機遇的把握，包括善于利用其對手的政策錯誤和無所作為。在這個意義上，美國自一戰(zhàn)到二戰(zhàn)期間的政策（特別是羅斯福時代），確實具有非“謀一時”而是“謀萬世”的戰(zhàn)略高度。二，二戰(zhàn)結束后，美國通過掀起冷戰(zhàn)，集中起稱霸全球的軍事力量。這表明區(qū)分敵友乃是政治的實質，沒有敵人，也就意味著沒有朋友，由于美國始終具有強烈的政治意識，因而它也總是需要敵人（今天的美國政府從來也沒有把中國當作朋友，目前陷入危機中的布什政府不但繼續(xù)大規(guī)模出售武器給臺灣，而且公開表示要“協助擴大臺灣在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組織中的權益”）。三， 美國通過“黃金美元”啟動了戰(zhàn)后的西方經濟，同時，美國利用它在農業(yè)方面的絕對優(yōu)勢， 以“黃油加大炮”的戰(zhàn)略 援助冷戰(zhàn)伙伴，在重建西方國家的經濟、重建“自由世界”的名義下，實際上重建了一個以美國為唯一霸權的“西方陣營”乃至“美國世界”，從而讓這些被保護國為美國的保護和支援買單（例如讓日本為美國的占領支付軍費開支）。這表明：美國對于霸權和統(tǒng)治有深刻的自覺和理解，它的基本性格就是積極有為、勇于出頭、特別是善于收取統(tǒng)治費和管理費。

　　總之，精于謀事、善于樹敵，勇于當頭，正是借助這些經驗，在短短二十余年里，美國終于利用它的“世界債主”地位，換取了“世界霸主”的地位。從而闖出了一個“美國的時代”。

　　由此可見，美國的“崛起”絕非單純的經濟成功，更不是美國通俗讀物所不斷宣揚、被千百萬為美國通俗讀物所“啟蒙”的人士所信奉的，是源自于美國的GDP的超強能力或者由于美國普世價值的偉力（美國式自由的偉力），美國的成功崛起，用最簡單的話來概括就是：美國是迄今為止，唯一一個成功的將它超強的債權轉化成了超強的世界霸權的國家。這一點不但歐洲老牌帝國主義國家沒有做到，更是今天的中國或者日本這樣的世界主要債權國不可能做到的。

　　因此，如果說當年的美國與當今世界上的主要債權國家之間存在什么根本差距， 所謂的差距就在這一點上， 而并不在GDP，更不在什么子虛烏有的美國“普世價值”。

　　二，20世紀中葉的顛倒：美國利用世界霸權地位驅動債務經濟

　　1.“符號帝國”

　　美國的崛起代表著全球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最新、也是最高的階段。美國完全不同于歷史上任何意義的傳統(tǒng)“帝國”，也不同于近代產生的“帝國主義”霸權國家，它也不僅僅是一個霸權或者霸權國家，而且更是一個為全球資本主義世界生產“意義”的權力符號核心。

　　美國符號的意義首先就是“安全”。眾所周知，對于未來的良性預期（或者說是對于未來的“信心”），乃是國際資本和投資得以運轉、資本積累過程得以持續(xù)的基本前提。而自1940年代后期開始，美國作為超級大國所扮演的角色之最為核心之處，就是為自由資本主義世界提供“安全”。---當然，這主要就是指資本投資的安全。

　　基于這一資本積累和國際投資的基本條件，自由資本主義世界不僅需要美國扮演“戰(zhàn)無不勝”、“無堅不摧”的“世界警察”形象，而且更要求美國做出“世界永久和平”的彌賽亞式的承諾，并定期地通過“儀式化”的方式對這種幻覺式承諾做出保證（這就特別包括炫耀美國強大的武力），因而美國的角色就是在資本主義“千年至�！钡膹涃悂唭x式中充當教父（并收取費用）。這就是為什么，即使美國式的窮兵黷武也與老牌帝國主義有所不同，對于老牌帝國主義來說，其軍事擴張總有統(tǒng)治和爭奪殖民地等現實而具體的經濟目的，但是，美國的窮兵黷武卻往往僅僅是為了炫耀武力（而帶有某種程度的表演性質）， 僅僅是為了證明自己（美國）這個符號并非空洞，而是具備強大的生產和再生產能力，即能夠不斷地生產和再生產出如下象征意義---“ 歷史終結”，“自由世界”千年至福， 資本積累和循環(huán)的永恒性，并能夠通過各種儀式明示或暗示“資本世界因為有美國的存在而安全”的符號箴言。

　　這就是Hart和尼格瑞在其合作的《帝國》一書中，將美國稱為一個立足于形而上學之上的“資本主義帝國”，而不是一個單純通過武力追求海外利潤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原因。這也就是弗雷德里克 杰姆遜所率先指出的：資本積累和投資循環(huán)的“永恒性”的“邏各斯”，---即他所謂“資本主義文化邏輯，---乃是“晚期資本主義”的實質所在。

　　而作為永恒積累和永恒循環(huán)的“守護神”的美國，就并非一個幫會大佬式的霸主，而是看上去更像一個慈祥的“教父”，它是關于世界“永久和平“的承諾，是關于“未來景氣”的承諾，是自由世界和資本主義的未來安全“可預期”的承諾，總之，--只有這樣一個承諾，才能保證資本主義的根本命脈：國際投資和資本積累過程不中斷的運轉、循環(huán)。

　　但是，自1950年代以來， 美國的窮兵黷武，卻不僅沒有印證這一自我循環(huán)論的邏各斯，美國的武力表演最終也沒有兌現這一資本主義彌賽亞儀式，恰恰相反，美國的窮兵黷武不僅逐步耗盡了美國的未來，最終也耗盡了資本主義自由世界的未來。

　　這一切當然都是從1960年代后期美國陷入越南人民戰(zhàn)爭的汪洋大海開始的，擁有世界上最先進武器裝備的美國軍隊，被一群幾乎是手持長矛獵槍、衣衫襤褸的越南農民所擊潰，這一歷史轉折的象征意義，實際上遠大于其現實意義，它不僅僅表明“小國可以打敗大國，弱國可以打敗強國”，“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而且更雄辯地證明了歷史并沒有終結，雄辯地證明了真實世界“非形而上學”的歷史性和現實性，在一個充滿歷史（即變遷）的真實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沒有什么東西是必然的，---這同時也宣告了美國符號指涉的“永恒積累”、“永恒循環(huán)”的資本主義“文化邏各斯”的破產。

　　當然，在越南的失敗也導致了極為現實的后果，它不但使得美國極其迅速地耗盡了錢財，而且對于那些積極為美國提供戰(zhàn)爭物資（特別是日本和美國的其他亞洲盟國）的國家，以及那些為美國提供戰(zhàn)爭經費的國家（歐洲）而言，情況則更為糟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們非但不能分享戰(zhàn)爭紅利，而且也將拿不回他們自己的投資---最終，美國戰(zhàn)無不勝的神話的破滅，更使得建立在自由世界“永久和平”這種形而上學預期基礎之上的資本積累和循環(huán)運動受到了根本性的威脅。

　　當然，美國當局是不會通過汲取教訓，認真考慮這些問題的。美國在任何時候首先考慮的，總是美國自身的利益，面對1960年代末的巨大財政赤字窘境，美國故伎重演，宣布美元對黃金大幅度貶值，這就等于放棄了美元作為黃金券（Gold paper）的地位，為的乃是以這種方式推卸掉對其盟國的債務，1972年，美國干脆宣布退出了倫敦黃金儲備市場（London Gold Pool），從而以美元與黃金徹底脫鉤的方式，再次單方面宣告對原有的西方經濟貿易體系重新洗牌。

　　而這就迫使那些美國的盟國們在如下災難性的處境中做出選擇：“要美國還債”還是“要資本主義的未來”，這也迫使他們在陷入破產的“現實美國”和美國的“象征意義”之間做出選擇，迫使他們在“允許美國拖延債務”（這起碼可以從“心理和精神”上去維持一個資本主義光明未來的想像）---與接受“資本主義世界未來之灰暗和完全不確定性”之間做出選擇。

　　問題的關鍵在于，如果他們也像一戰(zhàn)期間的美國對待其歐洲債務人那樣，堅持讓美國立即償債，這不僅要冒與美國決裂，從而徹底喪失美國的武力保護傘的風險，而且更意味著放棄美國所有的“象征意義”：自由資本主義“世界江山永固”的形而上學，資本積累與投資循環(huán)永恒性的邏各斯---不要以為美國的債主和盟友們所擁有的這種形而上學狂熱只是一種頭腦發(fā)熱的理想主義，---恰恰相反， 正是從最現實、也是最壞的意義上說，如果放棄形而上學及其象征物（美國），這就等于承認自由資本主義世界處在“毫無安全承諾”處境之下，這勢必導致資本投資預期和投資環(huán)境全面惡化，導致國際資本積累活動的中斷和停止。

　　這的確令人想起馬克思久被忘懷的偉大論斷：實際上，并非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之上才豎立起形而上學的紙糊的大廈，---恰恰相反，資本“無限積累”和市場“永恒循環(huán)”的整個邏輯，全部都是建立在形而上學“故紙堆”的基礎之上的。

　　自從1972年開始，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運行就是靠對資本積累和市場循環(huán)永恒性的形而上學迷信來驅動的，或者說，是依靠杰姆遜所說的“資本主義文化邏各斯”來驅動的。用馬克思的話來說，這是一個“靠它的木頭腦袋著地而翩翩起舞”的“頭足倒置”的世界 。而這個“木腦袋”，這個“故紙堆”、這個邏各斯的象征代碼其實就叫“美國財政債券標準”（U.S. Treasury bill standard），自1972年之后，“美國財政債券標準”就代替了黃金以及一切物質財富，成為衡量財富的標準，從而開始了一個美國通過大量發(fā)行和印刷美國債券來驅動世界經濟，而世界各國則通過購買美國債券來儲存自己的財富的“頭足倒置”的世界經濟結構。

　　2.顛倒的世界

　　或許，從一開始就沒有人能夠說清楚美國財政債券標準（U.S. Treasury Bill Standard）究竟是什么， 它代表什么，它的價值究竟是什么 ，---- 它是一種貨幣嗎？它是一種債券嗎？它是“山姆大叔”應得的管理世界的賬單嗎？它是一種由美國的國力所支持的財富表征或者財富標準嗎？其實它都什么都不是，或者只能說：它是一個秘密，是一個“謎”，---它除了是一個秘密、除了是一個謎之外，其余的什么都不是。

　　這就好比馬克思在《資本論》一開頭就指出的：“商品”并非鄰居大媽家的桌布，貨幣也不是什么“價值”的代表，“商品”與“貨幣”的最根本的魔力其實就在于：“它是一個‘謎’”，但也正是這種神秘性才使得“拜物教”得以產生。而馬克思正是從破解商品與貨幣之謎開始了《資本論》的寫作，開始了對資本主義制度及其生產方式特殊性的解讀。

　　同樣的，1972年之后的美國超級霸權的神奇力量，亦非來自于其擁有的超級財富（美國已經淪為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甚至也并非來源于美國的超級武力（它已經在越南被擊�。�，而是來自“美國符號”的“神秘性”，當然，它部分地來自于美國神話或者神化美國。以至于這個神話今天最終發(fā)展到了如此令人發(fā)指的地步：遠不僅是美國的月亮是最圓的，也遠不止于“美國遍地是黃金”，而是“美國的垃圾是超級財富”，“美國的債務就是黃金”。

　　悖論地是，盡管美國由世界債主一舉跌落為世界最大的債務國，但是，這非但絲毫沒有影響美國的霸權地位，恰恰相反，它還空前地加強了美國的霸權，而與歷史上美國曾經掌握的空前“債權”和空前的“政治霸權”完全不同， 1970年代之后的美國再次發(fā)明了一種空前絕后的霸權工具，美國發(fā)明和操縱的這個新霸權工具的名字，就叫做“債務人的霸權”。

　　“債務人的霸權”作為一種最神秘、最特殊的權力， 絕不是美國“應得”的世界“管理費”，“債務人的霸權”只能產生于資本主義邏輯之中，換言之，正如尼采所指出的，在以債務為核心的資本主義邏輯中，最終必然會產生一個致命的顛倒：由債務人來決定債權人的利益和未來。所以，債主必須像愛自己的未來一樣“愛”自己的債務人， 包括當其無力償債的時候要繼續(xù)借錢給債務人，以繼續(xù)收取利息，從而一方面將債務人永恒地推入債務的深淵，另一方面保證債務鏈條的永恒持續(xù)。既然資本主義制度從根本上說是不斷依靠制造債務、并依靠債務來驅動的，沒有債務關系，也就沒有資本主義，于是，這種制度也就必然會導致債務驅動的經濟模式，并最終陷入這種債務人霸權的邏輯。

　　毫無疑問，歐洲和日本正是因為迷信和深陷這樣的資本主義文化邏輯，所以才欣然接受美國財務債務標準，并將其妥善保管、奉若神明，而美國也正是因為洞悉了這一邏輯，--或者說吃準了其“債主”的心理，---所以才開始了一個通過肆無忌憚地印刷、發(fā)行美國財政債務標準，來免費消費世界財富、乃至“消遣全世界”的時代。

　　一個“債務驅動的經濟”（Debtor oriented economy） 、一個由債務人的霸權統(tǒng)治的世界，這象征著馬克思所說的“頭足倒置”的資本主義體制發(fā)展到了一個最新的階段， -- 尼采關于資本主義是一種自虐性精神分裂這一論斷的最佳注腳，其實也莫過于今天作為世界最大債務國美國與其債主之間關系的這種顛倒。

因為這筆無盡頭、也是無厘頭的費用不是美國“應得的”，而是美國的債主們頭腦中認為他們自己“應付的”。它表明資本主義精神和道德分裂的基礎和根源，就在于它的道德立足于不道德的畸形債務關系之上。而這就是尼采在世紀初的嘲笑：“瞧��！--這些自我折磨、自我欺騙的蠢蛋！”

　　三．世紀末的危機：債務經濟瓦解美國

　　1. 金融債務工具：美國的新發(fā)明

　　“使用工具是從猿到人進化中決定性的一步�！�----若問這句話是誰說的，答案可能只有一個。但是，如果電視臺的搶答節(jié)目提出如下問題：1970年代至今，人類所發(fā)明的最匪夷所思、又最有力量的工具是什么？恐怕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一定是五花八門。而我的回答同樣也與眾不同，---因為我認為：那就是由美國財政債務標準而引發(fā)的層出不窮的美國金融債務工具。

　　近40年來，正是美國發(fā)明的金融債務工具驅動著世界經濟，維持著消費和繁榮，同時也制造著戰(zhàn)爭與危機。美國發(fā)明的金融債務工具是如此神秘、又是如此強大，它一經發(fā)明出來，就立即使得資本主義從1970年代的巨大危機中起死回生，并且重新為它注入了仿佛無窮盡的活力，---而對當時的美國來說，它更是一舉洗清了因越南戰(zhàn)爭欠下的一屁股外債，更從此開始了一個讓全世界為美國的侵略戰(zhàn)爭買單的嶄新時代。

　　眾所周知，自中世紀和文藝復興以來，頻繁的戰(zhàn)爭就使得歐洲國家陷入沉重的公共債務之中，從而使得歐洲各國不斷增加稅收成為必然，兩個世紀之前，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就已經指出過：英國是如何通過發(fā)明新的稅種來使老百姓為戰(zhàn)爭買單的。他斷言，具有軍事野心的國家必然導致高賦稅、高負債、高耗費的經濟。

　　而在金本位制下，當外國的貸款不可能獲得的時候，那些好戰(zhàn)國家只能采取出售自己的黃金儲備以支付其軍事耗費，從而必然導致本國貨幣相對于黃金的貶值，造成國內嚴重的通貨膨脹。例如，1815年拿破侖戰(zhàn)爭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英國以及其他交戰(zhàn)國正是通過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通過失業(yè)和貿易的萎縮，即通過緊縮的財政－貨幣政策，才使得其貨幣在戰(zhàn)后很長時期回到了戰(zhàn)前與黃金的比價，最終好不容易維持了收支平衡。

　　美國開始于1960年代的在越南和印度－支那的軍事冒險，表面上看起來幾乎是重蹈了歐洲國家的覆轍，而且情況恐怕更糟，到1971年，美聯儲的黃金儲備幾乎消耗殆盡， 美元也不再能夠維持35美元/1盎司的美元/黃金比價，這導致美國撤出倫敦黃金市場。歷史在1970年代仿佛又到了一個世界霸權“改朝換代”的巨大的轉折關頭：越南戰(zhàn)爭的巨額花費已經從根本上動搖了美國的世界金融核心地位，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根本動搖了英國的金融地位、并逐漸耗盡了它、最終迫使英國將世界金融核心接力棒交給美國一樣，看起來，除非通過出售黃金或其他形式的有形資產，否則美國非但無法償還債務，而且更無法繼續(xù)取得外國的任何貸款。而如果美國真的被迫這么做（出售黃金和良性資產），那么它就必須首先面對國內大規(guī)模通貨膨脹的嚴峻現實。

　　應該說，1970年代初美國就遭遇了立國以來第一次全面危機：
深深地陷入越戰(zhàn)的泥潭中沒有任何脫身的希望， 國內反戰(zhàn)情緒空前高漲，美國價值及資本主義價值本身第一次在美國國內受到大規(guī)模的質疑。與此同時，中東國家掀起了反抗美國和以色列的石油戰(zhàn)爭，歐洲各國也“趁火打劫”，迫使美國以黃金或者固定資產償還債務，美國仿佛已經走到了經濟崩潰的邊緣。今天看來，如果世界金融體系還停留在1971年的狀況，美國不但就再也不可能發(fā)動任何一場戰(zhàn)爭，而且如果是那樣，美國今天恐怕早已經不是一個世界霸權――它甚至會比前蘇聯更早的走向衰落。

　　但是，美國卻神奇地頂住了1970年代初的嚴峻局勢，其中的關鍵就在于：美國一舉拋棄了黃金和美元掛鉤的體制，并轉而全力去創(chuàng)造一個全新的國際金融體系，1970年，美國通過空前的大轉變或者大改革來頂住了空前的大危機，而美國所進行的大變革的實質就在于：它通過發(fā)明和運作美國財政債務標準，從而成功建立起美元債務體系，這一大轉變的后果我們今天終于可以清晰地看到。

　　這一大轉變的核心之處就在于：美國政府全力使得美國財政債券標準取代了黃金的地位，并且迫使世界主要銀行接受、購買美國國家債券作為信用儲備。

　　這一前所未有的金融創(chuàng)制首先意味著：在美國的黃金儲備資不抵債的情況下，其他國家的銀行也不能通過購買美國股票、房地產和其他良性資產的方式向美國索取債務，它們只能通過購買和儲備美國債券的多少，在（實際上是由美國控制的）國際金融機構中獲得一個“評級標準”，從而以這種方式使得美國的債務得到無限地延期。同時，這還意味著：美國不必出售其黃金儲備以及任何其他有形、有價的資產，僅通過發(fā)售美國債券就能換得大規(guī)模的外國貸款。第三，這更意味著：當美元與黃金脫鉤之后，美國即使以印刷和發(fā)售“債券”這種形式舉借再多的外債，也不會導致美國國內的通貨膨脹，或者說，當美國財政債務標準被外國主要銀行當作財富來儲存、積累時，美國一旦缺錢，只要通過印刷一批此類債券，外國的資源和資金就會源源不斷地流入美國。

　　美國以其軟硬兼施的高超外交戰(zhàn)略達成了這一創(chuàng)制。例如，1972年，當伊朗和沙特要求以他們的石油美元購買美國企業(yè)的時候，美國立即以戰(zhàn)爭相威脅。與此同時，美國又同時告誡OPEC集團：只要它們把以石油收益換得的美元，再來購買美國債券，那么它們就可以隨時提高石油價格，即它們具有隨時提價的自由。這樣，美國就可以用它隨時印刷的綠紙美元和債券――而不是黃金或者任何有價資產來購買石油。實際上，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美國用其永無止境地印刷的綠紙，源源不斷地購買了日本的汽車、歐洲的制造業(yè)――隨后就是源源不斷的、物美價廉的中國日用產品。

　　美國的戰(zhàn)略大轉折伴隨著一系列政治和外交調整，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被當年美國國內短視的意識形態(tài)反對派們稱為“新朝貢之旅”的尼克松北京之行。在封鎖了毛澤東的中國長達30年之后，美國為了自己的戰(zhàn)略利益所驅使，終于放下身段，公開承認中國是一個“應該平等對待的國家”，即這意味著一貫“崇拜英雄”的美國承認毛澤東的中國是世界上的一個“頭兒“，(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不是美國的附庸。這是自1840年以來西方對于中國的態(tài)度發(fā)生根本性轉變的開始，美國也借此得以從越南“體面”地撤軍。更應該指出的還有：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就開始于1970年代的這個國際政治、經濟和金融秩序的大轉變時代，它既是以中美關系的改善、以中美政治權力由對抗走向相對平衡為基本標志的，但更是以全新的國際經濟和金融環(huán)境為背景和基礎的，就后一點來說，美國需要的從來就不僅僅是中國的市場，而是希望將中國的經濟和金融納入美國的上述“評價標準”，特別是美國財政債務標準----這也就是中國的某些“精英”人士所謂與美國“接軌”的真正尺度和標準所在。說到底，中國所面臨的，乃是一個美國發(fā)售債務，而再由美國所支配的各國際金融組織：世界銀行、IMF、G7、美聯儲通過制定“債務標準”來管理國際貨幣金融的體制。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在隨后的30年里，中國的經濟逐步開始被納入與美國金融市場接軌的道路，直到今天，中國已經是世界上位居第二的持有美元和美國債券的國家。

　　在最近30年全球“思想解放”的大氣候中，我想也許沒有哪一個哲學家的思想像理查德羅蒂的理論更能體現當代美國意識形態(tài)和“思想解放”的精髓了。因為按照他的理論，沒有什么價值是“實在“的、是”真“的，一切價值都是話語的建構，因此，只要你所創(chuàng)造和訴諸的東西有人聽、有人信、有人跟你走，那這就是價值了。什么是真理？羅蒂說：真理絕不是手段與目的、主觀與客觀之間的契合和聯系，所謂真理，就是“通過討論和說服而取得社會一致的能力”（用東北老百姓的話就是“忽悠”）。在當今世界上，羅蒂意義上的“價值“的最核心的體現，其實就是美元和美國債券，因為它的價值并沒有什么“客觀依據”，或者說其“價值”的根本來源只是因為有人接受它、相信它“有價值”而已。----進一步說，歐洲和日本人接受它，是由于他們是美國利益攸關的同盟者，石油輸出國接受它，主要是因為他們被美國行了隨便漲價的小惠，------而最為啼笑皆非的也許是：中國接受它是因為“大家都接受它”。-----用改革開放之處一句流行的經驗主義格言來說就是：因為“這些年來，只要跟到美國的都富了”。

　　這就是為什么：一個由美國發(fā)債，國家金融體系制定債務標準的新的金融體制起初看起來運作的相當有效，這也就是為什么，真實的世界因此而顛倒或者傾倒：債務非但不意味著危機，相反還意味著機遇。這令我想起1996年在華盛頓波脫馬特河的游船上聆聽弗朗西斯 福山宣揚他的“歷史終結論”時的情景，其時風頭正健的福山憑海臨風，登臺后的第一句話就是：事實證明：卡爾馬克思只有一個錯誤，那就是他對未來世界的預測從根本上錯了。

　　2. 馬克思所說的最終都應驗了

　　由于美國通過1970年代發(fā)明的金融債務工具，匪夷所思地度過了其空前的危機，此后，金融債務衍生物就一直成為美國對抗一切艱難險阻的靈丹妙藥，成為它制造一個又一個經濟泡沫的屢試不爽的法寶。全世界也都為美國發(fā)明的這種靈丹妙藥而沉迷，或者說：美國這種“點紙成金”的金融戲法使得舉世若狂，而美國金融債務衍生物的發(fā)展速度和創(chuàng)新手段更是與時俱進，幾乎超過當年美國武器研發(fā)和科技創(chuàng)新的速度，從而更進一步地助長了這種美國金融戲法的神秘性-----不過，如果我們多少還記起老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論斷的話，或許就會知道，“債務驅動的經濟“連同其金融戲法，乃是由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本能所決定的，它實際上并沒有什么神秘之處。

　　而這就首先需要我們了解什么是資本主義。我認為這一點，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尤其重要。而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的論述毫無疑問最有權威性，不過，大家一定要記住，我此處所指的是馬克思這樣的論述：資本主義制度是西方形而上學在政治和經濟體制上的最集中、也是最高的對象化（表現）。而這就是為什么馬克思將《資本論》的副標題定為“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批判”的根源所在。只是長期以來，我們很少注意到馬克思這個副標題(subtitle)的意思究竟是什么，更加令人遺憾的還有，---或許是受到了前蘇聯的影響，中文版的《資本論》竟然將馬克思的副標題刪掉了！然而，這個subtitle（副標題）卻恰恰是在理解馬克思的關鍵，更是理解《資本論》的關鍵，它是馬克思這位偉大的歐洲知識分子，這個現代人類知識之父就他畢生的心血之作（《資本論》）為后來者指示的一句最為簡明的閱讀提示，或者說它是“馬克思密碼”。

　　這個“馬克思密碼”就是：資本主義之所以無法從根本上擺脫危機，就是由于它是形而上學的對象化，即這個制度本身是“投足倒置“的，是建立在幻覺基礎上的。

　　同時，這還需要我們了解什么是“形而上學”�？档抡f，形而上學的基礎是關于“時間”和“空間”的觀念，不過，我本人還是更喜歡用王國維精彩的表述，即形而上學就是“色空”，被當代的學究們稱為“西方現代性”核心的“時空規(guī)劃技術“，其實無非也就是指資本主義金融技術�！�—而如果借助王國維對形而上學乃“色空”的定義，用最popular的話來說， 資本主義的本質其實就是“買空賣空”。

“買空賣空”這句中國成語（idiom），最形象地說明了資本主義與“形而上學的關系，它一語中的說明了資本主義就是對時-空的經營，說明了馬克思所謂資本主義體制是“形而上學的最高體現（對象化）”，從而它勝過學究們的無數饒舌。

　　在另外一本叫做《現代性的后果》的言簡意賅的小冊子（田禾譯、黃平校）中，安托尼吉登斯也把資本主義的“現代性”界定為一種時空規(guī)劃技術，并解釋說：這是一種在空間上“脫離具體地域”（脫域）、在時間上規(guī)劃、透支未來的技術 ，資本“經營時空”的最特殊的技術工具就是債券，因為債券代表的是對未來的預期，吉登斯把債券稱為對時間的規(guī)劃，比如說：如果我們相信對未來的預期最終一定可以實現，那么就等于相信債券的價值是有保障的，而反過來，如果這種對未來的預期在現實的沖擊下破滅了，那么這些債券就一錢不值，這就是為什么經濟危機一定導致貨幣金融危機。

　　吉登斯說，由于貨幣金融技術是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核心，或者說，由于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從根本上是由對虛擬時空的運作來支配的，所以，資本主義社會就是個高風險的社會。風險是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實質，是它不能避免和擺脫的，應對這樣的風險社會唯一的辦法，只能是對虛擬經濟加強監(jiān)控或者管控（發(fā)現問題及時預警，及時干預）。實際上，吉登斯的這個說法只不過是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危機”的尖銳批判，換成了更紳士化的“風險”一詞，從而進行了更為溫和的包裝而已。

　　毫無疑問，今天美國的次貸危機最為典型地說明了美國資本主義虛擬經濟或者泡沫經濟的形而上學本質，今天，盡管布什政府的經濟政策已經遭到了廣泛的批評，但是問題的根源顯然不僅僅是這一屆政府，也更遠不只是這一屆政府熱衷于泡沫經濟政策，因為問題的核心和真正根源，在于驅動債務經濟、泡沫經濟運行的諸政策背后的一整套“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

　　令人吃驚的是，恰恰是美國本屆民主黨總統(tǒng)候選人奧巴馬，在他最近的選舉演說中，公開運用了最為經典的“馬克思式說法”---特別是“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一詞，以此來批評美國長期熱衷于運營虛擬經濟而放棄實體經濟發(fā)展的“錯誤發(fā)展觀”，從而只有他才一針見血地說到了問題的實質。這位前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說：問題不在具體的某一項政策，問題在于一種根深蒂固的“經濟哲學”。這種“經濟哲學”如此根深蒂固、深入人心，以至于除了如此規(guī)模的金融危機之外，沒有什么東西足以宣判布什及其共和黨政府所奉行的那套“經濟哲學”的徹底破產(Nothing less than the final verdict on an economic philosophy that has completely failed)。

　　正如奧巴馬參議員所深刻指出的：引發(fā)美國金融危機的是典型的“買空賣空“的經營活動，在這種買空賣空背后的，則是根深蒂固的“經濟學的形而上學”：即把債務徹底虛擬化、把經濟活動徹底虛擬化。而所有那些先進的金融衍生物，其實都是把時空托架出來的技術，它的前提只不過是對未來的良好預期，這種良好的預期又反過來體現在這些金融衍生物的價值或者升值上。在這次次貸危機的生成過程中，銀行之所以敢于不計后果的的放貸，購房者之所以不顧后果的貸款，而保險公司之所以不顧后果的提供保險，——是因為在這種種“不計后果”的背后，存在著唯一一種對后果的估計：美國的房價會不斷上漲，而且是沒有盡頭的上漲。

　　或者說，上述三方（銀行、保險業(yè)、買主）在經營和消費的，其實是并不存在（起碼是當下還不存在）的“利潤大餅”——這個大餅也就是未來美國房價會一直上漲的“利潤預期”，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消費或者經營的，其實本來就是一個“空”。盡管當這種未來時的、還不存在的利潤大餅用房貸、保險等各種各樣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物、各種債券來表達的時候，看上去好像就是實實在在的一張餅，仿佛不是“空”。而當美國長期將其經濟的發(fā)展完全寄托于這種金融炒作之上，而無視美國內部實體經濟發(fā)展、基礎設施建設、環(huán)境和民生議題等等一切，那么，我們就非但完全不能說“美國經濟的基本面是好的“，而是應該起而指出這種自欺欺人的泡沫經濟、這種債務驅動的經濟，對于所謂的“經濟基本面”的損害是極其嚴重的，任何沒有實體經濟和實際財富支撐的（泡沫）越晚破裂造成的后果就越嚴重。一旦風吹草動，泡沫預期破滅（因為它早晚一定會破滅）——那么問題就不僅僅是大家的未來都“落空”，那些精心營造的債券和各種金融衍生物會立即成為空頭支票，成為廢紙，而且，此前提前消費掉的一切都立刻成為巨大的債務。銀行、保險公司和購房者三方都成為欠債者：與其說他們預期并提前消費了一個“壞的未來，不如說這是買空賣空活動的必然結果。

　　因此，與以往一切危機不同，這次由次貸問題引發(fā)的美國金融大危機，極有可能成為一個重大歷史轉折，它在宣告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哲學”、“經濟學的形而上學”所支配的債務經濟、虛擬經濟破產的同時，也宣告美國作為世界唯一霸權時代的終結。這是因為：

　　第一，這次金融危機爆發(fā)在美國內部，而不是由于外部的挑戰(zhàn)造成的，危機發(fā)生在美國經濟的最深刻部位，暴露出美國所依賴的虛擬經濟模式“病在腠理“，所謂善劍者死于劍下，美國乃是為它自己所發(fā)明和擅長的金融債務衍生物所傷。這恰如毛澤東當年所預言的：“美國的失敗是它自己造成的”。它更為深刻的表明：長期的投機賭博式金融炒作道路，已經嚴重傷害了美國的實體經濟，傷害了美國經濟的基礎，當前美國經濟的“基本面”毫無疑問是它歷史上最糟糕的。即一方面是金融資本的飛速發(fā)展和泡沫化，另一方面是美國實際經濟的解體和正在解體，例如次貸危機不僅影響到銀行，而且極大地打擊了作為美國工業(yè)支柱的汽車產業(yè)，它充分表明：如果此前的歷次危機尚都沒有深刻地傷及美國的實體經濟的話，而這一次卻不然。

　　第二，這次危機還同時伴隨著美國式發(fā)展道路乃至美國道德的破產。在當今世界，由于美國長期在保護世界環(huán)境、維護國內民生、發(fā)展實體經濟、乃至于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無所作為，且總是采取與大多數國家相對抗的立場，與此同時，美國債務驅動的經濟、超前的消費、日趨落后、陳舊的基礎設施建設，加上堪比前蘇聯的低效率的嚴重官僚主義，也使得世界各國日益對美國式發(fā)展道路感到失望和厭惡，而美國長期拖欠世界債務的不道德行為，已經使得美國的國際信用陷于破產，雖然發(fā)達7國集團此次總算遲遲地達成了救濟美國的協議， 但那個遲遲達成的許諾，其實也不過是空頭支票而已----除非這些國家向中國和沙特借貸，否則他們根本不可能拿出他們剛剛向美國許諾的金錢。

因而，現在就說世界已經再次就拯救美國經濟而達成了共識，顯然為時尚早。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人們經常會忘記：“官僚主義的鐵籠子”----這恰恰是馬克斯 韋伯通過研究和觀察美國社會得到的一個發(fā)現。而在中國學術界，由于一種精心的誤導或者偏見，人們卻總是把官僚主義等同于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的必然產物，從而忘記了現代官僚主義的發(fā)源地和最典型的沃土就是美國，忘記了所謂官僚主義與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有著更為直接的聯系。如果我們多少還能記住馬克思在這個問題的上的經典論述的話（他的論述深刻地啟示了韋伯），我們一定會想起他更為一針見血的話。這就是：典型的官僚道德就是那種號稱“自由主義”的道德，因為這種道德的核心是：只要管好我自己的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其他的與我無關，而在這種道德背后的，則是官僚只代表自己利益，而將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利益置之度外的實質。

　　而在眾多討論金融危機爆發(fā)根源的文章中，我所見到只有Caroline Baum的一篇短文將官僚主義與市場經濟和自由主義社會的危機聯系在一起考察，她指出：貸款者只管貸款，保險者只管賣保險，而每個人都從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出發(fā)，卻沒有任何人考慮到其個人行為對于整個社會的后果是什么，而他們之所以這么做，就是因為按照自由主義的邏輯假定，市場的看不見的手會自動導向一個好的結果。這個荒謬的假定掩蓋了，一開始就沒有一個人真正愿意為貸款負責任（It was not an incentives to make a responsible loan）的自私自利的真實動機。------當然，所謂自由主義社會的實質不僅僅在于自私，或者說強調每個人行動的目的就是為了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而在于其人際關系的僵化、隔絕和異化，一個原子化的社會就是一個完全沒有責任的社會。在這個意義上，自由主義的、市場的社會就一定是典型的、低效率的官僚社會[3]。

　　第三，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zhàn)爭，除了給那里的人民造成空前的災難之外，也為美國經濟造成了無底洞式的赤字，從而成為捅破美國金融泡沫的致命利器。正是這場注定會失敗的戰(zhàn)爭宣布了美國全球軍事霸權的真正衰落。今天，無論是格魯吉亞還是委內瑞拉，無論是朝鮮還是伊朗，對所有這些地區(qū)，美國并非不想動用武力積極去干預，而美國至今沒有干預的原因，只是美國確實沒有能力干預，只是因為美國突然間發(fā)現了一個它實際上早就應該發(fā)現的事實：“美國沒有錢了”。實際上，今天的美國除了利用西方中心主義的陳舊遺物以維持與歐洲和日本的關系，除了利用中國精英極其愚蠢的“自由主義拜物教“、利用中國在國際政治上無所作為的”智慧“繼續(xù)制約和要挾中國，美國可以指揮、命令、調動的力量已經非常有限。

　　當然，毫無疑問的是，當前正面臨著分崩離析的是美國主導全世界的局面，而不是美國這個國家本身，甚至還不能說是美國經濟本身。盡管投機賭博式的、債務驅動的經濟在嚴重傷害了世界經濟的同時，也重挫了美國自身的經濟實力，尤其是破壞了美國內部的經濟-產業(yè)結構，但是，由于美國擁有龐大的內需市場，占據著極其豐富的自然資源，曾經具有相當完善的產業(yè)結構（盡管被克林頓和布什父子兩代進行了幾次“結構調整”），美國依然還是世界農產品的主要生產國，所以，美國一旦通過此次金融危機洗掉或者賴掉其龐大的外債，美國的損失充其量也不過是喪失了國際信譽而已，美國大不了關起門來搞“自力更生”，而美國一旦其結束投機賭博的虛擬經濟，一旦美國把它伸向全世界的手縮回來，而把精力集中在基礎設施建設、民生建設、實體經濟的發(fā)展之上，那么，不到三億人口卻擁有世界上最多人均資源的美國經濟所經歷的所謂“困難時期“和“苦日子”，在有著14億人口，卻（嚴重不均衡的）分享著微薄資源的中國老百姓看來，其實早已經是”超級小康“的生活了。所以，如果今天有人以為中國應該去拯救美國，這恐怕不是忘乎所以就是居心叵測。

　　同時還必須意識到，美國經濟的破產與美國符號或者作為符號帝國的美國的破產完全不是一回事，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因為只要全世界依賴美國的“事大主義”心態(tài)不變，美國就仍可以被“打工國家”養(yǎng)起來，美國也就永遠不會破產—而這就是政治反過來決定經濟，乃至“文化”反過來決定經濟的最好例子。

　　所謂“亡羊補牢，尤為未晚”，今天中國最應該做的，其實首先就是從美國長期奉行的債務驅動的經濟、泡沫化的發(fā)展道路中汲取“反面教材”的意義和教訓，從而堅定不移地走獨立自主、擴大內需、保護環(huán)境、增加社會公平、切實加強實體經濟建設的科學發(fā)展道路， 中國政府不但不應該去華爾街”救市”，反過來，而是應該 在各個領域都應該大張旗鼓地宣傳救中國就是救世界，宣傳只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中國好了，世界也就有指望，特別是，作為一個共產黨執(zhí)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政府必須理直氣壯地宣傳：只有占中國人口90%的普通勞動者好了，中國經濟才有指望。必須大張旗鼓地宣傳中國今天面向內需（“l(fā)ooking inward”），也就是面向世界和面向未來（looking outwar and looking forward），這才是毛主席說的：越是中國的，就越是世界的。

　　最后，在切實堅持、實行科學發(fā)展觀的同時，中國政府必須旗幟鮮明地公開檢討和嚴肅批判嚴重影響中國發(fā)展道路的“新自由主義”邏輯。而如果象當下這樣，繼續(xù)聽任媒體和學術界新自由主義言論公然當道，那么，在此重要歷史關頭，政府的決策能否取信于民，能否取信于世，能否真正落實和推行科學發(fā)展觀，這必然都是個問號。

　　當然，這也不意味著中國已經沒有什么可以向美國學習，在我看來，今天的中國確實應該學習美國的如下品質：長于謀劃、敢于樹敵、勇于當頭。----起碼是敢于旗幟鮮明地提出自己的發(fā)展理念和意識形態(tài)，包括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理直氣壯地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無論如何，今天爆發(fā)的金融危機對美國來說是一個真正的轉折，而對當下的美國而言，它起碼必須在正確的經濟發(fā)展道路，與通過虛擬債券愚弄世界并自我欺騙之間做出選擇，而對中國來說，毫無疑問，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會損失（其實已經損失）掉在美國的大部分投資，說到底，這是14億中國人，-----特別是廣大底層勞動者一個汗水摔八瓣賺來的血汗錢，然而，這個殘酷的結果已經不能避免。在我看來，如果中國能夠通過這次深刻的教訓，切實增加自己對美國的認識，切實增加對資本主義的了解，從而排除干擾，堅定到走科學發(fā)展的道路，在這個殘酷的資本主義世界上，面對美國這樣的國家，交一定的學費，走一段彎路，其實也是難以避免的。----盡管這一次的學費實在過于昂貴了些。

　　2008年9月20日，于紐約格林威治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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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全文原載《綠葉》雜志第11期，《世界博覽》雜志第11期摘要刊發(fā)。

　　[2] 感謝紐約大學圖書館(Elmer Holmes Boast Library)的Dawn Lawson 女士為本文的寫作提供了及時而豐富的英文資料，其中特別包括Michael Hudson 的兩本重要著作Super Imperialism 和Global Fracture，我高興地得知前一本著作的中文版剛剛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相信此類重要學術著作會幫助中國學術界更為準確的認識和了解美國。

　　[3] Caroline Baum，Anatomy of financial crisis begins with skewed incentives，China Daily , October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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