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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默:《祁連山下》外篇(上)

        發(fā)布時間:2020-06-13 來源: 日記大全 點擊:

          一

          火車在戈壁灘上爬行。車窗外是一片夕陽下的金黃。朝北望,遠遠的合黎山在霧靄后面透出一抹青黑;
        南面的祁連山離得近些,在暗黑的峽谷陰影上,聳立著金紅而明亮的石頭山巖。時斷時續(xù)地,鑲嵌著一些雪峰,夕陽下,也染著一片暖烘烘的淡紅。一片片云,在戈壁灘上灑下一片片影子。列車正行駛在兩山夾峙的一條寬一二百公里的河西走廊上。

          

          我之所以用了“爬行”兩個字,是因為開闊的戈壁灘上既沒有樹木,也沒有房屋,只稀稀拉拉地散布著一些駱駝刺,缺少近景的對照,顯得火車好像開得不快了。

          我們是傍晚從酒泉擠上車的,現(xiàn)在正往蘭州方向駛?cè)ァ?/p>

          我說的“我們”指的是我與常老。硬席臥鋪車廂已經(jīng)滿員,幸好,從烏魯木齊開出的這趟列車給酒泉站留了幾張臥鋪票,事前,我曾到酒泉地區(qū)革命委員會交涉,打著“常書鴻”的牌子請他們幫我們搞到了兩張,才得以上了當(dāng)時千金難求的臥鋪。

          這一年,是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八年,秋。

          

          讀者千萬別想著憑“常書鴻”這三個字在那時還可以受到什么特殊的照顧,恰恰相反,那只不過是我借口“押解”河西地區(qū)乃至甘肅省最重要的一名“罪犯”到蘭州治傷,必須看住他,不能讓他逃跑,再加上他的腰椎粉碎性骨折,才可以理直氣壯地提出這種要求的。不久前,名為“三反分子、反動學(xué)術(shù)權(quán)威、走資派、賣國賊常書鴻罪行展覽”剛剛在酒泉展出過,海報貼得滿城都是,使河西地區(qū)早已是無人不曉的這個名字更加遠揚了。

          上車后卻又犯了難,原來拿到的兩張票一張是上鋪,一張中鋪。上鋪當(dāng)然歸我,但常老的這種狀況,如何爬得上中鋪?我只得扶著常老,向一位坐在下鋪的旅客商量:“‘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M,您看看,我們這位老同志腰椎骨折,中鋪爬不上去,是不是能請您幫個忙,把下鋪讓給我們?”他打量著我所說的“老同志”:穿著沾滿污漬的舊中山裝,上面隱約顯出一條圍裙的影子,腰里胡亂栓著一條皮帶,花白的頭上頂著一個帽沿搭拉著的舊軍帽,儼然一副“領(lǐng)導(dǎo)階級”模樣,立刻就答應(yīng)了。常老一直彎腰站著,手里拎一個小包,沒說話,只感激地向這位旅客點點頭,也用同樣的眼神向我略作示意。

          安頓好以后,我覺察這位旅客還有兩位同伴,都是干部模樣。他們發(fā)問說:“你們在酒泉工作?”

          “不,我們是從敦煌來的,在酒泉治傷沒治好,現(xiàn)在到蘭州去!蔽一卮。

          “敦煌我去過一次,那里的千佛洞現(xiàn)在怎么樣了,‘破四舊’了嗎?”

          他說的千佛洞就是莫高窟,后者是官名,老百姓和我們多半只稱它千佛洞。

          “還好,有一次城里的紅衛(wèi)兵要來破,有人事先來電話報警,我們趕緊報告了縣武裝部,請他們出面,開著汽車追,把學(xué)生中途擋回去了,沒來成。所里當(dāng)時有兩派,但在這件事上大家還是一致的,知道莫高窟絕對不能破壞,守土有責(zé)!”

          我說這話時,常老聽得很用心,露出寬慰的表情。顯然,他還不知道這回事,沒人告訴過他。

          “那你們就在那里工作了?”

          我馬上意識到話說多了,含含糊糊應(yīng)了一聲,便不再言語了。

          

          二

          自打“文革”一開始,常書鴻先生便被揪了出來,天天和其它“牛鬼蛇神”一起在地里勞動。畢竟六十多歲的人了,挖不動土,揚不起锨,便改任幫廚,每天在廚房洗菜摘菜,成了這身打扮。

          但“常書鴻”這個名字,對我來說卻具有一種特殊的意義,我在第一篇文章中已經(jīng)說過了。那是62年春夏之交,我正在新疆伊寧,原來所在的單位建筑設(shè)計室撤銷了,當(dāng)了中學(xué)老師,忽然讀到徐遲先生寫的報告文學(xué)《祁連山下》,里面的主人公尚達立刻吸引了我,引起我無上的崇敬。尚達在巴黎學(xué)了十年油畫,一天,在塞納河畔的舊書攤上第一次看到了伯希和拍攝的《敦煌石窟圖錄》,為敦煌藝術(shù)的魅力感到非常驚訝,決心提前回國。43年從重慶奔赴敦煌,創(chuàng)建了隸屬于當(dāng)時教育部的國立敦煌藝術(shù)研究所,以后終生投身于敦煌石窟的保護、臨摹和研究工作,甚至不顧難以在這個偏遠寂寞的地方再待下去的妻子的出走,仍然堅守敦煌。

          《祁連山下》描述說:

          我們的畫家跑到國外,跑遍了歐洲的城市,看到了不少祖國的名貴作品以及外國的作品。他在巴黎住下來了。在巴黎,在著名的羅浮宮、羅丹館、印象主義館、小宮廷、獨立沙龍以及在許多畫廊、畫展中,陳列著多少杰作名畫呵!人人能到那里去鑒賞那些名作!瓎掏印⒗碃、達芬奇、密開朗琪羅、蒂襄、艾爾•格萊可……這些令人醉心的名家的輝煌的作品!

          ……中國古典繪畫,自唐宋以后,山水畫造詣之深,技巧之高,所表達的靈性之純粹,他是嘆服不已的。盡管這樣,他還是有一種說不出來的不滿足。他總覺得,這只是繪畫藝術(shù)的一支,山水畫的支流,卻流得很長。而唐及唐以前的人物畫,可惜流傳下來不多,只有文字記載,因而無從判斷。那倒應(yīng)該是繪畫藝術(shù)的正源。是的,那是正源,但流得不遠,且不知流到哪兒去了?

          ……還在巴黎時,他就看到過敦煌的寫本。這些稀世之寶不屬于他的范圍。他也看到了一些壁畫的原件殘品和印刷品。當(dāng)時就有一個感覺,寫本不過是敦煌文物中一部分而已,壁畫才是它的主體。那時候他渴望著有一天能看到原作。

          ……(回國以后)在與一些歷史學(xué)家和考古學(xué)家的往還中,尚達聽到了甘肅敦煌的千佛洞的一些情況。當(dāng)時,人們更多的注意還是那一大批經(jīng)變寫本。可是,關(guān)于壁畫,卻還沒有怎樣重視,仿佛沒有這一種寶藏似的。忽然,他決定要到敦煌去。在他的寂寞、冰涼、痛苦的心中,敦煌壁畫卻燃起了一陣光耀的火焰。

          我當(dāng)然知道《祁連山下》“尚達”的原型就是常書鴻先生。常老曾經(jīng)與徐悲鴻、黎冰鴻一起,并稱為“留法三鴻”,都是中國有名的畫家。文學(xué)作品中的人物當(dāng)然會和生活中的不太一樣,但尚達與常老,無論是精神世界還是人生經(jīng)歷,都非常相合。讀到這篇作品,心想,如果我也能到敦煌去,該有多好!因為我的老師梁思成先生曾經(jīng)告訴過我,敦煌唐宋壁畫里畫著無數(shù)的建筑,大大填補了現(xiàn)存唐宋建筑實例的不足。

          機緣真是太湊巧了,幾個月以后就得到梁先生托人帶來的一個口信,問我愿不愿意到敦煌去,我當(dāng)然馬上給梁先生寫了信,下了決心,經(jīng)過梁先生的努力,63年隆冬,終于調(diào)到敦煌。這些,前文中都談過了。

          轟地一聲,火車沖撞了兩下,將閉目靠坐著的我從回憶中驚醒,躺在鋪上的常老也醒了,我們又回到了現(xiàn)實。

          

          三

          當(dāng)前的現(xiàn)實已變成這樣:在公開場合,我已經(jīng)不能稱呼常老為“所長”,甚至不能稱“常老”了,而只能是“老!鄙踔林焙羝涿,不能露出一點恭謹之意。我也不再是他的下屬,不再是他老的學(xué)生或他的老友的學(xué)生,而是代表堂堂革委會“押解”他老的董超、薛霸之流了,不過美其名曰“革命群眾”罷了。甚至,在必要的時候,我還得稱他老為“牛鬼蛇神”。例如這次到酒泉治傷,我居然就利用了常老的這個“身份”,辦到了原不可能辦到的事。至于上車時稱呼了他一次“老同志”,那也是為了應(yīng)對不知情的旅客,討得一個下鋪而已。

          說來話長,還得從頭說起。

          68年春,所里成立了“大聯(lián)委”,開始了另一波比資反路線時期更大的揪人狂潮。我則因多次被借調(diào)到縣里工作,得以暫時脫身。等到我秋天回所,所里已來了軍宣隊。以后,所革委會也成立了。

          軍宣隊三個人。隊長李治安,副團級,其實心地挺好,大大咧咧,與知識分子(當(dāng)然只限于“革命群眾”)打成一片,并無歧視之心。他的妻子也來了,還為我們這些單身漢時時縫縫補補的。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兒笑起來特別可愛,與“牛鬼蛇神”的子女成天瘋淘。另一位我們叫他老解,陜北人,連級,高個兒,笛子二胡樣樣來得,尤其喜歡吹嗩吶,隨身就帶著一把。他到了所里就像是一位游客,從來沒聽他在會上說過什么,一切似乎都與他毫無關(guān)系,“階級覺悟”極差。經(jīng)過他的房門,便拉你進去聽他吹嗩吶。好聽,充滿深情,讓你想到黃土高原,大概他心里只惦記著老家。還有一位小王,一個小兵,四川人,三個人中年齡最小,矮矮胖胖,按體型判斷本應(yīng)屬于老好人之類,卻出奇地“革命”,兇神惡煞般,即使對我們這樣的“革命群眾”,經(jīng)常自豪地掛在嘴邊的話也是:“你們的出身都不好,再說,你們又都是知識分子!”在他的心目中,知識分子天生有罪,比他這位貧農(nóng)出身的低檔多了(從此,我就再不相信按體型可以判斷一個人的說法了)。

          這位小王有一個遠大的志向,便是學(xué)會開汽車,可以肯定,此事與他即將復(fù)員回鄉(xiāng)有關(guān)。在部隊沒人讓他學(xué),到了所里,便利用軍宣隊的身份,沒有駕駛證也要開車,對司機王杰三搞了一場“奪權(quán)斗爭”。正好,那位建國前曾經(jīng)給國民黨駐軍廖師長開過車的王司機,天天活在被“清理”的恐懼之中,巴不得能巴結(jié)上這樣一位朋友,自動乖乖交權(quán)。所里有兩部車,其中一部是所謂“轎車”,是常老想辦法在蘭州請人就一部卡車改裝的。因為車身窄,除了前面有兩排座,后面的座位就圍成凹字,中間還可以裝一些貨。有時人多,在堆在中間的米袋子上也坐著人。“文革”以前,常老自然坐在前面,成為“牛鬼蛇神”以后,只能縮在車尾。我們坐在車上,看在眼里,卻也說不得什么。由著這位奪到權(quán)的王小革命七上八下曲里拐彎地拉著我們進城,心也七上八下。

          這天,逢著公路兩邊澆水。農(nóng)民為著方便,把公路橫著挖成小溝,讓水流過,溝邊堆起兩條土壟,按說只要慢慢開過,不會有什么問題,多年來都是這樣的。偏偏這位小革命不管這一套,沒減速便想沖過去,車子一蹦老高,全車人便都攤倒了。那天大概為了寄信進城的常老照例坐在最后,蹦得最高,頭竟被蹦到車頂棚里去了,再重重摔下,登時造成腰椎骨折,不能行動。

          常老疼得熬不住,打報告申請治傷。敦煌沒法治,常老要求去蘭州,革委會看不是事,只得同意,但只能去酒泉,派我“押送”前往。

          為什么派我去?一則這本不是什么好差使,革委會袞袞諸公忙著革命,不屑于為這種小事勞動貴體。二則既然沒人愿去,我也暫時還沒被揪出來,不妨也給我一個臨時“革命”的考驗機會,事兒便攤到我頭上了。

          臨到出發(fā)的頭一天晚上,我給常老繼任夫人、原黨支部書記、當(dāng)時也已被揪出的李承仙偷偷打了個招呼,要她準備一個枕頭,墊在從敦煌到柳園火車站的汽車座位上。上汽車后,又請司機盡量開穩(wěn)當(dāng)一些。

          到了酒泉,我給常老談了一次話。我要說當(dāng)時畢竟年青,膽子小,當(dāng)然不敢作傾心之談,只儼然作公事公辦狀,囑咐常老不要隨便出門,提醒他這里剛剛辦過他的罪行展,人人大概都會認出他,不要出意外。實在要出去也得我跟著。常老望著我,沒吭聲。

          檢查結(jié)果出來,醫(yī)院確診為粉碎性骨折,但沒法子治,開出方子,有幾種無關(guān)痛癢的藥,醫(yī)囑是“硬板床臥床休息”。我從醫(yī)院拿回處方和藥,向常老轉(zhuǎn)告結(jié)果。常老望著我,雖然仍沒說話,卻似有所求。我說你看看這么著行不行,聽說有一種鋼背心,你有什么想法?他才囁嚅著說:“能不能給配一副鋼背心?”我從他的眼神看出,他實際上還另有他想,并不止鋼背心一事。我說,我作一點努力,試試看吧!

          當(dāng)天下午,我找到竇明海家里。竇明海是酒泉地委書記,“文革”前到莫高窟參觀是我充任講解的,也許還記得我。他也是腰椎粉碎性骨折,卻比常老還慘,是斗爭會上被打傷的。我聽招待所的人說他配了鋼背心。見面后,他聽到常老也受了傷,很有些吃驚,說鋼背心酒泉不能做,只有蘭州才有這種廠子。我抄下了廠名和地址。臨走,他好像還有話說,卻沒說出來。這里稍帶說一句,落實政策以后,竇明海調(diào)任甘肅省政府秘書長,對我以后碩士畢業(yè)的工作分配還起了一些幫助作用。

          次日一早我趕到醫(yī)院,運用我的特殊戰(zhàn)略,冒充真革命,向醫(yī)生展開了一場“階級斗爭”。我編造說:“我給我們所革委會匯報了,不同意你們的處方。”

          他說:“這種傷確實沒有什么好辦法,病人年紀又大,要完全恢復(fù)可能不行,只能這樣了!

          “你們這些大夫只知道吃人民的飯,當(dāng)貴族老爺,從不考慮革命斗爭的需要!蔽液鋈灰M量裝著蠻橫地訓(xùn)斥他:“你看看你開的這個方子,要階級敵人‘臥床休息’,像什么話,能辦得到嗎?你也知道常書鴻是什么人,三反分子、漢奸、走資派、牛鬼蛇神,要他‘休息’,不斗爭他,革命群眾能答應(yīng)嗎?難道開斗爭會的時候,革命群眾站著,卻讓他舒舒服服‘臥床休息’?”

          幾句硬話下來,可憐的醫(yī)生給我打懵了,一時不知道說什么,半天才說:“我是醫(yī)生,只講治病。他只能臥床休息,經(jīng)不起斗爭會了。”

          我仍然蠻不講理:“政治掛帥你懂嗎?‘只講治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本身就是錯誤的。如果是打仗,敵人受傷了,手里還拿著槍,我們能讓他臥床休息,不先奪了他的槍?”

          他看著我說,那你說怎么辦?我說我要是知道怎么辦就不來找你了,你必須想出一個至少坐著也得開他的斗爭會的辦法來。他說,那就配一副鋼背心好了,我也沒別的法子了。我聽了暗中大喜,說:“那你就重開處方,不,就在這張單子上加一段,把配鋼背心的必要性寫清楚。”當(dāng)然,原有的“臥床休息”幾個字仍然保留了。

          就這么著,連吆喝帶咋唬,處方改過來了。我得承認,這是我一生干過的“最革命”的一件事,證實了偉大領(lǐng)袖的教導(dǎo)“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的確是一條顛撲不破的偉大真理。

          然后我給敦煌文物研究所革委會副主任、那個小人蘭州木匠蘇永年打了個電話,添油加醋地說:這邊的處方出來了,說是來得還算及時,但必須到蘭州配鋼背心,否則會很快惡化,成為終身殘廢,高位截癱,甚至生命都有危險,因為中樞神經(jīng)都通過脊椎。他聽不大懂,問我什么叫“中樞神經(jīng)”和“什么高位什么”的,哼唧了半天,也沒說出個所以然。也可憐,當(dāng)了一輩子木匠,本來也還算本分的“蘇主任”,大概從來就沒有處理過像這么重要的“政務(wù)”。我又說,是不是革委會先研究一下怎么辦,晚上我再打電話請示?

          回到招待所,常老聽了我簡單告知的情況,面有喜色。我知道,他其實并不太認真于鋼背心的事,而是更想趁這個機會回一次蘭州。他老的都是中學(xué)生的一個女兒兩個兒子都在蘭州,大概兩三年沒見面了。但我沒有挑破。

          晚上電話回所,另一位“革命委員”接的:“急什么急,還能都圍著老牛鬼轉(zhuǎn)?”我把招待所的電話號碼告訴他,請他們研究出結(jié)果就通知我。

          又過了一天多,終于有了回音——“快去快回”。常老喜形于色,高興壞了,只顧說:“那就好,那就好!”

          

          四

          列車繼續(xù)在祁連山下行駛。

          我感到那三位旅客好久沒說話了,向他們一望,卻仍在打量我們。一會兒看看常老,一會兒看看我。見我睜開了眼,其中一位向我問道:“我們想打聽一下,你們那里有一位老同志叫尚達的,這回怎么樣了?”

          我忽然看見半躺在鋪上的常老像是被嚇了一跳,眼睛猛然睜大,想像得出他內(nèi)心的震動——在這種時候,居然還有人記得“尚達”這個名字。但眼光仍是直登登的,并不參加談話。

          “尚達?我沒聽說過這么個人!蔽也幌胝勥@個話題。

          “怎么沒這個人,徐遲的《祁連山下》寫得清清楚楚的,是你們所長,你怎么能不知道。”

          “什么《祁連山下》?”這個時候,裝傻是最好的策略。

          “你怎么連這篇報告文學(xué)都沒讀過,就是專寫你們所長的,流行全國,哪個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確不想和他繼續(xù)談下去。要知道,我們說的每一句話,對常老來說無疑都是一把把匕首:“我到得晚,所里好多事都不知道。尚達?如果是所長,也許早調(diào)走了吧!”

          《祁連山下》在描寫尚達到達莫高窟以后的情景說:

          只能身在洞窟中才能得到最大的享受,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說,是在唐代的洞子中。

          第220號窟,在初唐洞窟中首屈一指,有貞觀十六年的紀年題字。北壁畫的經(jīng)變形式的佛像,寶臺蓮池,二十六人的樂隊,四人起舞。南壁畫西方凈土變,中央坐佛,蓮池中二人起舞,樂隊十一人,其兩旁各有說法圖,兩端畫著大型樓閣。這兩幅壁畫都極其華麗。最突出卻是東壁的門旁,北文殊,南維摩,維摩正在發(fā)表他的雄辯,口若懸河,文殊卻肅穆地側(cè)耳而聽。尚達手拿著一支大手電筒,仔細的觀看。燈光奔向維摩,眾王子,散花的天女;
        燈光奔向文殊,皇帝,百官,外國皇子,昆侖奴。這末多人物,個個生動活潑,呼之欲出。他想到了閻立本的歷代帝王圖,可是這幅經(jīng)變又超過它多多了。

          這時,在我的眼前,分明就浮現(xiàn)出了這種場景。我相信常老現(xiàn)在也和我一樣,恨不得馬上就飛到遠離我們的“凈土”里去。那里只有寧靜、安詳,沒有斗爭會,沒有屈辱,也沒有互相戒備,人人享有尊嚴,可以傾心暢談。

          

          

          

          “同志,我們只是想知道尚達現(xiàn)在怎么樣了,沒有別的意思!彼麄冋\懇地解釋說:“你們就是研究所的,應(yīng)該是知道尚達的。”聽得出來,他們懷著極大的不安——尚達能不能安然度過此劫,也十分不解,為什么我一口否認。

          但我實在是不想再談下去了,微微用眼角看了一下常老,意思想暗示他們,想想閉目躺在鋪上的這位落難老人究竟是誰,示意不要再用這樣的話題打擾老人了。

          他們再一次一會看看常老,一會看看我,一會兒又互相看看,似乎已經(jīng)明白了一點什么。我卻未曾料到,他們竟直接向從上車以來就一直默不作聲的常老發(fā)問了:“老同志,您年紀大了,應(yīng)該知道尚達這個人吧?”

          常老又一次睜開眼,似乎是努力要從記憶深處找回一些什么,說出來的卻是:“沒有這個人,那只是小說,里面寫的全是假的,瞎編的。”

          “不可能!我去過千佛洞,講解員親口對我說的,尚達就是照你們所長常書鴻的經(jīng)歷寫的,怎么會是假的!彼麄?nèi)愿F追不舍。

          忽然,常書鴻先生聲音很大地、斬釘截鐵地、激憤地喊道:“常書鴻,他死了!”

          聲音震響,引得鄰間的人也向我們看。常老再一次閉上眼睛,緊緊地,表示他已決心終止這場談話。分明地,一滴老淚,從他緊閉的眼角順著臉頰流下。

          他們驚異了,把眼光詢問地轉(zhuǎn)向我,我略微點了一下頭,又輕搖了一下頭,請他們不要再追問下去了。

          沉默,繼續(xù)沉默,還是沉默。他們面色沉重, 久久凝視著就躺在身邊的這位老人,困惑地要把他們心目中的“尚達”與這位老人聯(lián)系起來。當(dāng)然,這是一件困難的事。終于,他們中的一位站起身來,拿起茶缸,倒掉剩茶,仔細放進新茶葉,向車廂盡頭走去。

          良久回來,雙手捧著茶缸,送到常老跟前:“老人家,請您喝杯熱茶!”又加了一句,雖然輕聲,卻一字一頓地:“不管怎么樣,一定請您老保重,一定要挺住。”

          火車繼續(xù)攢行,祁連山下,已沉入一片黑暗。

         。ㄔd《讀書》2008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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