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翰笙的建議與三人同訪魯迅計劃

　�。保梗常茨辏保霸碌囊惶�，涼爽的秋風從黃浦江面陣陣掠過，輕風拂面，給人一種難得的愜意。

　　在上海愛文義路的一個弄堂里，時任“左聯(lián)”黨團書記的周揚敲開了另一位“左聯(lián)”負責人夏衍住所的門。此前，因叛徒出賣，上海 中央局經歷了第二次大破壞。故而，夏衍、周揚等人均分頭隱蔽，聯(lián)系的頻率亦相對降低。當周揚突然出現(xiàn)在夏衍面前時，夏衍還真有些意外。

　　周揚此行，是有一個計劃要同夏衍商量。

　　此前，擔任“文委”及“文總”黨團書記的陽翰笙，曾向周揚建議：“自從馮雪峰走后，好久沒有向魯迅報告工作了，是否近期約個時間一同去向魯迅報告一次工作�！�

　　陽翰笙所說的“馮雪峰走后”，是指一年前江蘇省委宣傳部的一名干部被捕，剛好宣傳部長馮雪峰前往那里有事，被守候的特務抓住。馮雪峰奮力掙扎，僥幸脫險。此事發(fā)生后，組織上認為馮雪峰已暴露，繼續(xù)留在上海工作不安全，因此將其調往中央蘇區(qū)工作。這年底，馮雪峰便離開了上海。

　　馮雪峰在上海時與魯迅聯(lián)系較多，當時“左聯(lián)”的很多活動都是馮雪峰向魯迅請示以及通報的。自從馮雪峰走后，這樣的聯(lián)系就中斷了，而且時間已近１年。

　　周揚亦認為很有必要與魯迅作一次溝通，否則長時間不聯(lián)系，除了不利工作外，還容易產生誤會。周揚找夏衍，除了告知陽翰笙的建議外，還希望他先與魯迅聯(lián)系一下，約定時間。周揚特地強調了這次去見魯迅僅陽翰笙、周揚、夏衍３人。

　　夏衍知道欲見魯迅，當時唯一的地方即內山書店。次日，夏衍只身來到北四川路的內山書店，希望通過書店老板內山完造約見魯迅。沒想到這天正巧魯迅也來了，于是夏衍便在內山書店轉達了周揚的意思。

　　魯迅表示同意。時間約在下個星期一下午，仍在內山書店見面。

　　到了約定的這天，夏衍便在其住處附近的舊戈登路美琪電影院門口叫了一輛出租車，同時等待周揚和陽翰笙。出乎夏衍意料的是，來的不是兩人，而是３人。除了周揚、陽翰笙外，還多了一個田漢。

　　晚年，夏衍在其《懶尋舊夢錄》中對當時的這一意外情況曾如此說：

　　“當時我就有一點為難。一是在這之前，我已覺察到魯迅對田漢有意見，加上田漢是個直性子人，口沒遮攔，也許說出使魯迅不高興的話來。而我和魯迅只說了周、陽二人向他報告工作，沒有提到田漢�？墒且呀泚砹耍�又有什么辦法叫他不去呢？”

　　由此可見夏衍當時即有顧慮，但礙于田漢在場不好多說，于是便一同上了出租車。

　　到了內山書店后，魯迅已先于他們在里面了。當時書店內有幾個日本人在看書。夏衍覺得人多談話不便，便對魯迅說：“這兒人多，對面有一個咖啡館，我們到那邊去坐坐吧？”

　　“事先沒有約好的地方，我不去�！濒斞缚跉庥行├涞�。顯然魯迅對此計劃中多來一人并不愉快。

　　好在內山先生適時地調解了氣氛。他說：“就到后面會客室去坐吧，今天剛好還有一些剛從日本帶來的點心�！�

　　這是一間典型的日本式會客室，整個風格設計帶有鮮明的日本民族特色。他們在會客室坐下后，內山隨即送來了一些茶點。

　　關于這次匯報，以后夏衍是這樣介紹的：

　　“開始，陽翰笙報告了一下‘文總’這一段時期的工作情況，大意是說盡管白色恐怖嚴重，我們各方面的工作還是有了新的發(fā)展，他較詳細地講了戲劇、電影、音樂方面的情況，也談了滬西、滬東工人通訊員運動的發(fā)展；
接著周揚作了一些補充，如已有不少年輕作家參加了‘左聯(lián)’等等。魯迅抽著煙，靜靜地聽著，有時也點頭微笑�！�

　　可見，當時的氣氛還是較為融洽的。

　　田漢的冒然插話改變了會談氣氛

　　聽到“左聯(lián)”的隊伍在發(fā)展，特別是年輕人的加入，魯迅的心情顯得非常好。但就在周揚談年輕作家的時候，田漢冒失地插了進來，氣氛驟然發(fā)生了變化。

　　“胡風這個人靠不住，政治上有問題。”田漢很率直地、無所顧忌地脫口而出，“請先生不要太相信這種人�！薄罢�治上有問題？你是聽誰說的？”魯迅聞此很不高興，臉色非常嚴肅。

　　“聽穆木天說的�！碧餄h回答。

　　“穆木天是轉向者。轉向者的話你們相信，我不相信�！濒斞革@然對田漢的話已很反感了。瞬間，空氣仿佛有些凝固。田漢見此亦不再多言。

　　這里不得不對所謂的胡風政治問題以及穆木天的“轉向”作一個交代。

　　胡風從日本回國后不久，即在中山文化教育館供職。文化教育館是個非官方的民間文化教育機構，由孫中山的長子孫科主辦。它搜羅了一批懂外文的人才，翻譯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資料，登載在自辦的《時事類編》雜志上。當時“左聯(lián)”盟員韓起的朋友楊幸之是《時事類編》負責人陳和的秘書。正是通過韓起、楊幸之，胡風才進入中山文化教育館從事編譯工作。這樣每月可有１００元的收入。胡風曾將此情況專門向“左聯(lián)”黨團書記周揚以及茅盾等人匯報過。他們均同意胡風兼那邊的工作。當時與胡風同在文化教育館工作的同事中有一些是中共黨員和國民黨“左”傾人士，如張仲實、潘蕙田、沈茲九、羅又玄等。胡風的這段經歷本來并不保密，也沒引起什么異議，但后來卻因穆木天的緣故而使問題復雜化了。

　　穆木天為創(chuàng)造社成員，早年留學日本，１９３１年加入“左聯(lián)”，之后與任鈞、蒲風、楊騷等發(fā)起成立中國詩歌會，主張詩歌大眾化。穆木天在早期“左聯(lián)”中是一位十分活躍的左翼詩人。１９３４年夏，穆木天突然被捕。不久，國民黨中央社在《申報》上發(fā)表了一條捏造的新聞，即所謂的穆木天、江漢雯、劉智民的《左聯(lián)三盟員脫離關系宣言》。當時魯迅并不知道國民黨的陰謀，故認為穆為“轉向”者。穆木天獲釋后散布了胡風是南京派來的內奸的讒言。其根據是，在獄中主審官審問他時，什么人都問了，就是沒提到胡風。同時，穆木天還向“左聯(lián)”黨團報告此讒言。在當時無法查證的情況下，“左聯(lián)”一些領導人對胡風產生了懷疑。

　　穆木天捕風捉影的讒言被與胡風同在中山教育館工作的韓侍桁聽到。韓原為“左聯(lián)”中人，后加入了“第三種人”，為魯迅所鄙視。胡風疾惡如仇，亦曾與韓筆墨相譏，兩人很有些積怨。因此韓幸災樂禍，在館內四處傳播，并當眾對胡風說：“你老兄不錯，又拿共產黨的錢，又拿國民黨的錢�！贝搜越泜鞑ズ螅�有人干脆就稱“胡風拿國民黨的錢，為共產黨辦事。”

　　胡風“左聯(lián)”身份暴露后，在中山文化教育館難以為繼，于是他不得不辭去此職。

　　對穆木天的讒言以及韓侍桁的惡意諷刺，胡風非常氣憤，他專門找到周揚，要求“左聯(lián)”組織澄清穆的讒言。胡風當時任“左聯(lián)”行政書記，這樣的要求也是正當的，否則他無法工作。但周揚并沒有否定穆木天的讒言，也不作任何安撫性的表示，只告訴胡風，因為工作關系，他要搬家了，而且也沒有告知新的地址。這無疑意味著對胡風的不信任。周揚的態(tài)度刺傷了胡風的自尊心，他很快便宣布辭去“左聯(lián)”行政書記，將工作移交給了田漢。以后胡風專門跑到魯迅家中報告了事情的經過。魯迅沉默半晌后說：“只好不管它，做自己本分的事，多用用筆……”

　　胡風此后得到了中共中央特科的信任，由“左聯(lián)”作家轉入特科工作的吳奚如特別委派胡風為中共與魯迅之間聯(lián)系的“機要交通員”。魯迅原來對胡風的遭遇即有不平，從此更加信任胡風。有一次，茅盾對魯迅說胡風形蹤可疑，與國民黨有關系，而且告訴魯迅這消息來自于陳望道、鄭振鐸，是他們從南京方面的熟人聽來的。據茅盾講：“魯迅當時聽了我的話，臉色一變，就顧左右而言它。從此以后，我就無法與魯迅深談了�！�

　　了解了這一背景，則不難理解魯迅當時聽到田漢對胡風的指責后所表現(xiàn)出的態(tài)度了。

　　當然，田漢也并非為了個人恩怨而懷疑胡風。他只是出于一個地下工作者的警惕性，并且為魯迅擔心。但是，田漢的話事實上是對胡風極不負責任的，而且造成的傷害也是很大的。幸好魯迅并沒有因此受到影響，他始終保持著對胡風的信任。

　　眼見田漢與魯迅話不投機，一旁的陽翰笙趕緊將話題轉開，空氣始有緩和。接著他們又談了一些別的事情。臨別時，魯迅從口袋里掏出一張１００元的支票交給周揚說：“前清時候花錢可以捐官、捐差使，現(xiàn)在我身體不好，什么事也幫不了忙，那么捐點錢，當個‘捐班作家’吧�！濒斞傅恼{侃令在場者不禁失笑。

　　“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

　　這次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與魯迅的見面，雖說中間因田漢的插話而使氣氛有些緊張外，基本上還比較正常，特別是最后的氛圍還比較和諧。魯迅甚至在嚴肅的“左”派理論家面前，仍以捐錢的方式表達了自身的風趣與幽默。

　　一年多后，隨著魯迅與“左聯(lián)”領導人周揚、夏衍等人的裂隙加深，特別是在“左聯(lián)”解散問題上以及關于“兩個口號”的公開論爭中，這種矛盾則進一步尖銳化、公開化。而又因為“左聯(lián)”最后一任行政書記徐懋庸的一封公開信，最終導致魯迅對“左聯(lián)”領導人的不滿和失望。這種不滿和失望，他在答徐懋庸的公開信中充分地表露出來，其中特別提到了一年多前與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在內山書店的那次見面。

　　魯迅顯然是帶著很大的反感來描述的：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即夏衍，作者注）約我談話了，到達那里，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即周揚，作者注），還有另外兩個，一律洋服，態(tài)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內奸，官方派來的。我問憑據，則說是得自轉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轉向者的言談，到左聯(lián)就奉為圣旨，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經幾度問答以后，我的回答是：證據薄弱之極，我不相信，當時自然不歡而散……”

　　這便是影響深廣特別是“文革”期間使用頻率極高的“四條漢子”的典出所在。

　　這里不難讀出魯迅對４人的不滿和嘲諷，而且是把他們作為“左聯(lián)”的代表。

　　魯迅與“四條漢子”同為左翼文藝陣線的領導者，為什么會有如此深的矛盾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當時白色恐怖下，環(huán)境惡劣，聯(lián)系不便，再加種種小道消息的傳播和惡意謠言的挑撥，容易產生誤會，而一旦產生誤會又極不易消除。當時周揚等“左聯(lián)”領導人都很年輕，缺乏一定的斗爭經驗，另外還有脫離實際的“左”的傾向，將“左聯(lián)”變成黨的組織，對魯迅不夠尊重。魯迅看問題比他們深刻，他們反而不以為然，因而給魯迅以“好唱高調、善搞宗派”的印象。另外，在歷史轉折過程中，左翼文藝陣線從反蔣的階級斗爭轉向抗日的聯(lián)合戰(zhàn)線，大家都面臨著種種復雜的矛盾，“左”的右的傾向交織存在，宗派主義、門戶之見亦在所難免，故不可避免產生分歧。當然還有性格上的一些原因。

　　魯迅視田漢為同一營壘中所給予的“背后一刀”

　　在“四條漢子”中，魯迅與田漢交往最早，這也許是因為田漢是早期創(chuàng)造社成員的緣故，但魯迅對田漢的印象卻特別的不好。

　　早在１９２１年８月２９日，魯迅在致周作人的信中就曾說“我近來大看不起郭沫若、田漢之流”。緣何看不起，不得而知，文人意氣恐怕多少有點。夏衍也曾提到過：“我曾不止一次地聽到過魯迅對田漢有不好的印象�！濒斞干踔翆μ餄h的為人方式、性格作風也是有微詞的。

　　田漢性格浪漫，狂放粗疏，率性而為，“才子”氣頗重。這與深沉、冷峻的思想家魯迅反差極大。對田漢放達張揚的表現(xiàn)，魯迅自然難以接受。田漢小魯迅１７歲，算是晚輩。魯迅對年輕人一向是較為寬容的，但田漢是“左聯(lián)”成立時的七人常委之一，又是左翼戲劇界的領導人，故而魯迅對他即不以普通年輕人視之。一次，內山完造在一家閩菜館設宴歡迎日本左翼作家、日本無產者藝術聯(lián)盟委員長藤森成吉，魯迅、茅盾、田漢、夏衍等應邀作陪。酒過三巡，田漢酒酣耳熱，便開始了高談闊論。因為席間客人是日本朋友，便引出了他大談日本唯美主義和惡魔主義作者谷崎的話題。田漢很帶感情地講起與谷崎的交游，以及對谷崎作品的分析，并且介紹自己剛剛譯完的谷崎的小說《人與神之間》等。田漢有些情不自禁，口若懸河，手舞足蹈。藤森成吉雖對谷崎并沒有田漢那樣的興趣，但出于禮貌，只有頻頻點頭。而一旁魯迅的臉色卻早已不好看了。夏衍察言觀色，有些為田漢著急，但興頭上的田漢依然談興不減。

　　“看來又要唱戲了�！濒斞傅吐晫ο难苷f。夏衍明顯意識到了魯迅對田漢的這種反感。

　　魯迅說完此話即起身告辭而退。在座賓主的難堪可想而知。

　　當然，這僅僅是魯迅對田漢的不滿，而以后發(fā)生的《社會月報》事件，則導致了魯迅對田漢的憤怒。(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１９３４年８月號的《社會月報》開篇刊登了魯迅給曹聚仁的信，內容為談“大眾語”問題。此信原為魯迅給曹的私人信件，曹后來交給陳靈犀在其主編的《社會月報》上發(fā)表。同期還刊有被魯迅稱為“革命小販”楊邨人的《赤區(qū)歸來記（續(xù)）》。楊原為左翼作家，第一任“劇聯(lián)”黨團書記，１９３２年宣布脫離共產黨。楊的《赤區(qū)歸來記》提到一對革命夫婦，并將他們的名字如實寫出。田漢認為這是公開告密，是造成這對夫婦以后被捕的直接原因。田漢為了打擊楊，阻止《社會月報》繼續(xù)刊載楊文，想出了一條自鳴得意的“妙計”，即使用“責備賢者”的激將法。

　　之后，田漢化名“紹伯”在《大晚報》的《火炬》副刊上發(fā)表了《調和——讀〈社會月報〉８月號》一文，認為魯迅之信與楊邨人之文同登一刊是一種“調和”，并挖苦地說：“魯迅先生似乎還‘噓’過楊邨人氏，然而他卻可以替楊邨人氏打開場鑼鼓，誰說魯迅先生氣量窄小呢？”

　　田漢此說可謂毫無道理。魯迅的信被別人拿去發(fā)表，同楊邨人的文章放在同一期刊上，怎么就成了魯迅替楊邨人“打開場鑼鼓”呢？魯迅對楊邨人脫離共產黨，并從“左聯(lián)”變成“第三種人”非常鄙視，其《答楊邨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對楊邨人的批駁可謂淋漓盡致。而田漢卻以一個十分牽強的理由稱魯迅與楊邨人“調和”，這就難怪魯迅動怒了。特別是當他知道“紹伯”即田漢后，這種怒氣可想而知。

　　當時田漢正在編《戲》周刊，于是魯迅便在給《戲》周刊的信中說：“……我并無此種權力，可以禁止別人將我的信件在刊物上發(fā)表，而且另外還有誰的文章，更無從預先知道，所以對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沒有表示調和與否的意思；
但倘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從背后給我一刀，則我的對于他的憎惡和鄙視，是在明顯的敵人之上的�！�

　　魯迅視田漢此舉為同一營壘中人所給予的“背后一刀”，因此對他則更加“憎惡和鄙視”。

　　田漢沒想到他的文章引出了這么個結果。按照他原來的設計，他有意“冤枉”一下魯迅，魯迅即會向《社會月報》主編陳靈犀或擅自發(fā)表此信的曹聚仁抗議，以達到打擊楊邨人并停發(fā)其文的目的。田漢的這一初衷在其后他寫給魯迅的信中表達得非常清楚。事與愿違，雖然《社會月報》因此停刊了楊邨人的文章，但魯迅的態(tài)度使田漢心殊不安。迫于壓力，田漢在《致〈戲〉周刊編者信》中解釋，“紹伯”是他的一個表弟，是一個“純潔而憨直的青年”，其文章的用意“絕不在從暗地里殺誰一刀，他沒有任何那樣的必要，何況是對于魯迅先生從來是很敬愛的”。田漢又說：“‘文壇消息家們’卻頗有拈起這個做挑撥離間的材料。這次是甚至也射到我的身上來，所以我不能不在這兒說幾句話：‘凡是在同一陣營中的，我和任何人沒有矛盾�！�‘我們應該更分明地認清敵友’�！币院筇餄h又在寫給魯迅的信中說：

　　“……我與先生不但是多年文化上的戰(zhàn)友，而且無論在什么意義上也沒有絲毫矛盾的地方，我有什么中傷同志特別是中傷您的必要？既然無此必要，卻會把友人當敵人，那除非發(fā)了瘋。１９３５年我們的陣線需要更整齊而堅強，同志間任何意義的誤會都于整個工作有害。為著說明那一文章的經過與意義，我寫這封信給您，希望您也不要懷疑您的戰(zhàn)友。無論什么時候，我是敬愛同志特別是先生的�！�

　　應該說田漢此時的態(tài)度是真誠的，但以后魯迅對田漢的誤會和成見并未因此而釋然。

　　“魯迅那句‘拿著鞭子’的話，是指周揚的�！�

　　魯迅對周揚的不滿并不在田漢之下。

　　談到魯迅與周揚的這種關系，總不免要提及魯迅的一篇著名文章，這就是《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zhàn)斗》。

　�。保梗常材辏乖拢�瞿秋白翻譯蘇聯(lián)詩人別德訥依嘲罵托洛茨基的詩《沒功夫唾罵》，并在《文學月報》第１卷第３期上發(fā)表。以后浙江寧波人邱九如以“蕓生”筆名仿瞿秋白譯詩創(chuàng)作了長詩《漢奸的供狀》，并在《文學月報》第４期上發(fā)表。詩的本意是諷刺“自由人”胡秋原和“第三種人”蘇汶的，但詩的字里行間充滿了“丟他媽”、“當心，您的腦袋一下子就要變成剖開的西瓜”等辱罵和恐嚇的詞句。魯迅、瞿秋白、馮雪峰看了，都覺得這種文風比較惡劣，應予以糾正。因為當時《文學月報》是周揚主編的，自然魯迅對周揚發(fā)表這樣的作品不免有看法。于是，魯迅便以致《文學月報》編輯周揚一封信的形式，闡明了自己的觀點，這便是《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zhàn)斗》。

　　魯迅指出蕓生的詩中“有辱罵，有恐嚇，還有無聊的攻擊，其實是大可以不必作的”，“現(xiàn)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編在對話里寫上許多罵語去，好像以為非此便不是無產者作品，罵詈愈多，就愈是無產者作品似的。其實好的工農之中，并不隨口罵人的多得很，作者不應該將上海流氓的行為，涂在他們的身上。”魯迅特別提到：“戰(zhàn)斗的作者應該注重于‘論爭’；
倘在詩人，則因為情不可遏而憤怒，而笑罵，自然也無不可。但必須止于嘲笑，止于熱罵，而且要‘喜笑怒罵，皆成文章’，使敵人因此受傷或致死，而自己并無卑劣的行為，觀者也不以為污穢，這才是戰(zhàn)斗的作者的本領。”

　　這封信，周揚后來將其發(fā)表在《文學月報》五、六期合刊上。

　　魯迅直接給周揚寫這封信，用意是很深的。其中雖然是批評蕓生的詩，但很多話也是直接說給周揚聽的。公允地說，刊物的主編并不能對所有文章負責，也就是說，作者的觀點并不代表編者的觀點，但作為“左聯(lián)”刊物，周揚在選稿上還是有教訓可吸取的。

　　當然這時魯迅對周揚的印象總的還是好的，但不久則漸漸變壞。原因是其間發(fā)生了一件令魯迅特別不愉快的事。

　　當時“左聯(lián)”有一份內部刊物《文學生活》，每期都要寄給魯迅、茅盾等“左聯(lián)”領導人。后來其中有一期未寄，魯迅聽說后托人找來這期刊物，發(fā)現(xiàn)這一期內容是總結１９３４年工作的，其中對“左聯(lián)”工作中的缺點提得比較尖銳。魯迅吃驚的是總結“左聯(lián)”全年工作的報告這樣一件大事，他竟然一點都不知道。難怪茅盾對此也忿忿不平：

　　“左聯(lián)一年工作的報告，卻事先不同左聯(lián)的‘盟主’魯迅商量，甚至連一個招呼也沒有打（當然，也沒有同我商量），這就太不尊重魯迅了。即使是黨內的工作總結，也應該向黨外人士的魯迅請教，聽取他的意見，因為左聯(lián)究竟還是個群眾團體。”

　　當時“左聯(lián)”的黨團書記是周揚，這就難怪魯迅對周揚不滿意了。由于周揚在“左聯(lián)”的一些事務中表現(xiàn)出的對魯迅不夠尊重，以致于后來魯迅常以“工頭”、“元帥”來代稱周揚。

　　魯迅對周揚等“左聯(lián)”領導人的不滿，當時在左翼文壇已不是什么秘密的事。徐懋庸就曾說過，魯迅在他面前多次提到對周揚的不滿，并以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７日魯迅給他的信為證。其信說：“今天得言，才知道先生尚在上海，先前我以為是到鄉(xiāng)下去了。暫時‘消沉’一下，也好的，算是休息休息，有了力氣，自然會不‘消沉’的，疲勞了還是做，必至于乏力而后已。我憎惡那些拿了鞭子，專門鞭撲別人的人們�！�

　　以后徐懋庸非�？隙ǖ卣f：“魯迅那句‘拿著鞭子’的話，是指周揚的�！�

　　這里還與蕭軍有些關系。蕭軍剛從東北來上海時，帶了一本《八月的鄉(xiāng)村》書稿，它反映的是東北抗日義勇軍的故事。魯迅很看好蕭軍的這部作品，并為之作序，幫助出版。而且魯迅還與蕭軍夫婦個人關系非常好。《八月的鄉(xiāng)村》出版后，周揚寫了一篇書評，對其缺點多有指責。魯迅對此較為生氣。他對徐懋庸說：“你看過一個美國電影片子么？那是講白種人在非洲‘探險’的事情的。白種人用暴力征服黑人之后，把黑人作為奴隸，卻從黑人中挑選一個順民作這些奴隸的總管。這總管，每當白人主子來察看的時候，就用鞭子打自己的同胞特別起勁，以表示對主子的忠誠�，F(xiàn)在我們的人，對一個新出的作家的很有意義的作品，百般挑剔，而對于資產階級作家，卻很客氣，這不是同那奴隸總管一樣的么？”

　　１９３６年，魯迅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也就是第一次提出“四條漢子”的這篇文章中，對周揚的反感就更加直接了：“……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風耿直，易于報怨，是可接近的。而對于周起應之類，輕易誣人的青年，反而懷疑以至憎惡起來了。自然，周起應也許別有他的優(yōu)點，也許后來不復如此，仍將成為一個真正的革命者�！蔽恼碌淖詈�，魯迅又特別提到：“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yè)績是無藥可醫(yī)，于中國也不但毫無用處，而且還有害處的�！�

　　周揚是一位職業(yè)革命家，他對“左聯(lián)”的領導主要體現(xiàn)在黨內組織系統(tǒng)上，這就與非黨的魯迅很難相交。特別是在復雜的環(huán)境中，又造成了周揚與魯迅之間的溝通甚少，這就難免會產生誤會。遺憾的是這種誤會始終未能消弭。

　　“四條漢子”成為解讀一段特定歷史的鑰匙

　　魯迅對夏衍其實并沒有很深的成見，他們之間也沒有發(fā)生過可能產生不滿誘因的事情。甚至對夏衍翻譯高爾基的《母親》，魯迅還給了很高評價，認為這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魯迅后來對夏衍的不滿，主要是將他與周揚捆綁在一起的。因為他與周揚當時都是“左聯(lián)”的實際領導人。可以說“左聯(lián)”部分領導人后來表現(xiàn)出諸多與魯迅有矛盾和不快的事，夏衍都身在其中。這就難怪魯迅后來用“一位名人約我談話”而引出“四條漢子”。

　　約魯迅談話者為夏衍，魯迅用“一位名人”替代，不無嘲諷之意。夏衍對自己成為“四條漢子”之一，特別是“文革”中“四條漢子”被“四人幫”利用作為整人工具一直耿耿于懷。夏衍耿耿于懷的還有魯迅談及“四條漢子”時那段情節(jié)的“失實”。

　�。保梗罚鼓甑�，夏衍特地撰文對此作了澄清。他在《一些早該忘卻而未能忘卻的往事》一文中，首先糾正了魯迅在時間上的錯誤，將１９３４年的事情誤寫為１９３５年了。其后又對魯迅“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一律洋服，態(tài)度軒昂”作了辯解。夏衍稱：“到過舊上海的人都知道，內山書店所在地北四川路底，是所謂‘越界筑路’區(qū)域，那里既有工部局巡捕，又有國民黨警探。在當時那種政治情況下，我們４個人在內山書店門口下車，會引人注意，所以我們的車子過了橫浜橋在日本小學前停下來，然后４人分頭步行到內山書店，而此時魯迅是在書店門市部里間等著我們，不可能‘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的。‘一律洋服’也不是事實，其他３人穿什么我記不起來了，而我自己卻穿著一件深灰色駱駝絨袍子。因為一進內山的日本式會客室，在席子上坐很不方便，就把袍子脫了，所以我還能記得。至于‘態(tài)度軒昂’，那時我們都是３０上下的人，年紀最大的田漢３６歲，身體也沒病，所以‘軒昂’了一點可能是真的。這是干部向領導人匯報工作，是戰(zhàn)友間的會見，既不是覲見，也不是拜謁，那么不自覺地‘軒昂’了一點，也不致犯了什么不敬罪吧�！�

　　夏衍在４５年后，還如此在意當時的細節(jié)，可見“四條漢子”之說在他心中留下的痕跡之深、創(chuàng)痛之深。

　　其實，這件事的細節(jié)本來是沒什么意義的。正如學者房向東所說：“魯迅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幽默的作家，他采用的是形象模糊的思維。夏衍在這里有一點像一個科學家，逐字逐句進行推敲。魯迅說，今天好冷啊！夏衍跑到氣象臺取了資料以后說，不冷，魯迅說錯了，今天是１２度，１２度怎么算冷呢？”

　　“四條漢子”中，陽翰笙是當時的“文委”書記，與魯迅的直接接觸并不多，更沒有與魯迅有過矛盾和沖突。之所以列“四條漢子”，純屬那天同行之故。另外，在當時的文化統(tǒng)一戰(zhàn)線方面，黨內有“左”傾表現(xiàn)和“宗派主義”情緒，排斥非黨作家，魯迅對此始終反感。他將主管文化的陽翰笙與“左聯(lián)”負責人周揚、夏衍等同等相視，這也完全符合魯迅的思維定勢。

　　關于“四條漢子”，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是魯迅語言風格的一種表現(xiàn)，是一種調侃，是一種幽默，也是一種嘲諷，是魯迅心有不滿的一種發(fā)泄形式。但在“文革”期間，“四人幫”以魯迅批評“四條漢子”為借口，無限上綱，對“四條漢子”進行政治迫害。它成了某一歷史時期若干人政治命運的象征，成了一條政治術語。這絕非魯迅本意。２０世紀３０年代的魯迅只是一個遭當局通緝的左翼文人，他既沒有對同道中人一棍子打死的惡毒用意，手中也絕無以言治罪，甚至致人于死的大權。魯迅絕對想不到，他的諷刺與幽默，日后竟成了一樁轟動全國的“文字獄”，竟成了“四人幫”致“四條漢子”于死地的工具。

　　隨著“文革”被徹底否定，隨著思想解放的深入，“四條漢子”已不再是“文革”那段特定時期的貶意詞了。它是一個客觀實在，是解讀一段特定歷史的鑰匙，同時又是一段有著苦澀記憶的過去……

　　原載：《黨史博覽》200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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