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婦女研究會給了這個講座的任務，我也感覺是個“壓力”，今天主要就把自己這些年想到的性別研究中的一些問題與大家交流一下，用了一個比較醒目的題目，叫做“陷阱”，其實就是說性別研究里面存在的一些問題。

　　我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到國外學習時才第一次接觸到性別研究，實際上，那個時候性別研究在歐洲也剛剛興起不久，或者說剛剛變成一種比較熱的研究方法和視角。我剛去的時候也不明白，性別研究這個詞（GENDER SDUDIES）究竟是什么意思，至少通過一個學期的聽課和閱讀、討論，大致弄明白了這個GENDER SDUDIES作為一種方法指的是什么。它不是說只要由女性學者來做的研究就一定是性別研究，更不是說只有由女性學者來做的研究才是性別研究，而是說我們看世界，要有一個GENDER的視角。GNEDER一詞，我覺得應該翻譯成“（男女）社會性別”。換句話說：社會性別問題，并不一定要由女性來研究，而女性研究的，也不一定就具有社會性別的視角。另一個概念feminist也是這樣。當然許多做性別研究的人是feminists，我們在中國文里把它翻譯成 “女性主義者”，甚至一開始還把它譯作“女權主義者”，但我1980年代去歐洲學習的時候發(fā)現(xiàn)有些男性教授也自稱是feminist，或者說是從 feminist的角度去研究社會性別，也用社會性別的視角去研究社會問題和社會變遷。也許feminist這個詞翻譯成“（男女）性別平等主義者”更準確。

　　我們知道社會學傳統(tǒng)的研究方法是階級分析，它把工業(yè)社會以來的社會基本結構看作是一個階級關系的結構，其中最經(jīng)典的當然是馬克思的分析。但實際上，即使是其他流派，不屬于馬克思主義的流派也好，別的什么流派也好，甚至不用階級而用階層分析也好，他們也是根據(jù)經(jīng)濟地位，或者根據(jù)收入，或者根據(jù)職業(yè)來看社會關系和社會變遷的分析的，這里的分歧是用階級還是用階層的方法看問題。

　　在這個階級分析和階層分析之外，西方社會，部分的是歐洲，更重要的是美國，在1960年代以后引進的一個方法就是“族群”。這是一個涉及到種族關系的概念，不同的族群之間，如美國白人、黑人之間的關系和矛盾。歐洲當然也有，甚至更早，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二戰(zhàn)以后，很多殖民地先后獨立，但是那些殖民地的貴族和上層，在獨立前后移民或者是搬遷至歐洲，所以歐洲很多社會也成為不是那么純白人的社會。例如英國，原來在非洲、亞洲有很多殖民地，到了1980年代，還有很多社區(qū)住的大多是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這些前殖民地來的移民及其后裔。這就在原來的社會學經(jīng)典的階級、階層的方法基礎上，在1930年代以后，尤其是1945年戰(zhàn)后和1960年代美國的民權運動后，這個族群的分析方法也進入到社會科學領域。就是說一個社會不只是階級。從階級的角度，我們可以說有窮人、富人（當然還有中間層），那么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有剝削被剝削、壓迫被壓迫等。而按照族群的方法來看問題的時候，當然白人內部也有貧富、階層、階級的分析，但是其實還有一個東西就是族群。第一批殖民地獨立以后，有能力（包括政治能力和經(jīng)濟能力）而且能夠移民到歐洲去很多人都是是原來非洲和亞洲的富人，甚至是貴族和皇室的后代，但是他們進入這個社會以后，就發(fā)現(xiàn)他們在歐洲的社會地位（social status，不是用財富或收入來衡量的經(jīng)濟地位）比歐洲的窮的白人還要低。這樣，社會結構就變成兩個維度了，一個角度就是從階級的維度來看，社會財富、收入多少的差異，另一個就是從族群（或者說叫“種族”）來看，哪怕你很有錢，甚至也受過良好教育，但是因為你的膚色，你的社會地位是很低下的。

　　這個不只是一個社會地位和文化上的認同問題，也包括法律上，比如說剛剛你移民的時候，即使允許你移民了，允許你居留了，甚至也有了一些社會的權利，例如上學和就醫(yī)。歐洲社會福利是比較高的，戰(zhàn)后它慢慢發(fā)展出一個福利體制，你甚至也能得到一些救濟和保障。但是，至少很長時間內，你是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在這個意義上，你和當?shù)啬切┖芨F的白人的政治—法律—社會地位就很不一樣。

　　所以，階級（以及階層）是一個基本維度，而族群是第二個看社會關系和社會變遷的維度，第三才是性別這個維度。這是第三個觀察世界的維度，就是說不管你是窮人還是富人，是白人還是黑人，仍然還有一個社會性別上的差異。這個性別差異即使回到白人社會內部也有，比如說回到政治參與、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那么即使在歐洲，很多國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婦女才獲得選舉和被選舉權的，有些是在二戰(zhàn)之前才有的。哪怕你是有錢的甚至是貴族的婦女，在很長時間內也是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

　　這就像切一個西瓜，你可以從三個不同的角度來切。第一刀切下去是按照階級的方法，第二刀切下去是按照族群的方法，那第三刀呢，是按照性別的方法。如我前面說的，為什么一些男性學者也宣稱自己是feminist，就是說他們看這個世界也有社會性別這個角度，也主張男女平等。如果從男女平等（或男女不平等）這個社會性別角度去看世界，就會發(fā)現(xiàn)，這個世界和我們原來理解的是不一樣的。即使是歷史上經(jīng)典的著作，比如說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人權宣言》，到莎士比亞的劇本，乃至于古希臘、古羅馬那些優(yōu)秀的文學藝術哲學著作等等，其中在長時期內是男權的或者男性占支配地位的，就是說沒有女性的地位，所以說它用詞語，比如講人、人權，它用的是man，直接意思是男人。當然也不是所有男人都有，像政治權利一開始的時候是貴族的，平民更別說奴隸都沒有。在相當?shù)姆秶鷥龋�包括整個的基本的敘述，從社會科學到文學藝術，它的敘述里沒有這個性別的視角，所以我們看不到這個世界的另一半，或者說我們看到的還是一個不完整的世界。

　　性別或者被忽略，或者被輕視，或者被邊緣化，不只是在第一個層面，如經(jīng)驗層面、事實層面，在科學本身最基本的，甚至像科學程度最高的物理學，僅次于數(shù)學的這種學科里面，它也是由男性的話語構筑成的科學。包括牛頓也好，當然也包括生物學，像達爾文，達爾文講到進化，講到動物和人的關系，但是沒有一個性別的概念，物理學三大定律也好，由物理學衍生到后來的，第二層次是化學，第三層次是生物學，第四層次是心理學，然后到社會學，早期都沒有性別的視角。

　　社會學一開始，最早的比如說孔德想建立社會學，原本的意思是“關于社會的（自然）科學”。我們認識社會就要像牛頓認識自然界那樣，那么這樣構筑起來的概念、理論、框架，看問題的角度和方法就沒有性別這一個角度。這實際上是比第一個層面的問題，如女性究竟有多少選舉權、多么高的地位，有多少百分比能夠到社會的中層、上層。更大的問題，就是說我們看世界的方法少了性別的維度，也就是切西瓜時，沒有了那第三刀。

　　由于沒有這一刀，世界失去了很多很豐富的東西。最硬的科學是排斥情感的，它是最理性的，也是最冷的，所謂硬指標也好，理性也好，排斥了情感以后，去認識世界，包括認識生物界、認識自然界，當你把情感的東西（甚至心理的東西）排斥在科學之外，說那個無非是情緒的，是文學藝術描述的，那你再去解釋人的行為，你會發(fā)現(xiàn)那其實是很難的，或者很不完整的。而如果你對人的行為的解釋少了情感與心理這一部分之后，你要“科學地”解釋由人自己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最基本的社會關系，那都是很成問題的。其實古典的社會學要處理的，一個是社會關系，一個是社會制度，但是如果看不見社會關系和社會制度里面活生生的人（現(xiàn)在社會科學里叫“行動主體”[agent]或者“行動者”[actor]），不能解釋人的行為（人的行為相當一部分是和他的情緒、情感、心理有關系），那么社會科學就變成了一個機械論的解釋，變成了簡單化的解釋，或者是千篇一律（所謂“可重復性”）的解釋。它至少是把性別部分給忽略了，認為那不是科學，不需要處理。

　　20世紀的30~60年代以來，原來的社會科學暴露出它的不完整性，它這個不完整不只是說在原有的脈絡里頭，比如說在階級分析里面，還可以加上階層分析，或者階級分析還要/可以細化，以及階級關系里頭除了沖突還有合作、協(xié)調、妥協(xié)的一面，那是你怎么深化的問題。但是，1930~1960年代以來，社會科學還有一個重大發(fā)現(xiàn)，就是發(fā)現(xiàn)了另外兩個維度：一個是族群的角度，一個是性別的角度。當我們把這兩個角度引進來，再重新看我們生活的世界的時候，發(fā)現(xiàn)這個世界其實和18、19世紀那個經(jīng)典的、古典的大師們所闡釋的世界至少在相當程度上是不一樣的。

　　一、過分強調的“陷阱”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恰恰是第一個問題，或者說“陷阱”。為什么會是一個“陷阱”呢？因為當我們剛剛發(fā)現(xiàn)一個新的方法，一種新的視角，我們會有豁然開朗、耳目一新的感覺，這個時候很容易因此而特別強調它，乃至過分強調它。比如說有一些feminist的性別研究學者，包括男性的和女性的學者，這個時候就容易覺得階級的分析完全是胡扯，因為階級分析基本上是男性至上的，或者說是沒有性別維度的。族群分析可能要好一點，因為它和那個性別的視角前后被引入，多多少少是對男權話語的一種挑戰(zhàn)。族群的挑戰(zhàn)來自亞非拉，也就是前殖民地國家，而性別的挑戰(zhàn)則來自歷史上的另一半 “弱者”。它們都是對原來占支配地位的男性話語的挑戰(zhàn)，因此，族群話語多多少少還好一點。在很大程度上，用性別主義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的時候，走得比較遠一點就覺得階級分析基本是胡扯。因為傳統(tǒng)的階級理論確實存在我說的“硬”，只看制度，只看所謂社會關系，不看人，不看人的活動，更不看情緒。特別是當我們把它庸俗化的時候，就容易成為一個所謂“科學”的機械論，有些對庸俗化的馬克思主義的批評也是批評它是機械決定論，或者叫機械的經(jīng)濟決定論。

　　但為什么說過分強調性別主義的方法會是一個“陷阱”呢？一直到1980年代，性別研究特別是其中的男女平等視角的研究，還是一個新興的話語和弱勢的話語時，弱者為了張揚自己的正當性故意把話說得很猛，甚至很極端。我們那會兒比較年輕，接觸這個話語就容易以為僅此一家，別無分店，或者說只有這個才是對的。比如說階級的分析，關于階級分析有那么多敘述，從馬克思的敘述到韋伯的敘述、再到張三李四的敘述，都變得不重要了，只去看性別主義的分析。我覺得這是第一個“陷阱”，現(xiàn)在又過了20年，其實應該看到階級、族群、性別幾個維度都是需要的，都是重要的。

　　二、社會運動背景下的性別平等

　　第二個“陷阱”要從西方性別主義的興起說起。性別主義它有一個社會背景，它不是一個純粹的智力活動/知識生產的產物，不是由一些聰明天才憑空制造的，不是從所謂的學術脈絡里自動產生的。它是社會運動特別是婦女運動的興起導致的，這實際上是和兩次世界大戰(zhàn)以及以后整個世界格局的變化有關系。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第一個最大的運動其實是亞非拉的民族解放運動，萬隆會議后叫做不結盟運動，或者第三世界的反帝反殖運動。這些社會運動使得全世界恨不得在1960年代有點風起云涌了，包括我說的那個族群視角，就是黑人的民權運動和亞非拉的民族解放運動興起的產物。這些運動慢慢影響到了大學的校園，影響到了學生和學者，影響到了社會科學的研究和方法。有一些如今很著名的學者在那時候還是學生，是學校里的社會運動的積極分子，有的就是在亞非拉第一線參與到反帝反殖的運動里去的。等他們后來進到大學成為教授，他們就把當年的那些活動理論化，抽象出如族群、性別這樣的理論和方法。

　　所以，二戰(zhàn)結束以后，一個很重要的社會根源是由于第三世界或者前殖民地國家走向反殖和獨立，而由于反殖和獨立，一些黑人來到白人的世界，一來就會發(fā)現(xiàn)有很大的種族反差。這個時候的種族主義和二戰(zhàn)前包括二戰(zhàn)期間希特勒的那個種族主義還不一樣。第一，它涉及的面非常寬，整個亞非拉都卷進來了；
第二，它不是炮制的或者杜撰的所謂“亞利安人”，而是幾千年就存在的不同族群，是和他們從政治—經(jīng)濟—社會中尋求獨立、翻身解放有關，是涉及面更大的一場社會運動。

　　與這個社會運動相伴隨的，甚至還比它早，一戰(zhàn)以后，歐洲的白人婦女就開始陸續(xù)獲得了選舉權，她們就進入社會政治和文化的領域，以前當然也有個別的淑女成為女作家、女藝術家，那經(jīng)常是貴族的，確實是很有錢和很有地位的人。但是一戰(zhàn)以后，比如說在歐洲，主要是西歐，婦女開始獲得了選舉權，她們已經(jīng)開始卷入到社會的變革當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二戰(zhàn)以后，一方面是民族解放運動，一方面是歐洲社會的女性越來越成為完整意義上的公民，有了政治權利。這就是女性平等或者婦女解放運動的興起，也是性別研究作為一種視角或維度被引入社會科學的社會根源。

　　但這個婦女運動呢，也有一個所謂“陷阱”，就是這里面其實有兩場婦女運動，一個就是白人婦女怎么樣爭取到和白人男性一樣的社會政治權利的運動，這個運動沒有那么急風暴雨，它通過改良一步一步地擴大，逐漸由一個個國家走向整個歐洲和美國，它確實和整個社會的經(jīng)濟、政治、文化、教育甚至包括醫(yī)療健康條件的改善有關。女性參與政治的限制，除了男性的偏見和古希臘以來男權的話語影響之外，它確實也和當時的衛(wèi)生健康條件、保健營養(yǎng)條件（孕產婦和嬰幼兒的死亡率的下降）等等有關系。以前包括貴族在內的大多數(shù)女性都不工作，連職業(yè)也沒有，參政就更別提了，那么隨著這個經(jīng)濟社會文化健康教育條件的改善，參政就有了可能。所以西方的婦女運動更多的是一個改良運動，它有點水到渠成的味道。1930年代到1950年代，女性就慢慢走出家庭，進入社會，有了自己應有的社會和政治地位。當然還有一個負面的原因，但是也在客觀上提高了女性的地位，就是1929年到1933年的大蕭條，這使得原來的一個男人工作就能養(yǎng)活家庭的情況發(fā)生了變化，一個男人工作他養(yǎng)活不了整個家庭，就迫使很多女性，包括白人女性也去工作，有些帶著孩子甚至背著孩子去上班，那么客觀上你參加工作了，其實你的社會地位和家庭地位就有所改善。

　　所以我說1960年代的婦女運動是第一場婦女解放過程，西方社會內部的白人婦女一步一步獲得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地位。還有另外一場婦女運動，是與第三世界的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反帝反殖運動相聯(lián)系的，這其中有些是急風暴雨式的，有些是以革命的形式，比如說中國的革命，還有很多非洲、亞洲國家是通過反貧困的方式。開始時是大量婦女死亡，由于疾病的原因，由于暴力的原因，或者什么別的原因。到了1960年代，婦女解放運動隨著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而興起。（民族解放運動和民權運動最極端的例子就是馬丁·路德·金，以他為代表或象征的美國黑人改變了一百多年來被奴役、被歧視、被忽略的地位，之前黑人沒有地位到了上街坐公共汽車你都不能和白人在一個汽車，后來所謂改良就是開始車里分前后，黑人從后邊上坐后邊去。）亞非拉的這個婦女解放比較而言是更加急風暴雨般的追求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是第三世界開展的反帝反殖運動的一部分，所以它是第二場婦女解放運動，或者說是和白人的那個婦女解放不完全一樣又前后相隨、彼此影響的一個過程。它不只是說時間上和地域上，而是性質上，它和階級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一樣，也是一個解放的過程。而且這個解放確實像我們中國走的道路是比較快和比較激烈的，我們有女紅軍，紅色娘子軍，她們真是到了戰(zhàn)爭的第一線。在印度，包括在非洲很多地方，它也是通過那種大規(guī)模的社會運動、群眾運動、反抗運動來逐漸改善婦女地位，雖然直到現(xiàn)在第三世界或者發(fā)展中國家婦女解放運動還遠遠沒有完成，雖然現(xiàn)在社會運動變得好像不如當年那么風起云涌。

　　而1960年代其實還有一個運動，基本上沒有形成一個新的視角，就是越戰(zhàn)導致的反戰(zhàn)運動。這個反戰(zhàn)運動，更多的是和學生運動聯(lián)系在一塊，是從校園里和年輕的學生開始的，主要是在美國，當然在歐洲也很激烈。那時候美國還要義務征兵，讀完大學不是去就業(yè)，而是去越南打仗，所以一開始還不是說應該不應該打越南，是不是正義，而是不想去打仗、不想去當炮灰，因為越南戰(zhàn)爭和后來的第一次海灣戰(zhàn)爭和科索沃戰(zhàn)爭很不一樣，越南戰(zhàn)爭的死傷很大。這個反戰(zhàn)運動其實是白人大學生（和他們的白人家長）為了抵制服兵役開始的，但是這樣一個學生運動后來很快就成為整個社會的反越戰(zhàn)運動，甚而通過媒體把越戰(zhàn)的很多真實情況揭露出來。對于揭露越南戰(zhàn)爭的殘酷和不正義，媒體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甚至有人說那是第一次美國的媒體起到了這樣的作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這么多記者在前線及時地把第一手的資料，用圖片和文字的形式立刻反饋回來，反映在報紙上，反映在電視上，然后人們看到血淋淋的、一個村一個村地被轟炸，地毯式的轟炸，然后孩子們、婦女們一片一片地死亡，這使得整個戰(zhàn)爭失去了合法性。這個雖然沒有像性別和種族那樣變成一個看問題的視角，但是反戰(zhàn)的學生運動，加上我說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婦女運動，都是當時主要的社會運動，也是影響深遠的社會運動。

　　用性別平等主義來研究社會性別，它不只是一種智力推演，如從牛頓到愛因斯坦，而是社會的運動或實踐，它是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的反映，甚至有混亂的場景。當時美國也好，不只是紐約，包括芝加哥，包括中部的很多城市，也包括歐洲的大城市，都發(fā)生了類似“打砸搶”的現(xiàn)象，比如說，也是燒汽車，也是砸玻璃，也是游行，也是向市政府和議會扔從爛雞蛋到西紅柿甚至到磚頭，很多的當?shù)卣�府也是出動軍隊，出動警察，甚至開槍。而且這個興起也不只是在發(fā)達國家，包括大量的第三世界，包括我說的那個民族解放運動，一開始他們要民族解放其實也是針對他們當?shù)氐恼�府，你們這個殖民地的政府究竟是個賣國的政府還是個獨立的政府。要是沒有那么一個轟轟烈烈的，而且是幾場運動交集、交叉同時發(fā)生的話，它不會積淀下來成為一個學術方法。當然我說的那個學生運動、反戰(zhàn)運動沒有積淀成一種很獨特的方法，但是至少對于形成包括性別平等主義在內的新視角是有作用的。這幾場運動同時展開，而且是在各國各大洲展開。我們自己那個時候搞了“文革 ”，當然事后看也好，當時感覺也好，文革對我們自己來說是災難、是浩劫，但是它對西方，對第三世界，是那個社會運動中的一部分，甚至也是鼓舞他們、振奮他們的東西。像我們第一代的推動中美關系的那些人有些破冰而來，有些冒險而來，有些冒著失去回美國的護照的危險，最早的一批在基辛格、尼克松訪華以前就來了，也有些就是隨著基辛格他們來的。他們很多就是1960年代參與反戰(zhàn)的人，參與學生運動、婦女運動、民族解放運動的人。

　　我覺得做學術研究，一旦形成一種理論和一種方法，就只看這個理論有多精巧、多完整，然后把它作為分析的模型，使它在統(tǒng)計學上怎么更精確，但是對它的來源和背景卻容易忽略。其實階級的這個維度能夠進入社會科學，成為社會科學最主要的范式，也是和18~19世紀，就是資本主義初期、工業(yè)社會初期的原始積累、貧富懸殊分不開的。就像狄更斯描寫的《霧都孤兒》或者恩格斯寫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要是當時沒有那樣的貧富懸殊，就不會產生一個重要或者最重要的觀察社會的理論和方法，直到現(xiàn)在它仍然是最重要的。這是我們后來人再去研究性別平等主義時應該注意的。今天性別平等主義在美國的大學里，在歐洲的講堂上可能變得很精巧、很優(yōu)雅，包括很著名的斯皮瓦克，她是位印度裔的學者，現(xiàn)在美國教書，她也是個很有名的性別平等主義的文化研究者。她講話很優(yōu)雅、很得體，很有教養(yǎng)，很有風度，甚至永遠都不會提高噪門的。但實際上她和一批印度裔學者的學術背景是和印度1950~1960年代，從尼赫魯領導的不結盟運動，乃至早期甘地的非暴力運動，到給印度帶來的民族解放有關系的。當然印度非暴力也有很強的動力，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裂，這當然和英國也有關系。然后一直持續(xù)了多少年的印巴沖突，以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沖突，也包括印度和斯里蘭卡、尼泊爾的矛盾和不斷沖突。印度還有一個很有名的學者查特吉，專門研究底層社會，現(xiàn)在也在美國做訪問學者。他研究印度的“賤民”，或者我們說的下等人。印度有個很龐大的賤民階層，翻譯成英語叫underclass等，不是那個工人階級（working class），他們不只是窮，而是“下賤”，就是沒有社會地位。他們這類研究其實就和印度的獨立、解放，1950年代的不結盟運動有關。那個時候的“第三世界”（后來才被叫做“發(fā)展中國家”），最有影響的一個是中國，一個是印度，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就是周總理和尼赫魯提出來的。而印度的甘地其實他就是有色人種，在英國牛津受過正規(guī)的教育，是印度的貴族，然后他到南非去工作，他買了一等艙，南非當時是英國人統(tǒng)治的殖民地。上火車就不讓他上去，就因為你是有顏色的人，你沒有資格坐一等艙。而他在1930年代的時候其實也是很英國化了、紳士化了，穿著西裝、打著領帶，說著標準的英語。后來他回到印度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完全的貧民，就是一塊很樸素的布披在身上，赤著腳，而且一輩子不結婚，他就是身體力行的要推動一種哲學信仰和運動，來促使印度改變被殖民和被奴役的狀況。

　　今天性別平等主義或女性主義進入課堂以后，1980年代以后到今天，我們再去看西方女性主義的敘述，有些是很文靜的、很優(yōu)雅的、很溫情的，但是其實1960年代的時候是非常激情的、非常批判性的，甚至是非常極端的，是和社會運動是連著的。這是第二個特別重要的特點。

　　三、中國實踐的理論梳理

　　第三個，甚至是更重要的，那就是對我們來說，在中國這樣一個語境下，怎么來看女性主義這樣一個看問題的方法。因為我們在1970年代末，“四人幫”一倒臺，大家考進大學來學習。因為對外開放了，我們接觸到很多新的理論，很多新的方法，而且確實有點如饑似渴，饑不擇食，確實稱得上一次思想解放。那個時候，缺乏選擇、鑒別和分析地接受西方的理論和方法，囫圇吞棗，甚至是有點盲目，懷著一種部分是崇敬、部分是敬畏的心情，甚至還有幾分迷信的態(tài)度來介紹和學習。但是經(jīng)過這么多年，我覺得現(xiàn)在到了一個時候，我們中國的研究者應該比較客觀和冷靜的來看待這些新的理論和新的方法。因為我們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從秋瑾她們開始經(jīng)過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才走到今天，也就是說我們中國自己近代以來的歷史一開始就和女性解放有關系。像辛亥革命，一開始有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婦女的纏足問題。“五四”以后，不但是解開了足，而且很快，女性也可以穿裙子了，可以上學了，至少在大城市的知識女性，比較有地位的家庭的女孩子是這樣，她們甚至也可以參與政治，這個在所謂的“發(fā)展中國家”是獨一無二的。中國又是一個幾千年的男權—父權—夫權的社會，其實女性是被壓迫得最深的，因此從一開始起也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反抗形式，它通過革命的形式，甚至女孩子參軍的形式，用一種暴力革命的形式來解放自己。我們中國近代這段歷史和中國這段婦女通過參加革命來獲得解放的運動，本來應該作為世界闡釋20世紀的整個女性主義或者性別平等主義的一個很重要的歷史和理論資源，但這樣一個資源直到現(xiàn)在我覺得還沒有進入到社會科學的基本敘述里，這是非�？上У�。斯皮瓦克她們其實是把印度的那些資源介紹到西方主流的社會科學敘述里，所以她不但自己變成了西方意味上的一位知名教授，而且她能夠把把印度的經(jīng)驗帶進來。但是中國的民族解放和婦女解放也有一百多年了，這么一個轟轟烈烈的社會革命，給千百萬婦女帶來了這么大變化（在持續(xù)的變革過程中也經(jīng)歷了無數(shù)的曲折）的解放運動，基本上沒有進入到社會科學的敘述里，如果有也是少之又少，充其量是一些事實和個案，而沒有成為推動社會科學發(fā)展的動力，沒有形成相應的范式和概念。我也參加過各種各樣的國際社會科學會議和論壇，我覺得中國的經(jīng)驗在這個意義上說是很大程度上沒有進入，而對于這樣一種現(xiàn)狀，我們是有很大責任的，但我們自己身在其中卻不覺察。

　　不覺察有兩個意義，一個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記得我教過的韓國和日本的留學生，她們臨離開中國時恨不得是哭著回去，說我們一旦回到韓國和日本再也沒有在中國這么從容、平等、歡天喜地、嘻嘻哈哈，和老師，和男性的同事同學自由和自然的交流。日本和韓國經(jīng)濟比我們發(fā)達得多，但是他們的男女平等比我們差得多，我覺得我們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中國的男女平等和女性的這個地位，不只是家庭里女同志做主，我覺得其實也是在社會意義上，比如說女性的就業(yè)程度、受教育程度，甚至是健康意義上，像1950年代以后，我覺得我們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通過全民的保健和防疫，把孕產婦和嬰幼兒的死亡率降下來了。而這樣一個成就其實我們自己長時間是感覺不到的。我以前也接觸過婦聯(lián)的老領導，我就覺得我們以前花了很多精力來做這方面的工作，而且是用最低的成本，那個時候基本上不是用錢，愛國衛(wèi)生運動、掃盲運動，還有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不到30年的時間，人均預期壽命翻了差不多一倍，從1950年的30多歲到了1980年的60 多接近70歲。健康上也是，擺脫了東亞病夫的狀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嬰幼兒死亡率大幅度的降低，各種疾病，從霍亂、天花、麻風，到結核、血吸蟲、瘧疾、性病，直到日常的感冒發(fā)燒鬧肚子，都得到了控制，有的基本上被消滅了。這樣使得整個中國人，用了很短的時間，30年一代人的時間吧，就變了一個樣，但是我們自己身在其中沒感覺，甚至成天抱怨怎么把人口搞上去了，殊不知那恰恰是防疫保健醫(yī)療的改善和全民體育健身運動，還有高就業(yè)、大范圍的社會福利和保障等等社會進步和社會發(fā)展的結果。當然我們也有過特別困難的時期，三年困難時期餓肚子，文化大革命時也食品短缺，憑票供應，發(fā)展中有很大的起伏。根據(jù)阿瑪?shù)賮喩�的敘述，印度雖然不會有大躍進這樣的事情，但是整個印度的發(fā)展，拉開了看的話，每過5~10年印度的非正常死亡的總和就是我們一次大躍進的非正常死亡數(shù)，而我們50年下來 60年下來并沒有那么多因為饑荒和災害而造成的死亡，所以直到現(xiàn)在印度人均預期壽命仍比我們的要低得多。

　　我去印度（包括去印度的農村）時發(fā)現(xiàn)，印度的非正常死亡很多都是農村的女性。而這個死亡既包括由于保健、防疫、醫(yī)療不及時帶來的，也包括家庭暴力帶來的。所以直到今天，也弄不清印度一年被丈夫們殺死的新婚妻子們有多少人，有些年要高一些有些年要低一些，有些邦統(tǒng)計得實一些，有些邦根本不怎么統(tǒng)計或無法統(tǒng)計。因為按照印度傳統(tǒng)，女性嫁到男方那兒有很多嫁妝，由于她是外村嫁來的，這樣，比如有這樣的父子倆，這個丈夫加上他爹就合謀把這個媳婦給殺了，他們家就得一筆巨額財產，然后他們又可以去討第二個媳婦。有些人家通過殺兩個新媳婦他們家就發(fā)了。再討第三個過日子。因為你是外村嫁來的，你就無處去申冤。全村人都說她是病死的、跳河死的，不會說是被謀殺的。農村婦女絕大多數(shù)事實上是不會、不可能用法律的手段。1947年印度就獨立了，建立的是議會民主制，但是直到現(xiàn)在，它的文字是不統(tǒng)一的，印度國家的文字有30多種，事實上的語言有300多種，這30多種不同的方言不通，因此在議會、法院里，你經(jīng)常只能說英語。整個印度的人口很多，真正能說英語的5%不到。對印度農村婦女來說，法院不只是有理沒錢別進來，而是根本就不可能，用地方方言你如何去告。

　　我就覺得我們這個1950年代以后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資源，我們走的道路和西方是很不一樣的，這個資源沒有進到社會科學，沒有經(jīng)過整理、吸納，把它變成理論,非�？上�，所以這是第三個“陷阱”。

　　李小江最近寫了好多這方面的文章，我覺得寫得很好，她反省自己怎么從介紹西方的女性主義到又回過頭來看中國自己的歷史和實踐。我們其實很容易身在其中而感覺不到我們的資源，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我自己與世界銀行合作過很多年，他們從1984年進入中國，從那時起一直把中國視為發(fā)展中國家的楷模，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在健康（防疫、保健、醫(yī)療）、教育（包括全民掃盲，農村婦女掃盲）和基礎設施（灌溉、農田水利等）這三個領域中，中國是發(fā)展中國家中做得最好的，而且直到現(xiàn)在我們還在享受著這個遺產。后來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就歸功于政策對頭、路線對頭等等，都對，但其實還因為有著健康體魄的一代勞動者。如果沒有這么一代，如果還是東亞病夫，如果沒有那些基礎設施，沒有那些最基本的教育，是不可能發(fā)展這么快的。當然現(xiàn)在農村孩子失學很嚴重，農村的女童失學更嚴重，但另一方面在珠三角，到城里打工的那些農村小女孩的正規(guī)教育確實是初中都沒念完，但是她們心靈手巧，很快就能夠生產出包括索尼電腦、高級照相機在內的產品，而且她們也沒有經(jīng)過什么長時間的培訓，一個星期就上崗了，遠銷世界的產品現(xiàn)在早就不是旅游鞋、玩具和襪子了，高端的或者是準高端的科技產品也有，就是說那里有一支很強的勞動者隊伍，這支隊伍是這一過程當中培養(yǎng)出來的，包括一整套的制度，和它們的實際運作。這是我要講的第三個比較重要的東西，就是講到性別主義作為一種理論、一種方法、一種看世界的角度的時候，其實還有一個自己的實踐，我們不應該把它忘記了，至少還有待于我們社會科學來努力，努力把這些實踐也總結成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哪怕是一些概念、新的看世界的角度。比如說我們看發(fā)展可能就不只是 GDP，不只是收入。像聯(lián)合國開發(fā)署多年來做的那樣，已經(jīng)不只看GDP和收入，而是把人均預期壽命、識字或者教育納進來了，這樣就有一個人文發(fā)展指數(shù)，這樣看世界至少要全面得多。

　　把中國的很多實踐納入性別主義的研究是很有意義的�，F(xiàn)在主流的敘述其實是西方的白色男人主宰的，而性別主義基本是西方的白色女性爭地位、爭權益的過程中形成的理論。不只是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我覺得廣大的亞非拉女性和她們的實踐還沒有進入到社會科學的敘述里面。人民文學出版社做過一套叫另類發(fā)展的叢書，其中有一本叫《沉默的另一半》，是敘述南亞的婦女怎么被壓迫、被剝削，怎么求解放的。拉美也有很多著名的學者在做這方面的努力，例如同一套從書中的《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但是這些經(jīng)驗基本上還是沒有進入到主流的敘述里面，這確實有待我們努力。雖然已有很多人在努力，甚至直到現(xiàn)在還有人孜孜不倦，試圖把中國幾千年的漢學應用到社會科學中，比如說我認識的一位社會學者，他帶博士就不用西方的任何概念，而用三國、水滸、史記、漢書里的那些概念來寫。當然也有些搞文學、歷史哲學的人試圖振興國學，人民大學成立了國學院，那也是一種努力。整個第三世界的實踐是曲折的，1960年代社會運動蓬勃興起的時候，我在1970年代讀到的第一本關于第三世界的書叫《第三世界：苦難、曲折和希望》。它是講亞非拉的看不見的生命力、創(chuàng)造性，在苦難里面自身所孕育的可能性，而不是等著被解放、被啟蒙、被教化，我覺得這可能是特別重要的。要說性別，feminism準確的翻譯應該是男女平等的視角或者是性別平等的視角，這就使得女性變成具有自主性的一種人，至少和男性是平等的�，F(xiàn)在發(fā)展中國家的社會科學也好，社會發(fā)展也好，基本上還是等著被指導、被教化、被啟蒙。西方來的小年輕人一來就可以指導我們，他們未必一定比我們懂更多，就因為來自西方世界，有強大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背景，所以說話顯得更有底氣，也似乎就更“正確 ”。

　　我自己這些年在教科文參與研究課題也好，做它的重科學項目的評審也好，我覺得發(fā)展中國家也試圖參與到國際事務的討論、爭論中，而且在這個爭論中也能有自己的一點聲音。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是一個平臺，當然它本身是1945年戰(zhàn)爭結束以后，為了防止戰(zhàn)爭和促進和平，作為聯(lián)合國系統(tǒng)惟一以教育、科學、文化為名目的組織。它的歐洲色彩重，當然從一開始起“第三世界”進入的也很不少。里面是多元的，從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它的憲章里就宣揚文化多樣性。直到2007 年底，《文化多樣性公約》誕生，我們國家也起了很大作用，全世界除了美國和以色列反對，基本上全票通過這樣一個公約，現(xiàn)在它正在起草世界文化多樣性的報告。這至少是一個嘗試，雖然直到現(xiàn)在還不是很成功。我們院的《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一直出版漢語版的《國際社會科學雜志》，那個雜志就是教科文的雜志，那個雜志登的文章很多是非西方中心論的，是世界各國的非西方人種、有色人種，還有女性學者寫的，但那樣一種敘述直到現(xiàn)在還是非常邊緣的。我們中國現(xiàn)在講和平發(fā)展、和諧世界、實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中國怎么樣進入世界，別人怎么看我們，確實都很重要。它不是個面子問題，我們好像一夜之間長大了，就像一個人從少年到青年，他還不知道怎么行為，雖然人已經(jīng)長得很高，但還不會象大人那樣來行為。我們有時候說話辦事不知道怎么說，說的方式可能別人不能接受。我不是說我們應該適應別人，照著別人去說，但是你要有自己的一套說法。這一方面，雖然印度的社會發(fā)展好像比我們落后得多，貧富懸殊比我們嚴重，人均預期壽命、識字率比我們差，基礎設施比我差，但是因為印度確實培養(yǎng)了一個人數(shù)很少的，比如說300萬的精英，那批人他基本上知道怎么去說，從甘地到斯皮瓦克、阿瑪?shù)賮喩�這些人，還有一些在印度本土，從來不出國的，但是他們知道怎么說，怎么表達自己，既用別人能明白的方式說，又能保持自己的自主性。這是很難得的。返觀我們自己，有時候就有點自說自話，自己照著自己的說法，然后把它硬硬的，一字對一字的翻譯成外語就去說給外國人，人家一聽就不是那么回事。這個不但和你的形象有關，還和你實際上確實做了什么和怎樣做有關。我們并沒有很好地認識到我們所做的事情的價值，說得極端一點，1980年以后，知識分子就像倒洗澡水把孩子倒掉了。本來是有一個歷史性的轉折，放棄階級斗爭，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這些都沒得說。但是我們過去做的事，也不只是階級斗爭，也包括提高識字率，增強全民免疫、保健，降低嬰幼兒孕產婦的死亡率，降低各種疾病的發(fā)生率，增強了人民的體質，改變了“東亞病夫”的形象，這些其實原來都是花小錢辦大事，是很有價值的�，F(xiàn)在似乎什么都是錢，沒錢就干不成事，錢少了也不行。許多時候投下去的錢也不知道都做了什么，總不能就只剩這么一個手段了。而我們以前動員群眾，從愛國衛(wèi)生運動到全民健身運動，從大規(guī)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到掃盲和普及義務教育，其實是最典型的花小錢辦大事，是不應被輕易拋掉的。

　　社會實踐進入到社會科學領域當然也有一個很艱苦的過程，可能需要多少代學者，甚至是耐著寂寞的長期研究，現(xiàn)在是有點太急、太快，都是以帶資金的項目為驅動。項目有它好的一面，就是任務明確、目標明確，然后就操作。但是缺點就是它有點像卓別林那個《摩登時代》，很機械，變成好像生產襪子、皮鞋、紐扣，人僅僅是工具而已，一切都是按照既定的程序執(zhí)行。科學要醞釀好多年、好多代，經(jīng)過多少次試驗和失敗，社會科學雖然不像實驗室里的試驗，但你必須允許它失敗，允許它多少年不出“成果”，它需要不斷的實驗，不斷的探索。而我們現(xiàn)在，就好像一定要馬上成功，結果大多是短平快的東西。實際上，我們自己的實踐是如此的豐富，不只是性別問題，其他領域也是如此，但是我們的理論卻是如此的蒼白！沒形成幾個概念，我們的社會學就只有費老提的那個“差序格局”的概念，沒有自己的概念，連社會、國家概念都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日本人那兒借用漢字，從西方的語言里翻譯成日文，然后我們又從日文拿過來，于是一個國家的概念到了中文里它就跟我們的理解很不一樣。我們以前也有這么一個概念，但這個概念究竟指的是什么，與西方語言里的一是不一樣，再還原到西方的語言，有時得有好幾個不同的詞，有時意思可能完全不一樣。這是當前社會科學的大問題，第一就是急功近利、短平快和項目化，成了生產皮鞋、襪子和紐扣一樣的過程；
第二就是因為比較商業(yè)化，由于金錢的驅動，但沒有形成自己的概念、理論、方法，最后就是照貓畫虎。我們現(xiàn)在出版的著作很多，課題也很多，好的作品很少。過去沒有課題，老先生們的那些著作都是很有份量的，它們確實不是錢能堆出來的。我覺得全世界社會科學都有這個問題，甚至是我們也是跟著學的，比如說我們跟中國香港臺灣學，香港臺灣跟新加坡學，新加坡跟日本學，日本跟美國學。

　　現(xiàn)在，中國也好、亞非拉發(fā)展中國家也好，大量的實踐概括不成理論，我們當然有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但我說的是學科上，經(jīng)濟學、社會學、法學、政治學、人類學、心理學，等等。我覺得有時候不得不求其次，現(xiàn)在不是只有短期課題缺少長期課題嗎？那我們把長期課題短期化，一次課題可能還是二年三年，但是其實這三年跟下三年再下三年，就可以是個九年的課題，只不過把它分解為三個三年而已�？赡芫偷眠@樣，否則就是今天忙這個，明天忙那個，看上去很多，其實留不下來。而如果連續(xù)9年10年乃至更長時間一直關注一個或一類問題，幾十年下來就可能形成點東西。

　　四、與時俱進的“陷阱”

　　第四個“陷阱”和第三個有點關系，就是性別主義的視角和研究不得不向前看，現(xiàn)在全世界性別主義的研究我覺得都有點走不下去了，該說的都說了，該“罵”的都“罵”了，一開始很激進，以批評的姿態(tài)出現(xiàn)。1980年代的時候我們還沒有性別主義的研究，由北美回到臺灣的那些學者主要就是“罵”（批評），但是“罵”完了之后，下一步怎么走？其實整個社會科學現(xiàn)在有點失語了，對下一步的社會怎么走比較茫然。一些聰明的社會學家知道這種情況，不聰明的還不知道。加爾布雷斯是經(jīng)濟學家，他說有兩種人，一種人是知道自己不知道，還有一種人就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說他自己很幸運地知道自己不知道，其實就跟孔子說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老子說的那個“知者不言”一樣，蘇格拉底稱自己只知自己的無知。先哲說的都是一個意思。而現(xiàn)在整個社會科學有點不知道怎么說，這個當然不是咱們不努力、不用功，甚至也不是沒有錢的問題，可能是社會變化太快。連美國這么強大的政治、經(jīng)濟、科技、文化、軍事大國，在反恐上走得如此不順，其實就是源于它的制度設計、體制適應不了新的形勢。它這套制度設計安排是在16世紀以后，尤其18世紀以后。二戰(zhàn)以后，遍及全世界的模式就是以民族—國家為單位來組織經(jīng)濟、政治、社會、軍事、教育、文化、科技乃至于健康和營養(yǎng)，但是恐怖主義挑戰(zhàn)者它不是哪一個國家呀，其實它不是阿富汗不是伊拉克不是哪一個“國家”（或者哪一群“流氓國家”），它是散兵游勇，散布在世界各地，其中相當多的就在歐美。有人說歐洲多一點，有人說美國多一點，不管怎么說可能是歐美的有色人種，可能其中有伊斯蘭背景的人多一些，可能有很多是穆斯林的信徒。但是至少恐怖主義不是以國家形式來挑戰(zhàn)的，不像德法戰(zhàn)爭，或者德意日挑戰(zhàn)英法美，乃至于我們自己有過的，比如說冷戰(zhàn)時期，朝鮮戰(zhàn)爭、越南戰(zhàn)爭，它都是國家對國家的沖突，而所謂的“反恐戰(zhàn)”完全不是這么回事，而美國卻用了傳統(tǒng)的國家對國家的辦法，當然不可能成功。

　　現(xiàn)在的全球化形成一些非國家的力量和現(xiàn)象，這是原有的社會科學也不知道怎么對付的。其實社會科學也是國家建設的一個產物和國家合法性的闡釋者，現(xiàn)代社會科學和國家建設是同一個過程，它即是現(xiàn)代國家的產物，又是現(xiàn)代國家的組織形式，教育組織、科研組織、學科學會……,另一方面，這些社會科學也負責解釋并合理化國民經(jīng)濟、國家防務、國家文化、國家建設。而非國家的東西，恐怖主義是其中一個極端，還有就是疾病，比如愛滋病、禽流感、非典，以及現(xiàn)在談得越來越多的氣候變化等，它們不以國家為邊界的。還有比如金融風暴，資本的頻繁快速的全世界流動，它也不是以國家為單位的，相當一部分資本不在國家手上。

1980年代中期，我開始研究所謂的“全球化”，我一看當時的前十個跨國公司所擁有的資產超過了發(fā)展中國家一百個國家資產的總和。那還是1980年代，最近這20年就更快了，就是有相當多的經(jīng)濟不在亞當斯密講的那個國富論范圍內，國富論叫做國民經(jīng)濟研究，“國民財富”其實是national economy的翻譯，就是國家經(jīng)濟的研究，但這個全球化是跨國公司主導的。而整個社會科學現(xiàn)在從所謂最硬的、最成熟的和最科學的經(jīng)濟學到其他很多學科，它還是以國家為基本單位的，國當然還很重要，直到現(xiàn)在國家仍然是最大的一個組織和制度，最有力量的利益代表，但另一方面，也確實有個與時俱進的問題，現(xiàn)在有很多東西是原有的概念、范式解釋不了的，我覺得性別主義現(xiàn)在也有這個問題�？ㄔ诹私忉屛鞣桨兹藡D女怎么爭取權益，獲得和男性一樣的地位，這是一種由社會運動進入到學術的過程，它的一個“陷阱”是因為沒有把其他地區(qū)、其他非西方社會的實踐納進去。為什么現(xiàn)在不能往前走了，不能往前看呢？現(xiàn)在，西方的婦女在教育、就業(yè)和社會地位方面，在西方發(fā)達的社會好像跟男性越來越平等了，在法理上越來越平等了，但事實上還有很多問題，或者說身在西方的人她會覺得有無數(shù)的、無形的排斥、壓迫和偏見，為什么不能往下走也是這個問題。西方人如把眼光打開一點，看到非西方的世界，其實那馬上就是一個新天地，然后馬上就有很多可以想，可以使學術往前推進。

　　我覺得，這個障礙是很難被西方人自己克服的，這相當于為什么性別主義研究很容易就變成了女性的研究，就是說男性很難跨出那個男權、父權的框子，按照男女平等的眼光來看世界，因為他一直享受著這個不平等的好處。其實這是一樣的道理。讓西方人獲取非西方人的視野是很難的。還有一個難就是我們這些非西方的人受到了西方的教育，一代又一代的，從嚴復開始，乃至我們所謂最閉關的時候，最講階級斗爭、最革命的時候，也是在學古羅馬、古希臘，學盧梭、孟德斯鳩、亞里斯多德、莎士比亞、狄更斯等等，那部分就是說你看世界也是用西方的，非西方人也學著用西方世界的眼光來看自己，也是越看越不順眼，也不會實實在在去看咱們有過的還繼續(xù)有的那些豐富的實踐，也不會從中來總結、提煉我們的理論。

　　現(xiàn)在世界確實變得太快，由于科技、信息、各種各樣的流動，當然流動現(xiàn)在還沒有真正的打開，我覺得如果徹底打開，全世界的人應該是平等的，回到最原生的那個概念。我們對資源的關系、對淡水的關系、對森林的關系等等的關系也應該是平等的，但事實上現(xiàn)在還是以國家為單位劃分，什么都能自由流動，人是不能自由流動的。最近米蘭的中國人惹得當?shù)噩F(xiàn)在還在鬧，多數(shù)中國人在那兒其實是合法經(jīng)商，但是中國人喜歡扎堆，一個商店接一個商店，商店很密集，好像占領了一條街。中國人確實有時候熱熱鬧鬧的，愛熱鬧，白天貨車一來就咣咣開始卸貨，大白天又進貨又賣貨的，按照當?shù)啬莻�風俗，先是不準白天進貨，后來又不準手推車進來，就是不準你扎堆，但其實沒有任何一個法律說不準扎堆，但是當?shù)鼐秃臀覀冊诿滋m的這些小商小販沖突了，甚至發(fā)生法律上的糾紛，現(xiàn)在由一個地方性事件變成一個全國性事件，連一向對中國比較友好的意利總理普羅迪現(xiàn)在也出來發(fā)表對我們不友好的評論。

　　現(xiàn)有的制度設計怎么才能和流動的時代相符？尤其下一步，如果信息商品越來越跨國地流動，那么怎么整合？美國現(xiàn)在也是，最大的政治之一其實是移民問題，它既是國內政策，也是國際關系。包括在總統(tǒng)選舉上，可能比伊拉克問題還要嚴重，因為伊拉克畢竟是局部戰(zhàn)爭，對美國人是小菜一碟，能夠真正上前線的人也是少數(shù)，死亡也還不多，不像越南戰(zhàn)爭，但是移民政策和美國人息息相關，決定誰當選、誰不當選等等，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更不要說加拿大了，北歐也是這樣，它們的調子特別高，自由、平等、博愛、民主、人權、法治，還有生態(tài)，其實它們那兒是特別奢侈，一個人可以占有很多的耕地、淡水、森林等，但是別的國家的人要大批的去幾乎是不可能的。但社會科學基本上就是按照原來的設計，它沒有把全球化的人口流動作為主要的議題，它還是在那個傳統(tǒng)的議題上，社會關系、社會結構、家庭、環(huán)境，而流動好像只是年輕時候你有這個問題，一旦就業(yè)、工作、結婚成家，你就定在那兒了。那么性別問題其實也是這個問題，以前該罵的，該爭取的，至少在狹義的西方概念上，好像都有了，現(xiàn)在，下一步往哪走？沒有解決。

　　除了實際的社會層面的往哪走之外，還有一個價值的層面，比如說我們講自由、平等、博愛、民主、法治、人權，現(xiàn)在加上一個生態(tài)之外，對于廣大女性來說還有什么？其實也是對所有的人來說，還有什么？我們還能提什么？其實和諧不失為一個很可能的、新的社會科學的范式，或者是一個理想目標和理念，它可能成為一種新的范式，因為自由、平等、博愛、民主、法治、人權，加上生態(tài)，有些講的是政治權利，有些講的是什么言論自由等等，有些講的是社會權利，比如就業(yè)，貧困問題。但是和諧它講的是一個境界，就是方方面面都解決了之后，比如吃飯問題解決了，穿衣解決了，住的問題解決了，就業(yè)解決了，甚至假設養(yǎng)老金解決了，都有了之后，比如說現(xiàn)在的白人，現(xiàn)在的發(fā)達國家的中產階級，中上層的，什么都有了，之后是失望。其實如果把和諧變成人下一個追求的目標，就是說我應該生活在一種身心健康的狀態(tài)之中，而不是簡單地孤獨等死，雖然服務很好，但生活里基本上沒什么。我自己認識很多這樣的人，住著豪宅，但連自己的孩子也不回來。咱們去他們家里，他就把最好的朋友請來了，結果所謂最好的朋友就是上次見面是一年半以前，最好的朋友也就是一年半見一次，還是因為咱去了，要咱不去他們見面的時間拉得更長。實際上現(xiàn)在西方有的人，包括日本人，提出什么幸福指數(shù)、生活質量，如果在這個和諧理念下面有一套理論、概念甚至是方法和計量，把幸福指數(shù)、把生活質量、把身心健康、把人際關系中的互助親情都引進來的話，那這個所謂向前看就有目標了。當然生態(tài)是一個很重要的打開我們思路的社會科學，它不是一個技術和自然科學的概念，現(xiàn)在有個生態(tài)性別主義吧，還是叫性別的生態(tài)主義，甚至也有生態(tài)的宗教學、生態(tài)的政治學，那也就是說一下打開很大的局面。其實這就回到咱們的傳統(tǒng)資源里，里面也有很多好東西。

　　雖然不是簡單的回到過去，但過去的東西要認真對待，好好消化。而生態(tài)肯定是一個打開往前看的路子的鑰匙。但生態(tài)也有爭論，一種就是說不應該是以人至上，就是18世紀那個人道主義，它是人定勝天、人是主人，所以我們要征服自然、戰(zhàn)勝自然，按照生態(tài)呢，它是說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我們和大自然的其他部分共處、共贏，是在同一個系統(tǒng)里頭，有一個系統(tǒng)壞了的話，哪怕蒼蠅滅絕了，那整個生態(tài)就被斷掉了。還有很多爭論是說究竟是不是說人比狗更不重要，還是更重要，還是人和狗都一樣重要。我覺得可能會無限爭論下去，但是這個概念比較好，因為它把原來傳統(tǒng)意義上的自由、平等、博愛、民主、人權、法治等概念往前推。人權這個概念沒有生態(tài)也能往前推，推到我們全人類來共享這一個地球。那不是以國家為邊界，而你生為中國人、非洲人、印度人就活該。其實印度早就有議會民主，但是它也受它天然的地理、自然、歷史、宗教等等的限制，比如說女性現(xiàn)在沒有中國女性那么高的地位，如果她們也能往外走，那會很不一樣。西方的歷史，其實很大程度上是不斷地把矛盾從內向外轉移，向外殖民、移民、流民，乃至于侵略、擴張。那是一個角度，就是把人權真正地往前推，推到極致�，F(xiàn)在將進行第二輪的中美經(jīng)濟戰(zhàn)略對話，第二輪是在他們那邊，我們這邊是領導人帶著部長們去，其實這個對話里面就有一個很大的兩難，對我們來說，一方面我們確實面臨著匯率、進出口不平衡，但實際上這里面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人民幣調整的越猛，我們的出口越減，其實很大程度上直接損害的是廣大農民和窮人，如果損害了農民和窮人的利益，我們就會在另一個意義上被指責，說你們中國勞工權利、人權等等有問題，你當然也可以說這不是那么學術而是比較政治化的兩難。按照市場經(jīng)濟，我們當然不應套在一種匯率上，比如美元上，而且匯率當然是隨著市場而波動，也應該實事求是地去測量究竟我們的匯率是多少。另一方面來說，現(xiàn)在中國面臨著這么大的就業(yè)壓力，你調一點點可能就會很多人就業(yè)困難。進出口也是，稍微調整，別說調整，就是沒有大調整的情況下好多東西都受影響，為什么說農民工工資被拖欠，除了都知道的原因外，是因為那些加工的東西不能及時到岸，到了岸不能及時交付，可能已經(jīng)到岸了，他不接收說你違犯了環(huán)保，違犯了人權，違犯了勞工最低工資，一船一船的旅游鞋到了西海岸不上岸，不上岸還罰你的款，許多加工企業(yè)都是這樣的，它得交貨才能拿到最后一筆錢，拿到這筆錢它就能支付給農民工了。所以它其實是國際環(huán)境中的一個鏈條，但是你看不到這個鏈條的時候好像就變成只是一個包工頭黑心的問題了。

　　我覺得在這個領域里面，如果把自由、平等、博愛、民主、人權、法治說到底，其實是能沖破一些陷阱和束縛的，當然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做到。就是中國不可能拿出八億人，其中有三億到了加拿大，有二億到了澳大利亞，有一億到的俄羅斯，有一億到了美國，還有兩億世界各處流浪，這不可能，但是人們要慢慢尋找一個共同分享這個世界的機制，而不是說簡單地指責你的農民工那么慘。第二個可能打開的就是生態(tài)的概念，撇開狹義的社會科學，而把生態(tài)引進來，我們甚至可以有生態(tài)的經(jīng)濟學，有人試圖算綠色ＧＤＰ和綠色預算，把綠色的生態(tài)一旦算進去，那投入產出、效益成本，整個經(jīng)濟學最基本的認識可能都會不一樣，如果有生態(tài)的政治學，生態(tài)的社會學等等也會很不一樣。比如說法學，我國法治建設要加快，要完善等，但是至少有一個，如果是生態(tài)法學，而不是現(xiàn)在這個法學，那會很不一樣。比如說美國的法院，每一年打官司所用掉的紙張，以及從木材造紙中制造的污染，光是這一個成本算進去，至少我們的縣法院、市法院、省法院根本就用不起。我們現(xiàn)在光是為了保證小學生或者中小學生上課用的紙張，就是作業(yè)本，整個淮河流域，造紙廠造成的污染都很嚴重。那些廠主要的紙張就是給安徽、河南農村的中小學學校孩子們做比較低價的作業(yè)本。

　　這又是一個挑戰(zhàn)。當時我參加過一個治理工程，基本上沒有成功。有一次領導人去檢察工作，當?shù)厝苏f對不起不能給中央領導同志喝水，因為那個水已經(jīng)污染了，淮河流域已經(jīng)臭的不行了。1980年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們發(fā)現(xiàn)當?shù)赜写罅康母挥鄤趧恿�，有大量的原材料（麥稈），然后又有需求，就是中小學需要低價的作業(yè)本。如果不是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造的紙，是國家輕工部的廠造的那些紙，會特別貴，農村孩子買不起。你看三樣東西都有了，勞動力有了、原材料有了、需求有了，就鼓勵發(fā)展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搞小造紙廠，最后形成那么大的一個污染而強行關閉。如果把生態(tài)帶進來呢，實際上我們的整個社會科學有一個豁然開朗的感覺。這個意義上說，性別的視角又遠遠不是該說的都說了，該做的都做了，比如說我們的性別的政治學、性別的法學，乃至性別的經(jīng)濟學，越硬的科學，經(jīng)濟學第一，法學第二，社會學第三，然后人類學，心理學，越硬的越?jīng)]有性別視角，文學評論里面現(xiàn)在是比較有性別視角的。但是社會學里也有兩派，比如社會學里玩模型的、玩數(shù)據(jù)的，基本上就沒有這個，就是說它越硬就越?jīng)]有。全球化的挑戰(zhàn)使得原來國家的制度、體制面臨著一些非國家的力量，從負面的疾病、恐怖主義、全球變暖到無所謂負面正面的金融、資本、商品信息到人的流動。我們能夠使自己向前看，其實是整個社會科學可能要有一個生態(tài)的視角。搞性別研究的，該罵的都罵了，有的極端的性別主義者把莎士比亞都罵到了，達芬奇也都罵到了，到我們這兒孔夫子，當然打倒孔家店很重要就是針對他的男女授受不親什么的，還有夫為妻綱這一類的。當然你還可以繼續(xù)罵，你說布什是個極端保守的，他是反對離婚、反對墮胎，當然也反對移民了，至少這個意義上說，對人的解放包括婦女的解放那是有問題的，但反過來說呢，就是缺乏建設性，而一個建設性的前提就必須向前看，向前看的話，其實性別主義視角還大有文章可做，所謂理論創(chuàng)新，大有文章。

　　現(xiàn)在的越硬的就越?jīng)]有性別視角，可能中科院比社科院還要少一些，比如工程院造橋的那個設計，它沒怎么考慮女性過橋。最近有一個人說我們能不能把整個世界的設計都站在女性的角度，我穿衣、過橋、出門，我上街、購物等。當然還有一種性別主義理論者說我們能不能以孩子的眼光來設計。如果這個城市以女性的眼光去設計會比現(xiàn)在人性化得多，要舒服得多。其實現(xiàn)在很冷，像那個金融街，我們還很得意，好像是非常后現(xiàn)代的，但其實它是很硬的，像個工廠，甚至黑咕隆冬。有一個后現(xiàn)代的建筑是澳大利亞還是加拿大的大使館，看上去就像個監(jiān)獄一樣。其實這里面是大有文章的�；氐胶椭C，我就覺得搞得好它真的不止是一個我們國家在政治上倡導的概念，國家要走和諧社會道路，世界要和平。因為它下面還衍生出好多，身心健康、幸福指數(shù)、親情互助等，即使和諧概念本身也至少有三個層面，我們現(xiàn)在可能講第三個層面講得比較多。如果是居委會、社區(qū)老太太講第三個層面當然是搞好人際關系，但是有時候社科院也是就在第三個層面講，最近被召集去開會，就說要和諧建院、和諧建所，所謂和諧建院、和諧建所就是要搞好關系，這搞好關系又變成了不分青紅皂白，都得和和氣氣。你要當個所長就比較難了，你有時候比如說評審，這個就是不好就不通過呀，不通過可能年輕同志就回去哭鼻子了，他去告狀，就有人說你怎么不和諧建所，這邊還有人哭起來了。但是不能把和諧社會僅僅系在第三個層面，甚至把它講的就是無原則的嘻嘻哈哈。它應該在第一個層面，就是我們對世界、人類和我們未來的一種理想，或者是一個偉大的理念。在古希臘和我們古代哲學講，比如說古希臘講自由，我們講天下為公，就是那個層面的理念，這個世界它應該是個什么樣。第二個層面應該是在這個理念之下，我們?yōu)榱四莻�理想應該有什么樣的制度，確保我們受教育，確保女孩子、農村的女孩子、少數(shù)民族的女孩子受教育，或者是老有所養(yǎng)，病有所治，我們應該有一套完整的制度。養(yǎng)老的、教育的、醫(yī)療的、就業(yè)的等等。那第三層面當然是人際關系，而且人際關系里也不一定是舊的孔夫子那個君臣父子，那當然是男權、父權、夫權的，但是至少有倫理意義上的是非，就是孝、悌、仁、德、儀、禮、廉、恥，它不是無原則的，不是因為有矛盾你就只能和稀泥了，你就大化小、小化了了，你就別去糾纏，但如果對任何事情都是有章法、有是非，這樣從孩子做起，從每個人做起，不管你地位高低，你都知道什么是對的。這樣不但是處理我們的人際關系、社會關系乃至國與國的關系，而且把它變成社會科學里的一種范式，一種基本的概念，就像經(jīng)濟學的投入、產出，政治學講的國家制度、社會學講的社會關系一樣，能使我們的社會科學面目一新。我自己現(xiàn)在參加的世界社會科學報告的討論，這個以前沒有做過，也許這個要做十年，也許最后根本就難產，現(xiàn)在列了一個人類面向21世紀、面向未來面臨的挑戰(zhàn)，有一個世紀的貧困問題，第二個是可持續(xù)發(fā)展問題，第三有一個治理，現(xiàn)在也叫善治，就是法治、民主，第四可能是多元文化、文明共處、文明對話�，F(xiàn)在我們覺得文明對話這個詞不大好，應該說是文化多樣性。就是各種不同的文化怎么分享平等的地位，而不是說強勢、弱勢，邊緣、主流那種關系。最后就發(fā)現(xiàn)橫穿這四個都有一個性別的視角的問題，就是說，它不是跟這四個并列的一個問題。正像國內有時候性別問題好像就變成了婦女工作，和就業(yè)問題、青少年問題、養(yǎng)老問題、住房問題并列，其實它不是一個層面的問題，是所有那些問題里都得有一個性別主義的視角。

　　如果人類21世紀都面臨那四個問題的話，那四個都得有那個橫的一下子，就是用性別主義的角度來看可持續(xù)發(fā)展，來看貧困，來看治理，來看文化的多樣性。這和把它列為眾多的問題之一完全是不一樣。這也是我們可能要或者是可以討論的一個問題。

　　五、遭遇現(xiàn)實政治時的“陷阱”

　　第五個其實是不得不說，雖然我們還很難明確要怎么做。任何一個社會科學，任何一種看問題的方法，任何一種概念，它不是純而又純的科學和學術，它其實是非常政治化的。婦女運動、社會運動、民族解放運動、黑人運動、學生運動、反戰(zhàn)運動，它是后來演變、積淀，提升為好像是很學術的概念，范式、方法甚至模式、數(shù)據(jù)，但事實上它不是那種純而又純的一個東西，它永遠是在現(xiàn)實中，包括現(xiàn)實的實踐、現(xiàn)實的利益沖突、現(xiàn)實的政治較量，在這里面產生，這個意思講得再透點就是說，就像自由、平等、博愛、民主、法治、人權，包括生態(tài)，我們有大量的工作要完善，要做，我們的環(huán)境也很差，我們的法治也不健全，等等，連教育、醫(yī)療這些指標，甚至有些還在下降。我剛剛還查了一下，好象我們現(xiàn)在的文盲比以前多了。毫無疑問，這些領域有無數(shù)的地方令人不滿意，令人著急，不管是學者還是普通人，不管是當事者，還是領導人，都著急的那些事，還要改善。我覺得李小江最近寫了好多是不錯的，其實這里面有看不見的政治存在。因為我也參加好多學術的、半學術、半政策的那些研討會、對話，覺得就像我剛才舉的那個例子，匯率和勞工權益，其實我們有點兩難，道理是一樣的。就事論事，確實匯率還有待調整，就勞工標準談，我們當然還很低，甚至還有拖欠工資的，但是魚和熊掌，我倒不是說因為魚和熊掌的關系我們就只好舍棄，而是說你就得擺平，你就得穩(wěn)步地走，但是在性別主義這個問題上，它確實是有很強的政治性，因為它涉及到男女的地位怎么能夠更平等，或者說更合理些。

　　在政治性上，我覺得1950年代我們可能解決得非常好，但是也有很多問題，包括學生寫論文的時候，我曾經(jīng)與之有過爭論。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我們有很多很多問題，但另一方面還有一個比較寶貴的遺產，即使這個遺產也有很多不盡人意之處。有些板子打在這場革命上，為了這場革命女性也付出了極大的犧牲，甚至包括當初有人寫文章也說女性似乎是被利用了，成了革命的工具，后來非性化的社會就形成了，這個平等是拉平，叫什么拔苗助長。但是我覺得，當然這可能是事后諸葛亮了，過30年，從1979年到現(xiàn)在，30年過去了，再來看，其實1949年到1979年這30年有相當多的性別問題上的不盡人意之處，與其打在急風暴雨的革命上，還不如打在幾千年的父權、夫權、男權上，幾千年的男女不平等，想通過30年的革命就把它徹底改變，怎么可能呢？你不能因為30 年沒有徹底改變，就說你的革命是虛偽的，被愚弄、被欺騙了。通過這個就宣布整個都搞錯了，然后又回到把女性商品化、包裝化、被玩弄的狀態(tài)，好像也有一種“ 地位”，但這個地位其實是非常屈辱的。當她被商品化、被欣賞，我覺得是非常屈辱的，是對女性的侮辱。不但是把洗澡水倒掉了，甚至是一種背叛。你可以說鐵娘子、鐵姑娘，女子鉆井隊搞得不男不女，但是那是一種對幾千年壓迫的一種反抗，通過那種反抗，包括所謂女性男性化也好，中性化也好，其實她是把自己的地位提升了。

　　現(xiàn)在我們有些學生不敢講這些。我記得有一次臺灣“中研院”的學者來社科院進行學術交流，其中有一些是我們這一代，或是再老一點，參加了1960年代那些學生運動的，還有參加過保釣運動的，也有當時臺灣“中研院”的那些feminists。我們院在長安街上，他們從長安街的北京飯店那邊走過來，就這么短短的距離，到院一落座就感嘆，因為他們在長安街上看到那個大１路大４路公共汽車。那會兒車比現(xiàn)在長，也很破舊，中間還有一個什么用膠一樣的連著，然后轟轟烈烈、浩浩蕩蕩，開車的竟是一個年輕的女性，聲音也很粗，吆喝乘客“趕快上來”！在某種意義上，你可以說她聲音太粗，沒教養(yǎng)，女的不像女的，但是另一方面，女性經(jīng)過這場革命，使她們有地位了，她們再也沒有以前那個笑不露齒什么的，她們有了自信。臺灣學者的這個感受和我剛才說的韓國、日本的同學的那個心理感覺其實是很近似的。當時他們一坐下就說這個，其中有的教授很激動，我們自己身在其中感知不到有這么大的變化�！�

　　2006年中國文化論壇搞了一個關于大學通識教育的研討會，請了楊振寧來講，我覺得他有一些話講得很有道理，也是說身在其中感覺不到的問題。他說自己1948~1949年離開北京，去了美國，1972年才又回來。他說他1949年離開北京的時候滿大街都是垃圾、流浪漢、妓女和乞丐，老百姓一出口就是臟話，但他1972年回到北京時這些都沒了。他說，這是短短不到30年的時間，新中國把一個文明給改變了。所謂非常政治化就是說，它確實不是那種簡單的學術問題和概念問題，它里面包含著我們對最基本的事態(tài)也好、發(fā)展也好、變化也好的一個判斷，有一個價值，價值之間可能有沖突，有一些沖突包括ＷＴＯ談判，中國的人權對話。上次我們開世婦會，那個形勢當然不一樣，現(xiàn)在要開奧運會，然后也有各種各樣的希望也好、預期也好。其實在性別平等這個領域里面，就像在人權領域里面一樣，一方面你要完善自己，就是男女平等方面也有無數(shù)的工作要做，從學術到實際工作，但另一方面也有一個政治在里頭，否則又是一個“陷阱”，否則別說是白人，就是斯皮瓦克那種人來批評中國，也太容易了。站在北京去批評貴州，站在貴陽市去批評六盤水，站在六盤水去批評那個村，村長怎么亂整，這個太容易了。

　　但是我剛才說楊振寧，以及我們臺灣那些同事看長安街上的情景，這種東西，倒不是說因此咱們就得意得不得了，我覺得中國有一個好的，就是它確實是學習型、開放型的國度，現(xiàn)在當然還在倡導創(chuàng)新，別說創(chuàng)新，先說學習吧，但學習的前提是你比較開放，總是以人之長來補已之短，就像我們容易看到自己的不足來改進，來學習別人的長處。這本來是很好的。但另一方面呢，所謂政治它倒不是說那個狹義的，圍繞權力的那個政治，而是說它這里面確實有一個由于現(xiàn)實和理想之間的差距，由于價值層面的不同，會產生的沖突。因為有輕重緩急，就像我說的勞工權益，以及婦女的問題，為了革命，女性上前線。確實有一個如何平衡不同的價值之間的輕重緩急的問題，這個意義上的政治就包括，比如說農村婦女，包括農民工，包括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女性、孩子上學，和所謂的發(fā)展、ＧＤＰ之間的關系。我們國家正在做的一個最大的調整就是不再片面的追求ＧＤＰ增長，不再只是看著沿海和大城市，而是越來越去注意人文的、生態(tài)的，也注意邊遠、貧困和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和農村地區(qū)的，注意弱勢的，但這里面確實有一個不同的時期、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地區(qū)關注點的不一致，比如說現(xiàn)在中央強調比較多的是全面協(xié)調可持續(xù)發(fā)展，強調科學發(fā)展和以人為本，強調新農村建設，但有些基層、地方就說我們這還得首先發(fā)展生產力，砍砍樹，幾個小煤窯發(fā)生爆炸，煤窯里還有礦難、礦工、童工，或者有些男女同工不同酬，或者是沒有達到最低標準，他們覺得這個是小事一樁，這里面確實有一個輕重緩急的問題。我自己覺得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階段論，不同意說中國現(xiàn)在還早，只好先忍受，(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只好先砍樹，先剝削，或者先讓女性繼續(xù)做犧牲，我覺得這是一種倒退，不是中國男女平等太早了，所以我們現(xiàn)在又得讓女性再回到家里，或者回到被欣賞有時候是被奴役的地位，我覺得這個是很糟糕的。但是另一方面，咱們不能只有一個道德高姿態(tài)，這個道德高姿態(tài)是最容易的，但是由于道德高姿態(tài)，你看不到實際工作中的難，比如我們帶的學生就有城里招進來的，他往往很難，包括做調研時很難去尊重農村的、基層的，從不識字的老太太到正在干活的農民工甚至到基層的干部，他很難去尊重他們，他都不知道他們的需求、他們的難處。有些最不計較工資低、最不怕那個血汗工資，最敢于下礦井的，最不在乎明天爆不爆炸的可能就是農民工自己。難就難在這，他不是說那個鄉(xiāng)長、縣長他是有壞心的，當然這種情況也是有了，或者不注意法制，不注意生態(tài)，但是有時候情況就是：我家里還有老爹躺在床上，我爺爺去年那個錢沒還就去世了，就是那個治喪的錢，然后我妹妹還要上學，我13歲當然就棄學下了煤窯了，然后一天能掙５塊錢。他有一個他的輕重緩急，這個我覺得可能是要特別注意的。

　　下煤窯的這個小男孩，他受到的待遇是最不公平的，他又是最愿意下去的。比如祥林嫂，她是受男權、父權、夫權壓迫最深的，但她又自覺遵從這些。這是人類面臨的一個很大難題，被壓迫者本人沒有感到壓迫，反而他可能最認同這個。其實男女不平等，難處理的也是這個，而不是能不能就業(yè)，有沒有受教育權力，能不能參政，多少人當了什么委員，這些還是外在的，真正的是政治文化心理學這個層面。身為受害者，自己無意識或者說還認同讓他受害的東西，心甘情愿，認為就應該這樣。比如說我受夠了壓迫，當了小媳婦，當了一輩子，最后我當了婆婆的時候我就欺負那個新媳婦，就形成一個怪圈。其實這個不只對女性，我覺得對被壓迫者都這樣，就像魯迅講的，站慣了的人不知道自己應該坐下�，F(xiàn)在全世界的不平等、不公正有一個最不公正或者說最糟糕的結果就是弱者之間形成了惡性的競爭。發(fā)展中國家跟發(fā)展中國家打，勞動者與勞動者爭權，很窮的人比如說農民工跟下崗的人干。連ＷＴＯ其實也是，現(xiàn)在競爭最厲害的是發(fā)展中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之間，而不是發(fā)展中國家與大國。包括我們加入ＷＴＯ以后，起訴我們最多的還是第三世界的發(fā)展中國家。那性別這個角度，我覺得甚至有時候你可以找到那種個案，就像祥林嫂、九斤老太，還有時候是無意識，當我們被商品化、被包裝、被欣賞的時候我們可能還很驕傲、很得意，很認同這種狀態(tài)。而為了砸碎這種枷鎖，可能會過猶不及、矯枉過正。比如說，很多女戰(zhàn)士，像紅色娘子軍，或者西路軍的女戰(zhàn)士，就干脆上前線，但是西方女性主義者，她們覺得這簡直是不可理喻的，她們怎么都去打仗！

　　但是這里面確實有一些成果，我能夠知道的，雖然不是親身接觸，就是類似西路軍這樣。有些出生于大家的，因為看不慣滿清以后中國任人宰割的局面，從大家閨秀，甚至既有錢又有教養(yǎng)的那種家庭出來，就到了農村變成了女紅軍，然后爬雪山，過草地。其實我們婦聯(lián)最早的那批干部也是這樣。1950年代初，就是 1949年上海解放的時候，為了讓妓女們獲得解放重新成為勞動者，用在上海妓女身上的抗菌藥物超過了當時全國高級干部用藥的總和，這樣一些個案我覺得應該來好好總結。像謝晉的電影，除了藝術上比較感人，1950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他的每部電影幾乎都是以女性、以被壓迫的女性、做為弱者的女性為主要題材的，《紅色娘子軍》《舞臺姐妹》《天云山傳奇》到《芙蓉鎮(zhèn)》，幾乎全部是。這里面當然有他作為藝術家對那個年代的理解，但是這個理念其實在現(xiàn)實中也可以找到�，F(xiàn)在宣傳也不少，那種成功的女性，什么女企業(yè)家等，但我覺得那里面相當多是沒有性別主義視角的，她是個成功的企業(yè)家，就是她掙了大錢，她是個成功的女科學家，就是她在科學上有發(fā)現(xiàn)，但是我們講她的故事恰好沒有謝晉電影的那個視角，或者沒有魯迅講祥林嫂或者九斤老太那樣的視角，我們只是說她作為一個企業(yè)家是成功的，當然她身體是女性，但是究竟在一個性別意義上怎么樣使得整個企業(yè)經(jīng)營有所不同，我覺得這個視角其實是缺失的。還有一個更大的諷刺，現(xiàn)在性別主義的話語進到我們的理論、文化、媒體、學界，青年一代的女性學者學生比較多，但事實上，我們現(xiàn)在女性的地位有如何呢？農村女童失學現(xiàn)在非常多，山區(qū)比其他地區(qū)更厲害。女性被商品化，甚至原來都禁絕了的妓女現(xiàn)象，以及婦女被放到一個被欣賞的位置，好像反而更厲害了。

　　回到那個綠色ＧＤＰ，如果是個新視角的話，如果有性別ＧＤＰ，也會是一個新的視角。一方面經(jīng)濟增長、社會發(fā)展，樓層變高，包括教育部有時候講我們現(xiàn)在新建多少大學，新招多少研究生，每一年畢業(yè)博士多少；
而另一方面，如果加進男女平等的視角，我們會看到，越往高端走，其實女性的比例越是下降。這就提出一個問題。孟加拉倡導給農村婦女的小額信貸，而且他們去年還得了和平獎，但你到孟加拉實地去看，說實在的，農村婦女仍然是非常悲慘，孟加拉比印度，差別非常大，老實說是慘不忍睹，而且有個語境跟我們不一樣，就是她們那面臨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解放婦女，讓女性參加勞動，就是通過小額信貸使你卷入到農業(yè)生產，但那個社會以前不存在女性參加勞動的權力。我們這兒不一樣，我自己在貴州、云南遇到過這種事，主要是ＮＧＯ，包括海外的ＮＧＯ，來扶貧，來救災，后來就幫助當?shù)匾惨�進小額信貸幫助婦女，他不知道我們南方的婦女本來一直就是參加勞動生產的，南方還在上學的女孩子，就從少女時代開始幫著母親，帶妹妹、劈柴、喂獵、做飯，很年輕就開始下地，她本來就在農業(yè)生產第一線，然后又給她們搞小額信貸，又讓她們去受累，早上４點起床，一個星期就還利息。其實我們南方農村山區(qū)的勞動婦女勞動強度非常大，女性從小就參加勞動生產，其實有點過勞。你還用同樣的辦法去搞小額貸款就不合適。

　　剛解放時，四川婦聯(lián)也是老紅軍多，那些老紅軍很多是大家閨秀，以前是城里的，解放以后做了很多好事，但是有一件事比較有意思，就是四川明朝以后有個張獻忠，入川就殺人，很多人就逃荒、逃難。其實從明朝時我們就開始把山村農村的姑娘往河北、山東、山西乃至于內蒙嫁，一代一代的姑娘就往那邊嫁，其實遠嫁以前，當?shù)鼗橐龊茈y說得上自主，解放以前也是包辦，解放以后我們就覺得那是拐賣，又是包辦又是拐賣，要打擊，結果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打了她又偷偷的嫁過去了，弄回來，她又去了。我們從1949年以后，1980年代以后，好像婦聯(lián)的一個主要工作就是把農村山區(qū)的婦女從山西、山東、河南整回來，整回來后她們又跑了。四川姑娘生得漂亮，山里面又山清水秀，河南、山西又窮又荒的，干嘛一個勁要往那邊跑，就總覺得有壞人在那欺騙、拐賣、賺大錢，當然那種情況肯定是有，但其實有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四川、貴州、云南的女性勞動生產強度太大，劈柴、做飯、帶孩子，自留地里的事、生產隊的事，可是一嫁到北方就歇著了，一個冬天都貓在炕上，養(yǎng)的白白胖胖的，一傳十，十傳百的，別看那么遠，就一直形成這個傳統(tǒng)，只要嫁過去，就至少一個冬都歇著了。當然那也是一種重男輕女，不讓女的下地，輪不到女的干活。我覺得印巴新大陸就是輪不到女的干活，才給她們小額信貸，給她們生產機會，讓她們變成生產者，就不再是男人的附庸。但簡單地套用到貴州，搞的女性累死累活，那真搞得荒唐。更有甚者，我們南方的農村女性本來就在喂豬了，拿了小額信貸再喂三只豬，其實多喂一只豬的勞動量就增大很多。然后喂完了這個小豬，說是就可以賣錢，結果呢，趕到集上去賣的是男的，賣完了，男的就把錢揣兜了。

　　另外就是我說的，包括今天的白人女性在內，相當多的還是處在一個被欣賞的位置上。是不是人類有一天能夠不這樣我也不知道，你看現(xiàn)在那個香水、化妝品產業(yè)是真正暴利，而且欺騙我們那些無知女少年。因為都是獨生子女，就這么一個姑娘，她非要買，爹媽也得給她買，貴得簡直就嚇死人。像我們南方成都那些小姑娘本來就長得很好，又化上裝，然后還皮膚過敏，皮膚就壞掉了。這個其實早就有人指出，這是資本主義的一個動力，就是刺激消費，勾起你的欲望，甚至制造欲望，它們本來不是你需要的，是被制造出來的。18世紀資本主義興起的時候，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動力，不是韋伯說的那個新教倫理，不是什么節(jié)儉、勤奮，把節(jié)約來的錢去投資，而是英法的貴婦人對化妝品和奢侈品的無休止的追求，不然有生產流通交換但是沒有消費這一塊它是發(fā)展不起來的。英法的貴婦人對從香水到耳環(huán)這些東西的無休止的追求，使得這個市場才轉動起來。按照韋伯同時代的桑巴特的研究，英法貴婦人就成了發(fā)動早期資本主義的因素，1950年代商務印書館印了他兩大卷的《奢侈與資本主義》。至少從統(tǒng)計學，從所謂指標來看，他的研究比韋伯的其實還要有數(shù)據(jù)支持，韋伯的是書信日記，是理想型的，他身在一個四分五裂的普魯士，那時還沒有構成英法意義上的現(xiàn)代國家，所以他痛感普魯士的四分五裂，沒有競爭力，沒有形成一個德意志民族，再考察英法怎么起來的，就發(fā)現(xiàn)勤儉節(jié)約等。

　　化妝品消費當然是拉動經(jīng)濟的一個領域，就像汽車、就像奢侈品，但恐怕既不是生態(tài)的也不是可持續(xù)的，也是不健康的。最大的問題是文化和意識上，比如說我們女性本身就被男人來包裝、欣賞，但其實我們意識不到，激進一點說這個時候還不如女性男性化。我1980年代剛去英國的時候女同學就剃個光頭，抽著煙，穿著男性化的衣服。去年去德國參加全德社會學研討會，也有幾千人，把德語世界甚至非德語的也請來，其中有一位是美國來的女性社會學家，結果過了三天，我跟她一塊吃飯，她說來了以后無比尷尬，我問她為什么，她說只有她一個人穿裙子，那幾千人里面假設有４０％是女性，居然全部穿的是褲子，這個跟我1980年代中期到英國是不一樣的，那時除了我說的具有反叛精神的，男的搞成朋克，女的剃個光頭，正規(guī)的都是必須穿裙子的。時代慢慢再變，但是我覺得亞洲學西方有時候是學過了，香港也是，那個地方又熱又悶，又出汗，但好像他們永遠都是那么正兒八經(jīng)的，歐洲有的人到香港工作兩年就跑了，包括那個科技大，錢給的很多，但他們受不了，說成天像在演戲一樣的，人們濃裝淡抹像是戲裝，受不了，偶爾幾次還行，你成天那個樣子怎么成。我們現(xiàn)在，我覺得我們長安街就有，建內還行，建內還有社科院，比較樸素一點�？傊�有點整過了，整過了以后，我們不自覺、不意識。但現(xiàn)在確實是有一個重新來審視我們整個生活方式、生產方式、發(fā)展的理念的問題，我覺得這個調整不只是硬性的什么城鄉(xiāng)差距、東西差距、貧富差距，還有很多就是意識和理念層面可能要調整，當然不是要仿古和復古，事實上現(xiàn)在是把中國幾千年的男權、父權、夫權和西方的男女不平等，女的包裝成珠光寶氣的，這兩個現(xiàn)在好像混合起來了，這在經(jīng)濟學或者生態(tài)經(jīng)濟學意義上也是不劃算的。

　　六、研究話語與社會現(xiàn)實背離的“陷阱”

　　最后我想說，真正難做的是建立話語權。其實不叫話語權，是在話語層面怎樣建立起自己的理論、概念、分析方法，其實說到最后，你得有一套對這些問題的說法，而說法的背后是你對這個東西有一個認同，比如說１＋１＝２，你認為它是個顛撲不破的真理，這個認同就使你在心理上、價值上和態(tài)度上，包括我們說的那個政治上逗認同它。講到話語權，其實外語上沒有這么個對應的翻譯，但有個相關的詞，“文化霸權”，這個翻譯其實是不對的，它真正意思是人民群眾自覺地認同與遵從一種價值體系和由這種價值體系產生的現(xiàn)成制度，有點象我們過去的“王道”。我覺得歷史上的三綱五常就是這樣，可以說它很高明。某種意義上，自由、平等、博愛、民主、法治、人權，是現(xiàn)在的文化霸權。我們過去的君臣父子也是這樣，它變成了一個連弱者，連九斤老太也好，祥林嫂也好，本來是被壓迫的，也認為這樣是對的。對社會科學來說，這是最難處理的。

　　我們過去比較多的是引進、介紹、模仿，參照一個模式去做調研，然后找?guī)讉�數(shù)據(jù)證明一下，那個易如反掌，包括寫文章要不要注釋，還有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怎樣的格式，這最容易，最難的既在社會層面，也在研究層面，就是我們對一種敘述背后的話語，以及話語反映的價值和價值體系缺乏一個必要的警覺和批判，然后就自覺不自覺地遵從它。某種意義上說，那也是任何一個時代，作為治理也好，治國也好，所必須的。孔夫子那個東西一管就管了那么多年，今天看當然有很多問題，但它確實就做到了，特別是經(jīng)過董仲舒以后，它就變成了不但是士大夫用這個來治國平天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且勞苦大眾也用它來指導自己的日常生活，處理人際關系，包括家庭婦女也用它來衡量兒媳婦是不是孝順、賢惠。

　　西方古希臘以來一直到啟蒙，包括中間經(jīng)過文藝復興，整個最基本的敘述，女性主義認為是不合理的，是男權的，要去挑戰(zhàn)，而我們在這個最基本的挑戰(zhàn)上其實做得不夠。我們很大程度上一個是后發(fā)的，發(fā)展中的，要迎頭趕上的狀況，我們還沒有性別主義對最基本的敘述的挑戰(zhàn)。那個挑戰(zhàn)認為，連牛頓的科學、達芬奇繪畫，公認的東西里面是沒有性別的或者男女平等的視角，或者是缺了世界整整一半人，她們怎么生活，行為和行為背后的心理、情感。這倒不是說要用情感的方式來處理情感，而是說應該用科學的、理性的方式把情感作為研究對象，人為什么會沖動，為什么會失去理性，這是應該研究的，而不能因為是不科學的就不管它。其實人不只是經(jīng)濟學假設的那個理性人，也不只是經(jīng)濟人，他也是社會人，也是文化人，也是心理人，也是情感人，當然也還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動物，這樣他日常生活不只是算經(jīng)濟帳，就像算投入產出、成本效益，多數(shù)女性可能不這么算，算投入產出的話，化妝品那些東西是不劃算的，農村婦女那么安排她的生老病死，讓孩子早早下地也是不劃算的。

　　我去過江南，它孕育了幾個世紀的發(fā)達社會，所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但是按照經(jīng)濟學的投入產出、效益成本，江南那個生產方式是不劃算的，也不會成為今天的江南。江南是個人多地少的地方，但江南的文化還是農耕文明，至少直到費孝通研究的時候，直到1930年代，它還是農耕文明支撐的，所以使得刺繡、雕刻這些東西得以發(fā)展。農耕文明以農業(yè)生產為基本支撐，江南的農業(yè)生產是最典型的邊際效益遞減，人越來越多，地越來越少，單位面積投入越來越多，邊際效益越來越低。比如說一家三個男孩，投入一個男孩，一小塊地年產500斤，投入兩個孩子可能是700年，三個男孩子800斤，那以個人投入產出算這是不劃算的，起碼也應該是一個人500斤，兩個人1000斤，三個人1500斤才能持平，略微劃算就是一個500，兩個1100，三個1700，邊際效益遞增。但是父母也好，尤其是家庭主婦，她不會這么想，她讓女兒去打豬草，去搞副業(yè)，所謂封閉也好，內循環(huán)內卷化也好，她女兒好歹走不出去。但另一方面，這種生產方式孕育出一個江南文明。為什么？它就在于，比如說做母親的，她算經(jīng)濟效益不是以個人為單位，而是以全家為單位，我全家７口人，三個兒子干一年就有1000斤糧食，那就是劃算的。做母親的，是按照三從四德，想著全家祥和，孝敬也好、賢惠也好，她想讓一家融融洽洽，歡歡喜喜，有柴米油鹽能夠運作，她是這么來安排最基本的家庭經(jīng)濟制度。那換一種方式說，中國意義的經(jīng)濟生產是帶有人情的，是個很強的人情化的東西，不只在經(jīng)濟生活中，包括日常交往中，它的人情的一面是它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東西。因此這個意義上，所謂最硬的那個經(jīng)濟學，至少從亞當·斯密以來，甚至古希臘以來，只按投入產出效益成本來測量經(jīng)濟是片面的。

　　我覺得女性主義也好，性別主義也好，性別平等也好，實際上構成了對西方整個文明、從古希臘到啟蒙的一種挑戰(zhàn)。我們這個世界不只是那個線性的、進步的、階段的、以男性支配的和男性敘述為主的，不只是那么一個越來越科學化和理性化的世界。其實這個和我們尋求科學發(fā)展，講和諧發(fā)展觀，在很大程度上是有交叉關系的。而西方的女性主義敘述和今天的生態(tài)敘述其實是構成了兩個最重要的對社會科學的挑戰(zhàn)。這也是我們要做的世界社會科學報告的一個最大的難處，找的這些人是杰出的人，所謂杰出的人往往就是20世紀訓練出來的，20世紀基本上是那套老的話語，講的還是那套老的概念，那么就有一個怎么樣面對未來的問題�，F(xiàn)在中國講可持續(xù)發(fā)展和和諧世界，我覺得一點都不晚，至少有一點引領式的、討論的可能性，不但對我們有意義，對社會科學有意義，它甚至可以改變一下我們的話語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有一個關于戰(zhàn)爭的基本的敘述，就是通過聯(lián)合國的這個機制來反戰(zhàn)或防止，但因為恐怖主義又形成一個反彈。比如說美國式的先發(fā)制人、單邊主義，乃至還有一個以惡對惡。就是用轟炸的辦法打伊拉克、阿富汗，還有所謂“流氓國家”。實際上和諧世界這樣一個敘述，它可以是既對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一個超越，也是對現(xiàn)在這樣一個用傳統(tǒng)的辦法來處理矛盾和沖突的一個超越，而這個超越它既把生態(tài)的概念引進來，也把更多的性別平等的東西引進來。有一個假設，就是假設世界上的總統(tǒng)和總理都是女的，也可能就沒有戰(zhàn)爭了，這當然是極端的假設。至少是不是會少一點戰(zhàn)爭呢？（連美國的大選，對希拉里·克林頓，有些人說沒想好要不要支持她做總統(tǒng)后選人。其中有一個理由就是美國要是和別人打仗的話，一個女的怎么能領導我們打仗呢，她怎么能當三軍總司令呢，她怎么能下得了那個決心呢。）不管怎么說，如果從我們的理念到制度設計到第三個層面，把和諧的生態(tài)和性別平等，其實不只是性別平等，我覺得包括階級平等、民族之間或者種族之間的平等，人與人之間的平等真正的引進來，那世界為水而戰(zhàn)、為石油而戰(zhàn)、為貿易而戰(zhàn)的可能性會降到很低、很低。

　　講了這么多，不周之處一定不少，請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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