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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國涌:回望逝去的“報人時代”

        發(fā)布時間:2020-06-14 來源: 日記大全 點擊:

          

          中華書局不久前出版一套“報人時代”,包括《邵飄萍與〈京報〉》、《張季鸞與〈大公報〉》、《陳銘德、鄧季惺與〈新民報〉》,邵飄萍、張季鸞和陳、鄧夫婦都是我喜歡的報人,他們的報紙與20世紀前半葉跌宕起伏、動蕩不安的中國相互守望,乃至融為一體,我們在回望歷史的時候,有時候免不了會感慨,那畢竟還是一個自由“多”與“少”的時代,一個報人至少能有所為、有所不為,可以憑借自己的良心和職業(yè)操守說話,借助日報這一新型的媒介,堅持把真實的聲音傳達給公眾,哪怕與各種權(quán)勢力量、利益集團不斷地發(fā)生沖突,也可以在所不顧。邵飄萍為此在不惑之年、正當事業(yè)的顛峰遭到野蠻的殺戮,凝結(jié)著陳、鄧夫婦二十年辛苦的南京《新民報》為此在1948年被無情地關(guān)閉。在這個意義上,民國早年曾兩次因言獲罪、鋃鐺入獄的張季鸞是有幸的,他在1926年接辦《大公報》后,雖也曾得罪當?shù)蓝啻卧獾竭^打壓,并遭遇了日本入侵而遷徙流離,總算沒有遇到什么重創(chuàng)。因此有人說,《大公報》和張季鸞是近代中國報紙與報人中最幸運的。

          從1926年被殺的邵飄萍到1941年病故的張季鸞,再到1949年后不再辦報的陳、鄧夫婦,他們都是真正意義上的報人,他們的報紙和那些以宣傳或懷有其他目的的媒體不同,本身就是目的,對他們自身來說,辦報就是安身立命之本,他們在自己報紙中寄托了全部的理想,他們傾注全部的生命,希望通過辦報服務社會、影響社會,這已經(jīng)和晚清時代懷抱維新理想辦刊辦報的梁啟超們,和懷抱革命目標而辦報的于右任們有了很大的區(qū)別。我把中國新聞史上的那個階段稱為“政論家時代”。等到邵飄萍、張季鸞這些人自己辦報,中國才逐漸進入了一個“職業(yè)報人時代”,其中張季鸞和《大公報》、陳鄧夫婦和《新民報》、成舍我和“世界”報系就是最好的代表,這是中國新聞業(yè)走向成熟的一個標志。他們的報紙各有特色,都具有自己獨一無二的個性,并不是千人一面、一個鼻孔出氣的,也正是這種各自不同的個性打動和吸引了讀者,贏得了讀者,使他們傲然屹立在紛亂的時局中,但是他們之間有許多相通之處,最關(guān)鍵的一點就是,他們的報紙都是獨立的、民間的,基本上保持了文人論政的特征。

          張季鸞先生被譽為報人中的報人,不僅因為他筆下的評論曾如此時刻地影響了那個時代,更因為他的人格底氣,他過人的見識和超常的定力,這一切都是圍繞著“獨立”這個中心詞的,他一生只活了54歲,報業(yè)生涯卻有30年,前面的15年的坑坑洼洼給他太多的經(jīng)驗與教訓,對于在當時中國的社會環(huán)境下辦好一家報紙,有許多獨有的體會,當他和胡政之、吳鼎昌在天津風云際會,決定接辦《大公報》時,這一切在他心中醞釀已久,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光照整個中國新聞史、言論史的“四不”就這樣破土而出,如果說前面三個“不”都比較容易理解的話,“四不”中最難領(lǐng)悟也是最難做到的就是“不盲”,對此他有清晰的解釋,隨聲附和就是盲從,一知半解就是盲信,為感情所動、不事詳求就是盲動,評詆激烈、昧于隨聲就是盲爭,《大公報》在時代的驚濤駭浪中能始終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不偏不倚,不著急,不回避,不斷追尋事實真相,抓住真問題,站在民間立場表達自己的看法,堅守文章報國的本位,靠的主要就是“不盲”。這是張季鸞和許多老《大公報》人引以驕傲的地方。他們把中國報業(yè)推到了一個高度,這個高度即使今天看來仍足以令我們驚嘆。

          陳銘德、鄧季惺夫婦的《新民報》系初創(chuàng)于1929年,大致上與張季鸞的《大公報》同時,靠了陳的兼容并蓄、容忍的工夫,靠了鄧在企業(yè)管理上的長袖善舞,在一批在辦報上有經(jīng)驗的文人鼎立支持下,幾乎是白手起家,創(chuàng)造了新聞史上“五社八版”的傳奇,成為中國民間報紙的又一個樣本。與《大公報》等民間報紙一同建立了中國言論史、新聞史上的文人論政傳統(tǒng),把“政論家時代”推進到了一個成熟的“職業(yè)報人時代”。

          相比之下,當邵飄萍辦《京報》時,“職業(yè)報人時代”還沒有到來,他是過渡期的人物,從新聞記者到自辦通訊社、日報,他在很短的時間把《京報》辦得有聲有色,就是因為他不依附任何特殊勢力,沒有背景,不拿報紙做進身之階,大膽敢言,許多獨家的報道和他鋒銳的評論都是他迅速崛起的原因,F(xiàn)在看來,他的辦報不是沒有可議之處,他在報紙中傾注了太強烈的感情成分,有時候顯得冷靜的理性不足,或者說他與現(xiàn)實政治的距離挨得太近了,包括他與馮玉祥的國民軍那種密切關(guān)系。報紙畢竟是報紙,是公共媒介,報人本身可以有熱烈的愛憎好惡,但是如何能盡最大可能地保持節(jié)制,保持客觀性,少一些主觀,這都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即便是在今天。張季鸞曾寫過一篇文章《無我與無私》,“根本上說:報紙是公眾的,不是‘我’的。當然發(fā)表主張或敘述問題,離不了‘我’。但是要極力盡到客觀的探討,不要把小我夾雜在內(nèi)。譬如發(fā)表一主張,當然是為主張而主張,不要夾雜上自己的名譽心或利害心。而且要力避自己的好惡愛憎,不任自己的感情支配主張!彼說,無私是從無我推演出來的,要做到徹底的無私太難。所以最要緊的是努力做到動機無私。只要動機是無私的,就可以站得住。可以為報紙獻出生命的邵飄萍在新聞史上之所以站得住,也就是他本人并無什么不純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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