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在的社會矛盾、社會沖突確實是比較多，但是絕大多數(shù)的社會矛盾、社會沖突實際上都是利益的矛盾、利益的沖突。我們常講人民內部矛盾，什么是人民內部矛盾呢？我覺得就是利益矛盾，我們對此有一個準確的定位。我們社會當中可能會有不同的矛盾、不同的沖突，相對于宗教矛盾、宗教沖突、民族矛盾、民族沖突、政治矛盾、政治沖突，利益矛盾、利益沖突實際上是最理性、最容易解決的。

　　今年是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中央的紀念大會剛剛開過。這三十年，我覺得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但現(xiàn)在的最大問題是前幾年吳敬璉先生以及其他學者提出的，這是一個好的市場經濟還是一個壞的市場經濟。如果說過去三十年我們最大的成就是建立市場經濟，那么未來三十年我們可能面臨著一個更加重要的任務，就是如何使這樣的一個市場經濟能夠成為一個好的市場經濟。那么，什么才是一個好的市場經濟呢？我覺得至少有三個標準：第一，這個市場經濟從經濟體制來說是完善的還是不完善的。第二，這個市場經濟有沒有一個好的法治基礎。第三條就是有沒有一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

　　今年是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中央的紀念大會剛剛開過。這三十年，我覺得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但現(xiàn)在的最大問題是前幾年吳敬璉先生以及其他學者提出的，這是一個好的市場經濟還是一個壞的市場經濟。如果說過去三十年我們最大的成就是建立市場經濟，那么未來三十年我們可能面臨著一個更加重要的任務，就是如何使這樣的一個市場經濟能夠成為一個好的市場經濟。那么，什么才是一個好的市場經濟呢？我覺得至少有三個標準：第一，這個市場經濟從經濟體制來說是完善的還是不完善的。第二，這個市場經濟有沒有一個好的法治基礎。第三條就是有沒有一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

　　從當前的金融危機看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均衡機制

　　大家都很關注當前的全球金融危機，那么大家有沒有想過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我們現(xiàn)在的經濟受到的沖擊，很明顯是直接來自這場金融危機，但如果你仔細分析，作為這場金融危機，尤其是在美國表現(xiàn)出來的最核心要素，在我們的社會里其實都沒有，比如說大規(guī)模的房貸斷供、金融崩潰、銀行倒閉等等。但是，這場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沖擊還是相當嚴重，甚至比美國經濟受到的影響還要大，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在網上看到一句很有意思的說法，中國有經濟危機嗎？不就是美國人不買我們的東西了嗎？這個說法看起來好像是一句玩笑話，但是如果仔細琢磨，這句話不是沒有一點道理。在我看來，現(xiàn)在中國的經濟問題實際上是兩個因素交織在一起的產物，一個是外部因素，就是這場金融危機，第二個就是我們內部因素。我這里所講的中國本身的問題，有一個特定的含義，就是我們正處在從生活必需品時代向耐用消費品時代轉型，這個轉型一直難以完成�，F(xiàn)在金融危機爆發(fā)，雖然我們沒有金融危機當中的這些最核心的要素，但它對中國產生的唯一沖擊，恰恰就是擊在了中國經濟的軟肋上，這就是大家所說的內需不足。這個內需不足不是一般的不足，而是我們從生活必需品時代轉向耐用消費品時代，新的消費模式難以形成造成的。

　　如果從歷史上來看，我們馬上可以聯(lián)想到30年代的世界大蕭條，當時的美國也好，西方也好，這個檻就是過不去，而今天我們也在過這個檻。中國現(xiàn)在所面臨的問題，與其說是和今天的美國所面臨的問題相近，不如說跟美國30年代大蕭條時面臨的問題更相近。現(xiàn)在一說30年代大蕭條，象征性符號就是賣不出去的牛奶。實際上不是這樣的，當時賣不出去的更重要的是耐用消費品：房子、汽車、摩托車、冰箱、洗衣機、電話、收音機等。在經濟危機中興建的房子只相當1925年的一半。在1929年，美國汽車產量已經達到了500萬輛，房地產是每年新造的房子是100萬幢。美國恰恰進入了這樣一個轉型，和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非常相近，但就是轉不過去。

　　為什么轉不過去？就是因為背后畸形的利益結構，因為一個社會要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至少得具備幾個最基本的條件。從結構性條件來說：第一，城市化使得至少50%的人口定居于城市。第二，城市中中產階層為主的社會開始形成。從制度性條件來說：第一，要有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制度。因為社會保障制度是信貸消費的制度性條件，而耐用消費品時代必須要有信貸消費。第二，常規(guī)化收入的增長，要有以月薪為代表的可以預見的、可以預期的穩(wěn)定的工資增長。

　　當年美國是怎么創(chuàng)造出由生活必需品時代向耐用消費品時代轉型的制度和結構條件呢？那就是羅斯福新政。羅斯福新政大體上可以說是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主要是經濟上的應急措施，即1933-1934年。這一階段很重要，但我覺得對未來產生重要影響的就是第二個階段，從1936年開始，實際上它的最主要的內容是一種社會變革。

　　這個社會變革最重要的方面有三條。

　　第一條就是社會救濟。在經濟危機時受到沖擊最大的是社會底層的窮人，所以首先要解決窮人的問題。這個問題怎么解決？那就是社會救濟，當時相當一部分的社會救濟是通過以工代賑的方式，一方面解決了保底底線，另一方面又創(chuàng)造了就業(yè)機會。

　　第二條就是規(guī)范勞資關系。1935年通過《社會保險法案》、《全國勞工關系法案》與《公用事業(yè)法案》等專門法律，賦予了工會和企業(yè)主討價還價的權力；
1938年通過《公平勞動標準法》，保護工人的權益。通過發(fā)揮工會的作用、規(guī)范勞資關系的結果，造就了一個中產階層為主的社會。中產階層是什么？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市場，這就創(chuàng)造了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的結構性條件。

　　第三條就是建設福利國家。1935年通過建設福利國家的法案，那時經濟危機還很嚴重，羅斯福急急忙忙地出來搞社會保障，為什么呢？從當時的情況來說是為了緩解社會矛盾，但更長遠是為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創(chuàng)造了一個極為重要的條件。

　　美國通過羅斯福新政，首先是保住了一個底線，使社會在一個可以控制的未定范圍內，還造就了一個中產階層，而且還提供了社會保障，解決了社會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所需要的那些條件。30年代大蕭條對我們直接的啟發(fā)，就是通過社會的變革、社會的進步創(chuàng)造了這個條件，不但創(chuàng)造了這個條件，而且等于重新塑造了一個資本主義。

　　需要形成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國家的作用與利益主體之間的博弈

　　在改革30周年之際，大家擔憂的一個問題是未來改革的命運會走向何方？改革是進入的新階段，還是就此畫上了個句號？在這樣情況下，我覺得現(xiàn)在要真正看到改革的危險在什么地方：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建立，但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均衡機制沒有建立起來，結果是利益關系嚴重失衡，扭曲改革的機制已經形成。改革的真正危險是正在喪失民意基礎。

　　我最近在幾個會議上特別強調了這一點，就是改革者一定要掌握反思改革的主動權，一定要對改革進行認真、負責任的反思，在反思的基礎上將建立市場經濟下利益均衡機制作為下一步改革的重要任務、重要內容加以促進，這樣你才能夠重新形成改革的共識，重新形成改革的動力。

　　這個利益均衡機制的核心問題是什么？就是社會中不同的群體、不同的階層進行利益博弈時，要有一個平等的博弈權利。比如我剛才講到的30年代大蕭條的啟示，為什么美國當時結束了一個赤裸裸、人吃人的資本主義，開創(chuàng)了福利資本主義的新時代，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建立了一個這樣的博弈機制，比如發(fā)揮了工會的作用、規(guī)范勞資關系等等，這些就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均衡機制的建立。

　　近年來關于《勞動合同法》有很多的爭論，包括這次經濟危機中中小企業(yè)的倒閉，尤其是在廣東，這個問題更加現(xiàn)實，人們就更多地把目光集中在《勞動合同法》上。那么，應不應該要《勞動合同法》？當然是要有�，F(xiàn)在勞資關系這么失衡，勞工權益屢受侵犯，規(guī)范勞資關系完全必要。但是，用現(xiàn)在的《勞動合同法》這樣的方式來規(guī)范，又造成了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不能僅僅看成資本家的自私，很多企業(yè)真的受不了，于是形成了對《勞動合同法》的批評。問題在哪里呢？有的人說這是行政權力粗暴的干涉市場，有的人說事先沒有進行充分的調研，有的人說是標準定得太高，有的人說這是黑磚窯背景下一夜之間倉促出臺的。要我來說，這些問題都存在，但都不是根本性問題，根本性的問題就是思路錯了，總是想用政府的作用來代替民間的博弈，總想自己直接制定了標準。而這樣的一個思路，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可以說是行不通的。

　　我再舉一個例子，今年初的東航罷飛事件，就是一個很典型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因為缺乏有關規(guī)范而兩敗俱傷的博弈案例。從飛行員的角度來說，這對他們是一個很大的損失，在一個法制健全的國家，這樣的做法是職業(yè)操守出現(xiàn)了嚴重問題，把上百旅客弄到天上又折騰回來，這是人命啊。對航空公司來說也是一個嚴重的損失。有一次我從網上訂票，同樣的航線國航是8折，南航是7折，而東航是2折，為什么呢？因為沒有一個人相信說謊的公司：飛行員將一天30多個航班飛回來了，你說是因為氣候條件不適宜降落。那別的公司怎么可以降落呢？又說是因為我們安全標準更高。就因為這一句話，別人對你公司就失去了信任。這是一個典型的兩敗俱傷的事件。問題出在什么地方呢？問題不是因為罷飛，而是因為罷飛缺少了規(guī)范。在國外，也有飛行員罷工發(fā)生的事情，但是那個不是隨隨便便罷的，首先你有什么利益要求可以通過工會跟公司談判，談判談不攏醞釀罷工，也不是隨便可以罷的，工會會進行一個投票，多數(shù)人同意罷工才能形成罷工的決議，但也不是馬上可以罷的，然后把要求交給公司，公司也可能妥協(xié)了，也可能還不答應這些要求，然后這個決議就生效了。這個時候航空公司可能會要求政府、法院進行裁決，因為民航是公共交通，是公共性的事情，對公眾的利益影響太大。政府、法院裁決如果你有正當?shù)睦�益就可以罷工，罷工就是飛行員把飛機停在那里我不飛而已，也不能說把旅客弄上天然后又弄回來。

　　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關鍵是我們首先要承認其合法性，然后把它制度化。這個制度化涉及到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信息獲得機制、要求表達機制、施加壓力機制、要求凝聚機制、利益協(xié)商機制、矛盾解決機制。比如要求凝聚機制，當利益群體表達自己利益的時候，要有一個要求凝聚的機制，只有通過凝聚的機制才能到達決策層，因為如果沒有經過凝聚，是一個很散射性的要求，這樣政府是無法加以處理的。比如說失業(yè)下崗問題，如果沒有經過凝聚，我們可以看到網上一片罵聲，但是如果經過凝聚，最后可能就變成了一個提案，什么提案呢？就是說社會保障制度的安排上如何對這些國企改革當中的失業(yè)下崗職工進行補償?shù)膯栴}，這可能是一個具體的社會保障方案。凝聚是非常重要的，但凝聚需要組織，一個一個單獨的個人是完成不了凝聚的。再比如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當中講了一句很重要的話，就是表達權。表達權要通過一系列的機制才能形成，至少是剛才講到的這六個機制。

　　另外，在利益博弈機制形成的過程中，我們尤其要警惕立法腐敗。前段時間商務部條法司正司級巡視員郭京毅涉嫌受賄被雙規(guī)，知情人士稱，郭京毅受賄，并非如此前傳言所指涉及某個特定的外資并購項目，而是涉及有關外資并購的法律法規(guī)制定和司法解釋。如果郭京毅的這個受賄罪被認定，將可能波及中國所有外資并購項目，這也可能成為中國第一起在法律制定過程中官員受賄的案件（據(jù)《21世紀經濟報道》）。

　　從現(xiàn)在初步披露的情況看，郭京毅案揭示的是另一種立法腐敗，即官員使得制定、修改的法律對政府部門之外的某些利益群體有利，同時官員“有功而受祿”，以各種形式享用這些利益群體奉上的好處。

　　正確認識穩(wěn)定問題，是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均衡機制的前提

　　為什么現(xiàn)在我們不能夠使這種利益博弈的均衡機制建立起來呢？到底卡在哪里？我們最大的心結是什么呢？我覺得最大的心結就是不能正確認識社會穩(wěn)定問題。正確認識穩(wěn)定問題，是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均衡機制的前提。

　　現(xiàn)在的社會矛盾、社會沖突確實是比較多，但是絕大多數(shù)的社會矛盾、社會沖突實際上都是利益的矛盾、利益的沖突。我們常講人民內部矛盾，什么是人民內部矛盾呢？我覺得就是利益矛盾，我們對此有一個準確的定位。我們社會當中可能會有不同的矛盾、不同的沖突，相對于宗教矛盾、宗教沖突、民族矛盾、民族沖突、政治矛盾、政治沖突，利益矛盾、利益沖突實際上是最理性、最容易解決的。

　　那種想把利益矛盾、利益沖突消滅在萌芽的狀態(tài)的做法是沒有可能，只能走一個制度化的道路，(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制度化的道路意味著兩個方面：第一，增強制度對于利益矛盾、利益沖突的容納能力。第二，增強用制度化的方式去解決利益矛盾、利益沖突的能力。制度優(yōu)劣的區(qū)別不是當中有沒有矛盾，而是能不能容納矛盾、容納沖突。比如美國攻打伊拉克時，我們在電視上看到幾百萬反戰(zhàn)人士上街游行示威，你會感覺來勢兇猛，但是感覺水在渠里一樣，知道到什么地方流得急一些、什么地方流得緩一些，什么地方會拐彎、什么地方會泄下去一點，會有一個穩(wěn)定的預期。這就是制度化的博弈機制了。

　　早在七八年前，我就對中國社會有過這樣的一個基本判斷：經濟的快速發(fā)展，為我們解決很多問題提供了可能；
政治基本穩(wěn)定，大家對制度有一個基本的認同，這就是最基本的政治穩(wěn)定的基礎；
社會矛盾突出。這三句話是一個整體，這三句話放到一起，我覺得可以形成一個最基本的判斷，盡管我們的社會矛盾現(xiàn)在是比較突出的，但是整個社會發(fā)生大的社會動蕩、政治動蕩的可能性并不大。

　　在改革開放30年的時候，我們非常需要這樣的判斷，這樣我們才敢于作出一些關鍵性的突破。但是我們的一些學者經常添亂，比如一個流傳很廣的所謂1000到3000美元是矛盾多發(fā)期的說法。這個沒有經過嚴格論證的說法產生了非常有害的誤導。我們看看現(xiàn)在的社會矛盾、社會沖突，大多是征地拆遷、勞工權益受到侵犯、拖欠工資等引起，你告訴我這些事和1000到3000美元有什么關系，誰能夠告訴我一個社會1000到3000美元就會大量地拖欠農民工的工資嗎？誰能告訴我一個社會1000到3000美元就必然這樣野蠻地征地拆遷嗎？誰告訴你一個社會1000到3000千美元就必然大規(guī)模地侵犯勞工權益嗎？這些事情與其說是社會發(fā)展的必然規(guī)律，不如說是你的工作上的失誤，你工作上的失誤還成為社會發(fā)展的必然規(guī)律了。

　　今年我寫過一篇文章，《走出體制性拘謹》，這個體制、機制就像人一樣，放松不放松、拘謹不拘謹很重要，制度有人格的因素，所以看我們這些制度你就總是看到好像是愁眉不展、很多心事，充滿一種不自信的特點。大家都知道中國的足球是一個非常不爭氣的足球了，但是看了那么多的足球評論，我覺得都沒有我在網上看到的一個很短的帖子更加講到這個問題的要害，他說中國的足球為什么上不去呢？因為足球最需要的是一種自由的意志和舒展的靈魂，中國的足球缺少的恰恰就是這個東西。所以我看中國的足球，有時候輸幾個球還好辦，被別人灌兩個可能還扳回一個，但是開始就進了兩個球就麻煩了，就不知道怎么踢了，我進了兩個球嗎？我怎么會贏呢？我怎么會進兩個球呢？經常是最后三分鐘，黑色三分鐘，就最后幾分鐘里連著被別人灌進去幾個，這就是體制性的拘謹。

　　我們回顧改革開放30周年，80年代是一個靈魂很舒展的年代，我們近20年來經濟的迅速發(fā)展，在很大程度上是80年代那個舒展的靈魂的一個潛力釋放的結果。但是在這20年當中，我們的經濟在迅速發(fā)展，我們的靈魂卻在萎縮，這會影響我們對未來一系列重要問題的思考。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提出解放思想，我個人的理解，解放思想在什么地方呢？我覺得關鍵就是走出這種體制性的拘謹，讓我們真正有一種舒展的靈魂，這是思想解放的最重要的內涵。

　　——“嶺南大講壇·公眾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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