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傳釗：羅曼·加里與茲維坦·托多羅夫——從《歐洲教育》讀他們的反善惡二元論
發(fā)布時間:2020-06-12 來源: 日記大全 點擊： 
羅曼·加里《歐洲教育》，王文融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14.00元
最近4、5年間，斷斷續(xù)續(xù)在讀茲維坦·托多羅夫的近20年來的著作，恰好前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了羅曼·加里的處女作《歐洲教育》（中譯本），給我讀解托多羅夫的著作提供了方便（當然，還包括先前出版的獲龔古爾獎的加里的代表作《天根》等作品）。
在眾多的法國現(xiàn)代作家中，恐怕茲維坦·托多羅夫最為推崇的是羅曼·加里及其小說。托多羅夫十分贊賞羅曼·加里作品里所隱含的拒絕善惡二元論的哲學觀和歷史觀。即使在他為2003年再版的《雷蒙·阿隆回憶錄》寫的序《雷蒙·阿隆和他的〈回憶錄〉》一文中，贊揚雷蒙·阿隆堅持反對善惡二元論同時，還兩次深情提起羅曼·加里。1在《越境者的思想》（Devoirs et delices，2002）里，說到因為人們對薩特著述的狂熱追隨，以致阿隆、加繆在法國知識界長期處于孤寂狀態(tài)，托多羅夫也高度評價羅曼·加里：
當時誰也沒有認真地看待他，人們只是把他看作商業(yè)性的作家�？墒牵瑢嶋H上他不僅是個遠遠超出薩特那種水準的小說家，而且是超越同時代大多數(shù)人所具備的政治智慧的思想家”。2
托多羅夫在1990年代以來的諸多的批判極權(quán)主義的著述中批判、分析了善惡二元論，特別是2000年出版的《惡的記憶·善的誘惑》（Mémoire du Mal， Tentaqtion du bien， Enquête sur le siècle）一書中，羅曼·加里也作為該書四大專題——介紹的四位20世紀與極權(quán)主義斗爭的作家之一，對他的作品中的反善惡二元的理念給予詳盡的分析。所謂善惡二元論，就是“把世界上事物分成排他的、對立的兩個部分（善與惡）時候經(jīng)常產(chǎn)生的病癥（邪惡），也經(jīng)常被作為治療該病癥的一種藥物。比如，反激進主義自身陷入了一種激進主義�！�3他還引用另一位20世紀與極權(quán)主義作戰(zhàn)不已的作家列維（Primo Levi）的警句來說明：“原先的納粹分子既不是惡人，也不是英雄，是典型的灰色人”；
“世界不能簡單地分成黑與白”。4
茲維坦·托多羅夫在該書論及羅曼·加里那部分，如是評述他的處女作《歐洲教育》：
可以說35年的作家生涯中，加里的思想沒有重大的變化，他的處女作《歐洲教育》就是因為他自己所說的那不過是“毫無保留地說了出來”，所以，首戰(zhàn)告捷。這部作品先是在1945年年被翻譯成英語，而后才在法國出版。這部處女作中有許多驚人的特征。第一，作為1940年至1943年的現(xiàn)役軍人寫的這部小說，所講的故事都是與他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沒有直接關(guān)系的經(jīng)驗，卻是真實的故事。因為這部小說寫的是隱藏在維利尼斯郊外的饑寒交迫的波蘭游擊隊員的生活。會使得你想驚奇的是：作者還沒有從事寫作的日子就積極參加過戰(zhàn)斗，但是在作品中既沒有把游擊隊員的精神英雄化，也沒有對敵人充滿了仇恨的東西。然而，我們卻已經(jīng)可以在作品中看到：加里真正的敵人卻正是這“善惡二元論”的精神。35年之后，他在《風箏》里這么說：“黑與白，已經(jīng)太多了，只有灰色才是人類的顏色！”
完全不是加里不知道《歐洲教育》中所描繪納粹那種的殘虐，也不是他輕描淡寫地處理這種殘酷，絞刑、強奸、拷打和殘酷行為，這些場面他都描述出來了。但是，他拒絕把德國人說成非人類的，認為他們也是普通的人，并不是與“我們”完全不同的人。不是所有的德國人都是納粹——比如制造音樂玩具的老奧古斯特、或者那投奔游擊隊的年輕的士兵，當然，不僅如此，特別即使德國人中有過非人類行為的人本身，也沒有停止作為一個人的行為，并不背離我們共同的人的本性。他說：“這并不只是德國人的事情，很早的時候，這樣的事情就在我們?nèi)祟愔車腔玻�，無限地接近人類，滲透到自己內(nèi)部，人都變成德國人，……再如，有的人變成了波蘭的愛國者。”“他們也是人，并沒有失去做人資格�！比绻皭褐欢悴卦诩{粹分子中間，事情就容易多了。戰(zhàn)爭最激烈的時候，加里發(fā)現(xiàn)遠比這更加難以忍受的事情：因為自己的行為暴露出所有的人性，既是我們的人性，也是納粹的人性，要戰(zhàn)勝這個惡，比戰(zhàn)勝納粹更加困難。贏得戰(zhàn)爭的一方只是表面上的勝利者。一邊要戰(zhàn)勝邪惡，一邊看不到實際自身內(nèi)在的惡。只相信這是正義戰(zhàn)爭，是為了世界和平作戰(zhàn)的人，僅僅是陷入一種幻想之中，只是自欺欺人——加里早就知道這一點。他知道：只要這樣的信仰還存在，人性的變化，不是幾年，需要幾個世紀的歲月。
但是，加里的小說中登場的人物都被沒有受到這種啟示而走上信仰和平至上主義或者價值觀相對主義的道路的。在這個時代邪惡，正是由納粹來體現(xiàn)的，因此千千萬萬的人都為這最根本的義務(wù)去戰(zhàn)斗，必須不抱有幻想去戰(zhàn)斗。可是，游擊隊員自身并不是圣人。他們也不可避免沾染上戰(zhàn)爭的惡，他們也會像老奧古斯特那樣去殺死那個年輕的德國逃兵——不得不這樣做。而且，對敵的勝利只能帶來瞬間的解放，人性還是繼續(xù)這樣“走”下去。就 像夢見口袋里裝有看不見的佳肴，也像不知道疲倦的運輸著小樹枝的螞蟻，人類不斷地運動——“戰(zhàn)斗、祈禱抱有希望和信仰，認為那一定會有結(jié)果的��！”5
茲維坦·托多羅夫贊賞的是加里自身作為二戰(zhàn)期間的英雄、自由勛章的獲得者，在勝利之后保持的冷靜和清醒。加里未曾創(chuàng)作過與自己經(jīng)歷有關(guān)的戰(zhàn)爭題材的小說，只寫過如《歐洲教育》那樣關(guān)于抵抗運動的小說。在他筆下，在這些抵抗運動戰(zhàn)士中，都沒有出現(xiàn)作為正義的代表的完全的勝利者、“高、大、全”的、近似“神”的那種完美無缺的英雄人物。在他的其他小說（如《風箏》、《天根》）中，也沒有這種人物形象。
“《歐洲教育》敘述游擊隊的故事，也只是關(guān)于抵抗運動的一些插曲，而不是戰(zhàn)爭本身。而且抵抗運動的活動家們，在文中，一次也沒有被描繪成超人那樣的形象。確實，他們是為了正義作戰(zhàn)。他們依然會是驕傲自大或殘酷的品行；
小說中還出現(xiàn)一個德軍逃兵，對希特勒進行暗殺失敗后，在那里被抵抗運動的活動家們逼得自殺�！�6加里作品隱含了這樣的意思：即使德國人的犯罪，也不能輕易地把法國人、或其他受害國家人民簡單地還原成英雄。因為納粹分子也是人，而且他們身上確實具有的非人性的特征。但是，假如我們不承認這種邪惡、這種非人性的品質(zhì)也是與我們有著緣分，那只能是一種善意的謊言。加里多部小說中塑造的主人翁往往是混血兒出身，寓言著：善與惡常常同時寄寓在同一個人身上，所以，我們判斷善惡責任的時候，應(yīng)該在一個一個具體的問題上來區(qū)分受害者與加害者的，可是，兩者的背后并沒有不可超越的鴻溝，所以，我們作為勝利者不能原諒自己曾行使過的惡。托多羅夫在加里的作品中注意到：加里不僅為自己駕駛的轟炸機投彈于敵國陣地時對造成平民傷亡的慘劇感到內(nèi)疚，在他去世的那年寫的一篇短小的文章中，還對此做了長長的說明：“1940年至1944年我在德國扔下的炸彈，粗略地算起來，恐怕可以把里克爾、歌德和荷爾德林扼殺在搖籃里。當然，如果必須再這樣做的話，我還會再次上戰(zhàn)場。是希特勒的緣故，我們不得不殺人，但是至高無上的正義決不是沒有污點的！：”7
他在《歐洲教育》的最后借主人翁揚內(nèi)茨反省的口氣說出了自己在這場反法西斯戰(zhàn)爭中獲得的教訓：也點明了該書的主題“總有人發(fā)動戰(zhàn)爭，……，這大名鼎鼎的歐洲教育所教給你的一切，是如何找到勇氣和正當理由去殺人�！薄驗閾P內(nèi)茨曾槍殺了“一個根本沒有招惹你，穿著冰鞋坐在冰上”的德軍士兵。8
戰(zhàn)后，當人們譴責德國百姓當年每天在集中營邊上心安理得地工作時，加里進一步反問道：“其實，我們?nèi)w也住在集中營的附近村莊里，……相鄰的廣袤的世界經(jīng)常是一個廣闊的、慢性的進行屠殺的集中營，我們是怎樣對待這樣的事情才好呢？”9在托多羅夫看來，加里的作品拒絕了塑造單純英雄的故事，也拒絕了描述單純的受害者的故事，因為邪惡與善良都不是特種人物的專利品，受害者的尊嚴并不應(yīng)該來自他人的同情和愛，而是出自其自身的內(nèi)部。托多羅夫的高明之處就在于他在《歐洲教育》看到了人們一般忽視而值得警惕的問題：受害者不該輕易地、自動地獲得道德上“善”，不能自然而然作為“善”的化身：
作為勝利者的英雄要冒一種特別的危險，即相信自己與邪惡斗爭可以取得完全的勝利，能絲毫無傷地退出戰(zhàn)場，相信自己能成為善的化身。對納粹的戰(zhàn)爭取得勝利后，誰都能譴責納粹的罪行；
納粹分子也開始認識到自己成了邪惡的幫兇。勝利者一方，還處在盲目之中，把邪惡封閉在“他人”之中，很難見到自身內(nèi)在的惡。失去了良心的內(nèi)疚，難以與品性的邪惡進行苦斗了，因此，加里在1946年就的出結(jié)論：“戰(zhàn)爭勝利了，被解放的是戰(zhàn)敗者，不是勝利者。”……在《分裂的社會》（1971年）里，另一個人物大衛(wèi)·盧塞也留下了這樣的警句：“值得恐怖的東西是在勝利之中！”10
與加里勝利后的憂慮一樣，當斯大林主義在東歐徹底瓦解的時候，托多羅夫沒有像圣佛郎西斯科·福山那樣歡呼這一勝利：“歷史的終結(jié)”，而對蘇東劇變后的后極權(quán)主義世界并不樂觀。他認為，因為極權(quán)主義體制下，幾乎所有的國民都形成“兩重化”人格，即使東歐體制瓦解后，這些國家為了體制的轉(zhuǎn)換，還要付出了極大代價。他引用亞當·米奇尼克的話：“最可怕的時刻是在共產(chǎn)主義瓦解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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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曼·加里最擔心的是勝利者——原先的受害者會把自己作為正義的化身，以為自己目的崇高就可以不擇手段，就可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他的其他小說塑造的人物身上，都可以讀到這種寓言式的警告。《郁金香》中的的領(lǐng)袖：圖利普要創(chuàng)建一支“全體官兵能夠證明自己血管里沒有一滴雅利安人的血”的現(xiàn)代軍隊，“馬上對來自非洲大地的黑人孩子們移民無條件地開放”，因為這樣可以防止“通過逐漸的同化破壞純粹的黑色人種的新陰謀”。12又如，《天根》中非洲的革命領(lǐng)袖韋塔里，也完全是歐洲同類人物的翻版：“這個黑人與其他所有革命的煽動者一樣，他的革命口號也是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自由、正義和進步，可是把幾百萬人投入勞改營，使得他們在過酷的勞動中死亡”。13再如，小說《白狗》中那條迷路的狗曾受過對黑人發(fā)起攻擊的訓練。路人把這條狗送到狗的飼養(yǎng)場去。飼養(yǎng)場的管理員是個黑人，對這條狗重新進行訓練，故事的結(jié)尾，這條狗變得只撲咬白人了�！栋坠贰逢愂隽诉@樣的主題：作為曾是白人的受害者的黑人，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性急地模仿白人扮演攻擊者的角色。影射和分析了1968年馬丁·路德·金被害前后高度緊張的美國種族關(guān)系。托多羅夫指出這里有個“一次暴力和二次暴力問題”，作為報復(fù)的二次暴力往往作為自由的手段能得到人們的稱贊，但是，卻經(jīng)常再度導致悲劇，甚至更大的悲劇。14
其實，托多羅夫在他的歷史研究著作《法國的悲劇》（Une tragédie française，1994 ）可以說是直接受到《歐洲教育》影響的研究著作，也揭示了上述同一道理，也由此說明真正的英雄，有時卻是那些走中庸之道的普通人。該書依照歷史文獻和采訪當時人寫成的一個給人深刻教訓的真實故事。即1944年盟軍在諾曼底登陸之后，法國抵抗運動游擊隊占領(lǐng)了中部地區(qū)一個城鎮(zhèn)，因為遭到親德的維希政府的武裝警察反擊，第二天撤退時候，游擊隊帶走了幾名警察及其家族——作為人質(zhì)。武裝警察占領(lǐng)了城鎮(zhèn)后卻扣押了抵抗運動成員及其家族作為人質(zhì)。因為雙方堅持不讓步，不斷反復(fù)報復(fù)，人員都損失慘重。經(jīng)過曲折、反復(fù)的談判，最后才相互交換了人質(zhì)，可是武裝警察與蓋世太保一方感到遭到了羞辱的緣故，還另外殺害了大量住在這一地域的猶太人，把他們的尸體扔在深井里。無辜者作出了犧牲。托多羅夫在這個事件中贊賞當時處在雙方之間進行調(diào)解的人物——維希政府任命的鎮(zhèn)長薩德蘭——冒著遭到雙方攻擊生命危險，給雙方帶去敵方的口信，盡力保障居民生活用品。他唯一的目的要把可能遭受殺害的人數(shù)縮小到最低限度，在他看來，最重要的東西是人的生命。他選擇扮演的不是充當戰(zhàn)斗英雄，而是救援他人的生命的角色。加里《歐洲教育》里的那位賣糧食給德國人的赫姆拉——被游擊隊員的兒子看作是民族敗類，就與維希政府的鎮(zhèn)長薩德蘭抱有同樣的信念：“波蘭農(nóng)民站在我一邊，你們的壯舉帶來什么后果？農(nóng)民被槍斃，收成被充公，……我沒有去炸橋，我只關(guān)心不讓我的農(nóng)民餓死�！見A在他們與德國人之間，使同胞沒有挨餓，……但是一個民族的命運是要活下去，不是死得壯烈�！�15赫姆拉對兒子說：“當前，每個歐洲國家，成熟的人跟我的想法一樣，他們的兒子為了在墻上寫‘自由萬歲’的樂趣被槍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各國老人卻都在捍衛(wèi)自己的種族。他們更明白事理：重要的是血肉，是汗水和母親的乳汁，而不是旗幟、邊界、政府。你記�。菏w不會唱波蘭國歌！”16在小說另一些地方，加里對農(nóng)民的饑餓困境作了鋪墊：因為饑餓，農(nóng)民出賣朋友一條命換來100公斤土豆；
因為饑餓婦女不得不充當?shù)聡閳髥T情婦；
游擊隊員因為饑荒，“襲擊搶掠了一些農(nóng)莊，……農(nóng)民們?nèi)詫τ螕絷爢T惡眼相向”。17這些對白和情節(jié)，刻畫了赫姆拉這樣一個與德國占領(lǐng)軍的合作者——“波奸”——既不黑、也不白的灰色人生。
在更早問世的《面臨極限》（Face a l"extreme，1991）一書中，托多羅夫也批評了1944年華沙起義領(lǐng)袖在明知會造成極大犧牲的情況下，依然不惜任何犧牲發(fā)動起義的英雄情結(jié)；
另一方面，贊揚奧斯維辛等集中營里那些極限狀態(tài)下，在一些普通人身上、在他們看來平常幫助他人的行為中閃射出英雄行為。而這些普通人的英雄行為“并非是根據(jù)他人的意見或法律的規(guī)定，他們是根據(jù)自己能分辨善惡的內(nèi)心、強烈的良知行動的；
他們也不是那種擅長抽象思考、堅持所謂原理、原則的人”。18但是，托多羅夫看到戰(zhàn)勝邪惡不只是擁有美好的德行和美好的靈魂，還需要政治層面防衛(wèi)，那就是兼顧個人自由和共同利益的民主主義體制。19所以，羅曼·加里和托多羅夫都不是不分辨善惡的和稀泥者。后者曾援引西蒙娜·薇依（又有漢譯成韋伊的）給《南法記實》雜志一封信強調(diào)分辨善惡重要性和作家的責任：
我相信我們這個時代的陷于不幸時期作家們有他們應(yīng)該承擔的責任。20世紀前半，價值觀衰微，不，幾乎是完全消亡。達達主義、超現(xiàn)實主義表達了一種完全放縱的陶醉，可就是拋棄了所有的對精神價值的眷戀，投身于每一個瞬間之時，精神沉湎于陶醉之中。作家似乎沒有成為道德教師的必要了，可是作家還是有必要表達人類存在的條件。因此對于人類生活來說，對于所有人類來說，似乎無論在哪個瞬間分清善惡都成為不重要的了。文學故意對區(qū)分善惡表現(xiàn)出漠不關(guān)心，這種背叛其自身的功能，已經(jīng)不能讓人看到它是一種優(yōu)秀的東西了。20
羅曼·加里沒有放棄追求自由和正義，他作為英雄的飛行員——自由法國的空軍，出生入死獲得自由勛章，但是，他太知道戰(zhàn)爭也預(yù)設(shè)了對人類的陷阱；
他也不是不想塑造英雄人物，可是更喜歡表達人性的善的其他途徑——對弱者的愛，保護弱者。他把弱者看成女性，他房間里鏡框里的母親與他永別的那句話中第一個詞是堅強、第二個詞是抵抗。所以，他選擇被動的抵抗，筆下的人物是抵抗運動的戰(zhàn)士。相反，加里心目中把強者、英雄看做與“男子漢”同等的概念——作為同一種價值觀的體現(xiàn)——力量、勇氣、自我犧牲等等。他反對煽動英雄主義來對付弱者。認為這種顯示男性優(yōu)越的英雄情結(jié)與形象，即使在杰克·倫敦乃至海明威那樣的美國小說中體現(xiàn)出來時，雖然毒素有所減輕，但是并沒有根本消失。21
托多羅夫在《雷蒙·阿隆和他的〈回憶錄〉》序言里談到：“明確區(qū)分真和善，拒絕用道德抽象代替對世界的客觀認識”。9因為責任來自信念，基于了解客觀情況，所以阿隆的“現(xiàn)實主義是負責任的政治，不是屈從政治或犬儒政治。他不放棄自己的理想”。22托多羅夫也拒絕像薩特那樣“把這種理想當作理解現(xiàn)實的一個工具”，批判薩特甚至無視蘇聯(lián)斯大林主義的集中營的存在行徑，完全否定了薩特從道德教條出發(fā)的政治倫理觀：
我一直認為1945年至1975年這30年，是政治思想遇難的30年，意識形態(tài)停滯的30年，知性為鉛做的窗簾遮蔽的30年，這30年間，（法國）所有的言論都是依照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教條來判別的，這一粗糙的意識形態(tài)，統(tǒng)治了知識分子的世界，擁有很大的權(quán)力，其它所有的聲音被趕到邊緣去。但是，那些聲音是決不可以缺少的。23
托多羅夫指出，西方倫理傳統(tǒng)中個人道德行為，不是為了公眾的贊揚，為了獲得他人贊揚的動機出發(fā)行為就不是道德行為，所以，道德行為是孤獨的、個人的。然而，政治行為就不同了，哪怕為了個人名譽行事的政治家也可以是一個好的政治家。所以在政治領(lǐng)域里就有“善的誘惑”的危險，而且這種誘惑比來自惡的誘惑更加廣泛，帶來的犧牲者也更多。在這種誘惑下，人們往往不僅在私人領(lǐng)域里把自己當作善的化身，在公共領(lǐng)域里也如此。結(jié)果道德選擇服從政治目標，不管他人希望與否，強加于他人。24
2007年12月7日《文藝報》所刊《敲響西方文論的警鐘》一文作者沈大力驚呼托多羅夫在新著《文學的危殆》（2007年）中“揭竿起義”，突然反戈一擊，全盤否定1970年代以來法國文壇流行的傾向：注重單純的概念討論，脫離現(xiàn)實生活，具有“形式主義”、“虛無主義”和“唯我主義”三大病理，指責這一潮流近30年來把持了法國教育界和知識界，危害三個世代的公民。就上述引文我們就可以知道，托多羅夫并非“起義”，更不是突然反戈一擊。因為作者沒有閱讀過1990年代以來托多羅夫轉(zhuǎn)向關(guān)心歷史學、倫理學議題的諸多的著述，依然把他看作一個結(jié)構(gòu)主義的文藝理論家，所以感到突然和驚奇。
雷蒙·阿隆折中、調(diào)和了列奧·斯特勞斯的絕對真理論與馬克斯·韋伯的價值判斷相對主義之間對立與矛盾，提出了人類及其文化不僅是多樣性的，還具有共同普遍性的倫理觀的觀點，對托多羅夫有著很大影響。25這一點在他1970年代以后著述的變化中明顯地反映出來，并與上述的反善惡二元論構(gòu)成了他提倡的人文主義的兩大理論基點。托多羅夫在保加利亞取得文學碩士學位后去法國的。在保加利亞，因為顧慮到追究文學本來意義，會與國內(nèi)正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教條發(fā)生沖突，所以在法國學術(shù)生涯的開始時，從文學的形式研究、特別是俄羅斯的形式主義研究，乃至結(jié)構(gòu)主義研究對他還有吸引力，但是，1970年代后，他逐漸意識到這種形式主義的研究也忽視了文學中另一側(cè)面的東西。起先他還想把結(jié)構(gòu)主義作為一種工具，尋找和研究被遺忘的側(cè)面，后來發(fā)現(xiàn)這種研究走入了一個死胡同：其結(jié)果“工具”自身也成了研究的目的，通過結(jié)構(gòu)主義這個工具不能到達自己要追求的探索文本的價值、意義——“真實”的高度，懂得也應(yīng)該注意到研究的主體與自由、責任之間的關(guān)系。即使未曾讀過近20年以來托多羅夫的著作的話，我們在《批評的批評》（Critique de la critique，1981）中，已經(jīng)可以看到1970年代中他這一學術(shù)觀點和傾向變化的軌跡。托多羅夫贊賞哈維爾等在極權(quán)主義體制下抵抗的知識分子，對自己早年在保加利亞就是走的追求純粹藝術(shù)的第三條道路表示反省，他曾列舉陀斯托耶夫斯基所做的一個比喻：
里斯本遭到地震，在四起濃煙、物成灰燼的第二天，有個詩人還只在吟唱鶯歌燕舞、小橋流水的話，那么這個詩人將會遭到很不幸的命運吧！這種場合，恐怕即使這個城市的居民會把他處刑，也不會遭到譴責吧！26
因此，托多羅夫認為文學家、歷史學家和其它社會科學學者為了捍衛(wèi)民主主義，不能置身事外，基于人類的共同的道德準則，要面對現(xiàn)實生活，挺身而出發(fā)揚人文主義精神提出批評。他贊成哈維爾的說法，那樣的社會中，個人都成極權(quán)主義共同犯罪者，“人人是囚犯，同時人人是看守”，因此有人認為只是社會體制的“邪惡”，社會中個人都是“善良”的想法，是不真實的——全體成員都遭受到了污染。27因為人類對死亡本能的恐懼遠超過追求真理的勇氣，所以，“極權(quán)主義社會中的知識分子也不能在避免這種污染。當然，在極權(quán)主義的夜色中，并不是所有的貓都是同樣灰色的，最低限度地奉獻與熱心工作、賣身投靠之間還是有區(qū)別的。”28他認為，雖然朱利安·本達的《知識分子的背叛》（1927年）“因為有選擇地利用歷史，所以與某種意識形態(tài)的偏見一樣，導致了錯誤分析”，但是該書的很多地方，至今仍不失其力量和正確性。他說：本達批判同時代所有的圣職者——知識分子，不是批評他們放棄行使教權(quán)的作用，而是因為他們選擇了替代普遍的要求的個別的（民族、種族或階級的）要求、替代精神價值的物質(zhì)欲望、替代嚴密理性手段的直觀模糊的手法，他們從根本上改變了理想追求的內(nèi)涵。換言之，他們背叛了與“世俗人”相對立的他們的同一性。最后，因為現(xiàn)實主義的理想不能實現(xiàn)，他們與“世俗人”混為一體。29
托多羅夫在《歷史的道德》（Les morales de l"histoire，1998）一書最后一段，發(fā)出呼吁，希望有更多的批評知識分子出現(xiàn)：
批評的知識分子并不滿足于其所處的社會，對社會提出呼吁，嘗試逼近該社會已經(jīng)確立的所要追求的共同理想。他們不是置身在社會外部評判社會，而是要恢復(fù)社會已經(jīng)失去的這些原則的強度。他們要實現(xiàn)的既不是激進的革命，也不是向過去回歸，而是要找回已經(jīng)逐漸消亡的理想。這種努力并不是他們的權(quán)利，而是他們在民主主義社會中所處地位賦予他們的義務(wù)。30
他還指出這種知識分子的形象并不是什么新東西，是西方傳統(tǒng)中最初的知識分子的形象。蘇格拉底就是其中一位：
不服從權(quán)力，也不是對公共生活毫不關(guān)心的蘇格拉底，提到自己作用時說，是神讓自己附屬于城邦國家，猶如一匹剛毅的馬配用了鞍韉后，反而因為沉重變得遲鈍，需要虻給與它刺激，自己起的就是為了這樣作用，神讓我依附城邦國家，批評你們每個人，讓你們奮發(fā)、覺醒，無論在什么地方，日復(fù)一日，一刻也不敢懈怠。在社會中，發(fā)揮如同虻那樣的作用，如果知識分子都不怕遭受蘇格拉底那樣的命運的話，那么，這就能在現(xiàn)代社會發(fā)揮知識分子的作用。31
注
1，雷蒙·阿隆著，《雷蒙·阿隆回憶錄》，楊祖功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13-14頁。
2，ツヴェタン・トドロフ（Tzvetan Todorov）著，小野潮譯：《越境者の思想》（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2006），185頁。
3，ツヴェタン・トドロフ（Tzvetan Todorov）著，大谷尚文譯：《悪の記憶・善の誘惑 : 20世紀から何を?qū)Wぶか》（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2006），279頁。托多羅夫2007年11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演講題目就是“惡的記憶、善的誘惑”。
4，ツヴェタン・トドロフ（Tzvetan Todorov）著，《極限に面して》（Face a l"extreme，1991），宇京頼三譯（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92），301頁。
5，同注3，307-309頁。
6，同注3，310頁。
7，同注3，312頁。
8，羅曼·加里著，《歐洲教育》，王文融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203頁。
9，同注3，313頁。
10，同注3，313頁。
11，同注3，67頁。
12，同注3，313頁。
13，同注3，313頁
14，同注3，314頁。
15，同注8，79-80頁。
16，同注8，81頁。
17，同注8，27頁。
18，同注4，278頁。
19，同注4，271頁。
20，ツヴェタン・トドロフ（Tzvetan Todorov）著，《他郷に生きる者》（L "homme Depayase，1996），小野潮譯（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2008）, 173-174頁。
21，同注3，312。
22，同注1，15頁。
23，同注2，184-185頁。
24，同注3，281-282頁。
25，ツヴェタン・トドロフ（Tzvetan Todorov）著《歴史のモラル》（Les morales de l"histoire，1991），大谷尚文譯（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93）, 302-318頁。
26，同注20，172頁。
27，同注20，25-47頁
28，同注20，172頁。
29，同注25，331-332頁
30，同注25，332-333頁
31，同注25，3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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